方刚｜“反家暴”立法应有男性气质视角

方刚（1968-），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博士毕业，现任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原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召集人，台湾树德科技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兼职教授，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执委，中国性学会理事等。联合国秘书长联合起来制止针对妇女暴力运动男性领导人网络成员。主要从事领域：性学研究，性多元，性教育，反对性别暴力。[图源：baike.baidu.com]

推动反对家庭暴力的立法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

家庭暴力，目前普遍认为包括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与经济控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对“家庭暴力”作了如下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在思考家庭暴力问题以及制定反家暴法的过程中，笔者认为，不能忽视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的影响因素。在研究家庭暴力的时候，男性气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从20世纪中叶开始到现在都有英文的文献论述这一关系。这些理论对于我们理解男性气质与暴力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启发。男性气质与暴力的研究可以被看作社会科学界对父权文化的一次反思。但在中国以往关于家庭暴力的论述中，较少看到明确从男性气质视角进行分析的文章。

一、刚性/支配趋势男性气质是家庭暴力存在的重要背景

有学者指出：“男性暴力为男性气质理论提供了真正的课题，因为男性暴力和男性气质之间是有相互关联的”。

常见的一种论述中，简单地将男性气质等同于暴力的支持因素。如有的学者提出：暴力可以被认为是创造自己性别资本（gendered capital）的一种方式。

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dt）也提出：“男性在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获得男性气质……不同的暴力行为对于不同的社会背景的人来说是一种实践男性气质的合适资源”。暴力行为可以表现出一些男性特征，如坚韧、敢于面对危险。

怀特海（Whitehead）用“男性气质焦虑”（masculine anxiety）来描述男性在面对自己的男性角色面临瓦解的时候产生的情绪。当面对男性气质焦虑的时候，当事人会组织或重新组织他的认知、行为及记忆来支持其理想男性气质。在这种焦虑中，当事人的道德推理能力和对受害者的同情心都可能被存在性恐惧所压倒。这也是其可以无自责地实施暴力的原因之一。

这些论述本身没有错，但是，缺失在于忽视了男性气质的多样性。在笔者看来，准确的说法是：暴力是建构刚性/支配趋势男性气质的重要途径，或者说，刚性/支配趋势男性气质为暴力的实施提供支持。男性气质不是单一的，而是有不同趋势的。不同趋势的男性气质与暴力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男性气质的学术研究早已经指出，男性气质不是僵死一块的，而是具有差异的。凯斯勒（Kessler）等人揭示，影响男性气质的因素可分为许多种层次，包括性倾向的、阶级的、年龄的、种族的，等等，它们共同参与了男性气质的建构。因此，男性气质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

任何男性气质都是具体情境中的实践过程，而非僵死的状态；都是一种变化中的趋势，而不是静止的类型。在分析男性气质的个体差异时，应该具有支配/从属趋势与刚性/柔性趋势两个不同的判断维度，支配/从属较看重关系，而刚性/柔性则看重的是个性，二者是两个交叉而不相重合的轴。每一种男性气质的实践均可以从男性气质十字轴的纵轴与横轴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考察其在不同维度间的实践趋势。不同的男性气质便可以被描述为：刚性/支配性趋势的男性气质实践，刚性/从属趋势的男性气质实践，刚性/关系均衡趋势的男性气质实践，柔性/支配趋势的男性气质实践，柔性/从属趋势的男性气质实践，柔性/关系均衡趋势的男性气质实践，刚柔相济/支配趋势的男性气质实践，刚柔相济/从属趋势的男性气质实践，刚柔相济/关系均衡趋势的男性气质实践。

刚性/支配趋势男性气质在强调男性强者形象时，还要求男性勇敢、粗犷，凌驾于女人之上。当男人无法通过事业成功及其它方式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实际上被父权文化贬损为“不像一个男人”了。家庭暴力本质上是为了维持“硬汉”形象的一种表现，实施家庭暴力的男人潜意识深处埋藏着对“不像一个男人”的深深恐惧，他以暴力来显示自己的强者形象，从而使女人蒙受伤害。

由男性气质的不同趋势我们可以看出：并非所有的男性气质都鼓励暴力，只有刚性/支配趋势的男性气质明显地需要通过暴力来强化，而其它不同趋势的男性气质，与暴力的关系更为复杂。

因为职场失意，如下岗、无法晋升、被领导训斥等等，都可能带来针对自身缺少刚性/支配趋势男性气质的“男性气质焦虑”，也都可能转而向配偶和孩子施以暴力，在施暴的过程中展示其刚性/支配趋势男性气质的一面，以解决其男性气质焦虑。但是，柔性/从属趋势的男性气质、柔性/关系均衡趋势的男性气质等等，都不需要通过暴力来获得。

以往一些针对家庭暴力原因的分析，虽然没有使用男性气质的概念，但是，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某些“原因”的背后就是刚性/支配趋势的男性气质在起作用。全国妇联权益部的“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行为状况调查研究”数据表明，被访者认为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首位便是“男尊女卑传统的影响”（41.7％），而“男尊”，便是刚性/支配趋势的男性气质所鼓励的支配性。这项研究提出的其后几位家暴原因，依次为：酗酒赌博婚外恋引发（35.8%）、夫妻双方的素质较差（33.1%）、女性太啰嗦男性太冲动（23.8%）、没有专项法律来管制（23.5%）、男女的社会地位不平等（21.8%）、女性有错误男性才会动手（9.9%）、男性当事人有心理障碍（5%）、妇女地位太高男性易失控（4.7%），等。

其中，“酗酒赌博”是建构刚性/支配趋势的男性气质的典型方式，男性在酗酒的过程中彰显其“阳刚”之气，而赌博同样是一种展示“豪爽”的方式，一掷千金，大赢大输，在这个过程中建构着“男子汉大丈夫”的“豪情”。“男性太冲动”，仍然是刚性/支配趋势的男性气质的体现，“冲动”正是“刚性”的表现。“男女的社会地位不平等”，更是明确指向“支配”与“服从”的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这种关系正是“支配”的男性气质的背后动力；“女性有错误男性才会动手”，通过动武来“纠正”女性的“错误”，既是“刚性”，又体现“支配”的一面；“妇女地位太高男性易失控”，因为女性地位高挑战了男性要“支配”、“主宰”的角色；……我们不难看出，绝大多数的家暴原因都可以从男性气质的视角进行解读。整体而言，当男性对女性施加暴力的时候，就是主流的刚性/支配趋势的男性气质在发挥作用的时候。暴力的典型特征，便是刚性与支配。

明确了刚性/支配趋势的男性气质实践与家庭暴力的紧密关系，也就清楚，越是远离这种男性气质的实践，与实施家庭暴力的可能性也就越远。既然不同的男性具有不同的男性气质实践，而且同一个人的男性气质实践也是在具体情境中变化的过程，这就启发我们，要采取开放的、多元的视角，来看待男性、男性气质与家庭暴力的关系。

二、性别气质的多样性决定男性也可能成为受暴者

清楚了男性气质的多样性，也就不难理解，一些男性气质的实践对家庭暴力的实施提供支撑，但另外一些男性气质的实践是反家庭暴力的，甚至可能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联系在一起，比如柔性／从属趋势的男性气质。

对于刚性/支配趋势男性气质的推崇使得具有柔性气质的男性亦成为受害者。图为“玫瑰少年”叶永鋕，因具有不同性别特质而遭校园霸凌，不敢在下课时间去上厕所，2000年4月20日11点42分，叶永鋕在上课时，提前离开教室去上厕所，后来被发现重伤卧倒血泊中，送医不治死亡[图源：adaymag.com]

虽然少见对女性气质进行分类的研究，但是，显而易见，女性也存在个体的差异性，并非所有女性都扮演着“柔顺、服从”的被动角色，那么，女性气质的实践也一定是多样的。在个体的男性气质与个体的女性气质互动的过程中，有的男人甚至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暴一方。

通常认为，女性针对男性的暴力非常少，主要是反应性的。统计学数字上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简单以男性女性区分受暴的多少与性质，则无异于在重蹈生物决定论的覆辙。

阳刚/支配趋势的性别气质实践更多与权力关系携手，或者说，拥有权力的一方，更多有可能实践阳刚/支配趋势的性别气质，而无论TA是生理男人还是生理女人。

2002年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表明，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约30％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其中施暴主体九成是男性。也就是说，有约10％的情况是女性在实施家庭暴力。面对暴露出来的男性受家庭暴力比例小的情况，我们仍然需要从男性气质的角度进行分析。

主流社会倡导的刚性/支配趋势男性气质，使许多男性不敢说出自己的受暴经历，因为这会使他们“不像一个男人”。这不仅有损他们的“男性尊严”，而且，在男强女弱的社会性别总体态势下，他们也担心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报案。正是在这种男性气质文化的压力下，他们即便受到暴力对待，无论是肢体的还是精神的，也更多会不得已地选择深深地压抑，而不是说出来。

如果说承受家庭暴力的人是弱者，那么，男性受暴者便是弱者中的弱者，他们不仅更容易被忽视，而且更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是普遍噤声的人群。

如果我们认可家庭暴力在某种意义上是权力关系的体现，那么我们就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家庭暴力。在社会性别角色实践越来越趋于多元的今天，女性地位开始改变，女性的性别角色实践如男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实践一样，也趋于多元化。具有刚性/支配趋势性别气质实践的女性，会如具有柔性/从属趋势性别实践的男性一样，越来越常见。这也就意味着，从性别气质多元发展的角度，从潜在的性别气质影响的角度看，男性受暴者不仅现在不一定少，而且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一点，其实已经在台湾的相关调查中显示出来。

台湾家庭暴力数据库统计，有关家庭暴力事件通报男性受暴者比例，2005年为10294人（占总数约17%），2006年上升至11763人（占总数18.5%），2007年上半年已近7000人（占总数21%），显示男性受暴人数逐年增加；不过，女性受暴人数仍占八成左右。

台北市的男性遭家暴数字近年也以每年7个百分点速度增加。

家暴不再是只有女性承受，也有愈来愈多男性受害。根据台湾“司法院”统计，2010年1月至4月，声请保护令的女男比例约6：1。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实施12年来，男性因家暴求助的比例逐年增加；2011年台北市就增加至一成六，高雄市也有一成三。

报告出来的台湾受家暴男性人数的增加，与台湾社会中的性别文化的发展有关系。一方面，由于台湾社会性别气质实践的多元化较强，女性对男性施以家庭暴力的情况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以往台湾男性更多基于“爱面子”，实则是掩饰缺乏主流倡导的刚性/支配趋势男性气质，而更少报告受家庭暴力对待的情况，而随着台湾对性别气质多元化接纳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男性敢于站出来报告了，敢于维护自己的权益了。这期间，也包括台湾社会为受家暴男性提供了申诉渠道，男性报案意识提升，因此降低了男性受家暴的“黑数”，数据自然逐年增加。

社会性别气质多元化的发展，已经在中国大陆的发展中显示出趋势。可以预期，未来报告男性受家暴的数字，也一定会增加。因此，在考虑反对家庭暴力的立法过程中，必须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

虽然在文化建构下，目前受暴男人与施暴女人相比所占比例很小，但并不可以成为忽视的理由。如果反家暴的相关立法没有考虑进男性同样会受暴，而且可能未来报告的数字会更多，那么，就有可能在致力于保护受害者的同时，又构成新的伤害。

所以，笔者个人主张，某一性别受家暴严重、普遍的程度，不应该影响立法时对其他性别的忽视。同样，男性受暴比例的多少，也不应该影响立法、管理和执行，要同等地考虑到不同受暴者的权益，包括女性、男性、老人和儿童。

这同时便涉及到反家暴法由哪个机构来推行的问题。目前比较多的学者主张，由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来牵头推动。但是，这可能进一步掩盖真相，使人觉得这一法案将男性排除在外了，仿佛男性不会成为受暴一方，只有“妇女儿童”会成为受害者。而且这也将进一步促使受暴男性不敢说出自己的处境，不敢求助。正如“反性骚扰”的相关立法被纳入《妇女权益保障法》时曾引起普遍争议一样，如果针对家庭暴力的立法由妇儿工委牵头，也难免面临同样的争议。由妇儿工委牵头推动反家暴法的执行，虽然起到突出重点（目前显示多数受家暴者是女性）的目的，但是却更加弱化了少数。我们要警惕在保护弱者的同时，制造新的弱者。

三、防治家庭暴力，需要借助男性气质改造

反对家庭暴力关键在于预防。我们认识到家暴的发生不只是法制观念不强，而是价值观，包括男性气质的影响，就可以而且应该强调“教化”的作用。也就是说，反家暴法应该重在拯救与改变，而不是惩罚，目标在于保障人权，既要保护受害者的人权，也要保护施害者的人权。对少数极端恶劣者的惩罚，同样是为了促进其他人的改变。反家暴法属于公法，但不应该成为管理法，而应该成为“服务法”。所以，预防、教育、改造的环节非常重要。

对于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我们要看到，他们既是我们要谴责的暴力的实施者，又要看到整个社会体系在他们的背后提供着支持。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整体性来谴责个人。这些个人，同样是受害者，是父权制文化所倡导的阳刚／支配趋势男性气质的受害者，他们与家人的亲密关系被破坏了。

笔者曾经提出，男性气质是在情境当中建构的，因此男性气质是可以改造的。即使同一个人的男性气质也会因为年龄、情境等因素处于变化中。这就为我们思考家庭暴力问题提出了新的启示：既然男性气质是变化中的趋势，是可以改变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引导、改造那些支持家庭暴力的男性气质，向反对家庭暴力的男性气质发展。鼓励、促进反对家庭暴力的男性气质的增长，是关注家庭暴力问题时的一个可用策略。无论是潜在施暴者教育环节，还是施暴者改造环节，都应该有男性气质的分析视角。

在家庭暴力的预防中，应该强调社会教育，包括针对男性的整体的社会性别教育，其中要包括反对阳刚/支配趋势男性气质的内容，也包括对于有暴力倾向者和暴力实施者进行教育，启发其自我觉悟。帮助男性成长，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反思男性气质。让男性放弃导致家庭暴力的刚性/支配趋势男性气质，需要从觉悟到这种男性气质带来的伤害做起。

近日，一则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受到广泛关注。

事实是，如果我们对家庭暴力的实施只停留在惩处的层次，而不同时去检省、变革造成这一现象的刚性/支配趋势男性气质，家庭暴力的彻底根除便遥遥无期。如果通过教育，帮助男人们自觉意识到刚性/支配趋势男性气质导致的家庭暴力，不仅伤害了女性和孩子，也伤害了男性自己与家人的亲密关系，甚至伤害了他们整个人生中的可能幸福，那么，男性就会有充分的理由放弃这种男性气质，从而家庭暴力也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变。

毛思迪（Mosher）和汤普金斯（Tompkins）建议将那些“超男性气质”（可以理解为刚性/支配趋势非常强的男性气质）的男性犯人送去做心理治疗，从而让他们发现“‘低等的’、女性化的情感是可以接受且有益的”，从而让他们思考一个男人的真正定义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谈柔性/从属趋势男性气质可以给男人带来的益处。

四、强调男性气质影响因素，不应忽略对施暴者和体制的改变

当然，在我们讨论通过改造男性气质来预防家暴发生的时候，还要警惕对施暴者与体制的忽视，比如聚焦于男性气质而忽略施暴男性，强调个人改变而忽视体制改变。

虽然我们前面强调了男性也是刚性/支配趋势男性气质的受害者，但这并不等于为施暴者个人开脱。我们同样强调：“男性气质”不是一个自主存在的“独立物”，我们应该警惕将“男性”和“男性气质”相分离，将男性、男性气质与“男性行为”相分离。对于男性暴力来说，这种分离是危险的，因为假如我们将原因全部都归结于“男性气质”，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指责都投向男性气质，而可能忽视了那个具体实施暴力的男人。男性气质与男性的分离会对作为单个施暴者的男性和作为社会群体的整体男性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笔者曾一再强调：对刚性/支配趋势男性气质的挑战，推动的不仅是男人个体性别气质的多元发展，其目的更是带动两性权力结构与主体空间的切实改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也要警惕：过分夸大男性受性别文化伤害的一面，而无视其更是现有性别文化和体制既得利益者的一面。男性在放弃刚性/支配趋势男性气质的过程中要经历“弃旧权”与“赋新权”的过程。首先是“弃旧权”的过程，即放弃旧的既得不平等权力的过程；同时，又是“赋新权”的过程，即获得追求自身充分发展和自由成长，建立与女性亲密关系的权力的过程。个人性别气质的改造，需要与父权体制的改造相结合。

男性气质的理论家必须检查个人和政府在转变性别和性别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府的政策和个人的转变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仅仅有政策而不注意个人的改变，则不能形成现实中男性与女性的平等关系；如果只注意个人的改变而忽视对政策的关注，常常会导致过多社会资源流向心理方面，从而降低了对男性的政治措施。

我们社会的责任，是通过政策、法律、舆论倡导，促进刚性/支配趋势男性气质的改变。既然男性气质可以在社会中形成，那么通过一定的社会改造手段，我们也一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暴力。同时，政策、法律、舆论对刚性/支配趋势男性气质的改变，本身也将直接挑战、颠覆父权体制。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本文原载于《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11月第6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照。该剧是中国第一部直观反映家庭暴力的影视作品。[图源：ent.sina.com]

〇编辑：长木  〇排版：盆栽

〇审核：一叶 / 兰也

〇专题策划人：松鼠

更多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