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玉萍、彭铟旎｜男性妥协：关于变迁中的男性气质的理论框架

 

蔡玉萍，牛津大学博士， 现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专长包括性别研究、人口迁移及家庭，于2011-2014年担任香港亚太研究所性别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并于2015年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委任成为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委员，同年也被选为平等机会的政策、研究及教育组召集人。[图源：thestandnews.com]

彭铟旎，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现职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移民、家庭与性别、新媒体、劳动政治等。她于2017年至2019年担任《性别与社会》期刊编委会成员。从2019年起，她担任《种族与移民研究杂志》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图源：socweb.hkbu.edu.hk]

城乡迁移如何改变了中国家庭？基于一系列田野调查材料和对192名在中国南方打工的男性农民工的深度访谈，本书通过聚焦男性和男性气质的改变来讨论城乡迁移对家庭和性别关系的影响。具体来讲，本书提出了三组问题：（1）迁移如何挑战了中国父权制，以及男性农民工如何应对男性气质的危机，如何应对在感情和亲密关系中对男性优势的挑战？（2）作为迁移夫妻或者迁移家庭的一员，男性农民工如何商讨他们的婚姻权力和家务分工，以及如何调和传统性别规范和城市生活的现实之间的矛盾？（3）男性农民工如何从情感上应对与留守的家庭成员的分离，特别是他们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以及他们如何在家庭分离的情境下重新阐释自己作为父亲和儿子的角色？

第一章阐述了这本书在三个方面与之前研究的不同之处。第一，本书讨论的是城乡迁移对家庭机制和家庭内部协商过程的影响，而不是像之前有关中国家庭的研究那样分析可量化的结果和结构性后果。第二，本书特别考察了迁移家庭代际机制中的情感维度，并且用相当的篇幅讨论了亲密关系和夫妻协商中的个人能动性。第三，本书聚焦于男性农民工的声音和主体经验，运用女性主义视角，即性别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男性与女性的互动而产生的，来探讨现有的迁移文献中所缺失的男性农民工主体性的部分。

深圳一处城中村的街景。传统价值观念、无法摆脱的贫穷与现代化梦想在城中村里共生共存。[图源：sohu.com]

第二章讲述了四个农村男性的迁移史，并将他们的故事和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宏大叙述交织起来，探讨国家通过户籍制度和其他政策调控在迁移流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本章通过将个人经验嵌入制度情境中，为进一步讨论迁移如何影响家庭生活提供了具体情境，这其中需要包含的是城乡不平等的宏观结构情境，以及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民工如何在国家制度与资本运作中被剥削和被边缘化的。

第三章讨论了年轻男性农民工的约会实践和亲密关系。城乡迁移使农村年轻男性有机会寻找来自其他地区的伴侣，体验浪漫爱情，但是这同样也可能导致他们与父母之间的冲突，因为父母更喜欢本地姑娘做儿媳妇。年轻的男性农民工受到都市浪漫爱情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更重视与亲密伴侣的精神沟通，他们的约会也往往与消费相连。但是，迁移并不能够使他们在婚姻的决定上拥有完全的独立性，因为他们需要依靠父母为他们盖婚房和支付婚礼的费用，所以他们常常需要在结婚对象这一点上进行妥协。一些年轻男性会因为经济现实而让步，跟自己追求的女朋友分手，遵从父母的建议与父母安排的（本地）女孩结婚。

第四章揭示了由于迁移或者与迁移相关的婚姻权力协商的复杂机制，阐明了婚姻中男性优势的传统模式的延续和变迁。迁移到城市激化了夫妻间关于婚后居住安排、妻子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妻子在城市的有偿工作以及丈夫的开销等问题的争论。男性农民工区别了“大事儿”和“小事儿”；在涉及父权制度和从夫居的大事儿时，他们尽力维护自己的支配地位，虽然他们被迫在传统的性别内外区隔上做出妥协。男性农民工认为他们的妻子负责小事儿是合理的，包括那些与家庭财政和男性个人支出相关的决定。尽管如此，关于丈夫花销的夫妻冲突仍然普遍存在，因为城市是充满了诱惑的消费场所。在本章中，我们发现了男性农民工用以解决婚姻关系中夫妻冲突的四种模式：委托、沟通、表面让步和冲突，同时也讨论了这些模式是如何与男性农民工的不同情况相关联的。

第五章所讨论的是城乡迁移如何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围绕家务劳动的商讨成为了夫妻关系和男性气质定义的核心。我们发现了男性农民工在迁移之后应对家务劳动和子女照料责任的四种模式：扩大的豁免、策略性逃避、选择性接受和主动参与。承担了一半家务或者大部分家务的男性农民工或者会试图弱化自己在家庭领域的贡献，或者需要忍受来自同伴的嘲笑，或者需要放弃自己的尊严去接受一些地位较低的工作来兼顾工作和家庭的责任。对这些男性农民工而言，在家务和育儿中不断增加的男性参与是有问题的；他们利用一种话语来合理化了这种男性参与，即将男子气概建立在男性对家庭的忠诚和照顾家庭的责任之上。“可敬的男子气概”是一个家庭导向的概念，这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对抗性话语，用来应对在城市中占支配地位的“基于金钱的男子气概”和“基于素质的男子气概”这两种理想类型。这种对抗性话语不仅合理化了男性农民工的非传统的家庭角色，并且使得城市中的男性农民工在经历了二等公民和边缘化的耻辱之后重获新生，从而削弱了性别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

第六章讨论了男性农民工作为缺席的父亲如何在情感上回应他们的留守子女，以及他们的多种回应策略。迁移使得这些父亲能够在经济上履行供养人的角色，支持子女的成长和发展。当子女考入大学、找到好工作或者建立家庭的时候，男性农民工会因为自己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而感到骄傲和喜悦；他们也用自己子女的成功来化解迁移流动和长时间的分离给自己和子女带来的情感伤痛。但是，他们更经常地被一种双重情感负担所困扰：一方面是与子女的长期分离所带来的悲伤、内疚、痛苦和担忧；另一方面是深感自身能力的不足，无法达到城市中有关“好爸爸”的要求。外出务工的父亲采用了四种策略来应对这种双重情感负担，为长期与子女的分离做出补偿：满足子女的物质需求、用远程通信保持联系、克制对子女的严厉管教以及改变对子女的期待。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父亲在我们的访谈中所呈现的复杂情感挑战了中国父亲冷酷而疏远的刻板印象。这些父亲们所采取的多元策略证明了他们的主动性，以及父职在当代中国男性气质中的核心地位。

第七章讨论了男性农民工创造出多样的策略来协调他们的迁移生活和照顾年迈父母的义务之间的矛盾。城乡迁移使成年的儿子难以履行亲身照料年迈父母的责任；它同时创造了一种矛盾的家庭机制，即年迈的祖父母负责照料他们的孙辈，肩负起了本应该由儿子和儿媳承担的照料责任。我们的调查资料显示，面对着迁移所带来的养老照顾的困境，男性农民工会在言语中认同和运用有关孝顺关爱的表述，同时在实际行动中采用合作照护和危机照护的策略。为了弥补孝道的言语表述和实际能够提供的养老照顾之间的差距，他们从三个方面重新定义了成年儿子的义务：成年儿子的家庭义务的中心从照料年迈父母转变为供养年幼子女；跟照料年迈父母相比，成年儿子更应该对父母言听计从；为了弥补无法为父母提供亲身照顾的遗憾，成年儿子可以通过偶尔的回乡探亲、寄钱汇款以及打电话来为远方的父母提供支持。通过重新定义有关孝顺的古老道德规范，男性农民工调和了家庭的经济需求和责任义务之间的矛盾，同时，在扩展家庭和核心家庭之间当家庭义务出现矛盾的时候试图建立一种平衡。

总的来说，我们发现迁移会显著地改变男性农民工与他们的爱人、配偶、子女、父母之间的关系。年轻未婚的男性农民工夹在这样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农村父母对其成年子女的婚姻决定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城市中的个人具有越来越高的文化合法性去追求爱情、浪漫和性自主。已婚的男性农民工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在家庭决策和家务劳动分工方面维持丈夫的传统优势与特权。有孩子的男性农民工发现难以处理自己与留守子女之间的情感距离。作为身在远方的儿子，男性农民工还发现自己需要与孝顺的传统义务进行再协调。

理论的对话

我们的发现印证了之前有关迁移、家庭和性别的研究发现，即迁移是能够显著改变家庭生活的关键性事件，同时再一次证明，这些改变都是性别化的。迁移促使丈夫和妻子，以及父母和子女，在其中重新协调他们的关系。迁移在既定的性别身份中创造了新的张力，也为既有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概念提供了论辩和再造的舞台。在这方面，一些开创性的研究揭示了在移民流入地和流出地中，迁移对性别、家庭和性的影响（Grasmuck and Pessar，1991；Hondagneu-Sotelo，1994；Hondagneu-Sotelo and Avila，1997；Hirsh，2003；Menjivar，2000）。最近，迪比尝试讨论国际迁移如何在移民父母和留守子女之间造成了经济不平等，在移民父亲和移民母亲之间造成了性别不平等（Dreby，2010）。类似的，科在其研究中讨论了跨国迁移的加纳家庭如何受到全球经济不平等、非洲文化与历史实践，以及政治政策的影响（Coe，2013）。在发展中国家所做的研究则分析了移民父母、留守父母、替代性照顾者（通常是祖父母）以及留守儿童如何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调整和维持家庭关系（Parrefhas，2010；Gamburd，2000；Peng and Wong，2013，2015；Hoang，Yeoh and Wattie，2012；Hoang and Yeoh，2012；Jacka，2012；Murphy，2014；He and Ye，2014；Zhang and Gao，2014）。

在较早的研究中，女性移民创造出相应策略来应对自身迁移或者丈夫迁移所带来的挑战是核心议题。例如，洪黛露索特和阿维娜的开创性研究提出了“跨国母职”一词来描述在美国的拉美裔移民家政工人所创造的一种替代性的子女照料方式，以及这些移民家政工人为应对自身在子女生活中的长期缺席而对母职进行的重新定义（Hondagneu-Sotelo and Avila，1997）。彭铟旎和黄何明雄所做的研究探讨了新技术，例如手机，如何帮助菲律宾移民履行跨国母职（Peng and Wong，2013）。这些研究所揭示的是女性移民主动地调整她们的照料策略来应对与子女的空间分离，从而维护了她们作为母亲的性别身份。从这个角度来看，母职实践的变迁也是巩固母职作为女性气质的核心层面的一种方式。帕雷尼亚提出，女性的迁移和她们作为养家糊口的人而获得的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并没能够改变移民输出地的家庭中的性别关系（Parrefias，2010）。有关移民和留守父亲的研究所揭示的是一种不同的机制，完全不同于女性在应对迁移时所做出的反应，即为了维护他们的男性气质，男性拒绝改变他们在照料或者家务劳动方面的角色。例如，帕雷尼亚发现，留守的丈夫拒绝承担他们迁移离开的妻子过去所承担的家务劳动，因为他们害怕那样做会损害他们的男性气质（Parrefias，2001）。与移民母亲不同，移民父亲“坚持维护有关父职的性别规范”，通常并不会调整他们的父职实践来应对与留守子女的空间分离，因此往往导致父亲和子女之间的情感疏离（Parrefias，2008：1057）。但是，黄兰安、杨淑爱以及沃蒂所做的更新近的研究发现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留守丈夫在他们的妻子进行经济性迁移之后会调整他们的家庭角色，例如，他们常常会成为子女的主要照料人（Hoang，Yeoh and Wattie，2012）。该研究的作者认为他们的发现与之前的研究发现有所不同，是因为“实际上有更多的男性参与到子女照料和家务劳动之中，但是他们不会报告”（Hoang，Yeoh and Wattie，2012：737）。不少研究都发现，妻子迁移之后，留在家乡的父亲在子女照料方面担负起了显著的角色（Nobles，2011；Harper and Martin，2013；Peng and Wong，2015）。林晓东关注到了照料的另一个方面，专注讨论中国的男性农民工如何通过改变他们照料留守父母的方式来重新界定自己的孝顺责任（Lin，2014）。

总的来说，越来越多的有关移民家庭中男性的研究都表明，男性确实在调整和改变他们的家庭照料实践和家庭角色，来应对迁移给家庭生活带来的挑战。这种结论跟我们的观察也是一致的，即在迁移之后中国的男性农民工时常调整和改变他们的家庭角色以及他们与其他家庭成员互动的方式。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实践上的改变是非常大的。比如，在有关家务劳动分工的章节中，我们发现，在夫妻迁移或者家庭迁移的个案中，44%的男性农民工会主动参与到家务劳动和子女照料中。尽管大多数农村男性会觉得男性做家务这个想法可笑，但男性农民工在家务中的参与代表着其在行为层面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男性农民工这种行为上的改变呢？

在过去五十年中，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挑战了统一的、静态的性别实践和性别身份模型，并且将性别分析建立在结构因素、互动机制和个体能动性的交互层面。本书也深受这些思想的启发，尝试探讨除了被迁移中的结构性障碍影响以外，男性农民工的男性气质如何被复杂的家庭机制所塑造，而这种复杂的家庭机制既是城乡迁移的原因，也是迁移的后果。通过从男性农民工的多维视角讨论迁移对家庭的影响，本书揭示了迁移如何生产、再生产、挑战和改变了中国父权制家庭体系。本书也讨论了男性农民工如何积极重构他们的多重男性身份（好的恋人、负责任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和孝顺的儿子）是与他们的城市生活经历密不可分的，这些性别身份的重构与再协商对维持城乡家庭网络、满足传统家庭责任至关重要。

我们有关男性农民工主体经验、策略和能动性的讨论，揭示了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不平等和家庭制度变迁的情境中，人口流动和性别分层过程之间互动的复杂性。我们的研究发现，虽然男性被认为是父权制的实质性受益者，但是男性农民工仍然需要调整他们在亲密关系中的照料实践和行为来应对迁移所带来的挑战。这些调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这些改变也是不平衡的；保守的行为和态度与革新的行为和态度常常是矛盾而共存的。男性针对迁移给出了复杂而多元的回应，这促使我们去思考他们会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回应。我们创造了“男性气质的妥协”（masculine compromise）这一概念，从性别的视角分析了男性农民工的回应、改变和能动性。

男性气质的妥协：一个分析变迁中的性别实践和性别身份的理论框架

什么是男性气质的妥协？这一概念将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男性农民工和他们的男性气质的改变？我们分析中的四条主线是中国的男性气质概念、男性气质的妥协、应对策略的多样性和迁移的情感后果及其相关回应。这些主线与个体情境的差异性密切相关。城乡迁移为家庭和性别协商创造了新的情境，但是中国男性农民工对这些新情境的回应并没有陷入“反抗——服从”的传统二元体系之中。男性农民工坚持维护的是中国父权制的两大基础——父系族氏和从夫居，但是对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界线则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迁移使得男性农民工能够通过在经济上支持他们的父母和子女来履行自己的角色，但同时也带来了复杂的情感后果。男性农民工关于孝顺和父职的叙述充满了依恋、渴望、悲伤、愧疚、失望、骄傲、满意和欢乐等多种情感。尽管歧视、边缘化、排斥和心酸也是男性农民工叙述中常见的主题，但是他们对这些问题和限制的回应却是多元的，反映了他们在迁移类型、年龄、收入、亲属资源、子女照料需求和性别意识方面的不同。他们一方面在实践中重新协商儿子、父亲、丈夫、恋人、农民和城市移民等角色，另一方面还会利用性别意识和情感策略来感受、解释、合理化和应对改革开放后城乡迁移对家庭生活带来的影响。虽然不是完全对应，但是个人体验仍然不可分割地与人际关系密切相连，而人际关系则置于一定的制度之中——需要注意的是人际关系并不能够简化为制度本身。

如果说女性在社会急速变迁的时期挑战了父权制，从而在社会系统中最大化了她们的个人自主性和安全性（Kandiyoti，1988），那么在我们研究中的男性农民工则不断地进行着男性气质的妥协：他们通过在夫妻权力和家务分工中做出让步、重新定义孝顺和父职等方式，努力维护家庭中的性别界线和他们在家庭中的象征性的支配地位。男性气质的妥协这一概念是建基于过去有关男性气质的研究的，这一概念为我们分析迁移对中国父权制家庭的影响以及男性农民工如何理解和回应这些影响提供了一种总体性的理论框架。

男性气质的妥协，这一概念揭示了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迁移对家庭和性别关系的影响具有如下特点：它既反映了现实性的调整，也体现了男性性别身份以及传统意识形态的持续显著性。一方面，中国家庭中许多男性的具有支配性的实践已经被城乡迁移所挑战和改变。在亲密关系如何发展的问题上，未婚的男性农民工并不一定比他们的异性伴侣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已婚的男性农民工在流动到城市以后让渡了许多决定权给他们的配偶，其中有些人还承担了大量的家务劳动。外出打工的父亲们不再执着于扮演权威而疏远的规训者的角色，他们现在有了更多的机会向留守子女表达他们的情感。作为儿子，男性农民工则需要面对他们没有能力亲身照料年迈父母的现实。另一方面，男性农民工继续维护着关于父权制和从夫居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极少用性别平等的原则来解释他们所做出的让步，而往往使用与男子气概紧密相关的主流性别标志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例如，男性农民工解释他们之所以要承担某些家务劳动，是因为这些家务劳动是“重活儿”“要在外面干的活儿”和“重体力活儿”；他们让妻子管理家庭财务，是因为这些都是“小事”；他们之所以跟妻子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是因为男人不会跟女人争论，在维持家庭的幸福和谐方面男人也扮演着核心的角色。男性农民工没有试图削弱男性既作为经济支柱又作为严厉父亲的角色，他们对父职中的情感维度进行了反思，并在父职概念中添加了情感照顾的成分。男性农民工也没有挑战儒家的孝顺观念中对女儿的排斥和边缘化，他们只是在情感的维度上应对了孝道加诸于身的困境。

男性农民工通常包揽“重活”“脏活”，强调自身体力优势，不计较“家务小事”。[图源：new.qq.com]

大规模的城乡迁移可能在照料实践、劳动分工和权力分配方面促进了中国家庭的性别平等，但是这些变迁的实践并没有唤起与之相对应的性别平等观念。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男性农民工可能会在他们在家庭中的传统支配地位受到挑战的时候做出妥协让步，但是这些妥协仍然建基于有关男性气质的意识形态。因此，男性气质的妥协这一概念概括了男性在重新协商他们变化的家庭角色和性别身份的时候所体现出的能动性和策略性，这些变化都来源于人类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人口迁移之一——中国的城乡迁移。这一概念同时概括了实践与观念之间的差异，描述了结构变迁和文化变迁之间的不协调，阐释了个人与家庭的不一致所带来的张力。

男性气质的妥协这一概念描述了男性农民工在迁移之后在家庭中所做出的改变和调整的过程。正是通过做出这些妥协，男性农民工积极地维护着跨地域的“家庭”（Douglass，2012：4），即在多个地方维持并进行着家庭生活。我们可以认为，男性气质的妥协为移民家庭的“成功”做出了贡献，但也是有局限性的。具体的男性气质的妥协是实用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的结果。这预示着，与这些妥协相关联的性别平等方面的改善可能是短期的，一旦那些迫使男性农民工妥协的条件消失，更加传统和保守的性别关系可能会复苏。当然，这是悲观的论调。从乐观的角度来讲，由男性气质的妥协而产生的新的行为模式也可能最终成为个体“惯习”（Bourdieu，1977）的一部分，从而对性别机制产生持久的影响。

*本文节选自蔡玉萍、彭铟旎所合著的《男性妥协》第八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城市中的男性农民工剪影。他们在传统性别观念和当代主流价值的交错中构建自己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也承担着户籍制度和流行的消费主义文化给他们在恋爱婚姻、养育子女等各方面带来的巨大压力。[图源：zhuanlan.zhihu.com]

〇编辑：书畅  〇排版：书畅

〇审核：松鼠 / 晓東

〇专题策划人：松鼠

更多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