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德曼 | 哥伦布世界博览会上的种族、社会性别和文明

盖儿·比德曼（Gail Bederman），圣母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性别研究。著有《男性气概与文明》（Manliness and Civilization, 1995）等。[图源：history.nd.edu]

为了更具体地理解“文明”是如何在白人优越和千禧年主义进化论基础上建立了霸权性男性权力（也为了理解女权主义和反种族歧视对这种权力的挑战如何进行），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个熟悉的例子，即1893年芝加哥的哥伦布世博会。国会在批准世博会的时候，希望把它开成“一个对新大陆的文明之进步的展示”。并且，千禧年主义的确深入博览会的思想。正如詹姆斯·吉尔伯特（James Gilbert）指出的，这个博览会最积极的组织者当中的许多民间领袖，都成长在纽约的“烧光地区”；这些人在青年时代所汲取的福音派千禧年主义，是他们对这个意在展示美国文明朝着人类最终完善迈出的惊人进步的博览会之设想基础。

这次世博会所体现的千禧年主义完善当中，两个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白人优越和强大的男人身份。正如罗伯特·瑞戴尔（Robert Rydell）揭示的，世博会组织者把它划分成两个具体不同的种族区域。“白色都市”描绘了千禧年主义中的白人文明进步，而“娱乐场”则表现为开化的有色种族的落后野蛮。文明的“白色都市”是为了要展示一个千禧年式的未来：更进步的白色人种在努力创造一个完美的、文明的过程中，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组织者们雇用了最出众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参观者对“白人都市”令人瞠目的完善大加赞赏。

图为1893年哥伦布世博会中的“荣耀广场”。[图源：Encyclopedia of Chicago]

在“白色都市”，白色人种的完善不断地被与强大的男人身份联系起来。它的看点是宏伟的“荣耀广场”（Court of Honorable），大约半英里长的一个装饰性的水池，两旁环绕着巨大的白色艺术性很强的建筑。Honorable这个词，在1890年的《世纪大辞典》里，是manly一词的同义词，而且当时的人一定会注意到荣耀广场和男人身份之间的联系。围起广场的七座建筑，代表着文明成就的七个方面：制造业，矿冶，农业，艺术，行政，机械和电气；它们都被表现为文明的白种男人的领域。这些建筑里容纳了成千上万的庞大的发动机、战船、火车、机器和武器；而且非常有意识地被展示为男人——而且只为男人——制造和使用的物品。“白色都市”还光扬商业这一属于男性的世界，展出了最先进的产品和制造工艺流程——“发电机和凿岩机，织机和墙纸”——并且把这些展览安排在宏伟的白色宫殿里。这样，通过颂扬“文明”，组织者们鼓吹了白人男人身份的力量。在他们看来，只有男人才是促进种族进步迈向上帝和进化为他们安排的千禧年式完善的行为主体。如当时的一位诗人说，“白色都市”是“对强大的男人身份和完美社会的憧憬”。

组织世博会的男人要确保，“白色都市”先进的文明看上去绝大多数是男性的（male）。虽然一大群上层阶级的白人妇女不懈地努力，希望能够有平等的代表机会，但是他们坚持把妇女的创造排除在大部分展览之外。这些妇女的努力没有任何成果。1889年大约有超过一百名的著名妇女人士，包括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和三位高等法院大法官的妻子，向国会申诉，要求指定一些妇女进入世博会的管理委员会。国会不仅拒绝了，反而成立了一个所谓“女士管理者理事会”很多妇女抱怨，光这个名字就够显得施舍一般的，而且可笑。国会几乎没给她们什么权力。不过通过不懈的努力，女士管理者们得以使自己成为博览会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伯莎·帕尔默（Bertha Palmer）领导，她们组织并建成了“白色都市”里被参观最多的展览之一妇女大厦（the Woman's Building）。

但是，女士管理者们相信，妇女大厦只不过是她们要完成的更大任务的一个方面而已。这个更大的目标，就是确保“白色都市”不把文明描绘成男性专有的。她们不满地提出，早期的博览会把妇女的展览局限在一个小展楼里，掩盖了妇女对文明作出的多种贡献。所以，她们原先计划把妇女大厦建成一个小型的历史博物馆，展示几个世纪来妇女迈向千禧年完美文明的进步。对妇女在文明中的地位的主要展示，不仅在妇女大厦中有，而且遍布“白色都市”中各种由妇女完成的展览。通过在男人的成果旁边展示妇女的科技、学术和艺术成就，她们将显示，文明既是男人的，也是女人的。因此，女士管理者的目标就是积极地拉动妇女参展，向她们推荐适当的管理人员，确保妇女的申请得到公正和平等的对待。她们还计划在整个“白色都市”放置海报，告知参观者每一个展览的哪个部分是妇女劳动的成果。

不出意料，女士管理者的计划遭到了彻底的抵制。男性参展者不允许女士管理者在他们的展览附近放置关于妇女劳动的海报。而且，很快大家就清楚了，近乎所有的妇女在申请“白色都市”的展位都遭到拒绝。一月，即博览会开幕前五个月，帕尔默收到一份官方通知：“女士们不必再寄来更多关于妇女工作的申请。”尽管帕尔默最终使这份成命被收回，但那会儿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了：几乎所有的展位都被分配出去了。女士管理者很不情愿地决定，与其让“白色都市”完全排除对妇女劳动的展览，还不如把妇女大厦的大片面积用作妇女商业展示。

她们最初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把妇女大厦用作展厅，就等于把“白色都市”的其他部分——因而也就把“文明”本身——标识为男性的。比如，女士管理者瑞贝卡·费尔顿（Rebecca Felton）不满地说，在园艺大厦，“所有的地方只有男人的工作被承认……在农场展览上，妇女的工作被混到男人的工作里或完全成为后者的一部分。要发现她们的工作成果，就好像去美丽的密西根湖岸边给鹅卵石或水浪编号分类那么不可能。”尽管妇女们做了最大努力，妇女大厦还是被看作单独的一部分。传达着毋庸置疑的信息：“白色都市”的文明是男人创造的，而且只被男人创造。要展示男人的成果需要占用整个“白色都市”，而妇女的成果则只需博览会上的最小的展厅（比妇女大厦小的只有博览会办公楼）。

更糟糕的是，把妇女的展览隔离在一个小楼里，是在暗示妇女对文明的贡献与男人的完全不同。参观者印象最深的，是妇女大厦的柔和——与“白色都市”男人气的展览里那些男性色彩的发动机和科技奇迹相比。例如，《纽约时报》指出，有的男人可能会说“妇女大厦和它的各种展览不过是显示了男人的优越”，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整个大厦的氛围不是……妇女侵入男人的领域，而是妇道的那种充满庄严的温柔与关抚的感觉。……男人的成就是铁、钢、木头和其他更基本更粗糙的产品……在妇女大厦里，人们很容易就辨出女性更精致更纤美的产品——它们出自比如织机、针、刷子，以及在家里、医院、教会和个人装饰的领域里等更完备的生产手段。

女士管理者不懈地努力，想要证明女人和男人为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同等的贡献。但是，正如以上《纽约时报》那一段话显示的，她们失败了。大多数参观者在妇女大厦得到的印象是能够“很容易辨认出”男人对文明的贡献——机器、科技、商业——和女人的贡献——针线活、美丽、家事。

连妇女大厦的位置都突出了白人妇女在文明中的边缘地位。博览会安排者不仅把妇女大厦放在文明的“白色都市”的最边缘，使之远离具有男人气质的荣耀广场，而且他们把它设置在唯一通向“娱乐场”——博览会上的“未开化”部分——的出口正对面。在文明和野蛮的中间边界上（其实这倒对女人很合适，因为科学家们指出女人在生物学意义上比男人更原始），妇女大厦凸显了白人男性的文明最根本是男人气质。“白色都市”转移了女士管理者理事会反霸权的意图，从而作为文明关键的男性优越的纪念碑而存在。

哥伦布博览会把白人妇女描绘成“白色都市”的边缘，但是至少白人妇女拥有一个大厦和一个官方的女士管理者理事会。有色人种的男人和妇女，则连“边缘”都算不上，完全不存在于“白色都市”。尽管美国黑人男性和女性强烈地反对这一政策，白人的组织者（包括女士管理者理事会）不予理睬。在博览会设计的霸权性“文明”架构里，只有白人是文明开化了的。所有其他的种族都未开化；他们属于“娱乐场”，而不是“白色都市”。

正如罗伯特·瑞戴尔分析的，“娱乐场”（Midway Plaisance）特别展示野蛮种族的奇态：所谓“正宗异国风情的”显示萨莫斯岛人、埃及人、达荷美人、土耳其人，还有其他异国人居住的村庄，住满了实际上是进口的“土著人”。博览会指南建议参观者在看过“白色都市”后再去“娱乐场”,这样才能充分地理解文明的“白色都市”和未开化的土著人村庄之间的差别。“白色都市”向“荣耀广场”周围所有方向辐射开去，强调高尚男人的文明的复杂。相比之下，“娱乐场”的看景沿一条大路顺着排下去，提供种族等级的样板。参观者从“白色都市”进入“娱乐场”，先要通过德国和爱尔兰文明的村落，继续向前经过野蛮落后的土耳其、阿拉伯和中国村落，最后一站是观看原始的美洲土著人和达荷美人。《芝加哥论坛报》兴奋地评论道：“这真是为科学的头脑提供了一个回溯螺旋形进化过程的好机会——从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往前回顾，几乎直到它的动物起源。”

“白色都市”把白种男性的文明当做具有优秀男人气质来颂扬；“娱乐场”则把原始和野蛮描绘成完全缺乏男人气质。比如在波斯的、阿尔及尔的、土耳其和埃及的村落里，没什么男人气的黑皮肤男性，试图劝服游客们摆脱他们的男人气质束缚，体验这些地区的妇女那优美的舞姿。白人男性眼睛瞟着几乎裸体的肚皮舞舞者，同时经历着两种感受：享受舞者的性暗示，并沉浸在他们自己的文明优越感当中——与他们成对照的是，有色人种的男人在外面拼命兜售门票，恬不知耻地推销他们自己国家妇女的魅力。特别是刚刚参观完“白色都市”的男人，会格外地意识到他们自己具有种族优越的男人气质。另外在“娱乐场”里也没有文明的妇人气质（womanliness）。尽管几乎没什么美国妇女屈尊去观看充满外国风情的肚皮舞，她们很清楚这背后的意思：白人妇女在文明中的位置也许是边缘的，但是至少这个位置是守道德的和安全的；但是在野蛮状态中，妇女经历的不是尊重和平等，而是性威胁和道德沦丧的压迫。

展示在娱乐场中的原始达荷美人形象，他们被描述为“野蛮到让人吃惊”，具有“在人类文明中发展程度最低的”特征。[图源：Friends of the White City]

当时的很多评论者认为，在“娱乐场”所有的住民当中最缺乏男人气质的，是原始的达荷美人；这些人似乎完全没有社会性别上的差别。《纽约时报》描述说：“一个达荷美男士——没准儿是个达荷美女士，反正区别也不明显——可在任何时间看到，基本上就穿着一条简单的草裙，随着藏在他们身体里的一种躁动的性欲而灵活地跳跃。……共有几十个这样的人，性别混杂，你慢慢才能分辨出来。”强调他只能“慢慢地”分辨出这些人的性别，专栏作者其实在告诉读者，原始人的性别差别太不明显，也许达荷美人的性别“种群”要多于通常的两种。达荷美男人——当然不是什么“男士”，作者用的不过是讽刺的称呼是未开化的，因而也就不能表现出真正的男人的自控；他在公共场合就随着“性欲满足”的鼓声跳来跳去。他甚至穿＂裙子”。

简而言之，哥伦布世博会在很多方面显示了，“非白种的”和“未开化的”就是“没有男人气质”；相反地，“白种的”和文明就意味着男人身份。不论他们是看上去像女人还是贩卖他们自己妇女的性，在“娱乐场”里面那些“原始的”和“野蛮的”男人的功能提醒人们，相比之下，白种美国男人的男人气质远远高于对方。同时，在享受带有异国风情的年轻女舞者的时候，白种美国男人也体验了自身的原始男性特质。不管怎样，“娱乐场”内的这种对文明的利用，使得白种男人能够把他们自己的男人身份看得格外地强大。

世博会利用这样的逻辑，构建起与缺乏男人气质的有色野蛮人种相反的、具有男人气质的白人文明。所以白人的世博会组织者根本不可能允许非欧洲血统的男人和妇女作为充分文明开化了的人而存在。因此，当很多美国黑人男人和妇女要求在“白色都市”的组织机构里有他们的代表的时候，白人组织者坚定地拒绝了。比如1890年，全美黑人男性大会以及美国黑人新闻协会的领袖们敦促总统本杰明·哈里森在世博会组织委员会里任命至少一名美国黑人。哈里森拒绝了，说那样“会搞出太多的柔懦情调，[并且]让委员中的大多数感觉没有品位”。“多愁善感”当然是“没有男人气质”的同义词。他没有任命任何黑人委员。女士管理者也是如此。尽管她们自己在不断向白人男性委员妥协中备受挫折，她们坚决地而且一次次地阻止黑人妇女（个人还有组织）的要求，即，在这一百一十五人的女士管理者中安排一位美国黑人。最终，女士管理者们答应了在妇女大厦的一个偏僻的小角落里安插一个小的“美国黑人”展；但和男性委员们一样，女士管理者们自己保持绝对的“纯而白”。除了一些搬运工和极少的小文书，几乎没有什么美国黑人和“白色都市”有任何正式的关系。

然而，女士管理者的确在妇女大厦中突出了某些“原始”妇女的工作。与史密森尼博物院合作，她们组织了一个名为“野蛮社会中的妇女劳动”的展览。这个展览收集了数量相当可观的篮子、织物以及其他来自非洲的艺术品。她们通过波利尼西亚和美洲土著妇女来表现妇女从人类有史以来就为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展览的“概括介绍”是这样说的：“展览追踪妇女从史前时期一直到今天的足迹，以及她们与推动其种族的发展的努力之间密切的联系”。对女士管理者来说，表现这些“原始”妇女的贡献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们看上去只是历史：非洲的篮子，萨摩亚人的结鱼网，以及纳瓦霍土著人的毯子，并不是作为活生生的非白种妇女的产品出现，而是作为白种妇女自己的女性祖先在进化史的遥远过去所从事的劳动的再现。组织者们企图证明，“妇女在所有的原始人群当中，是大多数的手工业的创造者”，并通过这个来说明，文明开化了的妇女——就是她们自己这样的——是文明继续发展的重要资源。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把非白种妇女建构成遥远过去的代表，就排斥了接受她们为现在的妇女同胞的可能。帕尔默夫人甚至试图禁止展示所有当时美洲土著妇女的工作；她认为，美洲土著妇女真正的艺术“直觉”已经无法挽回地“被与文明的接触破坏了”。唯一能够被接受进展览的原始人是那些能够象征白人妇女的种族历史的——无名，而且、最好是已经死了的，这样就可以用来支持妇女为白人种族千禧年未来作出贡献的说法。

尽管白人强硬地坚持认为，文明的基础是白色人种的统治，美国黑人同样坚信文明不一定就是白人的。这个说法在一份广为流传的小册子里出现。这本小册子是伊达·威尔斯（IdaB. Wells）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策划和部分编写的，它的明确目的就是要驳斥世博会霸权的、种族主义的对文明的表现。它的对象是文明世界的其他国家，将用英、法、德、西等语言出版，这样全世界就可以读到并了解为什么美国白人社会把美国黑人排除在世博会之外。他们警告说，“有色的公民不能参与，势必会令参会的文明世界的其他国家代表看低美国白人。”他们承诺这本小册子会说明“我们的人民过去和现在的情况，以及他们与美国文明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设想实现了。“白色都市”把“黑鬼的原始状态”描绘成具有男人气质的文明的对立面，而这本称为《美国有色人民为何在哥伦布世博会缺席》的小册子，整个颠倒了这一再表现。它指出，男人身份和文明这两者更能体现美国黑人的特点（相对白人）。美国黑人在获得自由后短短的二十五年里取得了惊人进步。与此相比，还有什么能够说明美国文明进步的更好例子呢？但是，在“白色都市”里没有这样的展示。“哥伦布世博会希望整个文明世界和她一起来欢庆发现美洲大陆四百年……但是最能男性研究说明她道德之伟大的，却被忽视了。”几百年来，美国黑人“为美国的繁荣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世博会对此却一点也没有提及。那么，美国有色人民为何在哥伦布世博会缺席呢？

这本小册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美国白人并不像他装出来那样地具有男人气质的文明开化。组织世博会的白人男性把自己表现成进步的文明和优越的男人气质的典范。可是，体现了真正的美国男人身份和文明的，是美国黑人而不是白人的世博会组织者。世博会压抑了这个真正的男人身份，由此显示的不是美国白人的文明，而是其野蛮、欺骗和男人气质的缺乏。道格拉斯感叹道，他们完全是被迫明确地揭露美国黑人所承受的冤枉和愤怒，虽然不幸的是这“与彰显美国共和的自由和文明彻底相悖”。他说，美国白人表达的根本不是最高的文明，他们身上显示的仍然是“野蛮和种族仇恨”。不管怎样，黑人“很有男人气地抵抗”种族压迫，并且“现在通过勤劳、节约和教育，明智地把他自己提升到文明的状态和相对的富足”。道格拉斯最后坚定地捍卫黑人的男人气质：“我们是男人，我们的目标是完善的男人身份，成为男人中的男人。我们的处境要求我们相信自己，相信事实的力量，相信工作，相信有男人气质的品格的影响”。

图为1889年1月15日于阿拉巴马州，杰弗逊市被私刑处死的黑人男性乔治·梅多斯遗体。[图源：Wikipedia]

小册子余下的部分记载了道格拉斯对黑人男人身份的主张。自从奴隶解放以来，美国黑人已经显示了具有男人气质的品格，他们在教育、专门职业、财富积累和文学等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美国白人变态地攻击这一年轻的黑人男人气质。他们采取的手段有压迫性的立法，剥夺选举权，租借监狱劳工，以及野蛮的私刑法。在结尾处，小册子记录了世博会组织者如何故意地排斥黑人——“好像为了让黑鬼难看，达荷美人在那里被展示，也是要把黑人表现成招人讨厌的野蛮人。”简言之，美国有色人民被排斥在哥伦布世博会外，不仅不是光扬美国白人文明，而是显示了美国白人的野蛮；因为其实，文明开化的美国男人身份的真正典范，正是那些被排斥在“白色都市”之外的人，即美国黑人。

道格拉斯和威尔斯篡改了禁止美国黑人参与世博会的关于文明的霸权话语。同时，他们将其为我所用。他们把总部安在“白色都市”中小小的“海地楼”，在世博会闭幕前三个月期间，从那里散发出一万份这本小册子。（由于道格拉斯不能代表自己的国家参会，他被任命为海地驻世博会代表。）威尔斯从英格兰、德国、法国、俄罗斯和印度收到了响应。

总而言之，世博会的历史，清楚地反映了美国人利用关于文明的话语来建构社会性别的一些互相矛盾的方式。表面上，世博会用文明来维护白人男性的霸权。“白色都市”对于未来完善的理念以及男人气的商业与科技具有更高的种族权力这样的观念，把文明建构为白人男性权力的理想。“娱乐场”是一个隐含的对比。有色原始人群的男人，用肚皮舞女招揽生意，穿着裙子像女人似的跳舞，他们的男人气质是低等的。它衬托出“白色都市”那种自律的、文明开化的男人气质。但是，“娱乐场”又让美国男人自己尝试着扮演男性的野蛮人，感受半裸的异国舞女提供的视觉快感，同时并且与此矛盾地享受着他们白人的、优越和文明开化的男人气质带来的满足感。文明的各种话语，把这些看上去互相矛盾的东西囊括在世博会整个的体验里，于是就提供了对霸权的白人男性权力有力的、具有说服力的再现和感受。

但是“白色都市”对白人男性优越的强烈表达，并没能成功地消除反霸权的主张。在女士管理者理事会里的精英白人女性，试图通过在白色都市各处展示妇女的工作，来挑战“文明特别属于男人”的观念。尽管她们的努力失败了，她们的妇女大厦还是提醒了世博会参观者，白人妇女在白色都市是有一个位置的。女士管理者所表达的文明观，抵制了男性优越，但是它又具有白色都市的种族主义。像威尔斯和道格拉斯这样的美国黑人于是发展了另一种文明观，拒绝接受进步与肤色之间隐含的关联，并把非白种人描绘成文明真正的典范。

所有这些文明观，都把千禧年进步的主张联系到种族和社会性别上。所以，他们明显地是同样的话语。但是不同的人群，带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用不同的方式定义和使用“文明”。正是这个概念的不稳定性和灵活性，加上种族和社会性别强有力的关联，使得“文明”在这几十年当中成为这样一个强大的、无所不在的话语。

结论

经过以上对文明的讨论，现在我们可以来最后看看杰克·约翰逊事件。我们关注的是为什么白人记者们期待吉姆·杰福瑞斯——“白色人种的希望”——大获全胜。记者们常常预测杰福瑞斯会打败约翰逊，因为具有男人气质的白人文明早就朝着千禧年完善的方向进化了。《科里尔》杂志（Collier's）断言，白种男人希望吉姆·杰福瑞斯获胜，因为与原始野蛮的黑鬼不同，他是文明开化了的种族的一员：“白种男人身后有三千年的传统支持——所有最高的努力、发明和征服；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个传统包括邦克山，温泉关，哈斯汀，阿金库尔。”《旧金山分析家》也持此观点，认为“杰福身上有恺撒大帝的精神，应该能够教训那个野蛮人”。面对约翰逊可能获胜的传闻，《芝加哥每日新闻》叹道：“如果莎士比亚能够知道这事，他会怎么想？……连赫伯特·史宾塞都不会从这样的局面中得到任何欣慰吧？”如果杰福瑞斯被“有天赋但非白种人的约翰逊”击败，盎格鲁-撒克森文明自身也许就会陨落。在这些报道当中，约翰逊的胜利被描写成针对文明的千禧年进步以及白人男人气质的权力的一种冒犯。

图为1910年7月4日，第一位世界重量级黑人拳王杰克·约翰逊在一场“世纪之战”中击败白人拳击手吉姆·杰福瑞斯的场景。[图源：Chicago Tribune]

但是另外一些报道把杰福瑞斯看成是暴力和原始男性特质的典型，而不是先进的文明和高尚的男人气质的代表。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翘首以待的杰福瑞斯的胜利就将显示：白人男性在暴力方面的能力与黑人的一样强大——文明并没有削弱白人的原始男性特质。记者们在描述杰福瑞斯有原始特点的身体特征时使用了这样的修辞：他有“体毛浓密的身体，树一般的双腿，长长的向前探的下巴，深陷的阴森森的眼睛，和宽宽的又薄又残忍的嘴”。他们在媒体上刊出他为备战训练时的照片，照片里面的他正在锯一棵大树干——在20世纪美国的都市里，这一动作马上会令人联想到小木屋和未开发的西部。杰克·伦敦在《纽约先驱报》上的文章表示，他自己想要去观战的强烈愿望，就好像其他白人男性这一愿望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盎格鲁-撒克森种族的特征。在他看来，对拳击的热爱，“不容置疑地属于讲英语的种族，并且……是这个种族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它就像我们的意识一样地深植于并且织入了我们生命的纤维。它像我们的语言那样成长。它是我们种族的一个本能的强烈感情”。对这些男人来说，杰福瑞斯如果胜利就会证明，虽然白种男人已经是文明进化的了，他们并没有失去任何曾经使他们在太古就占统治地位的男性力量。

由于这两种态度都利用了文明的话语，没人觉得有什么矛盾的。在“文明”的逻辑里，杰福瑞斯可以既是一个有男人气质的、文明开化了的莎士比亚的后代，也可以是一个很男性的、从古代英格兰的森林里崛起的现代野蛮人。最关键一点是，杰福瑞斯的种族遗传使他成为一个优等的男人；他极致的男人身份将证明他的种族的优越性。不管是有男人气质的和文明开化了的（manly and civilized），还是男性的和野蛮的（masculine and savage），白人非常自信地认为杰福瑞斯肯定能打败约翰逊。

就这样，当那位黑人冠军把白人对手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很多白人男性惊慌失措。约翰逊这么彻底地消灭了杰福瑞斯，其实就是挑战了霸权性文明话语在种族之上建立强有力的男人身份的那许多方式。他的胜利似乎在说，莎士比亚的后代并非他们自己想象的那么有男人气质、那么强大；“原始的”黑种男人比“文明的”白人男性更加男性、更加强大。很多白人男性无法忍受这样的对他们男人身份的挑战。那些在赛后闹事的人通过立法手段扼杀约翰逊的拳击电影的国会，还有枉法将约翰逊投入监狱的调查局当局——所有这些人都憎恨他的胜利如何地粉碎了“文明”当中关于白人男性权力的各种意识形态。

总之，当19世纪晚期美国人开始重新组织表达社会性别的时候，文明的话语简洁明了地解释了男性身体、男性身份以及男性权威之间密切的关系。白人男性身体，在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来看，已经进化了几个世纪。他们是文明的进步之始作俑者和行为者，是被进化所优选的，是千禧年进步的领导者。还有谁比他们更适合为其他人类——不论是女人还是低等种族的男人——做决定呢？其他所有的文明必须相信，白人男性理所应当取得权力来确保白人文明继续其千禧年进步。

本书以下各章将探讨，美国的男人和妇女为了支持或抵制这种白人男性权力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各种方式运用了文明的话语。作者主要考察四位非常不同的历史人物。伊达·威尔斯，是一个记者和反私刑的活动家。她在美国为种族正义而奔走。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是一位学者和大学校长，为发展处于雏形期的心理学科学而奉献了一生。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作为女权主义理论家，无比热情地投身于妇女进步事业。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是共和党政治家和美国总统，投身于进步主义改革和帝国主义政治。

以上这些人物彼此互不相识，他们的工作和关心的问题也完全互不相干。但是他们全都通过修正和改造文明的话语来努力重造有关男人身份的意识形态。我不考虑他们是否成功地转变了美国人的社会性别观念；我关心的是，在他们努力重塑男人身份的时候，用了什么样的策略。这四位人物展示了，对于种族性的男人身份以及文明，人们可以采取哪些不同的话语位置（discursive positions）。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具有什么代表性。由于我的研究方法具体地关注表达的过程，我主要是想选择一组各不相同的人物，而他们每个人都留下足够多的原始材料，能够显示他们对于种族、男人身份和文明都有哪些文化观念。我可以选择的同样可以成为很好研究对象的，还有比如杜波依斯，简·亚当斯（Jane Addams）,或杰克·伦敦。

第二章将深入探讨男人气质和文明的关系。这章主要是研究伊达·威尔斯如何改变了北方白人男性对私刑的看法。她是一个很出色的宣传家。她利用了关于男人气质和文明的话语之间的矛盾和不一致，成功地使它们反过来针对那些容忍私刑法的美国白人。本章也要考察所谓“危险的”黑人男性性存在，在“有男人气质的文明”这一话语背景下有什么重要意义（这一点我们在杰克·约翰逊的故事当中已经碰到了）。

第三章是关于斯坦利·霍尔。本章不太关注“有男人气质的文明”这个问题，而是着重考察与之相关的所谓原始男性特质这一主题。他绝对相信有男人气质的文明的力量和好处；但是他担心，美国的中产阶级男人已经丧失了维持文明向上进化所必须的坚忍和力量。可是，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和教学法教授，他相信自己找到了一个使男孩子们对种族衰败有“免疫力”的方式，这样他们就可以成长为雄劲的、强有力的文明开化的男人。对他来说，塑造一个强大的、有男人气质的文明之关键，在于使得所有的男性都能够自由地体验原始的东西。父母和教育者必须鼓励男孩子们重历本种族进化的过程：在孩童期做野蛮人原始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培养出使他们既雄劲又文明的男人的那种力量。

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也是强烈地相信文明的进步，但她的关于妇女与文明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与她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不一样。她试图改变把文明和男人身份联系在一起的文明的意识形态，使它将文明和妇人身份联系起来。在此过程中，她过多地注意种族对文明的重要性，而降低了社会性别的重要性。为此，她设法利用关于“文明的男人身份”这一意识形态自身的矛盾——像威尔斯的做法那样。但吉尔曼写作的时期比威尔斯晚二十年，她不能说服她政治上的反对者相信原始的男性的残暴是非常邪恶的。她的经历——正如威尔斯一样提醒我们，妇女也活跃在重塑男人身份这一不断进行的历史过程中。

西奥多·罗斯福比他同代的任何男人都更好地向美国公众表达雄劲的男人身份。在第五章中，我提出，他活跃的雄劲的来源之一，是他能够同时体现两种互相矛盾的男人身份模式：文明的男人气质和原始的男性特质。融合了男人气质和男性特质、文明与原始，罗斯福成了美国人民的一个新型男人身份的典范；这个典范深深地扎根于千禧年主义进化观的关于文明的意识形态。通过这种新的男人身份，罗斯福不仅为自己获得了一种个人的权力，而且为美国的白人种族获得了一个集体的帝国主义男人身份。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四个人显示了文明的话语的灵活性以及它对重塑男人身份是多么有用。每一个人物都有各自的政治目的，而且每个人都运用了文明的话语的一个略微不同的版本。乍看上去，也许他们不太适合被当作一个群体来研究。感到迷惑的读者会想，一个反私刑的活动家，一个教学法的教授，一个女权主义理论家，一个美国总统，怎么可能帮助我们理解他们彼此的活动？但是当我们把他们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每个人都采用了关于种族和男人身份的历史关系的一些可识别的、有系统的观念。每个人都接受了这个话语的一些部分，而且每个人都试图改变这个话语的其他部分。每个人使用的策略，在稍稍变化之后，都出现在其他几个人的文字当中。他们一起向我们展示了19、20世纪之交“文明”这个词语的含义，清楚地显示了在美国史上，种族和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以一些复杂的方式彼此建构的。

*本文选自《男性研究》第348页-363页，张颖/王政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1893年哥伦布世博会的妇女大厦（the Woman's Building）。

〇编辑：zyy  〇排版：孤星

〇审核：连翘 / 谨行

〇专题策划人：松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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