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西娅·恩露（Cynthia Enloe，1938.7.16－），美国女权主义作家、理论家，以在性别和军国主义、女权主义国际关系领域的贡献而闻名。著作有《好奇的女权主义者》《香蕉，海滩和基地：女权主义视角的国际政治》等。[图源：clark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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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美国政府对伊拉克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入侵整整一年的时刻，一批美军士兵虐待伊拉克犯人的触目惊心的照片出现在全球的电视新闻报道和报纸头版上。在这些照片中，充当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守卫的美国男女士兵故意羞辱和折磨被监禁和审问的伊拉克男人。照片上的美国士兵大笑着，他们似乎在羞辱伊拉克囚犯的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
看过这些虐囚照片的大多数人——不管是在西雅图还是首尔，迈阿密或是马德里，曼谷还是波士顿——至今仍记得这些场景：一个美国男兵手上戴着外科手术用的蓝色橡胶手套、双臂交叉得意洋洋地站着；一个美国女兵对着镜头微笑着，斜倚在由裸体伊拉克男人的扭曲身体堆积的小山上。一个美国女兵，也是微笑着的，用狗链拴着一个伊拉克男囚。一个美国女兵，手指一个伊拉克裸体男囚的生殖器，显然把它当作玩笑。美国男兵们用咆哮着的警犬威胁伊拉克男囚们。一个伊拉克男囚站在一个箱子上，他的头被东西蒙着，身体的不同部位缠绕着电线。另一个伊拉克男囚被迫穿上女人的内衣。那些没有留下图片但已被证实的事实还包括：伊拉克男囚被迫进行手淫、模仿口交，一个伊拉克女囚还被美国男兵协迫去亲吻他们（Hersh, 2004a）。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Abu Ghraib torture and prisoner abuse），指伊拉克战争于2003年爆发初期，美国军队占领伊拉克后，美国和英国军员在伊拉克巴格达省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对伊拉克战俘的一系列侵犯人权行为，包含施行身体虐待、性虐待、酷刑、强奸、鸡奸和谋杀。此事件于2004年4月，美国CBS新闻公布阿布格莱布监狱内的影像而曝光后，随即引起全世界关注，并激起浩大的谴责声浪。图为阿布格莱布监狱里的一个伊拉克男囚。[图源：latimes.com]对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中这些虐俘行为的原因和含义，女权主义者会做出怎样的解释？美国政府的官方调查官员和主流的新闻评论员当中，很少有人运用过女权主义理论来解释监狱中发生的一切。其结果，我认为，就是使我们不能透彻地理解这一事件。运用女权主义理论工具，我们可以从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开始，即为何一个美国女兵看守——二十一岁的预备役军人林迪·英格兰（Lynndie England）——会特别地吸引众多媒体编辑、普通电视观众和读者的注意。![]()
林迪·兰娜·英格兰（Lynndie England），美军女性士兵，为伊拉克战争期间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门事件主要关系人之一。2005年9月遭军法审判在7项罪名，6项成立。在曝光的虐囚照片中，她像遛狗一样，用带子牵着一名全裸囚犯，甚至嘴上叼著香烟站在被迫全裸的成排囚犯面前，用手指着他们的下体。[图源：wordpress.com]
这些监狱里的秘密照片有不少让数百万电视观众感到震惊的地方。首先，在布什政府的声明和美国军方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一方面，布什政府宣称，通过军事入侵并推翻残忍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他们会为伊拉克人民带来使其迈向文明的“自由”；另一方面，美军士兵却肆意野蛮地对待被关押的未经审判的伊拉克人。第二点让人震惊的是，虽然美国政府既签署通过了反对虐待战俘的国际《日内瓦公约》，也签署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并且通过了美国自己的各种反酷刑法，但是竟然在代表着美国政府的美国士兵身上发生了如此明目张胆的虐囚行为。然而还有第三个造成震惊的地方：就是亲眼目睹女人参与虐囚。这立刻激发了事件发生后最早的一些媒体评论以及普通电视观众当中激烈的讨论。五角大楼最初起诉送交军事法庭的七个美国士兵（都是低衔级的预备役宪兵警卫），其中有三个是女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照片中带蓝色外科手术手套的那个美国男兵（查尔斯·葛兰纳[ Charles Graner ]，对许多电视观众来说并不特别让人感到震动，因此没有激起多少隐隐不安或专栏文章的分析。与男人不同，习惯上人们期待战争中的女人形象应该是作为士兵的母亲或者妻子出现，偶尔也会作为军队护士或车辆维修人员；最常见的则是作为战争暴行的受害者。根据习惯的假定，女人不会是暴力的实施者，尤其不应该是虐囚的罪犯。当这些带有很强的社会性别性质的假定被完全颠倒的时候，许多人感到了震惊。“这太可怕了；这怎么可能会发生呢？”被拍到用狗链拴着犯人的一等兵林迪·英格兰是个年轻的女人，她就这样一下子成为强烈的公众好奇心的焦点。两个月后，也就是2004年8月初，在布拉格堡的审判前听证会上，新闻摄影师不禁把镜头又对准了穿着军人迷彩孕妇装的英格兰。由于在阿布格莱布执勤期间和另一个应征入伍的预备役军人发生了性关系，英格兰怀孕了。她的性伙伴就是查尔斯·葛兰纳，但查尔斯·葛兰纳的名字很少被提及；他显然做了男人们意料之中会在战时做的那些事：发生性行为和实施暴力。公众对前者的好奇心和对后者的好奇心的缺乏，与公众感到震惊的情况是一致的。这三者其实都是基于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如果我们运用女权主义的调查视角，就会发现，公众和媒体对查尔斯·葛兰纳的缺乏好奇，其实与他们对林迪·英格兰的强烈兴趣一样，彻底地暴露出一些问题。2004年春夏之际，一些关于伊拉克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的情况泄露出来。作为对此事件的回应，为打消公众的疑虑，总统乔治·布什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声称监狱中的那些骇人听闻的虐待行为并不代表美国，也不是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真实反映。他们对此事件的解释是，阿布格莱布监狱中的虐囚行为只是一些“流氓”士兵——他们称为几个“坏苹果”——的个人行为。这种“坏苹果”论一般这样解释事情：某一机构本身运行良好，其价值观是合适的，它的内部关系状况能够支持正面的价值观以及尊重他人的有益行为。因此，按照这种“坏苹果”论解释，这个组织机构的运行方式本身并没有什么需要重新评估和改革的；制止这些虐待行为只需要起诉和开除少数不遵守规则的人即可。有时候，这种解释是合适的。但是这次很多人并没有被布什政府“坏苹果”的解释打消疑虑。他们怀疑，阿布格莱布虐俘这样的结果不是一个坚固的、可靠的桶里出现的几个坏苹果造成的，而是因为这个“苹果桶”根本就是“坏”的。他们也怀疑，这个“桶”包括的不仅有阿布格莱布监狱，其实也包括了美国军事部门、情报部门和文职领导部门这些更大的机制。为什么“桶”会坏掉？就是说，是什么使得一个组织、一个机构，或者整个体系变得无视，甚至滋养它们内部工作的某些个人的施虐行为？这个问题，对每个工作场所、每个政治制度、每个国际联盟都有意义。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女权主义努力发展出了一种敏感以及一套分析工具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很多人的大部分生命都在复杂的组织机构中度过（不管其规模大小）——工作单位、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卫生保健系统、司法审判系统、国际机构等等。女权主义研究已经揭示：事实上所有的机构都是被社会性别化的。就是说，所有的机构都是被关于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观念和日常实践所塑造的。女权主义研究发现，如果忽视社会性别的运作，我们将无法准确地解释任何一个机构“嘀嗒运转”的动力，从而我们也就永远无法要求某个机构对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但是调查阿布格莱布虐俘丑闻的长达百页的官方报告，大都是由那些无视女权主义批评的人写的。在他们的报告中，似乎在低级看守和高级政策制定者身上，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问题不必探讨。他们这种假设是非常危险的。一连串的参议院听证会和一系列的国防部调查试图解释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出了什么问题以及问题症结所在。最具权威性的国防部报告是“塔古巴报告”（Taguba Report）、“费／琼斯报告”（Fay/Jones Report）（都是以主持这些调查的将军们的名字命名的）和“施勒辛格报告”（Schlesinger Report）（由主持这次调查的现无军职的前国防部长命名）。另外，因为中央情报局情报人员大量参与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俘虏的审问——而且他们也常常藏匿于这些秘密监狱里，中央情报局也进行了它自己的调查。此外，在2004年，几个人权组织和新闻记者出版了他们自己的调查结果。所有这些调查，一起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个体制性“大桶”发生了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们发现，在国防部、司法部以及白宫工作的律师们，遵照其文职上级官员的指示，在对《日内瓦公约》和美国法律中关于“酷刑”的法律解释上故意缩小了其定义范围，这样美国军方和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就可以指示并执行对被监禁的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进行不寻常的审问，在这些审问中使用的手段在通常情况会被认为是违反美国和国际法律的。其次，调查者发现，在2003年9月，拉姆斯菲尔德部长派遣古巴关塔那摩监狱的指挥官、美国将军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去了伊拉克。拉姆斯菲尔德建议，在伊拉克负责军事监狱的美国指挥官要使用更强硬的审问方式，就像他们在关塔那摩基地用于审问阿富汗和阿拉伯男囚那样。令人颇感惊讶的是，虐囚丑闻发生后不久，米勒将军就被五角大楼指定为阿布格莱布监狱的领导。第三，调查人员发现，国防部对军事情报人员不断地施压，希望他们搞到有关那些发动武装攻击抵抗美军占领军的人的信息；这种高强度的持久的压力，促使这些军事情报人员对看管犯人的宪兵施加压力，让他们去“软化”监牢里属他们管辖的犯人，这样宪兵队中男兵和女兵们所处的指挥系统就被打乱。（陆军女将军贾尼斯·卡宾斯基（Janice Karpinski）声称她对宪兵的人事权威被那些插手进来的军事情报人员破坏了。这恐怕就是原因。）研究人员总结道，这种新政策，使军事警备和军事审讯之间那条重要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而这是非常危险的。第四，众多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中央情报局及五角大楼雇用的外部合同人员等等的非军事人员，都卷入了阿布格莱布的军事审讯；这会造成一种感觉，好像那些对过度运用强制力量的法律限制，可以不被太当一回事：我们正面临威胁，这么紧急的情况下，谁需要在乎《日内瓦公约》或者法律上的细枝末节呢？不管是作为低衔级的宪兵预备役军人、作为军事情报单位的上尉，还是作为驻伊拉克总指挥官的参谋将军——那几个女人在监狱中以及更大的军事和情报等级中的不同位置的问题重要吗？显然调查人员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宪兵队、军事审问人员、中央情报局人员都驻扎在一起，当中的这些女人处于数量上的少数。查尔斯·葛兰纳和其他男性宪兵队员与他们的女同事之间的日常关系重要吗？官方的调查人员似乎从不认为深究这些问题会产生什么洞见。很多施加在伊拉克犯人的身上的虐待行为都被有意地做得与性行为有关，这一点是不是很重要？给一个男犯人套上一个头罩和强迫他模仿口交（在动机和结果上）是一样的吗？似乎没有人认为这些问题对调查是重要的。查尔斯．葛兰纳在所有被指控的军人当中年纪较大并且显然在低衔级看守中最有影响力，他曾被前妻指控对其进行身体上的威胁，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必要考虑？这类的问题没有被提出，也没有答案。那些国防部、司法部门和白宫的律师们被指示起草指导方针允许美国政府官员践踏《日内瓦公约》禁止酷刑的条文。在他们当中，是否有什么微妙的压力促使他们争取在战时表现得“有男子气”？这个问题同样被调查组抛在了脑后。70年代中期以来，女权主义者们已经发展出一些方法来解释一些组织机构为什么以及何时成了性别歧视行为的场所。国际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的诸多重大贡献之一，就是解释了，在完全不同的各种组织机构当中——比如工厂、证券经纪业、立法机构、大学、学生运动、军队等等，到底是什么在滋生着性别歧视和性骚扰。所有有关阿布格莱布事件的报告都谈到了这个监狱中建立的一种“风气”、“环境”或者说“文化”，正是它滋养了虐待行为。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状况被描述为一种“权责不清”的“混乱”的环境。正是女权主义者为我们提供了“组织的风气”这样具有革新意义的概念。当我们试图明白为何在一些组织机构中，女雇员不得不面对有性别歧视色彩的玩笑，以及不受欢迎的亲近，并且还要为拒绝这些玩笑和亲近付出代价的时候，女权主义的律师、活动家和学者们的研究目光超越了正式的政策和明文规定的工作准则。她们开始探究那些更捉摸不定的、但是也同样（或者甚至更）有影响力的东西：决定着工作场所当中男人和男人之间以及男女之间来往的一整套非正式假设。通过各种蛛丝马迹，她们观察组织层级上上下下的人们之间那些偶然的、非正式的来往。谁和谁在工作后喝酒；谁通过办公电子邮件给谁发送性别歧视的笑话；谁把女人的照片钉在私人物品柜里或者咖啡机的旁边，是什么样的照片。她们还观察，掌权者都有哪些“不作为”。结果发现，他们的不作为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作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本身就是一种行动——“不作为”把默许的信号传达给组织机构中的每个人。女权主义者把这些由假设、非正式来往和故意不作为等等交织而成的网称为某一组织的“风气”。女权主义者已经成功地在法庭辩论中论证了，一个证券经纪公司或一所大学在它们的官方手册上可以写入反对性骚扰的条文，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雇主必须采取明确的步骤以建立一个良好的工作场所风气，使女人得到公平的和受尊重的待遇。到2004年为止，很多分析家都接受了女权主义的这一解释性概念——“组织内的风气／氛围”，以至于他们竟忘了他们受益于女权主义。塔古巴、琼斯和费将军，以及前国防部长施勒辛格，或许从未上过妇女学的课程，但是当他们被指定调查阿布格莱布丑闻的时候，他们利用的很多观念和调查法都是女权主义者创造完善的。然而，比起不承认女权主义给他们的思想和政治上的启发，更让人不安的是那些新闻记者和政府调查人员忽视了与女权主义提出的“风气/氛围”概念相联系的女权主义认识。第一个认识是，如果要理解任何一个组织，我们必须要深入了解这个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的关于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假设。第二个认识是，妇女常常尝试着去适应或者在某些时候抵制这些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别假设，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她们这种体验——这并非因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天使，而是因为如果我们对女人的观念和行动给予密切的注意，我们将会更好地理解掌权的男性的行为动机。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观念的影响并没有从美国军方的思想中彻底消失。从1991年到2004年，一连串的军事丑闻迫使那些不愿意处理性别歧视问题的美国高级官员也不得不直面这个问题。第一个案例发生在1991年9月，一群美国海军航空母舰飞行员聚集在拉斯维加斯的希尔顿饭店。因第一次海湾战争胜利而容光焕发的男性驾驶员（都是官员）在饭店走廊里排成行，对步出电梯的每个女人进行身体上的性骚扰。但是他们“一不小心”骚扰了一个正在为某海军上将做助手的海军直升机女驾驶员。几个月内，国会议员和媒体告诉公众被命名为“航母着舰钩”的这个丑闻——为什么会发生，谁试图掩盖等等问题。紧接着这一丑闻的是陆军阿伯丁训练基地的性骚扰丑闻，以及其后被揭发出来的军队攻击同性恋事件、美军男性人员对其女同事的性骚扰和强奸。1995年9月，在日本冲绳的两个美国水兵和一个海员强奸了当地的一个女中学生，这起事件激起了公众的示威、冲绳妇女的组织行动和美国国会的更多调查。在21世纪初，美国媒体开始注意到对东欧和菲律宾妇女的国际性贩卖模式——这些交易正是围绕在韩国的美军基地进行。这使华盛顿政府窘相毕露（其实这先前就已发现基地的男性士兵为那里的卖淫业提供资金，而美军基地指挥官对他们采取了典型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理由是它“只”雇佣韩国当地的妇女。当时这件事并没有导 致华盛顿的窘迫）。然后，在2003年，三个新的美军性别歧视丑闻抓住了华盛顿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从阿富汗战场回来的四个美军士兵在北卡罗莱纳州布拉格堡谋杀了他们各自的女朋友；在美国空军军官学校，男生对女生的性骚扰和强奸行为——以及他们的上级拒绝认真处理这些事件——已经变成了一个固定模式；还有，至少有六十位从科威特和伊拉克完成任务归来的女兵提供证词，讲述她们在那里如何遭到男同事的性侵犯——同样地，高级官员采取了不作为的态度，建议这些女兵“忘掉”这些事。因此，对于那些试图搞清楚阿布格莱布的虐待行为的美国军方内外的决策者来说，性别歧视的文化渗入美军的许多部门这个现象应该不是什么新闻。如果他们认真思考过在近十三年以来发生的教训——从航母着舰钩、阿伯丁、布拉格堡、冲绳、韩国到空军军官学校——他们应该把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运作方式放在调查议程的首位，他们也应该将女权主义视角作为主要的调查工具。当他们开始深究阿布格莱布事件的时候，或许特列・法勒（Tillie Fowler）确实建议过她的同事们将这些军事性丑闻联系起来考虑。特列・法勒来自佛罗里达州，是前共和党国会女议员，也是空军军官学校强奸案（包括包庇罪）调查小组的主要调查人。由于她在那次调查中所表现出的领导能力，法勒被指派代理由詹姆士・施勒辛格领头的阿布格莱布调查小组。她提出过空军军官学校和阿布格莱布之间的关系让大家讨论吗？她的男同事严肃地对待了她的建议吗？最终这些调查人员没有利用女权主义认识和方法，可能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航母着舰钩、空军军官学校、冲绳的教训的意义仅止于：这几起性犯罪事件中的犯罪者都是男人，而受害者都是女人。所以他们可能认为，女权主义分析工具在理解那些较早的军队性丑闻事件时卓见成效，但是这次因为林迪·英格兰和阿布格莱布宪兵队中其他女性的存在，女权主义理论未必是适用的。但是航母着舰钩、冲绳和最近的军队丑闻给我们的教训，并不是说只有当男人是犯罪者、女人是受害者时，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政治才成为问题。其实，这些军队丑闻更为深刻的教训在于，我们必须不断地问：这个组织机构（或者说组织机构错综复杂的这一制度）是不是因为赋予某些特定形式的男性特质以特权，把它的对手女性化并且贬低大部分形式的女性特质，而变成了男权化的组织？带着这个核心的社会性别问题，我们或许可以揭示管辖着阿布格莱布监狱人事的美国军方和文职部门以及阿布格莱布监狱内部的重要运转情况。首先，美国宪兵队以及他们的军事同事和中央情报局的同事迫使伊拉克男人连续几天裸体，穿着女人的内衣，在别的犯人和美国女看守面前进行手淫；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可能是被自身对于被羞辱的男权化恐惧支配了。也就是说，美国警方和情报人员的主要动机，可能并不是他们真的相信所谓“异国的”、脆弱的伊拉克男性特质是充满着对裸体和同性恋的恐惧的。他们在监狱里搞出这些虐俘手段，是出于他们自己美国本土关于男性特质脆弱性的理解，即，男人气质很容易被女性化。在这一扭曲的男权化情境中，作办宪兵队员的女人的在场可能会显得特别有用。为女看守设计女性化的角色，使她们扮演对男囚犯进行嘲笑的女性化观众，可能被认为是能够进一步以男性化的方式摧毁伊拉克战俘的斗志。从历史上看，占统治地位的男人试图利用至少某些女人的行为去破坏竞争对手的男性自尊，这不是什么新事物。美国女兵们自身状况又是怎样的呢？2004年美国军队中的女性包括15％的现役人员，17％预备役和国民警卫队军人（令人惊讶的是光是在陆军预备役就占到24%）。自从这些特别的年轻女性加入这个监狱的军事看管部门的那一刻，像她们的男同事一样，她们可能也在试图使自己融入这个团体。如果说预备役宪兵部门的文化是崇尚某一形式的男性化的幽默、种族歧视和逞能——可能上级出于“士气”和“部队凝聚力”的考虑也滋养了这种文化，那么每个预备役女军人都不得不决定应该怎样应对它。至少有一些预备役新女兵会决定参与其中而扮演分派给她们的角色，以得到她们期望的回报——男性的接纳。阿布格莱布监狱在2003年秋季人手非常不足（相对急剧上升的伊拉克监禁人数，看守太少了），并且和其他军事行动是隔离开来的，同时这些人日日夜夜遭受着迫击炮的攻击——这些只会让每个士兵面临更大压力去努力尝试从那些仿佛代表着占主导地位的男权文化的部队成员那儿得到认同。那么林迪·英格兰和查尔斯·葛兰纳的性关系呢？我们不能把这简单地当成“缺乏纪律”。我们需要追问，他们之间的性行为、虐囚以及摆姿势拍摄虐囚照片之间是怎么样的因果关系状况。女权主义者已经告诉我们，绝对不能认为性关系与组织的、政治的实践之间没有关联并因此把性关系的问题放在一边。其次，军事审讯人员的组织文化的男权化，中央情报局情报人员的男权化以及有关“男子气”的观念的运作，它们一起塑造着整个美国政治制度。许多男人和女人——律师、将军、内阁官员、民选政府官员——都清楚地知道强硬的审问手段违反了《日内瓦公约》、《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和美国联邦反酷刑法的精神和语言。但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几个月中，这些男人和女人都在保持沉默。女权主义者告诉我们，要质疑沉默。因此我们要问：参加审讯的美国男人当中，是否有的保持沉默是因为害怕被贴上“温柔”、“软弱”的标签而危及他们“男子气”身份。我们也需要探究，那些选择了沉默的女人当中是否有的因为害怕被贴上“女性味”标签而丧失同事的信任甚至被看作是政治上的圈外人。如果我们不运用女权主义的敏感，如果我们不回头看看从航母着舰钩、布拉格堡、安纳波利斯、冲绳和空军军官学校等事件得到的女权主义认识，那么我们不会弄清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的根源。这些分析工具和认识可能会狠狠地揭露整个美国军方的制度文化甚至当代美国政治生活的问题；这种制度文化和政治气候合在一起，不仅仅对美国人产生深刻的影响；它们也是韩国、日本、菲律宾群岛、阿富汗和伊拉克仿效的模式。反过来这也意味着，从这些与美国制度文化、政治气候有密切联系的社会而来的女权主义者提出的见解，可能会帮助美国人认清自己。*本文发表于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004年第10期，龙彦译。为了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除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封面图为FOIA诉讼中披露的摄于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照片。[图源：aljazee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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