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蒂娜 | 什么是金融市场：作为微观制度和后传统的社会形态

卡瑞恩·克诺尔·塞蒂娜（Karin Knorr Cetina），奥地利社会学家，现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其主要研究领域为认识论、社会建构、全球微观结构及金融社会学。著有《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Th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 an essay on the constructivist and contextual nature of science，1981）《金融市场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financial markets，2004）等。[图源：sase.org]

如今，很少有概念像“市场”这样被广泛地使用，也很少有概念比“市场”二字被赋予了更多的重要性，甚至很少有概念像“市场”一样，越深入研究越感觉难以把握。就更不用说金融市场了，它的存在使我们感到如此矛盾和困惑。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表明，金融市场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福利水平的指标——个人依靠金融市场获得养老金、信贷和收入，政府和企业投资和增长也有赖于金融市场。然而，当检索关于描述此类金融现象的市场概念时，我们发现它在社会学甚至经济学里也难以找到。如果从行为主义而不是功能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那么金融市场究竟是什么？有没有一种特殊的“金融动机”来表达金融市场独一无二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市场是一种协调的、集体的形态吗？比较市场、等级制和网络关系三种最常见的组织类型，至少各类市场在结构化程度方面有着显著区别。事实上，正是供给－需求机制保证了市场的平衡和有效运行，而市场根本不是一种社会性协调原则，而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利的、分散的个体参与者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做出行为选择。

本章的基本出发点是：金融市场不是空洞的组织架构，而是高度结构化和协调的文化形态。长期以来，有关金融市场的实证研究已揭示了诸多金融行为的具体内容（Abolafia，1996；Baker，1984；Cetina，Forthcoming；Cetina and Bruegger，2002；Preda，2009a，2009b；Smith，1999,2007，本书第7章；Zaloom，2006）。金融市场不是空洞的组织架构，而是高度结构化和协调的文化形态在分析这些特征之前，我们首先梳理主流的市场概念，这些概念基本是源于初级经济市场。我们认为，金融市场不同于传统的生产经济市场，若生产、消费与交换是传统经济的三大支柱，金融则是第四大支柱。下面两部分将详细说明这一点，并介绍全球化金融市场的架构。与原子论市场观点相反，金融市场似乎由某个中心媒介进行协调，这个媒介具有较强的观测能力，犹如一面镜子。中心媒介的协调能力源于可被预测、不断扩增和更新的电子化渲染（electronic rendering）及市场图景。从参与者角度看，这与强制性要求观察参与者的反应的道理一致。因此，金融市场有其微观社会学意义上的“构建”，在参与者所处的注意力管理体制中，这一点显得很重要。接着，我们将探讨独立于企业组织系统之外的金融市场如何与企业相互交叉影响。最后的部分将说明金融市场的时间向量：我将时间作为分析金融市场的重要特征，关注金融市场以自己的节奏和时间不断演化，穿越多个时区的金融市场，以及时间机制所创造出的新型全球社区。上述运作机制及其特征都表明，金融市场不同于传统组织，它们是非等级制的、媒介观测性的，并且从非常亲密的面对面情况延伸出去。人们还将金融市场定义为某种集体社会形态，视为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组织设计的先驱者。

市场概念

用什么来概念化“市场”？正如斯威德伯格（Swedberg，2003：104-105）指出的那样，许多文献实际上是以假设而不是理论方式系统地分析市场的（如Coase，1988：7；Swedberg，2003：104-105；North，1977：710）。不同文献中普遍采用的市场分析概念常常与以下要素相关联：（1）某个空间；（2）价格发现和资源分配的机制；（3）某种交换方式；（4）某种制度安排。然而，它们常常未能将市场视为组织化的、结构化的形态。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有形的、具体的市场最早出现于早期希腊社会的聚居点周边，并将其称为“无声交易”（silent trade），交易者将物品放在一个神圣的石头或者地标上，然后再取回对方放在此处的交换物品，在这个过程中交易者没有语言交流（Agnew，1986：20）。在不知名的“无声市场”之后，市场转向了聚居点的中心地带，热闹的中心市场发展起来，这一过程直到17世纪才完全在英国完成。当谈到欧盟市场时，我们也使用了市场的空间含义，但我们内心很清晰，我们通过一组（潜在）买家而不是一个中心位置来定义市场。根据斯威德伯格（Swedberg，2003：105-109）的观点，新古典革命之前的经济学家，如斯密（Adam Smith）、李嘉图（David Richard）、穆勒（John Stuard Mill），也认为市场与地理区域或地方同义，正如他们认为价格是生产商品所花费的劳动量，而不是来自市场的供求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共市场之外，欧洲利用商人、金融家和商业探险家之间的商业联系，扩展其对外贸易（Ag-new，1986）。市场范围的扩大表明“贸易商”专业化作用的增强，以及市场存在于“无形”的社会网络里，而不是特定的空间或地点。

图为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商人以商品易货的场景，由瑞典制图师奥劳斯·马格努斯（Olaus Magnus, 1490.10 – 1557.8.1）作于1555年。[图源：Wikipedia]

市场的空间概念是从具体的图像开始的，它也具有功能性的内涵。特定的地点起到协调作用，它使地理上分散的、不同的买家和卖家的利益相结合，也使想处理商品的人和需要它的人的利益相结合。第二种观点认为各类现代市场变得相互关联，这个看法本质上是功能性和抽象的。自19世纪末以来，瓦尔拉（Walras）和后来的经济学家开始用假设推导和函数工具分析和界定市场，包括价格形成机制（价格函数）和资源配置机制（分配函数）（Debreu，1959）。因此，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市场的含义就等同于不可观测的、假设的需求和供给曲线，而没有任何空间的、制度的或社会的特征（Rosenbaum，2000：459）。买方需求和卖方供给被视为市场运行的动力。商品价格的变化遵循商品的供给状况－需求规律，即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卖方期望以更高价格卖出更多商品，而市场上商品价格常常与商品需求数量呈反比例关系，直到市场均衡价格形成，再达成交易。这种情形被认为达到了市场出清或市场均衡状态。虽然均衡价格是在市场上形成的，但价格机制满足了买卖双方的需求，协调了买卖双方的利益，促进了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该模型认为市场趋向于“静止”状态，尽管这种状态只能通过对各种信号做出反应的参与者之间开展复杂的调整和协商来实现。

第三种普遍观点认为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同义词，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市场是某一特定地点的观点也就不成立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援引这个观点（invoke the idea），认为市场经济由生产、消费、交换三个机制组成，这保证了商品的分配（Dholakia and Oza，1996；7；DiMaggio，1994：28；Hillebrandt，2007；Lie，1992；Portes，1995：3；Smelser and Swedberg，1994：3）。据此，“只要有两人或多人进人交易，市场就产生了”（ Gravelle and Rees，1992：3，Rosenbaum，2000：459）。根据该定义，交换不仅具有将生产者和消费者聚集在一起的市场功能，而且交换行为具有典型的市场特征。可以说，交换不仅是“市场”的同义词，还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特定行为类型。

第四种观点认为，市场是一种制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重新引起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兴趣。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是法律规则、社会规范等方面的抽象条款，具体体现在市场的各类制度合约里（Aspers，2011：4-5）。近些年，经济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解决交易问题的有效方案，有助于理性的微观个体降低交易成本，追求经济收益（Williamson，2000）。直接的、非重复的、不需要特定交易投资（如一次性购买标准设备）的交易更有可能发生在公司之间，即“跨市场界面”，而交易结果不确定的、频繁重复的且需要大量“特定交易投资”的交易，如金钱、时间或不能轻易转移的资源，更有可能发生在等级分明的公司之间（Granovetter，1985：493-494）。尽管这种方法已使企业摆脱了在经济学中作为“阴影”的存在，自行并且指出了公司的核心特征（如分层），但市场仍然处于阴影状态之中，市场看起来只是被动地被定义为企业的替代品，而且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市场是在竞争环境中进行战略运作的个体。相比之下，社会学最新的制度主义观点，不是将制度与规范和法律规则联系在一起，而是更多地强调特定组织背景下促进角色行为的文化脚本，以理解什么被作为文化上的恰当性和合法性（Powell and DiMaggio，1991）。应用于市场的方法表明，我们应该问，对文化适宜性的感知，而不是战略决策和理性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市场行为者的行为（Scott，2001：51-52；Ebner and Beck，2008：4）。普瑞达（Preda，2009a：chs 2 and 4）的观点与此最为接近。社会学中另一种制度方法在历史上更具偶然性，它将市场与政治－经济管理安排和更大的文化结构联系起来（如Fligstein，2001；Hamilton and Biggart，1988）。这种方法将市场看作是政府的创造，并且主要关注政府的市场监管问题（参见Fligstein，本书；Ebner and Beck，2008：4）。第三类明显具有组织性，主要研究组织间的联系。这实际上是将组织分析和市场分析结合起来，使用网络方法来研究关系的性质及其影响，以及由这些网络组成的“上游”（如供应链）和“下游”市场（Baker，1990；Bandelj and Purg，2006；DiMaggio and Louch，1998；Uzzi，1999；White，2002）。例如，怀特（White，2002）模型强调了卖家网络的存在，互相监控以便为他们的产品找到独特的细分市场。在传统的市场理论中，生产者可能以消费者为导向来监控市场需求；他们也可能压低价格使产品同质化（Collins，1988：432-433）。

金融作为经济的第四大支柱：金融市场的信用核心

当大多数人想到“市场”时，他们会想到初级市场或生产市场——一个经济部门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出售给消费者的领域。参考的文献也不例外；大多数分析师要么直接参考生产市场，要么在谈到市场时就会考虑到生产市场。当经济根据前面提到的生产、消费和分配／交换来定义时，市场表现为“纯粹是生产和消费的中间活动，促进商品和服务的分配，从而满足某些人的需要”（Dholakia and Oza，1996：7）。然而，金融和金融市场不仅是分销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且有助于将商品从生产者的市场转移到消费者的生产市场，与为诸多经济运行创造融资的金融市场区分开来。西方社会的市场环境高度分化，例如，生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具有独特的历史，应对不同的需求，并呈现出不同的运作和协调体系。换言之，仅仅考虑生产、消费和交换这三大支柱，经济的定义是不完整的。他们忽视了经济活动的第四大支柱，即金融。正如伯南克所说：

为了扩大工厂、增加员工数量并实现现代化，大多数公司必须求助于金融市场或金融机构以确保这一基本投入。家庭依靠金融市场获得抵押贷款或帮助资助子女的教育。总之，健康的金融环境有助于现代经济发挥其全部潜力。因此，发展中经济体的一个优先发展事项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Bernanke，2007：1）

伯南克谈到，父母、房主和公司都需要金融资本，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信贷。经济的第四大支柱，即金融和金融市场的功能，是控制信贷（Strange，1994：30）。凯恩斯是最早提出信贷的性质和作用的人之一；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投资首先不必是积累的钱或储蓄，而可以是通过发行股票等方式创造的信贷。生产需要事先投资于资本货物和其他支出；一个没有投资手段的人不能指望生产多少。他必须投入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建立生产性资本结构的基础，才能成功开始生产（Shapiro，1985：77）。生产只有在得到投资后，才能产生就业收入，其中一部分可用于储蓄。因此，信贷和信贷需求在储蓄之前，储蓄只在信贷投资的生产周期结束时产生。凯恩斯还谈到了“金融动机”，其中卡瓦略（Carva Cho，1976：72-76）称“由于对未来利润而非当前收入的预期而采用的投资计划”。

最近，定量的历史研究证实了凯恩斯的观点，这些研究表明美国复杂而清晰的金融体系可能是19世纪制造业快速增长的关键驱动力（Perkins，1994）。在此之前，历史学家曾将制造技术、铁路和西部大开发视为增长的驱动力。相比之下，西拉（Sylla，1998）认为这些最后的发展大多发生在1815年以后，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更早发展的金融体系。信贷可以通过银行贷款和金融市场两种渠道获得。以制造业为导向的经济体，比如德国和欧洲大陆的经济体，在历史上发展了一个银行贷款占主导地位的金融组织。在美国，正如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一般，出现了不同的模式，美国这种模式不太重视银行贷款，而将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视为重要的信贷渠道。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美国的财政革命时期，银行数量从1790年的3家增加到了1820年的327家。有趣的是，银行数量的百倍增长也意味着金融市场渠道的兴起。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的银行通过发行证券筹集资金，他们还接受证券作为银行贷款的抵押品。西拉等（Sylla，Wilson，and Wright，1997）基于对40年来所研究的证券市场价格的分析结论认为，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出现了，它有效地为证券资产定价，并遍及主要城市进行市场间套利，且为1820~1930年欧洲资本的大量涌入铺平了道路。在金融增长时期股票资产成为银行可承兑的资产之后，美国主导了世界，表现为占有股票金融资产的最大份额。

然后，我们认为金融体系先于且在功能上不同于生产市场，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为此提供了证据，也为理解西方经济体的信贷基础提供了支撑。历史论证揭示了在工业化轴心阶段金融与生产的不同步，并指出了早期金融市场渠道在获取信贷方面的重要性。第三个过程即放松管制，这也有助于建立金融市场，以作为银行储蓄之外的一种筹资来源和投资选择；它将这些市场，尤其是场外市场与生产分开，而且与国家监管环境分开。金融市场享有了自由化资本的连续浪潮，以及由控制个别的民族国家而发生的金融服务（Geisst，1995：9；Swary and Topf，1992），同时取决于政府政策的采纳（Fligstein，本书第17章）。消除国家金融市场之间的障碍，如20世纪最后几十年货币市场之间的障碍，使得一个经济学家认为，存在微小摩擦而似乎超出了任何监管结构的控制范围的系统出现了。尽管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促使了重新监管，但直到最近，美国仍在放松管制。生产系统更深人地嵌入国家监管环境中，影响到劳动力、生产工厂、设备、生态外部性等诸多方面。银行和银行贷款也密切受到政府监管。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美国，这种监管一直持续发展，当时银行不仅是重要的资金来源，而且银行票据和存款负债也承担了货币的大部分功能。因此，政府有理由对这些银行的货币创造进行许可和监管（Carruthers and Babb，1996；Sylla，1998：84）。

此后，市场渠道发展成为全球金融体系和西方经济金融组织的核心。事实上，资本市场已替代银行成为工业企业债务融资的来源。21世纪之前，在美国和英国，不到30%的企业融资来自商业银行（Chernow，1997）。虽然银行信贷在当今一些更复杂的经济体中仍然很重要，但它通过银行自身的投资和融资策略深深陷入金融市场。借给信贷需求者的资金中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客户的存款。重新包装的次级抵押贷款和信用衍生品市场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违约义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危机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银行信贷的扩张，通过使用这些杠杆工具来使存款扩大好几倍，并且注入这种信贷大大增加了这些工具的交易和风险（Taylor，2009：ch. 1）。

图为次级抵押贷款包装流程。[图源：documents.pub]

金融市场行为：不仅仅是交易

鉴于金融市场的运行特征，历史上的系统性运行失调（historical desynchronization）和总体放松管制表明，它们最好被视为一种系统。在这种系统中，金融工具即契约，它在交易中被创造和发展，经过市场检验之后成倍增长。所涉及的行为也说明了金融市场的特殊性。如前所述，市场通常被认为是兑换交易的场所，当我们考虑到主要经济体时，这可能是合理的。例如，当我们去周末市场时，我们通过典型的兑换交易以现金来购买农产品。正如斯莱特（Slater）所说的，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当我们完成交易时，我们就退出了（Slater，2002：237）。交易意味着易手的对象被定义为等价的，因此一旦付款完成交易就可以结束。然而，金融市场的核心活动是投资和投机。这直接来自金融的信贷核心。在金融市场上买卖的不是消费品，而是直接或间接向借款人（公司、州等）提供贷款的“金融工具”（如股票、债券等），贷款人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盈利的方向获得信用工具的股息、利息支付或价值变化。因此，购买或出售金融工具会创造一种契约或合同，这种契约或合同在持有该工具期间一直持续，且始终涉及风险（因为未来不确定，结果无法得到保证）。当我们买完金融工具后，我们通常不会退出；相反，我们发现我们的利益与信贷接受者及其经济政策的成功与否有关。因此，金融市场行为就是关系启动（或结束）的时间交易，它将贷款人、借款人和市场的命运联系起来，并将他们与未来的结果捆绑在一起。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准备进人某个直接交易时，金融市场就不存在了；而当行为者准备进入承诺的协议（基于对未来结果的承诺和要求）时，情况与之相反。

金融市场的行为结构对供求关系具有影响。金融市场交易不是以一种工具的当前价格为导向的，而是以它在未来某个时点的预期收益为导向的。因此，如果参与者预期需求会上升（这是解释金融泡沫的一个因素），即使价格高，需求也可能会上升而不是下降。我们可以谴责这是投资者的“非理性繁荣”，它导致资产定价过高，与经济表现不符，并且意味着泡沫破裂时会导致缺乏可用资本（Shiler，2000：31ff.）。但如果我们认为金融市场行为本质上是投机性的，用一种道德中立的语言，它指的是对预期结果具有前瞻性的行为，那么基于期望和承诺而不是基于当前的价值是这一行为的结构性特征。

尽管金融行为具有投机性，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金融市场是有利的，他们认为这些市场使得资金池能为大量资本所用，通过去中介化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消除了银行及其作为贷方的定价结构）（Chernow，1997），通过分拆股票分散了信贷风险，可用于对冲高风险投资的衍生产品（Merton and Bodie，1995：13-15）。似乎有一种共识认为该体系以独特的方式发展，这些方式包括寻求融资的政府债务，养老金体系的变化，以及通过次级信贷扩大房屋所有权基础的民主利益等因素。还有一种共识认为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以及高科技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与金融市场信贷的扩张有关，这种增长如果没有信贷的创造和强化是很难出现的（Strange，1994：30）。正如以上所表明的那样，金融市场显然在经济和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的观点是，他们通过在组织上、技术上以及机构和行动层面上占据地位来发挥这一作用。

金融市场结构

亚当·斯密写道，市场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协调的。这部分内容涉及当代金融市场的有形之手：使市场变为独特的结构形式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协调和一体化的结构。金融市场有两种类型：交易所交易市场和场外（OTC）市场。例如，交易所交易市场有一个集中供需的中心位置：交易所。交易所本身就是公司或以会员为基础的经纪和贸易商组织，它们拥有在交易所进行交易的独家权利。交易所提供的匹配和交易执行设施不仅与某个地方绑定（计算机和清算功能可能位于其他地方），而且也有固定的开放交易时间以及价格的稳定时间，意味着它们的交易设施条件是不连续的。为了进行交易，设施必须标准化；公司必须满足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例如，最低市值、收益要求、发行股数、审计要求），并遵守特定的披露规定。交易所本身也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机构的监督，以及禁止内幕交易、对价格操纵和未披露信息等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管。例如，监管可能试图确保公平、有序和高效的商业运作；价格形成符合交换规则和防止价格操纵；由交易所和上市公司记录多年的所有业务；为发行价格、营业额等定义规则；投资者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SEC，2010）。交易所说明了组织和监管要素如何构成市场。然而，市场本身并没有在交易所内部化。虽然，大大小小的投资者可能会在公共交易所进行交易，大量的参与者会参与这样的市场，但是交易所仅承担了市场的某些功能，即通过汇集买卖双方的信息、建立市场组织并开展市场交易。第二类金融市，即场外市场，现在大多数以电子形式有着相同的功能，交易所使用电子经纪人来匹配和订购市场上的交易。因此，金融市场总是比任何可能成为其中一部分的特定组织都大。但我们应该如何概念化这个更大的实体？部分组织理论可以进行解释；它表示我们可以将市场视为一个组织外的更大的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可能包含一些（但不是全部）通常将我们与正式组织联系在一起的元素（Ahrne and Brunsson，2010）。确定的成员、行为规则、制裁、监督以及正式的权力或层级是正规组织的要素。金融市场含有大部分这些元素。但是，这种等级体系是一种市场地位等级体系，而不是源自正式的权威，例如，场外交易市场中的大部分规则都是与法律类别相对应的交易实践规则，并且会员资格由市场结果予以界定和认可——而不是由权威机构控制：市场参与者是指在市场上持有金融头寸的任何人。因此，金融市场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形式，具有很强的内外区分、成员资格标准、潜在稳定的地位等级制度，以及内部形式的监督和监管。然而，对于正式组织来说，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差别：市场结构似乎在执行和代理层面上制度化，而不是在正式层面上。从更多的理论角度来看，金融市场的制度基础本质上是微观社会学的，与戈夫曼（Goffman）等人的交互层次结构相一致。场外市场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它们不是集中式的，而是分散的；它们不是围绕交换建立的。在场外交易市场中，交易通常发生在全球城市的全球银行交易大厅的交易员之间（Sassen，2001；本书第1章）。在这样一个市场中，交易行为的规则是通过交易员之间的交流方式来维持的，他们使用语言形式、威胁、相互警告、谴责和互相制裁，以防止交易行为规则被打破。然而，将金融市场纯粹理解为行动者互动影响的场域是错误的。

想象一个计算机和一组电子屏幕的联合：这些屏幕形成一个合成的环形介质，任务从一个时区水平流动到另一个时区，并且信息在屏幕上下垂直滚动。这些屏幕位于电子设备基础设施上，这些电子基础设施与交易大厅连接起来，充当脚手架，并在上面安装各种交互系统－用于执行任务的设备。借鉴分子制造的类比（Heller and Guttman，2002：265），我们可以将这种屏幕设置看作是由一个历史性的“取放”过程产生的，通过这个过程，金融市场执行所需的异质行为、交流和信息功能被逐渐嫁接到屏幕上。这些功能的例子是会话交易系统，它使得通过谈话进行交易成为可能，它们也用于八卦和信息分享，以及进行有组织的交流。另一个系统是电子经纪人（EBS），专门用于处理、订购、存储和显示交易机会，屏幕上显示的交易量和价格，只需点击一下按钮即可交易。我们可以不用说话而通过EBS进行交易。另一套系统提供会计处理功能，提供新闻、评论和分析，并提供对交易数据和图表的访问以及计算功能。交易大厅中的分析师、策略师和经济学家通过研究和重新分析屏幕上的信息产生深入分析并将其分析循环回屏幕上。“取放”世界仍然需要人工信息的输入和补充。屏幕只提供组织、沟通和分析功能；其内容来自信息提供者和交易者，他们在参与市场时及时更新各种才能。然而，屏幕还有另一个对理解金融市场结构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就像一个“镜”——一个投影市场和协调交易的中央镜像设备。

我们可能将金融市场看作一个紧密协调的响应系统，它基于关注和感知机制。让我们将响应系统定义为强制要求响应的时序交易系统。“对话”（conversations）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对话”是二分的反应系统，包括轮流的规则与参与者对彼此之间的视觉和认知判断两个部分。会话者轮流发言，承认并对以前的发言做出反应。全球市场就像许多对话者之间的远距离争论。将这样的对话集中在一起，并安排他们的顺序是交易屏幕的宏伟工作。最发达的场外交易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统一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所有参与是通过“镜”即一个中央监控的和反映情况的媒介来支持和协调的，它们提炼市场信息，集中注意力和感知，并协调交易。“镜”的算法还将市场利益和交易汇集成一个连续的最佳买卖交易流。因此，参与者不仅通过电子媒介与其他具体人物进行交易，还通过屏幕本身进行交易——电子经纪人向他们展示了一种算法支持的交易可能性集合。采用“镜”（scope）的概念，我为硬件、软件和内容提要提供了一个简化的术语，将它们打包在一起，并通过计算机屏幕及共同平台传递给全球市场的参与者。“镜”中的事实被投射给每一个同时在线的人；屏幕内容将所有观察者（作为专业交易者必需的厂置于同一个世界。没有必要打电话给其他联系人并利用人际关系网络来了解市场在哪里以及正在发生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会立即提供给所有人，并且会在几秒钟内不断更新。并非所有的金融市场都是这种性质的。例如，交易所交易市场在过去的十年中才从公开叫价系统过渡到接受镜像媒介和跨国安排（Muniesa，2005；Zaloom，本书第9章）。例如，合并纽约和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价值100亿美元的股票，旨在为14个欧洲国家和美国建立统一的市场，直到2011年2月才完成，后来被放弃了。

符合描述的场外交易市场是货币市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一直是统一的全球市场，那时路透社的金融信息终端机（Ruters' “Monitor”）是第一个全面的电子交易和信息系统。货币市场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目前日均交易额约为4万亿美元（BIS，2010）；它不是在交易所进行交易，而是一个场外的“私人”市场（这里的类比是自16世纪以来主要经济体中商人与其他人之间发展起来的私人贸易）。直到20世纪70年代，货币市场似乎成了一个网络市场：交易通过关系网络而发生，这些关系需要找出“市场在哪里”，也就是说，哪些人想要交易以及价格是多少。当时，套利——利用参与者之间价格和交易量的信息差异——在货币交易中是常事。当今全球体系的一个强有力的暗示是，这种套利已不再可能。市场成员现在不需要通过网络来寻找市场；他们参与一个全球性的市场对话，这个对话是通过一个独特的镜像协调机制支撑和指导的。

这种镜像市场不是关系市场，而是基于关注和感知机制：在屏幕上持续、同步和即时地关注市场。对屏幕的关注是强制性的——这相当于人类的一种观察机制，也是将专业市场参与者理想化的一种行为模式。阿布拉菲亚（Abolafia，1996：230）观察到，具备这种技能的债券交易员能够在接到通知后立即对市场走势做出反应；通过强制监测，塞蒂娜和布吕格尔（CetinaandBruegger，2002：92）研究了外汇交易员；并且普瑞达（Preda，2009b）发现，在家中工作的日内交易员专门从事屏幕工作。交易者对屏幕信号的反应是大喊大叫。交易员通过这样的大喊大叫来体现市场走势（Cetina，2009：76-78），并使自己和其他人对屏幕上的市场动向保持警惕（Laube，2008）。·协调是将观察者的信息集合起来的结果，或者换言之，是不断地将注意力集中、充满期待的市场参与者群体暴露在突发信息之下的结果。这种暴露导致了集体认知——在有限的市场环境中，一种共享的意识和分布式对话。我们可以从信息的角度来看待这种集体认知，并用市场奇特的集群智能（swarm intelligence）的概念来形象地刻画它（Callon，1998；Fama，1970；Hayek，1945；Cetina，2010；Preda，2009c；Smith，1999）。我们也可以将这种集体认知看作市场领域的一种社会薄膜。屏幕为集体认知不断提供和更新信息——它为围绕着信息爆炸而发展的市场话语提供了一个复杂的反馈和支持系统。

交易员和交易大厅：市场和公司之间的交互

我认为，金融市场应该被看作是全球反应系统通过镜像的相互观察与反思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当代金融市场的中心组织机制并不是企业或企业间安排的权威结构，而是屏幕的“权威性”，其持续的内容更新以及算法对市场预测的增强使参与者对其产生了反应并被引导。这里的理论论点是，集体的定位和集体关注的制度——参与者的共同反应（Cetina and Bruegger，2002：909）及其结果，由此产生的市场对话——是市场过程的社会学基础。如果你愿意的话，它为一个有组织但超出了公司和交易所等正式组织元素的市场提供了黏合剂。注意力整合（见下文）是一种机制，它与网络连接（可能具有早期市场特征）以及企业中等级和控制的协调有着根本的不同。然而，正如之前所指出的那样，公司（交易所除外）仍然存在，它们在市场中的角色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交易大厅，如全球投资银行的那些直接从事市场活动的部分。交易大厅是公司的单位，但我认为它们是用来适应金融市场特性的市场与公司之间的制度混合体。换句话说，交易大厅不是执行公司任务的公司分部，相反，关键点在于大厅的金融交易的控制问题。金融市场是涉及硬件、软件和人员组成部分的中介安排，其绩效和结果不受任何相关公司的控制。交易员而非银行家是这些安排中的关键运作者；当涉及具体市场交易和管理时，代理机构从公司转变为个体交易员。生产者市场和传统银行贷款中缺乏交易者的社会角色，而交易员代表和体现了金融市场的本质（另见Zaloom，本书第9章）。在上述场外交易市场中，交易员是做市商；他们尝试在市场中从价格差异中获利，同时也为其他市场参与者提供交易。因此，交易商为市场提供并维持流动性——必要时会反对自己的立场和利益。换言之，交易员·充当市场的看管人——当市场出现缺口，市场活动趋于一致时，他们扮演桥梁和融合剂的角色；当市场崩溃时，他们也可能试图恢复市场。尽管银行限制交易员的损失和交易工具的数量，但交易者并不受任何银行对价格变动发展的看法的限制，而是在他们交易的工具上形成自己的立场。事实上，正如参与者所证实的那样，交易账户和银行的专有地位相互冲突的情况相当普遍（Goodhart，1988：456）；对冲基金的交易商可能拥有较少的自主权。交易员的创业倾向、频繁的转手、奖金支付结构以及独特的面对面屏幕设置的交易大厅布局都是市场的反应。例如，我们可能将这种奖金看作是他们薪酬的创业部分，可能比银行和其他公司的交易员的薪酬高出几倍，因为这不是其固定成本的一部分，它超越了公司的职能。如果奖金没有“计算”，没有反映他们在市场上的收益规模，交易员可能会离开公司。因此，交易员可以正式归类为在金融资本主义中提供各种服务以赚取费用的资本市场中介团体。但是，中介并不是一个连贯的参与者团体。如果我们将中介理论定义为“一种关系，市场中某个参与者在两个没有直接联系的其他参与者之间协调资源或交换信息”，如经纪人（Fernandez and Gould，1994：1457）。交易员并不是一个好例子，因为他们主动发起交易，并管理自己的投机行为。定义交易者角色的一种方法是将他们视为他们自己和公司利益的代理人。当双方都占有营业额和利润的大部分份额时，交易员（和公司）将这些利益视为一致。对于交易者来说，奖金日是检验这种一致性的日子，如果发现有错误，就会进行调整。例如，以外汇市场交易员为例，他们是市场参与者，通常没有明显的外部客户，他们以做市商的身份自主经营，并“追求下一个增值策略”（Folkman et al，2008：155）。虽然他们不是公司的所有者，根据委托－代理的区别，他们也不是委托人，但交易员通常会根据其市场内部地位、专业技能和及时的市场信息而成为全权代理人。

注意力整合与市场流

我所提出的金融市场的微观制度概念仍然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因素：这些市场的时间性质。我们所描述的金融市场是时间化的系统，这些市场的时间向量与关注机制是相互关联的。假设交易员在一个由不断变化的交易价格、不断变化的交易利益（指示性价格）、不断更新的滚动记录、不断传来的会话请求、最新预测的市场趋势、不断出现和消失的头条新闻以及由评论和分析组成的移动平台中执行他们的活动，换言之，他们在流媒体世界中执行他们的活动；随着信息在屏幕上滚动并被新信息所取代，新的市场现实不断出现。在这些市场中，屏幕现实就像一块织锦，一段一段在我们面前被编织。更笼统地说，屏幕现实——织锦——是一个过程，但它不是简单得像一条河流，将相同的水量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更确切地说，它是过程性的，是无数不同的信息连续不断地在屏幕上变化的过程。

我在这里使用的术语——市场，是指这种变化的、滚动的投影，这种镜像建筑使电子金融市场看起来势不可当。每天的时间不会给这样的市场“计时”，尽管它从来没有完全停止摆动，而是在后台、前台、交易员的工作时间表和交易所的开放时间等情况下运作。给它们计时的是一个“分析时间”，即传入消息的速度和集群时间。分析时间具有特殊性。例如，它的节奏不均匀；它可能因为更多的项目流入屏幕，消息间隔变短而突然加快。它有具体的日历和时间表，有为重要经济公告和定期计算的经济指标和数据的发布而规定的日期和小时。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基本经济形式的发展并介入金融经济，分析时间与日常时间日益相互交织，并且以分析时间的基本状态和本质特征来概述日常时间。

市场的时间特性与注意力机制密切相关。首先，因为市场会根据自己的时间不断变化，市场要求这样一种政体，即基于算法的交易及其背景活动的流动聚合的模式。其次，在市场上持仓的交易员将自己（他们的财务状况和就业情况）与市场的一举一动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前途命运与屏幕的变动息息相关。这种高个人风险和快速变化的市场相结合的模式，解释了对市场的持续关注的必要性。最后，注意力体制可以与流动体验的概念联系起来，这是一种高度集中的主观状态，意味着意识状态改变的同时，几乎自动地执行任务（Csikszentmihalyi，1990）。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市场的无情的时间性及其所需要的关注会产生主观的流动状态，并且需要它们来实现最佳的表现。流动体验还包括自我实现的感觉，以及自我反思、分心和对失败的担忧的消失。这或许有助于解释，市场参与者往往倾向于接受风险，而他们对金融市场之外的担忧和规则则可能置之不理。

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市场不仅在分析时间内流动，而且会从一个时区流向另一个时区。这种流动类型抓住了市场的流动性。市场在不同时区流动，意味着居住的物质生活形式——系统的外在运行者（如交易者）和系统设施（如交易大厅），与这个专业世界的非居住的生活形式——符号化的且不断变化的行动、交易以及账户等相互影响。采用“回应－存在”的术语，市场从前一时区的注意力中释放出来，并被下一个时区的注意力所占据。跨时区移动的市场涉及工作，如生产汇总账户，将需要关注的趋势从一个时区转移到下一个时区进行处理，这些趋势被概括为收盘价、指数值、成交量统计数据、日内交易指标等。这种高度关注工作的结果是，市场在每个时区似乎都到达“整体”（总结），并将“整体”推动到下一个区域。随着它的“到来”，注意力资源被激活，以增强参与市场的任务，直到它成为一个以时区为中心的系统的独家内容。这些内容包括技术资源，如可以在屏幕上开关的听觉和视觉信号以及组织资源，跨国公司举办的强调某些发展的晨间会议，或在交易台提供午餐，以免打断交易员的注意力。

参与者将对市场的注意力和反应联系在一起：跨越制度和空间，在这里，时间也很重要（Abbott，2001）。随着专业交易员同步和及时地（他们实时看到同一个市场）持续观察市场（几乎没有中断），他们之间出现了一种基于互相关注的一体化水平——参与者意识到市场上存在其他人显然关注了在屏幕上可见的同样的事件。他们如何认识他人的共同性？通过交易双方提出要求，其他人发出信息并由此引起价格变动。交易员观察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识别和读取中介的信号，以便市场参与者了解可能的动向和意图。另一个重要部分是将他们观察到的信息传达给与他们保持关系的其他市场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交易员传递和放大相互关注的信号，促进其传播。换言之，注意力制度不仅支配个人行为，而且与相互给予的信号有关，是全球领域一体化水平的来源。注意力的整合需要时效性，参与者在观察同一事件（市场）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共同参与。舒茨（Schutz，1964：24-26）将“我们之间的关系”的出现与共时性联系在一起：参与者可能会觉得“我们在一起看到了相同的东西”或“我们在一起经历了这件事”。这种我们之间的关系不需要涉及其他类型的共通性——它不需要假定思想的共通性，解释和沟通的共享，或参与者之间的团结一致。在以人口全球分布为目标的社会性概念中；缺乏强有力的假设似乎是一种优势。

结论

很显然，这种注意力整合与交流的出现是以镜像媒体的存在为前提的——作为一种设备在屏幕上不断滚动推出市场信息，将其“流动”给观众以实现自身价值。市场是交易的世界，不仅通过传统的组织媒体（如网络或交易规则）相互联系，而且通过反射式镜像系统收集交易信息，增强并将其作为“市场”呈现给观察者。尽管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在这些市场中仍然存在，但人对屏幕（市场）的交易似乎占主导地位，而算法交易（市场对市场交易）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强制性反应系统的概念旨在捕捉这些市场的微观制度基础，同时也将它们视为镜像环境，其中媒体和媒体反馈已深入人类互动中。镜像生活模式提出了本章未涉及的研究问题，例如，注意力资源不仅位于组织、技术和交互层面，而且位于认知（信息处理）和神经层面，互相补充和互动。另一个我不能在此讨论的镜像领域问题涉及交易的情感和欲望，作为金融交易生态的相关现象，它与社会学领域有关贪婪的研究有何关系？

*本文节选自《牛津金融社会学手册》第六章。为了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除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John Henne所作Bull Market 。[图源：fineartamerica.com]

〇编辑：O泡  〇排版：Y.H.

〇审核：悦怿

【鸣谢】

专题策划人：曾丰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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