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 | 经济意识形态与产业政策：以日本为例
直到最近，英语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一直忽视对支撑日本产业政策的经济意识形态进行讨论（不过派尔除外，可参见Pyle，1974）。人们普遍相信，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几乎没有学术基础。不仅北美的学者普遍知道西方主流经济学几乎不研究日本式经济，甚至连日本研究方面的专家都相信，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在政府工作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在日本的高增长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总的来说，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满足于斋藤精一郎的说法：“日本经济的繁荣和日本经济学的荒芜之间存在让人失望的反差”。
从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对日本的发展施加任何显著的影响这一点而言，上述看法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学术界人士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以有泽广巳、中山伊知郎和东畑精一为代表的一批日本经济学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受教育的，在日本政府的政策制定中，他们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这些经济学家，帮助这个国家建立了一套紧急程序，确定了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并在20世纪30－60年代的国际压力下，以及国内动乱的环境中，为日本的产业政策构建了理论框架。他们所提出的、反映在具有连续性的政府政策中的主要观点，构成了日本经济学家金森久雄所谓的”实践派经济学”（Jis－sen－ha）——这是日本产业政策逻辑体系的核心。实践派经济学有自己的特点，这一特点使其与日本经济学界的两个主要派别——marukei（马经，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kinkei（近经，即现代经济学，其中包括所有自”边际革命”以来建立的、除德国历史学派和制度经济学以外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区分开来。实践派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日本发展主义的主要观点。实践派经济学家的核心成员是一批日本学界精英。其中，有泽广巳曾是日本学士院院长，中山伊知郎和都留重人都担任过一桥大学的校长。然而，他们之所以广为人知，却是因为他们与政界高层的密切联系，以及他们在国家政策制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战后的日本，有泽广巳、中山伊知郎和东畑精一曾被称为“御三家”（Gosanke）。在日本历史上，御三家是徳川家族的三个分支，而德川家族则是幕府（bakufu）的主要支持者。“御三家”这一称谓表明了这三位经济学家在政府政策的制定中的重要性。它暗示着，作为日本政府咨询委员会领袖，在设计经济政策时，他们三人从多方面起着理论引导作用。
从左至右分别为有泽广巳、中山伊知郎和东畑精一。[图源：Wikipedia]
有些经济学家甚至直接就在政府机构中工作。比如，都留重人（Tsuru Shigeto）是一名学者，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担任经济安定本部次官。石桥湛山（Ishibashi Tanzan），经济评论家，成了职业政客，并当上了大藏大臣、通产省大臣，并最终出任首相，获得了将他本人的经济学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本书特别关注另一批经济学家，即在政府工作的经济学家（Kancho），其代表人物是大来佐武郎，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担任日本外务大臣；早期在政府任职的稻叶秀三（Inaba Hidezo）；20世纪50－60年代后期的后藤誉之助（Goto Yonosuke），以及岀任过池田勇人（Ikeda Shigeto）首相的首席经济顾问的下村治。作为在政府工作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日常职责包括进行经济调査和制定长期计划，这些事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高度程序化的行政工作。但是，在一些特殊的结构条件下，他们的远见、智慧和果敢，使他们像现代志士（shishi）那样，对日本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这些经济学家对国家的贡献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无法轻易地将他们的名字与战后日本经济的整个历史分离开来。例如，在讨论20世纪40年代日本战后经济恢复时，没有人能忽视倾斜生产方式及其设计者有泽广巳。任何一部关于战后日本劳资关系的著作都一定会注意到生产率本部和中央劳动委员会。中山伊知郎就是生产率本部副会长；也是中央劳动委员会会长，并为生产率运动设立了著名的三原则，而生产率运动对于日本劳资关系的稳定和日本管理的制度化非常关键。如果没有高增长之父下村治的话，日本人可能永远不会知道高增长政策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意义。正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指出的，“直到1965年前后，主要由通产省执行的日本产业政策，都是基于这一代学者所建立的思想基础。”为表彰他们的巨大贡献，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代接近尾声时，日本政府授予“御三家”的每位成员一等旭日大绶（the Order of the Rising Sun）。这是日本公民可能享有的最高荣誉，一般只有那些年逾七旬的人才有资格被考虑，只有为数很少的日本人获得过这种荣誉。遗憾的是，这一意义重大的事件，似乎并没有引起西方的日本研究专家的注意。西方甚至都没有人想了解一下，为什么日本政府会对这三位经济学家表示这么崇髙的敬意。
旭日章（the Order of the Rising Sun）由明治天皇于1875年4月10日制定，起初授予给那些为国家公共事业带来引人瞩目的显著功绩内容的男性。2003年荣典制度改革，女性从此也能够被授予旭日章。[图源：Wikipedia]
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
日本经济思想体系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日本发展主义则摒弃方法论个人主义。
按照有泽广巳、东畑精一和中山伊知郎的观点，经济不是自然赐予的，而是人类运作的结果。而且，人类并不是以私营企业或居民户的形式来打理经济，而是以大规模的团体聚集形式，比如以民族国家的形式来打理经济。“将经济理解为自然赐予的这种想法，排除了主观实体的概念”，因此，西方经济学一直贬低国家的作用，没有把与经济打交道的集体行为主体看成一个与个体行为主体概念相当的实体。即使在考虑集体行为主体时，西方经济学中的概念也非常抽象。许多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故期间都制定了经济计划，这些计划既不是由“绝对的上帝”，也不是由“看不见的手”来实施的，而是由一群以政府名义来工作的人实施的。但是，如果不理解政府的角色，就不能解释现代经济的运行。通产省前副大臣两角良彦曾说：“产业政策只能以主权国家为单位，根据可用资源来考虑。产业政策中诸如国家安全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问题，都不能脱离主权国家共存的前提条件来考虑”。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査默斯•约翰逊就曾提醒我们注意日本产业政策的这一特征。在仔细推敲了罗伯特·S．尾崎（Robert Ozaki）的论点后，约翰逊指岀：“由于民族主义被理解为国家利益高于自己的利益”，所以日本产业政策是对“经济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尽管日本产业政策的民族主义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在20世纪90年代却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并引发了若干重要的研究。通过对日本外交策略的分析，肯尼思·派尔揭示了日本经济民族主义的基础。理査德·塞缪尔斯在他关于日本国防工业的研究中，阐述了引导日本产业政策的“技术－民族主义”。戴维·威廉斯则干脆称日本产业政策是一种“新重商主义”的实践。
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是由启蒙运动中出现的个人主义文化土壤培育起来的。与之不同的是，日本的产业化是对19世纪中期由西方威胁所引发的民族危机的过激反应。从一开始，日本产业化就意在达到三个集体目标：“殖产兴业”（Shokusan Kogyo）、“富国强兵“（fukoku kyohei）以及“文明开化”（bunmei kaika）。日本的产业化不以改进个人经济福祉的愿望为动力，而受增强国家在竞争中的实力的欲望所驱动。在日本，产业化是一种移植或模仿，这种移植或模仿并不包括自由放任的精神（mindset）。即使是明治维新后个人主义和公民社会的西方观念被引入日本，这些观念的传播也常常受到日本社会结构的制约，而且人们常将这些观念与其最初的文化背景分离开，再根据日本的环境加以修正。尽管日本人可以清楚地区分国家与个人以及社会与个人，但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区分（或者按日本人的说法，对加kan［官］和min［民］的区分）颇感困惑。不仅政府对民的界定前后不一，甚至连19世纪80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也经常犯糊涂，“将拿破仑混同于亚伯拉罕·林肯，或者将将军、官员与激昂的雄辩的议员相混淆”。当“社会”概念最初引入日本时，被译成了“群组”（group of fellows），而且更有人常常将其解释为“政府”。尽管最初的西方社会主义在其思想体系中接受了个人主义，但明治维新后，社会主义概念引入日本后变成了取代个人主义的理论。对日本人来说，社会一词听起来非常熟悉，因为社会是一个集体，而个人听起来却非常激进，因为个人主义经常被等同于自私。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西方古典经济学坚持的自由竞争思想，就经常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相混淆。
在“大正民主”时期，日本经济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导向面临着巨大挑战。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后，日本经历了一个高速工业化过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成为远东强国之一。由于私营企业的实力及其政治代表——政党达到了一个高峰，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观点也在广泛传播，而且影响日增。尽管由于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的强烈影响，西方经济自由思想没有完全战胜其他观点，但是在政治演讲中赞成股东盈利和自由放任经济的声音，比此前或之后都更具影响力。
日本法西斯主义导致现代日本经济思想把国家民族作为分析单位，其原因有二。第一，西蒙·赖克指岀：“与共产党政权不同，法西斯政府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调门和内容上都是民族主义性质的。”这个思想体系运用共有的历史和血缘关系，重新解释不同社会阶级的关系；比如所有日本人都是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天皇则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在法西斯的经济思想中，经济是有国界的，政府对外资和内企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在国内，人们应该为公共利益而工作，并使军需产品的产危最大化；同时，还必须制止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意识形态意在培养福山所说的将一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高度信任（high trust），并对外保持距离。第二，民族国家是战争动员的基本单位，在管制经济中，民族国家的重要性直接来自于“国防国家”的理论（Kokubo Kokka）。据饭岛伴士所述，“国防国家”是能够进行全面战争的政府。在紧急情况下，政府为了防卫，可以动员一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尽其所能进行战斗；即使在和平时期，政府也可以组织常常受到日常生活需要所驱使的国民力量，并在必要时，将这股力量转入战争。
即使在战争结束之后，这种想法仍在持续，原通产省企业局局长佐桥滋在贸易自由化前夕提到：
过去有《全国总动员法》，为了战争政府可以通过高压或自上而下的方式动员一切力量。为了使日本成为一流国家中的一流国家，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全国总动员法》，尽管它的形式可能与战时有所不同。如果没有《全国总动员法》来凝聚整个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人们将会主张并从事他们自己喜好的事情，日本也将因此而一事无成。
尽管国家力量的基础从军事力量变成了财富，民族国家依然是分析日本产业政策的基本单位。1967年，在关于外资自由化的辩论中，有泽广巳写道：“没有经济独立，日本就不会有政治和外交独立。在我们考虑日本人民的幸福与和平时，我们必须有一个可以作出独立判断的基础。”负责起草政策建议书以应对当时自山化挑战的通产省官员两角良彦声称，通产省建立新产业体制的努力，“可能会被当成违背国际社会理念的民族主义而受到批评”。但是，这种观点不是一种假想，而是一种现实，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以主权民族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世界中”。因此，理査德·塞缪尔斯才说：“国家创新体系可以在不牺牲其完整性的条件下融入全球经济。实际上，日本的科学和技术网络一直以强化民族主义的方式与国际相联系。国际网络既不会消除民族体系的意义，也不会減弱技术创新的动机。”
生产导向
强烈的生产导向是日本发展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基础是效用最大化假设，在微观层面上，这一假设是以股东盈利以及各个雇员的工资、闲暇和其他经济收益来衡量的；在宏观层面上，效用最大化是由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消费者的利益来衡址的。而且，效用可能是在短期内最大化的。但是，在日本，体现效用最大化原则的这些措施，一直在政府政策和商业战略中被其他优先目标弄得无足轻重。简言之，日本人对国家生产力的偏好，反映出阿尔伯特·赫希曼指出的解决经济发展困境的极端状况：“为了获得更高的人均收入，就必须减少当前消费；为了得到更多的闲暇，必须更严格地安排工作……因此，发展的张力，与其说是已知利润与成本间的张力，不如说是目标与关于如何实现目标的无知和误解之间的张力。”
在管制经济中，为战争动员而实现生产最大化被认为是一种公共利益，而私人公司追求利润以及公民个人的消费，则被认为是自私的。战后初期，人们也提出过相同的观点，当时认为，国家能从经济危机中存活的唯一办法，就是生产的最大化。公司利润和对劳动平均分配经济福利相比，生产的最大化成为最安全的目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利润原则曾经短时间卷土重来，但很快就被对生产技术的偏好所取代。20世纪60年代，对生产的偏好又扩展到宏观层面的高增长上，甚至还超过了其他宏观上应考虑的事情，如环境保护和消费者利益等。依据传统的理解，驱使个人和国家嫌钱的动力是花钱，而且国家的生产水平将决定它的消费水平。但在日本，消费水平和生产水平却极不相干。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消费者承受的国内价格远远高于任何其他主要工业国的消费者，日本工人的工作时间也仍然长于类似国家工人的工作时间。鉴于日本今天的财富，过度强调生产已不能再用来解释是对贫困或后发展的反应了，而只能是一种不同的经济基本理性的结果，即莱斯特·瑟罗所称的生产者经济学。
生产者经济学与消费者导向型经济理论不同，后者视消费为最终商品，而生产者经济学反映的是“一种人类常见的建立和隶属一个帝国并征服邻邦帝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欲望”。在这个体系中，经济人被政治人所取代，政治人进行经济活动的动力是集体的而非个体的。这种经济观点至少可追溯到由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发展观。按照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观点，财富的生产和消费是彼此冲突的。生产是国家力量的基础，消费只会削弱这种力量，李斯特指岀：
能积累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拥有财富，即交换价値；但是，如果他没有能生产出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的生产力的话，他就会越来越穷。一个人可以是穷人，但是，如果他拥有可以生产出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的生产力的话，他就会成为富人。因此，生产财富的能力远比财富本身重要；因为它不仅保证所有物以及已经获得的财富的增加，而且还会保证对已失去的财富的补充。个人如此，整个国家更是如此（国家是不能仅靠租金来过日子的）……
国家必须牺牲和放弃一定量的实物财产，来达到获得文化、技术和联合生产的能力；它必须牺牲一些眼前利益以确保其未来收益……如果……保护性关税使价值有所牺牲，却使生产力有所增长，那么它不仅会使国家的物质财富在量上大为增长，而且一旦发生战争，也可以保证本国工业的独立地位。通过工业独立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内繁荣，国家可以顺利地进行对外贸易，扩展其航运业；这将増加它的文明程度，完善它的国内制度，并増强它的对外力量。
是什么使日本人采用了生产者经济学？理査德·塞缪尔斯认为，是一种每天都刺激着成百万日本人的“不安全”感——一种“普遍焦虑”。我还想指岀，这种“普遍焦虑”因1931－1945年战争期间日本人普遍存在的民族危机和外部威胁而被放大，这种情况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人在经济目标上的最终偏好。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人就有一种必须赶上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压力。然而，尽管德国历史学派从一开始就对日本的经济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生产导向并没有在日本发展主义中占据独大的地位。日本经济思想中的不全感是有国界的，如果不与当时的国际环境结合起来考虑，就不能对这种感觉作出恰当的理解和解释。日本人迫于这种要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压力，把经济思想的分析单位从个体和社会阶级变成了民族国家；此外，其目的偏好也从个人消费和股东利益转向了国家的生产能力。
管制经济的实践动摇了日本经济思想中正统的自由放任和个人主义的根基。国家利用战争总动员令，迫使私营公司遵循新的经济伦理。依据这一伦理，公益原则代替了利润原则，私营公司将支持重中之重的国家军需品生产，并把它看成是自己的责任。在管制经济思想中，为军需品生产进行总动员被视为关系到国家存亡的事。因此，“所有军火需求都应按军事指择官的要求得到满足，所有平民的需求都应被限制到最小范围”。必须压缩消费，才能实现强制储蓄。而且，在军需品生产中，生产本身就具有最高优先权；生产成本则是次要的问题。
这种目的偏好并不单纯是经济的，而且还是政治的。正如昭和研究会为近卫文麿（Konoe）首相的“新秩序”准备的一份文件中所解释的那样，“战争期间，促进生产是头等紧要的目标，应该在国内通过经济手段来达成。但是，基于利润原则的自由放任经济难以将经济规律与经济伦理整合起来。因此，为了使内部整合成为可能，就必须抑制自由放任经济的利润原则”。这一新的经济伦理“认为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禁止在经济活动中将利润和个人利益置于首位”。战后初期，当日本承受着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的物资短缺时，优先生产取向得以强化。
战后，日本的不安全感或普遍焦虑并没有消失。国家危机的观念一直存在于战后日本的经济意识形态中，这一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出口或是死亡”的口号中得到反映，也被20世纪60年代贸易和资本投资自由化期间，第二次黑船即将来临的看法所证实。面对这些可以感知的危机，战时为了集体生存而牺牲其他需求以増强国家生产力的做法，被继承下来，并统治了日本经济几十年。
在20世纪50年代促进出口的经济范式中，日本产业在国家生产力上的重心，从目标转移到了手段——即从生产的数量转移到了质量和技术。因为重化工业产品是国际贸易中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所以曰本公司积极地在生产设备和技术转移上进行投资，忽视商业企业经营中的短期盈利。他们认为，重化工业中的实际知识、生产技术和新产品的发展，需要时间和精力。在国际竞争中，这些产业中生产技术上的比较优势，只有在大规模生产中通过降低生产成本达到规模经济后才能实现。
20世纪60年代，自由贸易和资本投资的外部压力被认为是对日本经济的巨大威胁。在这种环境下，高增长范式将日本人对国家生产力的理解，从产业层面拓展到了整体经济层面。1961年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表明，20世纪5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的目标，基本上是通过几个战略性行业中的大企业来提升国家竞争力。但到了1960年，技术创新已经延伸到了日本的中小企业之中。为了在国内市场上与国外产品竞争，日本必须改进基础设施，并通过进一步向重化工业转移来升级产业结构，促进贸易，以及开发人力资本、科学和技术。正如下村治所说，日本的高增长并不简单地意味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应该说，日本的高增长暗示着，通过使生产过程合理化和对生产设备投资，带来了生产率的实际提高。一旦产业结构升级，日本就能够加强岀口能力，并减少对进口的依赖。
经济战略观
为了提升国家生产力，日本发展主义确立了三项总原则，每项原则都用特定的手段予以支持。
第一个原则是战略性经济观。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视为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控制的自然体系，并且假定供给和需求将自动达到均衡。相反，日本发展主义将经济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人类可以干预甚或操纵其运行。产业化是一项社会工程——可以目标明确地追赶西方的集体努力过程，是可以计划和支持的过程。这种经济观可用提升产业结构（Sangyo Kozono Kodoka）的观念来说明。按照査默斯·约翰逊的说法，产业结构一直是日本产业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产业结构涉及“国民总产岀中农业、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例；在制造业中涉及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在产业中还涉及劳动密集度和知识密集度的比例”。这一概念显示着日本政府企图通过对经济的战略性干预，来使日本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最大化。
《1949年国际贸易和产业白皮书》描述了产业结构的这一逻辑。白皮书提出，日本经济在其国土范围内是“不完备的”，因为日本本国资源很少，因此，只要有一天离开进口，日本都不能够维持自己的经济。正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必须出口，这样才能增加进口所需的资金；不走向海外，就不能完成日本经济的生产循环。白皮书指岀，“没有对外贸易，国内生产和就业将会萎缩，从而导致极短的经济周期。其结果，我们就不能维持合理的国民生活水平。”古典经济理论强调通过自由贸易促进经济福利的增加，与此不同的是，据伊藤元重（Ito Monoshige）及其同事的说法，日本产业政策重在通过产业结构的改变促进经济福利的增加。“日本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经济利益的多少，取决于日本与其贸易伙伴国的贸易结构，也就是说，要由日本进出口的种类和数量来决定。反过来，贸易结构又是由日本的产业结构决定的，而产业结构依赖于技术、生产设备和生产要素禀赋虽然理想的产业结构眼下并不存在，但我们应该去想，应该去做。
产业结构是日本产业政策中的首要概念，是大萧条和昭和初期战争动员的产物。这一概念在经济与国防关系的讨论中变得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工业国家进行的国民动员，极大地拓展了日本人对现代战争的理解。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经济思想中居主导地位的总体战争理论，强调的是战争和经济间的密切联系。Kogi Kokubo［广义的“国防”］就是其主要观点。面对终将发生的与别国的军事冲突，经济从和平时期向战时的转变成了重中之重。为了动员整个经济为战争做准备，德国和日本政府按照其对军需品生产的重要性的认识，将产业和公司分为不同的等级，然后对在国防上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和产业，在资源分配中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从这一意义上说，产业结构的概念阐述的是，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如何从战略上对经济进行定位。
产业结构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有两个重要含义。第一，它主张重化工业的发展。俗话说“没有军需品行业，只有军需品生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整个日本国民经济组织成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军需品生产体系。民用品生产向军需品生产的转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自然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转换则是通过政府计划强制实施的。当时的说法是：
没有重型机械、汽车、拖拉机和现代化学工业，没有金属行业中的先进技术和精密加工的培训，十国经济将完全没有生产先进武器的基础……如果没有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就不可能构建日本军需品生产体系。
第二，产业结构的概念主张国家进行战略干预。受战争动员压力的驱使，日本没有时间等待市场力量对国家推动经济向重化工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作出反应。为实施管制经济，政府不得不强行控制物资分配。正如有泽广巳所指出的，在紧急情况下，
已经不可能简单地依靠企业家的主动性来实现目标了。现在，政府必须行使自己的权利，并直接承担起在经济活动中的领导地位。在准哉争（semi－war）状况下，国家必须用高压来领导经济。这就是管制经济的真谛。
提升产业结构的战时行为给战后日本经济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有泽广巳评论道：
［战时］提升产业结构的驱动力是一个孤立的经济体对独立的技术开发的需要；［战后］产业结构必须根据比较成本来进行调整。不过，在产业结构的提升过程中获得的工厂设备、熟练技术和训练有素的员工是不会消失的，它们还可以进一步升级。在这种意义上而言，提升产业结构可被看作是战争遗产中仅存的好处。
战后时代，尽管人们相信国家力量的基础已经从军事转向了贸易，构成产业结构基础的经济战略观却依然具有影响。首先，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的资本非常有限。人们认为，为了将金融资源集中于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仍然有必要实施区别对待的政策。其次，即使在和平时期，重化工业对日本经济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重化工业新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们在国际贸易中比别的产业具有更多的附加值。战时在机械、化学和运输业形成的生产力，为战后重化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再次，尽管国家干预的形式随时间而改变，但战争期间积累起来的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依然是引导经济发展的强有力工具。20世纪60年代后，私营部门在决定日本经济的方向上获得了更多权力。尽管美国的分析家在评论日本经济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时看法不一，比如有人称其为计划理性，有人称其为技术民族主义，有人称其为战略性资本主义，但他们一致认为，日本提升产业结构的做法不同于自由放任经济中提升产业结构的做法。也就是说，不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谁最重要，日本的经济主体依然会为了获得国际竞争力而对经济进行战略性的、有目的的干预，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日本在贸易中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经济仍然不被视为自然赐予的东西，而是被看成社会工程的对象。
有组织的竞争
日本发展主义的第二个原则是防止过度竞争（Kado Kyosonohaijo），或者说是有组织的竞争。依照正统的或是自由资本主义的观点，“从定义上看，竞争是有益的，因为它会排除定价高的生产者。排除定价高的生产者是一件好事，因为更有效率的生产者会使消费者得到更便宜的货品”。但是，日本人却不是这样看待竞争的。两角良彦说，如果竞争过度，“竞争中，国民经济的损失［可能］超过收益。”他说，当无数小企业在市场上彼此竞争时，他们的收益会下降，且整个行业的资本回报可能会是负数。更重要的是，过度竞争会使资本和劳动超过需要而集中在一个行业；最后，竞争不可能为日本经济创造最有效率的生产体系。过度竞争的观点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来说有些自相矛盾，因为尽管竞争会不可避免地创造摩擦和浪费，但要从市场上消除无效率的公司，把资源从已变得毫无竞争力的行业转移出去，这些社会成本又是必要的。但是，在日本发展主义那里，生产技术被认为是使日本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而且日本必须扩大重化工业中的企业规模。其理由是，重化工业的发展需要数量巨大的资本，而且，国家必须加强公司在研究和开发、投资以及合作上的整合，以创建具有适度规模经济，并可参与战略性行业国家竞争的公司。因此，防止过度竞争的观念，反映了政府在一国经济范围内更有效地分配资源以提升产业结构和国家竞争力的意愿。这个观念涉及一种价值评判：市场克争常常会超过经济主体的希望水平，因此必须加以制约。
限制竞争的原则岀现于1931－1945年间，当时日本人正在大萧条中挣扎。据商工省前髙级官员吉野信次所说，尽管竞争激了现代产业的发展，但“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也逐渐出现……坚持绝对的自由不可能把产业界从当前的混乱中拯救出来。产业需要一个全面的发展规划和一种有效的控制手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用统制会取代了卡特尔，当时有议论说：
过去的卡特尔是为促进其成员的共同利益而建立的。因此，它们反对为了国家利益或为了实现国家目标而牺牲自身利益……此外，作为一个联盟，它们经常按照集体决策、机会平等和法律依据来行事。［他们不会］根据国家优先的原则来执行管制经济。正因为这些原因，统制会不得不采用领导者原则。
在战后的日本，由日本政府采取的反过度竞争措施，致使日本经济中岀现了两个制度性设置；政府规制和非市场治理结构。
政府规制（state regulation）的含义与査默斯·约翰逊的管制型政府（regulatory state）的含义截然不同；约翰逊使用管制型政府这一术语是相对于发展导向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而言的。在管制型政府，例如美国政府，其规制强调的是竞争原则。相反，在发展导向型政府那里，规制决定的是允许多少竞争；使用过度竞争（excessive competition）这一术语则与减少各行业中的竞争需求相联系。官员们认为，如果“一个行业由少数几家公司组成，且些公司的市场份额又是稳定的，它们的排名，即销售、盈利和雇员数量等因素都不发生变动”，那么这种状态就是理想状态。因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中还有11000多条规制条款在起作用。正如小宫隆太郎所指出的，政府规制的广泛使用导致了主管部门体制（Genkyoku system）的出现。在这种体制下，“那些其辖下某家企业做砸了的部局、处或者科，都希望该行业仍然能够有秩序、有组织，没有任何大的波动岀现”。
有几种非市场机制在治理着经济。按照罗纳德·多尔的说法，关联公司集团在日本包括两种形式的基于社会关系的商业合同。关联合约是指，主要的制造商及其供应商共同分担困难时期的损失，共享景气时期的收益；合约认可等级关系，认可与此相应的盈利分配和相应的风险承担；禁止实力较强的一方利用讨价还价的优势，来减少萧条期的订货或增强工人之间的竟争。大公司只在消费市场上以及在开发新的消费产品时才相互竞争。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生产要素市场上，他们维持着“稳定的”、“负责任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合作关系中，价值和情感维系着责任与义务，所以，交易可能无法反映市场的价格信号。在日本经济中，卡特尔是以消费者利益为代价的一种合法的企业共同行为，而且各种不同的行业协会在价格调整、行业价格形成、优先交易权、市场与大买主价格以及对日资海外企业产品的偏向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据韦伯学派的分析方法，这些非市场机制是“一种基于强烈的集体共同目的的有效行为管制”，这种管制在降低经济交易的不确定性中，排除了“局外人”。这样，一种冷冰冰的“商业逻辑”就在贸易伙伴相互信任的文化表象背后发挥着作用.而看起来已经达到无私状态的日本人，实际上正在努力实现完全理性的目标。由于过度的政府管制和关联公司集团的作用，由于日本许多经济部门中缺乏竞争，日本的消费品价格极高，外国公司进入日本市场极为困难。撤销管制和反垄断成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心议题。
然而，认为日本经济中不存在任何竞争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日本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而且通常如概念本身所表述的那样，是一种过度竞争），企业家精神一直都是日本国家竞争力的驱动力。然而，日本的竞争却从来都不是自由放任的竞争。防止过度竞争的原则意味着日本经济中的私营企业只能在政府界定的范围内竞争。只有在这个范围内，竞争才是由市场力景驱动的。在日本政府确定了战略性产业之后，政府在最初阶段就是通过实施进口关税和进口限制，并通过给日本公司提供低息贷款来阻止外国企业的竞争。而日本公司间的竞争则极为激烈，因为所有公司都打算在已具备高增长潜势的行业中分得一杯羹，这就导致了过度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规制和行政引导，限制每个行业中的竞争类型和程度，从而形成了政府干预。这些机制通常并不允许中小规模的企业与大公司进行横向竞争；相反，他们将这些公司组织成一个等级体系，在这一等级体系中，小企业是作为一种支持性力量而非竞争性力量来为大企业工作的。不论是通过减少竞争者的数量以避免过度竞争，还是通过在资源配置中采用区别对待的政策为一些竞争者提供优恵待遇，二者的目的都是组织市场，而不是替代市场。这一直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产业政策的显著特征。这种特征将日本发展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及自由资本主义区别开来。
对外国公司来说，限制竞争有一个直接含义。有泽广巳曾经说过广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需要实施反倾销关税来阻止外国垄断者的倾销行为。我们也需要有种种对策来对抗其他国家采用的国际经济政策。”在日本发展主义思想中，外国投资被认为是对日本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有人认为，和平时期对国家安全的危害已不再只与国防和军火相关了。它还包括“外国资本通过利用自己支配市场的力量，在经济交易中强加不利条件，并采取损害日本经济利益的行动”。尽管外资自由化被视为不可避免，但人们却相信，日本必须保护自身，以避免外国资本控制有很大増长潜力且最为盈利的行业，从而给自己带来危险。如果政府做不到这一点，日本就可能会沦为经济殖民地。如果沦为经济殖民地，大多数利润将会为外国公司获取，日本也不能独立地实施产业化。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限制竞争的做法不仅在资源配置上无效，而且也不公平，因为对市场竞争的约束会导致垄断。但是，日本发展主义却认为，这一问题与提升产业结构和国家竞争力相关。有泽广巳曾经证明，国家生产力和消费者利益间的冲突是正常的。他承认，大企业和垄断资本总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追求自己的利益。他还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要国家政策符合垄断资本的利益，也就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积累国家生产力的努力通常是以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仅国家利益，而且任何公平的政策，对日本经济来说都会是一把双刃剑。无条件地强调公平政策，诸如严格的反垄断政策.将会使国家失去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许多分析家认为，这种亲大企业的政策造成了经济的不平等，即造成了二元结构（niju kozo），也就是代表现代工业的大企业和代表前现代工业的中小企业共存的局面。然而，在日本发展主义中，这种二元结构对产业化来说，既是一个阻碍，也是一种优势。一方面，二元结构可能会加剧大企业和中小企亜间资本和资源的竞争，这种情形将会降低规模经济，并削弱日本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它可以将大公司的资本和技术力屋与中小企业的廉价劳动力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共同与国外竞争者竟争。同时，由于大中小企业都加入到国际竞争中，这种结构可以将经济发展的成果惠泽社会各个阶层。
反利润原则
发展主义的第三个原则是在企业管理活动中的反利润原则。这一原则在提升生产率（seisansei no kojo）的观念中得到反映。日本在这一问题上的顶级专家是中山伊知郎。根据他的说法，生产率涉及投入产岀间的效率关系，但强调的却是劳动。从长期来看，生产率可直接归因于创新：新产品的开发、新生产技术的采用、新资源和新市场的发现以及企业的合理化。生产的提升会刺激经济増长并提升产业结构。然而，从短期看，生产率会直接受到劳动的影响，因为生产率与价格、工资和分配密切相关。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以企业内工会为标志的日本式管理，是一种促进生产率的制度，这一制度主要通过确定谁拥有公司，以及权利、责任、收益、风险和信息等如何在隶属于公司的各方之间分配来促进生产率的。
在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中，金融市场起着主要作用，个人股票持有者通过金融市场获取收益，劳动力市场则可以使雇员改善自己的收入和其他经济福利。相反，在日本资本主义中，这两个市场都微不足道：金融市场没有为股东收益最大化提供机会；同时，劳动力市场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作用也不大，尽管近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莱斯特·瑟罗指出，在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中，企业管理目标的优先顺序是，股东居首，顾客消费者次之，雇员最后。在日本资本主义中，这一顺序是倒过来的。在日本，盎格鲁－撒克逊式企业体系被认为是极不合理的，理由是：
它赋予资本家的权力大大，使资本家可以控制其所拥有的整个公司的命运。相对于全体公司员工来说，资本家在人数上只是极少数，是典型的不参与公司生产活动的局外人，且他们持有的股份的价值也经常只是公司全部资产价值的一小部分。
就业稳定被认为对提升生产率非常重要，因为现代经济常常会在提升生产率与就业之间难以调和。有效地组织物资和劳动意味着，同样的产出可以通过较少的投入进行生产，而同样的投入可以创造更多的产出。换句话说，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会将部分工人赶岀生产过程，因而产生失业问题。但是，日本的管理却通过终身雇佣制同时达到了这两个目标。
生产率的概念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战争动员中逐渐形成的。20世纪40 年代末，由民主改革者发起的提高劳动力运动引起生产率概念的混乱。50年代末，生产率概念在生产率运动中得到了制度化。战争期间构成了当代日本管理的所有三个制度——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都已存在。“对人力资源的控制”在《全国总动员法》中占了七个条款。1941年10月，所有年齢在16－40岁的日本男性和年龄在16－25岁的未婚日本女性，都必须按规定由国家登记他们的“职业能力”。因为军需品生产的迅速增加使熟练工人极为短缺，所以国家推出各种培训。为了确保劳动配置符合战争动员的需要，政府控制就业市场，并禁止工人在公司间跳槽。这种做法大大鼓励了终身雇佣制的实施。正如安德鲁·戈登所指出的，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和军需品行业的生产成本，国家也开始采用所谓的生计工资了，“生计工资是随着年龄、资历和逐渐增加的家庭责任而自动増长的工资，这种工资能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物质需求。”同时，国家明令禁止工会的所有活动，且所有工会都被迫加入了由公司构成的产业报国会（Sangyo Hokoku Renmei）。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产业报国会的首要使命就是提高生产率。
从意识形态上讲，这一过程是由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大河内一男（Okochi Kazuo）提出的。大河内一男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与法西斯主义所主张的强制平等（compulsory equality）结合了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认为，“为了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很有必要进行社会结构的合理化改革”。为了动员日本工人进入管制经济的政府项目，就必须改善劳动力的工作状况。如果没有保护和培训劳动力的社会政策，资本就不能够维持再生产周期。这并不是针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宣言，而是经济的内在逻辑。大河内一男认为，私营公司在商业运行中的利润原则，是战争动员令的主要障碍。按照利润原则，公司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必须尽可能少地支付工人工资。山内之靖从另一个略为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同一个问题。他认为，在为总体战争动员所有人力资源的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存在是最大的政治障碍。因此，无论日本还是德国的法西斯运动，都要通过国家强制来制造平等，以使这些社会群体在本国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中承担起他们的政治责任。
战后，日本人对生产率概念的理解与在生产技术中建立比较优势的计划紧密相关。随着民主改革期间工人运动的出现，以及20世纪40年代末合理化运动中管理层实施的大规模解雇，战时遗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十年受到了强烈挑战。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式管理又死灰复燃，并且走上了制度化道路。战时关于生产率的看法认为，生产率是战争总动员所必需的。在日本经济面临促进出口的强大压力时，新的关于生产率的看法更强调工人在吸收新的生产技术和提升产业结构中的重要性。当时，日本公司正面临着査尔斯·萨贝尔所称的“增长瓶颈”，即学习——“获得使产品具有市场价值的知识”——和监管——“交易双方决定如何从学习中获益，并按双方同意的标准进行分配”——之间的“増长瓶颈”。如果不给工人提供工作保障并増加其工资，日本公司就不会在技术创新和质虽控制上获得工人的合作。
日本企业是怎样解决学习和监管间的矛盾的呢？他们接受了由生产率本部副会长中山伊知郎提出的生产率运动三原则。第一，提高生产率的最终目标是増加就业，政府和企业必须作出各种努力来防止失业。第二，管理层必须根据各家公司的实际状况，向工人咨间如何提高生产率。第三，提高生产率所创造的收益，必须在管理层和工人间公平地分配。尽管这三条原则意味着劳资关系的改善，但它们并不是对传统的和谐价值的一种礼仪式的确认，而是对管理层和工人关系实实在在的合理化。由于采用了这些原则，日本企业得以通过分享由生产技术的提高所带来的收益，从而使管理层和劳工间的内部冲突外部化，并将公司内相互竞争的“利益分配同盟”转变为与其他公司竞争的“合作生产同盟”。从这个意义上讲，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是“以増加价值创造的方式”，帮助日本企业在企业和工人间分配经济福利。结果，日本企业在生产技术上的比较优势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增强。村上泰亮曾经用一个更宽泛的分析框架对此展开讨论。他认为，在发展主义中，政府必须用一个覆盖面较宽的收入政策为其产业政策作补充，其原因是私营企业间的竞争并不一定会给市场带来和谐的均衡，发展主义将会引发社会关系的紧张。为了维持发展导向计划，必须制定出缓和社会紧张关系的制度。否则，这些发展计划或许会被政治的不稳定所破坏。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收入平等和工作保障才成为两个重要议题。
日本发展主义的理论基础
日本发展主义的理论根源可追溯到德国历史学派。明治维新后，随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日本出现，德国历史学派是第一种在日本被制度化的经济学观点。在日本学术界和政府政策制定中，德国历史学派的观点曾经在几十年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明治维新以后，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日本岀现。据杉原四郎所说，1868年以前没有什么经济学的书传入日本。Rangaku［兰学］的主要学科是军事、医疗、天文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明治维新以后，由政府发起的经济发展计划使西方经济理论的引进成为一个时髦。在19世纪70年代的“人权运动"中，日本翻译了许多英国古典学派的著作。到1882年时，日本的高等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已引进了大约2200本经济学著作，其中多数是英国经济理论著作。从卷数上看，受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影响的亭利·福西特的书位居第一。杉原四郎还指出，19世纪80年代，在日本政府决定依据德国模式构建其政治制度后，“全力引进的是作为德国社会科学基石的德国经济学。同时，英国经济学以及所有英国保守派社会科学的影响一起式微了。”
兰学字面意思为来自荷兰的学问。日本江户时代，荷兰人将西方科学、文化及技术传入日本。兰学的引进贯穿了整个江户幕府锁国时代，使得日本得以学习欧洲在科学革命中所获得的的成果，为日本近代化垫下了重要的根基。图为《兰学事始》，1869年。[图源：ndl.go.jp]
1897年，社会政策联盟建立。这是首家全国性的经济学学术团体，也是德国历史学派在日本的主要代表。该学会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的公开宣言中，表达了他们的思想立场：
我们反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因为极度自私的动机和过度的自由竞争将会加深贫富差距。我们也反对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破坏现存经济制度，并消灭资产阶级，而这一目的将会扰乱国家发展的进程。我们的信条是维持私有经济体制，我们将会在这一认识框架 内，通过个人努力和政府力量来避免阶级冲突，寻求社会和谐。
从明治中期开始，贯穿整个大正时期，德国历史学派思想一直都是政府和学术界的主导思想。
正如本书第三章所表明的，1931－1945年间，德国的总体战争理论是日本产业政策的主导思想。今天任何一本经济思想史的教科书中都没有这一理论，但是，它对于管制经济兴起的影响却要大于任何经济理论。
从20世纪30－60年代，正如三个连续的产业政策范式所显示的，日本发展主义受到西方经济学中三大思想家的启发：他们是卡尔·马克思、约瑟夫·熊彼特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大体上，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计划经济的概念与德国的总体战理论一起，构成了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管制经济的思想基础；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和企业家精神为50年代的管理改革提供了主旨；而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思想则为60年代的高增长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除去将在下面的实证章节中进行详细分析外，这里要解释日本经济学家怎样受这三位经济学巨擘的启发，构建出他们自己的分析框架。有两件事可以说明日本经济学界如何看待这三位经济学巨人对日本的重要性。第一，1983年，日本经济学家隆重纪念了这三位曾深刻影响了他们的伟大思想家的百年诞辰或忌辰。卡尔·马克思死于1883年3月14日；约瑟夫·熊彼特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分别出生于1883年2月8日和6月5日。日本的两本最具影响力的经济类杂志《东洋经济》 （Toyo Keizai）和《经济学家》（Ekonomisuto），各出版了一期特刊来表示他们对这几位伟大导师的崇敬。据都留重人说，这几位思想家对日本经济学家的重要影响是非常不同的。“凯恩斯是一位与权力和财富紧密相关的知识贵族；熊彼特是一位有着孤独灵魂且孤芳自赏的博学者；而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并拥有令人惊异的预测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眼光”。实践派经济学家从马克思那儿学习到经验数据对经济分析的重要性；从熊彼特那里了解到经济理论的局限性；从凯恩斯那里知道经济学怎样才能具有明显的民族性。
第二，马克思、熊彼特和凯恩斯对实践派经济学的影响，在其政策导向中清晰可辨。1967年，当时经济奇迹已经成为现实，《东洋经济新报》社（Toyo Keizai Shinposha）对八位杰出的日本经济学家进行了一系列采访，请他们谈谈对日本经济的总体看法，这八位是：有泽广巳、中山伊知郎、东畑帶一、都留重人、下村治、大内兵卫（Ouchi Hyoe）、高桥龟吉（Takahashi Kamekichi）和堀江重人（Horie Shigeo）（本书对这八位中的大多数人都进行了讨论）。后来，釆访人小泉明试图将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分为三类：以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为代表的混合型经济，和以卡尔·马克思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他发现这八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倾向不是与凯恩斯相似，就是与马克思相似，没有人赞成哈耶克，尽管那时候哈耶克已经成为年轻一代的偶像。这一代日本经济学家喜欢的是动态的熊彼特，而不是静态的哈耶克。另一位采访人宫崎义一指岀，这些日本经济学家的观点，或是短期的凯恩斯主义加上长期的熊彼特经济学主张， 或是短期的凯恩斯主义加上长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当然，马克思、熊彼特和凯恩斯的思想与实践派经济学融合之后，就不再是用变量和归纳进行充分表述的、完整或全面的经济理论了，而成了一个综合各种适应于本地情况的不同观点的混合物。
马克思、熊彼特和凯恩斯理论中到底有些什么特殊因素启发了不同时期日本发展主义的政策范式呢？
马克思主义对日本经济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玉野井芳郎（Tamanoi Yoshiro）评论说：“马克思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日本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可的唯一的外国理论……不仅在战前，就是在今天，也仍在日本知识界发挥着巨大影响。在此意义上，人们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来讨论现代日本”。许多实践派经济学家都认同马克思主义在经济计划方面的想法，但同时，他们在某些重要方面又不同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例如，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国际主义相比，有泽广巳的看法带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它强调在民族国家间，尤其是在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间的竞争中，増强日本的竞争力。相应地，这种观点强调基于技术的生产力，强调大企业在创新中的作用，而不是强调生产关系，也不将大企业作为垄断资本的代表来对待。而且，有泽广巳式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要避免阶级冲突，就要提倡管理层和劳工的合作，尤其在国家处于危机中时，更要如此。
熊彼特在日本的声誉要髙于在其他任何国家。在日本，他的创新观念不再是理解经济增长动力的学术概念，而是“提升日本经济的产业结构”、增强日本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地位的实际策略。后藤誉之助曾解释他在《1956年经济白皮书》中所介绍的熊彼特创新观念的含义。他说：“依据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涉及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组织和新市场的创造。在这本《1956年经济白皮书》中，创新的含义被进一步拓宽，它意味着日本经济结构的现代化。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日本的应用，不像在许多工业化国家中那样，是作为调整市场波动的宏观经济政策，或是作为维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政策，而是为了满足自由贸易和资本投资的国际挑战的需要，作为引导私营企业创新的产业政策的一部分而加以应用的。下村治曾就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含义，对福利国家和日本发展主义作了明确的区分。他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应用，
并不仅仅局限于需要有效需求的场合。如果是那样的话，发展的问题就会混同于充分就业的问题。发展的本质在于创新。发展是由提高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和启发人们的创造力来支持的。简言之，它的目标是为新的、更髙的生产率铺平道路。
弗雷徳·布洛克指出，为维持经济增长而倡导长期政府干预，也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题，但这一点经常被忽略。因为在盎格鲁－萨克逊式经济中，这显得太激进了。然而，日本经济却有着政府干预的长期传统，所以这一观点才在日本广受好评。
经济思想的另一种传统
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显示了与盎格鲁－撒克逊式道路截然不同的另一条工业化道路；这种工业化道路被认为是对西方国家巨大的经济挑战。然而，来自日本的意义更为深远的挑战却是思想上的，因为日本发展主义代表了经济思想史上的另一种传统。这种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历史学派，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分庭抗礼。
村上泰亮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将资本主义作为其研究对象，但其概念本身却与历史无关。相反，日本发展主义将产业化作为其研究对象，其概念是历史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点实际上放在全部人类活动的某些方面，调査其事实，掲示其真相。相反，日本发展主义强调日本产业化中生产、 分配、交换，以及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的具体过程。日本发展主义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经济规律无所不在的说法，坚持经济理论的相对性。这个观点与凡勃伦 （Veblen）的主张一致。凡勃伦认为，因为经济生活状况极易发生变化，所以经济学是一门演进的科学。从学术定义上讲，大多数实践派经济学家不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arukei）就是属于现代经济学（Kinkei），但在政策问题上，他们都克服了单一经济信条的思想约束，有选择地借鉴有用的东西。
从方法论上讲，新古典经济学通过逻辑的和数学的演绎推导出经济法则，但忽视现存社会中与人类行为有关的民族性特征，以及与经济体系有关的跨文化的资料。一旦通过思辨推出了逻辑原则，这些逻辑原则就成了“产生”或演绎出其他社会的“资料”和“事实”的公理。新古典经済学模型就是由这种方法推导岀的派生物和万能物。相反，实践派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观点都是通过归纳法获得的，其基础是对经济现实的实证研究，关注的是日本经济所面临的当下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解释的是作为个人行为集体的宏观经济现象。在这种意义上，佐和隆光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受到了19世纪岀现的物理学帝国主义（physics imperialism）的影响；方法论个人主义与物理学中的原子化方法相似。相反，日本发展主义是从制度上有待经济现象的，强调的是民族国家怎样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增加财富，而提高生
产力则要利用国家产业政策、商业网络和日本式管理。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家宣称不涉及价值判断。经济学家们比其他人更倾向于对具体产业相对价值的评价持中立立场。相反，日本发展主义则视经济为具有道德标准的社会体系。因此，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之父）约翰·尼维尔·凯恩斯（John Neville Keynes）所描述的德国历史学派的特征，是对日本发展主义代表性观点的精确总结：
该学派明确说自己具有道德；它将政治经济学视为高度伦理性的， 视为与人类生活最重要的问题相关。这门科学不仅要阐明推动经济活动的动机；也必须掂量和比较它们在道德方面的价值。它必须确定一个适当的生产和福利分配的标准，这样才能満足公平和道义的要求。它必须树立一个涉及学术、道德和物质生活诸方面的经济发展的理想；它必须讨论方法和手段——例如强化合理的动机，传播工业生活中合理的风俗和习惯，以及政府的直接干预——并通过这些来实现。
以上的分析阐述了现代日本经济思想中的动态特征和静态特征，这些经济思想启发了日本的产业政策。在接下来的实证章节中，我将论证日本发展主义的主要观点是怎样随着时间而演进的，我要证明，历史环境中的哪些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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