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晨等 | 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转变（1865-2014）

梁晨（左一），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涉及量化历史研究、社会历史学、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及知识分子群体研究等，著有《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梁晨、张浩、李中清等）等。[图源：history.nju.edu.cn]

董浩（左二），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博雅青年学者，研究包括人口行为、社会分层、量化历史、定量方法和数据可视化等领域。[图源：csr.pku.edu.cn]

李中清（左三），美籍华裔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长期从事社会科学史的研究。他是社会科学史研究的倡导者，也是将社会科学的计量方法应用于分析历史数据的先行者。其代表作有《人类的四分之一: 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等。[图源：huma.usthk.cn]

任韵竹，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研究生，作者图暂缺。

提要

布尔迪厄、卡拉贝尔等一批西方学者研究论证了精英教育在法、美等国主要用于政治和财富精英群体社会再生产的现实与机制。通过量化分析晚清、民国和共和国时期近150年来教育精英大规模微观数据，本文发现，在国家和社会的历史变迁中，中国教育精英的社会和地理来源非常多元，随着教育传统和考试制度的演变，出现了多次结构性转变，形成了特点迥异的四个阶段。这些历史特征与西方经验显著不同，不仅对中国当代社会阶层与流动影响深远，也是理解中西方社会精英构成与历史发展路径差异的重要基础。

一、引言

精英群体来源结构转变和新兴精英群体登上历史舞台往往被视为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如西方学界就将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市场经济的形成视为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指出，巨变的内涵恰是新的社会精英群体（财富精英或资产阶级）产生，权力精英（政权/军权）单独统治西方的历史被打破，西方社会从“命令体制”时代步入“市场体制”时代（Polanyi，1944）。美国新经济史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进一步指出，私人财产被保护和财富作用凸显促进了财富精英群体的形成和社会精英结构的改变，这在近代西方工业发展以及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可以视为巨变发生的制度性原因（诺斯、托马斯，1999：2）。这些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传统的“精英理论”，强调社会精英作为“有组织的少数”在社会变迁和人类演进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莫斯卡，2012；帕累托，2003）。

相较于社会革命，以精英群体构成转变为基础的社会转型往往不易察觉，但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同样深远。重组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秩序的社会革命和改变新老精英群体构成的社会转型是最为重要的两种社会变化，但以一种流行的精英理论来看，“一切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变化都是精英阶级的变化”（帕累托，2001：303），社会革命不仅“并不是导致现代世界变迁的惟一动力”，很多内在的社会制度、习俗等未必完全会随着革命的出现而转变（斯考切波，2007：4）；而且与革命强调暴力手段之下国家政权与阶级结构的迅速转变不同，以“社会精英群体来源变化”为基础的社会转型，更偏重社会上层的形成方式与社会来源是否发生了实质与稳定的转变。这种“人”的转变未必显见，但往往能长期、深入地改变社会整体的运行机制与文化，促成根本性的社会变化。因此，理解新精英群体及其形成机制对全面认识长期历史演变和社会发展可能更为重要。

“巨变”或“社会转型”概念的提出、近年来对财富精英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的进展、教育精英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以及大众对教育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的广泛关注等凸显了“精英群体”和“教育精英”研究在学术和社会层面的意义。而随着教育尤其是高等/精英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以及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发展，今天，教育精英已与权力精英、财富精英并列成为三大精英群体。随着人类社会从以财富占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市场化时代转变到以精英教育、高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可能因教育精英群体的崛起而实现从第一次巨变走向第二次巨变，全球对教育精英群体的关注更为凸显。

与西方教育精英群体新近勃兴不同，中国教育精英群体历久弥新，其长期历史发展的经验或对探讨政治、财富和教育三种精英系统的关系及影响具有特殊价值。唐代确立的全国性科举制度和考试文化使中国获得了逾千年的发展教育精英培养系统和社会流动机制的历史经验。在科举制“学而优则仕”的规制下，传统中国的教育精英们虽然最终仍要依附或转变成政治精英才能进入社会上层，但统治精英群体并非只是来源于权力阶层，减少了阶层固化。西方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在权力精英系统之外产生出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新财富精英群体，此时中国商人团体虽也有发展，但由于科举体制下商人并不具备较高的社会地位，一定程度上使得优秀人才流向了教育和政治精英群体，工商界“失去了较为优秀的成员，使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的形成更加困难”(白吉尔，1998：25)。即便在19世纪的上海，很多大商人往往也需要官衔的保护。官衔的获得或是通过科举，或是通过捐纳等办法，尽管财富的力量有所体现，但财富必须转化为政权或教育身份才能提升自我的社会地位，其角色依然属于“异途”而非“正途”。这些进步“没有促使资产阶级的形成”（白吉尔，1998：25）。换句话说，中国长期的传统是居庙堂之上的国家权力体系和民间教育体系相结合的社会（薛刚，2016），这与近代以来的西方全然不同。中国自近代起逐步卷入到发端于西方的人类第一次巨变过程中，东西方历史逐渐由“分流”变为“合流”。这种经验不仅是理解中国社会历史演变的关键，也是认识中西方发展道路差别的基础，甚至还能为我们思考全球社会的转型与发展提供难得的参照和线索。

近300年来，教育精英在中国人口中的比例大为增加，甚至远超全国人口的增长规模。1700年左右中国总人口约1.5亿，而当今中国人口超过13亿，增长了9倍左右。整个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从10万多增长到了1亿多，扩大了1000倍。在学教育精英也从十数万增长至上千万，增长超过100倍。教育精英的大幅增加显然和晚近以来国家教育制度调整、现代学校设置等关系密切，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家支持下的各级教育扩展以及1949年以后国家推行的初等教育普及与高等教育扩张。这一系列转变中教育精英来源的变化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我们研究关注的重点。

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团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便开始注意收集和整理中国教育精英个人层面的系统性历史档案资料，以期能深入、准确地掌握中国教育精英群体的长期变迁。历经30年的努力和多方合作，目前已初步掌握近300年来中国教育精英社会来源的主要信息（如家庭背景、地理分布等），并开展了量化数据库的构建和分析工作（梁晨等，2015）。这些信息规模庞大、记录系统且较为连续，涵盖了清代几乎全部进士和官员以及大部分举人、贡生（1644-1911年），中华民国时期大部分大学生（1912-1949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两所精英大学的全部大学生（1950-2008年）。

图为《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书封。这是Lee-Campbell（李中清、康文林）领衔的中国教育精英大数据库的一大调查成果，研究认为，这一阶段社会上层子女垄断教育的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逐渐占据相当比重。

通过量化分析其中1865年以来的数据，一些初步但可能较为重要的实证发现呈现出来。概括来说，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中国教育精英在社会和地理来源等方面出现过多次剧烈的阶段性、结构性转变。这些转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且与晚清的国家新政、民初的资产阶级建国、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经济改革等重大社会革命和转型阶段相互交织。相对于现代西方主流社会，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更为多样和多变，精英群体的构成异质性较强。理解近现代中国的发展路径，除了显而易见的重大社会革命这条主线，我们也不应忽视中国精英群体尤其是教育精英来源在这段大历史中所经历的社会转型。

下文将分别从社会来源和地理来源两个相对独立但关键的角度具体论证1865年至今中国教育精英群体构成的阶段性演变。在此基础上，通过国际比较的视角简要探讨这些基于大规模历史量化数据的新发现如何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客观考试选拔文化制度与国家统治、发展及人才社会流动间有机互动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诚然，受制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差异以及现有历史数据的先天缺陷，本文的研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比较历史社会学（comparative historical sociology），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定量社会学分析，尤其对不同时期的教育精英的定义及定量分析皆有诸多粗略与不足之处，亟待更加完善的数据积累与细化研究。从晚清至当代，教育精英、社会精英的内涵与实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相关群体能否量化比较需要讨论。我们认为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定义与不同记录中的教育精英群体及其社会历史背景确有诸多不同，但本研究跨时空的可比性（至少是可探讨性）更多的是基于塑造中国教育精英群体的客观考试机制。不论是功名获得者还是近现代大学生，其主体都是客观考试系统中的成功者，彼此间具有类似的社会地位获得路径。与科举成功者可能获得的政治身份（各级职官）和社会身份（士绅）相比，近现代各类管理和专业技术职位对文凭的客观要求（自民国时期开始，政府与社会中许多管理与专业技术职位已经明确要求必须具备大学文凭，当代很多“白领”工作也对毕业院校等级有要求）以及1949年以后计划体制时代大学生干部身份的赋予与工作分配，使得大学生与科举成功者间有相似的身份获取的效果。以此为依托，可以有限度地探讨与比较不同时期教育精英群体构成的变迁及其与国家、社会间的互动关系。基于此研究设想，结合近年来笔者日趋成熟的历史微观新数据积累和分析经验，笔者得以一窥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的历史演变，并不揣浅陋，探讨其中可能蕴含的对当下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

二、不拘一格降人才：精英教育者家庭身份的变迁

综合晚清科举成功者以及民国和当代大学生的数据，1865年以来，中国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家长职业）发生过多次显著变化，形成了特点分明的四个阶段：1865-1905年为第一个阶段，官员与科举成功者子弟成为了教育精英的垄断者；1906-1952年是第二个阶段，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士等新职业群体代替传统官员群体，在教育精英的家长职业中占据明显优势；1953-1993年是第三个阶段，工农或无产者子弟成为新的教育精英优势群体；1994-2014年是第四个阶段，有产者和工农无产者子弟混杂，但有产者子弟的优势逐渐显现。150年来，教育精英的家庭来源持续不断地转变着，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第一阶段，帝制中国教育与科考成为个人、家族实现向上社会流动或保持社会高阶层地位的关键。根据何炳棣的研究，明清教育精英的来源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以进士为例，1371-1904年，近60%的进士来自获得过中等以上功名（生员以上，不包括生员）或官员身份的家庭，近12%来自前三代中只获得过生员但没有更高功名和官员身份的家庭，但也有超过30%来自前三代均未曾获得任何功名或官职的家庭（Ho，1962：112-113）。换言之，明清时期约1/3教育精英出身于非教育精英家庭。科举制这种国家化、政治性的身份授予制度似乎符合西方政治思想中的“精英主义”解说，即社会将“专业性的管理知识视为非精英阶层都有的知识，一旦有人掌握了这些知识就可以进入精英阶层”，是一个存在精英阶层自我更新和新旧精英更替的流动性社会（王焱，2014）。

1865-1905年，来自官员家庭或具有中、高等科举功名家庭的子弟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并形成垄断，他们自身素质与掌控社会、应对世界的能力也具体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演变，这也成为第一阶段中国教育精英群体社会来源最显著的特征。19世纪中晚期，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洋务运动开展之后，举人、进士来自官员和中、高功名家庭的比例从60%上升到了70%，加上来自低级功名家庭的子弟，其比例从近70%扩展到了90%。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虽然各地团练纷起，以“武功”代“文试”，捐纳大行其道，但都对此影响甚微。晚清新政后，随着科举废止，新式教育得到引进和推广，一些并非出自传统科举或官员家庭的子弟跻身其中，没有任何功名和官职家庭子弟的比例才有了提高。

第二阶段，即从废除科举后到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出现了巨大转变，新兴的商人群体和专业职业技术人员子弟占据了垄断地位。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48年的估算，晚清新学制建立以来，中国本土共培养专科以上毕业生26万人左右，其中本科生约16-18万人。通过全国多地档案馆的调研和系统输入，目前我们已掌握了涵盖21所民国大学约11万人的个人信息。量化分析表明，这些大学生的家长职业结构与传统时代相差很大，以商人及以金融人士、律师、医生和教师等为主体的专业职业技术人员群体子弟代替了原先的官员子弟，在教育精英中占有明显优势。

晚清民国教育精英既有来自传统精英家庭的，也有相当部分来自新兴精英家庭。一方面，大量晚清官员和士绅由“政”转“商”，通过插足商业、高利贷业和金融业寻找新的发财途径（白吉尔，1998：46）。周锡瑞（Joseph W. Esherik）笔下的“叶家”，在太平天国时期因领导团练、镇压农民运动，成功地从有一定经济资本但地位不高的商人、地主一跃成为地方官员，并逐渐在科考中体现优势。清末新政前后，叶家又逐渐由“政”转“商”，在保持财富积累的同时，叶家子弟逐步放弃科考而转投新兴大学，力图在新时代继续保持社会精英的地位（周锡瑞，2014）。这种从传统士绅到资本家的转变有一个较漫长且不明确的过程，他们之间往往有一代人的间隔，其社会基础由此变得很复杂。另一方面，19世纪末，买办作为晚清新兴社会最初和最重要的群体代表，因为掌握了大量财富而成为受人尊敬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原来奴仆般的出身却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白吉尔，1998：41、47）。买办子女是最早大规模接受西式教育的，是早期的中国大学重要的学生来源，他们的家庭显然并非上一个阶段的精英家庭。因此，民国的城市精英阶层有着复杂的社会基础。在广大乡村，有学者认为科举废除和“西风东渐”后社会基层中的精英或实际操控者也逐渐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随着地主、富农及知识分子都参与到各类商业经营中去，地方社会的主政者基本转变为“东家、小股东及经纪人”，中国基层社会的“政治中心”“由秀才、举人及家族长的宅第，转移到地主、商人及高利贷者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商店之中”（罗志田，2006）。这一阶段中国教育精英在社会来源上发生了本质性转变。

教育精英家长职业的结构性转变是国家与社会对知识、学术和才能的定义与价值取向转变的后果。随着传统科举的废除和西式教育体系的建立（当然，最初的教育体系主要仿效的是西方体制在东方的改进者——日本教育模式），“西学”取代“中学”已成为精英教育不可逆转的趋势。精英教育获得者的主要家庭状况也由此转向“西化”。商人群体不仅大多集中在以上海为代表的各类条约口岸城市，更亲身参与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转变。职业技术人员不仅同样集中于类似的城市，而且大多已经接受过较完备的西式教育（徐小群，2007；朱英、魏文享，2009；尹倩，2007）。因此，民国大学生的主体来自通商口岸城市中的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家庭，家庭职业背景和地理分布都比较集中。当然，由于不同地区经济、文化的差异以及学校类型与风格的不同，各大学学生的社会来源也有自己的特点。

1949年以后，随着院系调整、招生方式和考核标准的改变以及各级教育的扩展，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结构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以往几乎无法进入教育精英阶层的工农无产者子弟迅速成为教育精英最重要的甚至主要的来源。根据一所国家级精英大学（北京大学）、一所地方省级精英大学（苏州大学）1952年以来全部本科生学籍卡所做的研究，由于受“出身照顾”政策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高校新生中工农无产者子弟的比例迅速提高，很快在国家和地方两级都达到了垄断地位。1978年恢复高考并取消出身照顾政策后，工农无产者子弟依旧是大学生的重要来源，在地方高校中的优势更明显（梁晨等，2013：96）。从工农（体力劳动者）与非工农（非体力劳动）的比例来看，1953-1993年，中国高校中的工农子弟从1952年前几乎难觅踪迹到超越非工农，成为绝对主力，再到“文革”后有所调整但仍是非常重要的精英来源，形成了教育精英社会来源的全新阶段。

20世纪50年代以来，教育精英中的工农子弟几乎都来自前一个时期的非教育精英家庭，是当时社会的中下层或底层，因此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转变是相当巨大的。这种转变的发生最初显然与国家政策转变，即对原先社会中上层的打压和下层的扶植措施有密切关系，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政治出身的考量从高考招生措施中退出，官员、专业技术人员等在文化资本占有上更具优势的家庭子弟比例有所提高，但并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工农子弟在精英教育者中占据相当份额的事实，苏州大学甚至几乎看不出转变。这一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和思考，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教育普及和客观考试的配合对维持教育精英来源的多样性和活力颇为有效。

1993年以后，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和高考招生制度的调整（如收费制度的确立等），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逐渐呈现出新特征，虽然工农无产者依然占有一定比例，但有产者开始上升。1995年以后高校普遍扩招，在以北大为代表的国家级精英高校中，干部子弟、专业技术人员等新时期的有产者子弟所占比例具有明显优势，是学生来源的主体。工农等劳动群体子弟的比例与80年代相比有所下降，但至少在2000年以前还保持着超过30%的比例且较为稳定。在苏大这样的省级精英高校，有产者子弟的优势非常有限，劳动阶层子弟与有产者子弟基本实现了“等量齐观”（梁晨等，2013：96）。劳动群体子弟的比例能继续维持下去，除了和客观考试制度相关外，可能也受到了20世纪90年代起出现的留学热潮的影响，但具体影响还有待研究。

从2003年起，教育部在维持统招统考制度主体地位的同时，开始在一些重点大学试点“自主招生”制度。试点高校在招生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传统统招统考制度的限制，更为灵活地招收学生。考虑到这一新制度的试验性质，教育部最初非常谨慎地将整个高校招生中自主招生的比例控制在5%左右，但由于被视为新的教改方向，同时又暗含着多种利益，中国的精英高校在随后几年里纷纷努力提升了自主招生的比例，有的高校甚至达到了1/3左右。这种新制度对具有文化资本优势或有产者家庭子弟更为有利。以北大2007、2008两年的自主招生为例，从最初的20548名申请者到简历筛检后剩下5003名笔试参加者，再到笔试淘汰后剩下的2189名面试参加者，直到1602名最终录取者，来自有产者家庭的子弟比例越来越高，几乎成为垄断者（Liu et al.， 2014）。不管是人数占明显优势的来自北大赋予“校荐”资格学校的学生，还是人数很少的自我申报者，最终能够“过关斩将”顺利通过自主招生制度进入北大的学生，其家长来源都明显集中于行政管理与专业技术人员（见图1）。“自主招生”比例一再提高对教育精英中无产者子弟的压缩效果相当明显。

需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很多职业群体的名称或许一样，但具体内涵可能已经完全不同。如虽然自90年代中期以来苏大的干部子弟成了最有优势的群体，但与80年代以前干部多为各类各级政府官员不同，这一时期干部主体已经变成了企业的各级管理者，并不一定具备真正的政治身份（梁晨等，2013：108）。显然，精英群体的内涵本身也是处于变化过程中，这一阶段的优势群体有可能与前一阶段的家庭来源并不一致，出现了新的转变，构成了新的阶段。

总的来说，21世纪以来的中国精英教育呈现出不平等扩大的趋势，但随着政策调整，其未来走向如何还需进一步观察。比如对于自主招生政策，随着学界与教育主管单位从解放高校自主权、招收特殊才能者的追求中冷静下来以及自主招生相关问题的暴露，国家加强了对自主招生的管理。自主招生名额比例再次被严格控制在5%以内，考试被安排在统一高考之后(新华网，2016)，大大限制了自主招生对大学生社会来源的影响。随着国家在高考招生中推行“贫困地区专项计划”，加之越来越多的精英大学开始采用直接名额分配的办法对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给予招生照顾，相信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分布将会出现变化，但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家庭来源，尤其是对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工农子弟予以优惠，可能还需要谨慎观察。

以上数据分析表明，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坚持的相对客观的考试具有开放性，形成了一种全国范围的教育精英群体。他们与地方性的精英群体不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Campbell & Lee， 2011）。1865-1905年，中国教育精英中超过60%是官员子弟；到了1906-1952年间，超过60%的教育精英已经换成了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弟；再到1953年-1993年，超过40%的教育精英是工农无产者子弟；而到最近的1993-2014年，则有超过50%的教育精英是新时代的有产者子弟。

中国教育精英的长期转变，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精英教育规模的扩展，另一方面更牵涉到国家对“知识”的定义和教育内容的改变：从传统儒家义理教育到西方的高等职业教育，再到以科学、各种工程科目为主的教育以及当下的全球化教育；从民国初年对政治、社会治理人才的需求再到抗战前商业化发展对各种专业人才的需求；从抗战后，尤其是1949年后对国防建设人才的迫切需求到当下全球化人才的竞争，国家对“知识”的定义一直处于转变之中，相应的获取知识的途径设置也一直在转变，对不同群体学生的“学习”竞争形成了不同方向的影响，最终造就了教育精英社会来源差异明显的四个阶段。

至少部分是因为考试标准、教育资源的获取和选择性录取过程的转变，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在不可避免的重叠或延续的同时，更多地出现了“新家庭”，呈现出新、旧精英不断交替的过程。如民初商人、新知识群体的社会来源便与科举精英家庭存在着明显差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无产阶级家庭与民国商人和知识技术精英家庭几乎没有联系，当前尽管部分有产者家庭子弟是来自1949年后受过教育的无产者精英的后代，但大部分并非如此。这种精英构成的流动与代谢，可谓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一种本质，也是中国最终能够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世界边缘成为世界中心的关键所在。

三、三十河东四十西：教育精英来源地的变迁

精英教育的选拔标准、考试内容等一旦发生变化，不仅对教育精英的家庭来源有深刻影响，还会改变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传统中国的统治阶层显然深谙此点之紧要，如宋代名臣司马光发现不善诗赋的北方士子在科考中越来越落后于南方，于是提出“逐路取材”的原则，希望宋英宗能纠正科举“重诗赋、轻经术”的考核标准，借以改变擅长经术的北方士子科考中的式微状态。代表南方士子的欧阳修则不以为然，起而争辩。随着神宗朝进士、明经两科合并，教育精英的南、北地理来源有所平衡，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的科举取材南北地域之争（刘海峰，1997）。

此后，“所贵国家科第，均及中外”的原则为历代统治阶层所接受。自宋代到清代，南方地区虽然牢牢占据着中国文教中心的地位，但国家科考取才仍会以地域为标准进行名额的划分。以最重要的进士而言，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的会试正式建立了南、北分卷录取的规定，北方进士名额从此有了制度性保障。不久，南北卷又修改成南、北、中三卷。所谓“中卷”主要包括边远的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份。延至清代，这种“解额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康熙五十一年（1712），为进一步均衡进士名额在各省的分布，照顾边远和落后省份，清廷开始在会试中采用“分省录取”制，最充分地体现了“逐路取人”的原则（李世瑜，2013）。

在这种制度的作用下，清代官员的地理来源结构相对广泛和稳定，结构性变动甚少（见图2，详见任玉雪等，2016）。由于从生员到进士都存在名额的地区分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各地都被纳入官员考选体系，即便“各省文风高下互有不齐”，也要避免国家选拔取才时出现“势必至江浙大省，取中人数居其大半，而边远小省，或至一名不中”的现象（李世瑜，2013）。这有利于维护科举考试在全国的广泛吸引力，有利于保证国家精英的全国性来源，也使得清朝的官员来源地区分布能长期兼顾到各个省份。

同时，国家也无法全然忽视各地方在政治、经济和科教文化等方面的水平差异，自华北以至华南的中国东部显然是精英最主要的来源地。自洋务运动到晚清新政，随着科举制废除及“西学”代替“中学”成必然之势，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逐渐呈现出向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与以北京为中心的直隶三区域集中的趋势。穗港、沪宁杭、京津及其周边地区因地理和传统的关系开风气早，接受西学、送子弟出国留学的风潮领先全国。当国家取才标准和考试内容越来越向西学倾斜，教育精英就更加集中于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及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了（地图1、2）。

民国以后国家对精英教育系统的掌控程度有所降低。统一的考试标准、内容和招考组织的缺乏，使得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呈现出与晚清大不相同的局面。根据对民国大学生信息数据库的分析，除清华大学之外，在民国各地高校中，不仅是私立、教会大学，即便是在大多数的国立大学中，学生的地理来源都普遍地呈现出压倒性的区域化特征。如地图3、4所展示的国立中山大学和国立交通大学，作为当时最知名的国立高校中的两所，其学生的地理来源都高度集中于学校的驻地省区及周边邻近地区，分布模式与清代的全国模式显著不同。限于篇幅，此文不再罗列其他国立高校学生的地理分布，但数据涉及的国立暨南大学、国立湖南大学、国立浙江大学等无一不是如此，甚至更为集中。抗战期间，由于大学内迁，许多大学里西部学生比例迅速提升，但其主体仍旧来自大学驻地，这种模式的实质没有改变。

地图5、6的对比提醒我们，国家干预在精英招生中退出后，植根于地方的大学在招生时自然存在的地域偏好或与转变的形成关系紧密。清华大学由于经费源于庚子赔款，在建校之初，其名额便以各省承担赔款之数为基础，再结合文教之强弱等予以分配。其形式与结果和科举的解额制颇为类似。大学部建立后，清华虽不再按省分名额而是面向全国招考（苏云峰，1996：224-225），但全国性学生来源得以保持。有学者认为民国真正的“全国性”高校可能只有北大、清华和燕京三所（叶文心，2012：5），从我们目前已经完成的各校数据和正在进行中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的初步数据看，此说法颇可信。大多数高校有着强烈的驻地偏好。这与1938年之前民国从未有国家统一组织的高校招生考试和教育精英名额的全国配置有关。比如上海的高校，不仅招生考试大多只在上海本地举行，而且专业安排也多适应上海地区需要，高校的影响所及区域也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加之上海生活消费和学费高昂，学生便主要来自本地或周边省区。

1938年以后，国民政府通过经济援助和统一抗战之宣传，逐渐将行政权力渗透进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开始出现。考试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统一组织出题和批阅，同时在多地举行，如第一次考点包括重庆、成都、桂林、昆明、蓝田、香港及上海等地。但由于统一招生实行的时间很短，1941年后就取消了。同时，此时的统一考试更多的是应付战局，为广大撤退至后方的青年学生谋出路考虑，在各地学生名额分配上尚无系统、全面的制度安排。因此，从现有数据看，20世纪40年代高校生源的地理来源模式变化不大。

1952年以后，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完成重建，新的大学统招统考制度得以建立。与国民政府组织的高校统一招生考试不同，国家不仅统一规制了全国学校的学习内容，还对各级学校进行分等并重新按地区划分名额，更以行政手段明确了招生时依据家庭出身对工农子弟等给予照顾，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1952年以后中国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模式出现了新转变，精英教育再次覆盖了全国范围的人口。

首先，大学因隶属机关的级别、性质等不同，招生范围也不同，或全国招生，或侧重某些大行政区、省份，或被限定于省内招生。以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为例，北大是教育部直属高校，是国家级文理综合大学，肩负着为国家及地方培养最精英人才的任务，其招生范围覆盖全国，按省份划分名额。苏大由1949年后设在苏州的多所高校合并而成，这些高校大多被定为地方院校，根据国家整体的发展规划和地方实际需要，重点发展师范、医学和具有地方特色的丝绸纺织工业等。这一设置决定了苏大招生范围主要是江苏省内（超过90%），兼及丝绸工业、核医学等系统涉及的四川、甘肃等地，不具有北大那样的国家模式（梁晨等，2013：30-37）。

其次，至少在20世纪末以前，以北大为代表的精英教育的国家模式显然不同于晚清和民国时期清华的国家模式，其生源的省级名额配比要均衡和稳定很多，大多数省级行政地区每一千个高中毕业生中能有一个进入北大（地图7）。而在前两个时期，尽管名额覆盖了全国，但地区间的比例差别较大，甚至可谓悬殊。不过，这一时期也存在着首都地区录取率非常高的现象。与前两个时期有数个生源地中心不同，这一时期北京生源录取率达到了近1.5%，是京外的10倍左右，而天津、吉林和浙江等相对较有竞争力的地区也仅在2‰左右。

最后，依照苏州大学的数据，即便是未按地、市分配名额的省内招生大学，此时的模式也与民国的地方性模式不同，即学校驻地尽管有优势，但范围覆盖更全面，薄弱地区学生比例有了很大提高。1949年以前，苏大学生绝大部分来自于苏州，一少部分来自无锡、南京等地，苏北几乎没有学生；1949年以后，苏州学生比例已经在20%以内，江北地区的盐城、徐州、扬州和淮安等地从不见踪迹到占据5%-10%的稳定比例（梁晨等，2013：69-78）。随着招生方式、政策和标准等方面的系统转变，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模式从国家到地方都发生了较为彻底的转变。

最近20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大规模院系扩招政策的出台以及近10年来以自主招生为标志的各种高招方式、方法的改革，中国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再次出现了转变，1952年以来的较均衡的全国性模式出现了松动。刘丽敏分析了北京大学2007、2008两年从最初申请到最终录取的全部自主招生参与同学的资料（地图8），结果表明在新的招生制度下，很多地区过去相对均衡的名额比例被打破了，一些地区正逐渐从北大原有的国家模式中弱化，甚至消失。2007、2008两年的自主招生中，58所被北大确定为有“校荐”资格的高中用去了超过一半的北大自主招生名额，但这些学校完全以北京为主，黑龙江、湖南、辽宁和浙江各有4所，上海只有1所，江苏等地没有。此后自主招生比例从最初的5%上升到了30%左右，若自主招生制度继续推行，中国教育精英的地理模式显然要发生彻底改变。不过，2014年后自主招生政策受到质疑，出现了较为严格的限制，今后是否会出现新的模式，还有待观察。

总而言之，自1865年以来，国家对精英内涵的定义不尽相同，对精英招考的干预程度也不一，这不仅导致了每一阶段精英教育的招考内容、选拔标准等差异很大，还深刻地形塑了教育精英的不同地理来源模式，这也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最本质的转型。

四、“同中有异”与“异中有同”：多角度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教育精英

防止精英阶层固化、促进人才流动是保持社会活力的关键，而权力、财富分配的不平衡却往往是阻碍流动的重要因素。在这方面，尽管中国与西方社会背景大不相同，政治体制和文化历史大异其趣，但两者“异中有同”，财富等不平等加剧是中西方社会面临的共同困境。法国经济学家皮盖蒂的最新研究指出，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独有特点，而且随着资本收益的增加速率超过工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将越来越显著（Piketty，2014）。但不可否认，不断增长的财富、收入与机会不平等也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的挑战。然而，“同中有异”的是，尽管面临相同的社会困境或难题，但至少这一个半世纪以来双方教育精英来源的实际状况全然不同。

在中国教育精英经历上述四个阶段、不断改变社会来源主体并维持多样性的同时，西方精英教育长期为财富所有者所垄断。从二战后到今天，欧美主要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提高教育精英的流动性，实现精英大学生源的多样化以促进社会活力，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美精英大学学生来源的同质性还得到了加强（哈特曼，2011；Karabel，2006）。2009年全美有超过半数的精英大学学生来自于收入处于全国前5%的家庭，财富所有者子弟依然是教育精英的主要来源（见图3）。长期研究更指出，欧美主要国家的精英，尤其是教育精英，数百年来的社会来源一直非常稳定，基本为少数富裕家庭、特别精英的中学与特定的学区所垄断，几乎没有转变，呈现出固化的态势。精英的同质化和流动性匮乏也被认为是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根源（Pryor et al.，2010）。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教育精英群体的历史发展路径和社会来源构成与西方很不一样，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与多元性，相对开放的精英教育体系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

背景与效果的“异”与“同”背后蕴含着深刻和关键的制度因素和社会影响。中国通过客观考试确立的贤能统治体系与西方截然不同，使教育精英的社会转型得以实现重复变革。科举制建立以来，以客观考试选拔官员的“贤能统治”制度得以确立，逐渐成为全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传统和行为指导。余英时认为，“中国的行政官员，自汉代始，即由全国各地选拔而来，并以德行和知识为绝对的标准，这是世界文化史上仅见之例”（余英时，2006：12）。在其他前近代的社会中，政治权力无不由一特殊阶级把持，施治者所凭借的或是武力，或是身份，或是财富，而中国的“士”阶层则与农、工、商同属平民。

尽管从近150年教育精英来源转变的表象看，向西方学习而引发的国家对“知识”定义和人才标准的转移似乎是促进教育精英来源不断变化的原因，但根本上，很可能是传统因素在近代化条件下的异变，它使得中国实际上一直在一条与西方不尽相同、颇有自我特点和作为的历史道路上前进，在开展中西比较和交流研究时应对此特别关注。在西方，客观考试下的贤能统治的机制较新且影响有限，长期以来社会精英身份遗传性强、阶层相对固化，社会精英来源的结构性转型更加困难，若非通过大规模吸纳人才移民等其他机制，社会活力必然有限。而中国在近代以来虽然主流知识体系和教育内容基本按照西方标准进行了改造，但客观考试和强调“贤能统治”的体制却得以保留下来。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精英尤其是教育精英群体发生了空前转变，不仅规模迅猛扩张，而且社会和地理来源格外多样，其所带来的社会活力是中国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进程并保持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五、余论

上述大规模微观数据分析表明，近150年中国教育精英的家庭职业背景和地理分布存在着差异明显的四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65-1905年，最显著的特征是教育精英基本由全国性的官员或中高级士绅子弟构成（>70%）；第二个阶段为科举废除后的1906-1952年，此期中国教育精英转为以地方性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为主(>60%)，且集中在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第三个阶段为院系调整后的1953-1993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子弟成为教育精英的重要来源（≥40%），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第四个阶段是1994-2014年，随着各地有产家庭的迅速增加，其子弟通过重点高中成规模地进入了精英大学，成为教育精英的主体（>50%）。不过，自2015年起，由于以自主招生为代表的新招生制度受到质疑和限制，国家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随之展开，今后中国很可能还会出现第五次教育精英来源模式的调整和新的社会转型。

精英群体社会和地理来源的转变在历史上一直存在，暴力革命、民族征服和大规模人口迁徙是传统社会转型和社会精英来源转变的主要模式。但是，中国近一个半世纪教育精英的转变与社会转型的时序关系颇为有趣。第一次转变是晚清新政而不是辛亥革命，第二次转变发生于1952年院系调整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近20年来的第三次转变并没有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更迭，跳出了传统模式。新精英群体的出现并没有替代旧精英，而是彼此共生。尽管本文重在分享基于长时段微观数据的新发现而非因果推论，但这些具体时序关系或能帮助学界进一步识别教育精英来源转变与革命或变革的关系。

不可否认，任何时代的教育都是建立在当时的经济水平与政权需求之基础上的。“教育什么”和“教育谁”往往都不是由教育本身所决定的。科考传统不仅有“科”，还有“考”。如果说分科方式与知识体系更多的是政权和社会发展规训的产物，其客观考试形式则历经不同的社会、政权与经济环境而得以保持。实际上，传统中国能实现“君子之泽，三世而斩”的关键可能恰恰在于“考”而非“科”。这既反映了中国教育体制一定的独立性，也反映了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群体交流的长期需求和传统，并结合社会和经济转变成为了中国教育精英来源多样和多变的重要原因。

教育精英不同于其他社会精英的特质对保持社会活力和文化传承有重要作用，为理解中华文明延续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可能。政治或财富精英所具备的是更容易直接代际传递的社会和财富资本，而教育精英所拥有的则主要是文化和人力资本，无法直接继承，相对更依赖个人努力和积累。因此，教育精英群体的转变往往包含了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进取性的培养和投资。新兴教育精英群体的形成对社会同样也有可能延续多代的意义。此外，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各级学校体系紧密关联，而近代学校广泛的地理分布和国家系统教育体系使教育精英的流动和影响覆盖了更广的地域和人口。同时，教育精英比其他精英更认可知识对社会的改造和促进，更重视平衡社会道德责任水平与物质增长的关系。如果说政治精英以获取、掌握权力为基础，财富精英则以控制、垄断财富为目标，那么教育精英则以积累、应用知识为惯习，彼此依据的资本的不同，对社会发展和行为规范的影响就颇有差异。

当下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人力资本，全球“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教育精英特质对社会的影响大为加强。从这个角度讲，深入考察中国教育精英之特点连续演变的现象，分析思考其原因和效果，不仅对理解和应对社会等不平等问题、保持社会长期稳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可以为全球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些重要的经验参考。

*本文原载于《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身着学士服的高校学生。[图源：myza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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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策划人：恒宇啊（社会学专业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