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雅君 | 名校生的出路分化：文化—行动二元路径模型下的一种补充性解释

郑雅君（1990 - ），女，甘肃张掖人，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大学生发展和教育公平方面的研究，作者图暂缺。

摘要
关于学校—工作转换议题的主流理论视角尚有未尽之处：行动者通常仅被假定为理性选择者，其价值信念和动机要么被忽略，要么被有意无意地假定为追求最大私人工具性利益。本文借助解释学方法，通过理解学生毕业选择的意图与缘由的建构逻辑，力图将文化价值观对行动的影响也纳入分析视野，揭示学校—工作转换中阶层不平等的现实机制。结合文化资本理论与文化—行动关系之争论，通过对来自两所国内知名研究型大学的38名毕业班学生的访谈，本文根据“作为工具的文化”和“作为驱力的文化”两个维度建立了一个行动者的四分类模型——自我驱动者、机会主义者、迷失无从者、价值归顺者，并依托上述模型分析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获得毕业出路的不同机制。该模型表明：（1）不同阶层的毕业生树立行动目标的意识和运用文化工具组织策略的能力差距鲜明，理性选择解释仅对自我驱动者和机会主义者有适用性；（2）价值信念对于职业选择行为的作用应该引起研究者重视，特别对迷失无从者和价值归顺者来说，其职业选择可能受到学校文化价值环境和同辈文化的强化或制约。

一、问题的提出

为什么弱势家庭背景的学生就算进了最好的大学，也仍难在就业结果上与优势背景的同学并驾齐驱？时下，“寒门学子上了985、211也不能改变命运”的话题频现于媒体，引起公众热议。学校教育历来被视为现代社会中地位分层和流动的首要机制（Grusky，1994；Shavit and Muller，1998；Treiman，1970）。社会成员凭借自身努力获得的教育成就（而非先赋的家庭资本）获得相应的职业地位，是社会开放度和公平性的体现，也是历代中国改革家所希冀的“唯才是举”之愿景。再者，鉴于高等教育是学校教育系统的最高层次和最后阶段，家庭背景的影响理应随着教育阶段的上升而衰减殆尽（Aschaffenburg and Maas，1997；De Graaf，1989）。再退而求其次，即便普通高校的文凭含金量因扩招而有些许缩水，那么二十年来并未实施实质性扩招的顶层名校至少应该让学子免于家庭出身的缠累。然而现实却令人失望：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背景对于教育机会和初职获得的影响力有增无减（李春玲，2003；李煜，2006，2007）；大学扩招并未减少阶层之间的机会差异，反而强化了更精英化的高等教育场域内的阶层不平等（叶晓阳、丁延庆，2015；李春玲，2010；谢作栩、王伟宜，2005）；即便十年寒窗换来金榜题名，重点大学里的寒门子弟在毕业时的职业地位、升学状况、起薪和满意度上都仍然不能摆脱家庭背景的沉重影响（李春玲，2012；郑育琛、武毅英，2014；田丰，2015；岳昌君、周丽萍，2016）。阶级不平等仿若一种谜一般的强力，无休止地渗透在学校和市场各方面的竞争中，撕裂着公众对于“知识改变命运”的期待。

这一谜题其实从未离开社会学家的视野。教育社会学家素以揭示结构性位置对人们教育结果和生活机会的影响为己任，并已就学校—工作转换（school-work transition）议题形成了丰富的理论解释传统（Lehmann，2014）：一是在理性选择与人力资本的视野下，将不平等视作不同阶层基于各自的处境进行理性计算和选择后的客观结果（Boudon，1974；Breen and Goldthorpe，1997；Gambetta，1987；Mare，1980；Shavit and Muller，1998）；二是在冲突论和批判理论的视野下，将不平等看作由统治阶级控制的教育系统维持特权的必然条件和后果（Apple，2017；Bourdieu and Passeron，1979；Bowles and Gintis，1976）。上述二者为我们理解学校—工作转换中的不平等现象提供了基本思路，却有一个共同的缺憾：均未充分考虑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的主观意志和动机——前者将其进行了大幅简化，而后者则因倚重结构而几乎回避了能动性问题。然而，从韦伯（Max Weber）的价值理性（wertrationalitat，1978[1921]）到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行动自愿理论（voluntaristic theory of action，1937），再到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1984），都揭示了人类行动背后价值信念和动机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对处于观念可塑阶段的大学生群体而言，致力于立德树人的大学教育恰恰是一个企图施加价值观引导、加剧这一复杂性的过程。缺失了对行动者意图和具体决策机制的理解，高等教育不平等现象背后的具体机制仍然是个“黑箱”（Armstrong and Hamilton，2013；Stevens，2008；Stuber，2011）。在此意义上，文化社会学可以提供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路，使我们得以对上述缺憾有所补充。

本文正是将文化社会学的洞见融入教育不平等研究的一种尝试。与上文提到的两种视角不同，本文将学校一工作转换视作学生拥有一定能动性的选择过程（Lehmann，2014），并通过理解学生的主观意志、意图和缘由试图对名校学生毕业出路分化的现象进行解释。基于对中国两所著名985工程高校T大学和F大学中38位男性毕业班学生的访谈资料，立足于文化再生产理论和文化—行动关系之争，本文提出了一个毕业出路产生机制的四分类模型，试图回答：（1）学生们为何（接受）如此选择？（2）究竟是什么障碍，使得学生的能动性未能弥合他们的社会出身劣势？

二、文献述评及理论框架

（一）被简化的行动理性：主流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

虽然不平等是关乎人的问题，但作为行动主体的人却在教育不平等研究的主流框架中十分模糊。首先，继承自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批判理论家（Apple，2017；Bowles and Gintis，1976），几乎将所有的解释力放在了经济关系或社会结构上，将学校教育视作统治阶级的工具和傀儡，并不承认平民大众的能动性。鉴于这类结构解释颇有决定论嫌疑，其着眼点又相当宏观，并不适用于观察中观层面的个体选择行为，本文遂将其搁置，不将其作为本文理论对话的主要对象。

其次，在构成教育不平等实证研究的主流范式中，行动者也仅仅被有意无意地假定为通过成本效益计算而追求最大私人利益的理性人，而这里的“利益”也通常被默认圈定在高成绩、高学历、高收入等单一的世俗价值标准内。自索罗金（Sorokin）首开社会流动研究的先河（1927），由布劳—邓肯模型（Blau and Duncan，1967）开创的北美社会分层与地位获得研究（stratification and status attainment）一脉，致力于通过量化方法探究社会出身与教育获得、职业获得之间的联系（Featherman and Hauser，1978；Shavit and Muller，1998），其影响力之深广，勾勒了北美甚至全球教育社会学的底色（Stevens，2008）。这一传统功勋卓著，以至于家庭背景、教育获得和个人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在如今已成为常识。然而，除了试图将教育期望纳入考虑的威斯康星模型（Wisconsin model，Sewell and Shah，1968），大多数这类研究中纳入模型的变量，从社会出身到教育成就，再到职业地位和收入回报，几乎清一色为结构性位置的客观指标。其实这些研究并非完全忽略行动者的主体性，他们这样做可能出于两个考虑：（1）主观意图和观念的测量久受诟病，为了测量的信效度和方便而仅选择客观指标（Hechter，1992）；（2）这一传统的基本问题意识是社会分层和流动性议题，其着眼点在群体而不在个体行动层面；况且从宏观层面观之，将总体假设为追求世俗成功的理性人在统计学上可能恰恰是准确的（Hechter，1994）。教育被看作一种对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理性投资行为，而初职或薪水等教育结果则被认为是这种投资所获得的相应回报（Hout，2012）。教育似乎只剩下工具性职能，行动者在教育选择和职业选择过程中的理性被大幅简化了。

如果说分层与地位获得学派忽略行动者主体性尚且无可厚非，那么企图解释个体选择行为的理性选择理论也做类似忽略就堪称遗憾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个体行动者在特定条件和情境下会倾向于自身效用最大的策略（Abell，2000）。该理论最初仅针对群体和社会层面的现象进行解释，后来在科尔曼（Coleman，1990，转引自Hechter and Kanazawa，1997）发展下成为一个多层次解释模型。它原本在理论上将结构层面和个体层面的因素并行考虑，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出于方法原因偏向结构层面，这一特征与地位获得研究有同流之处（Hechter and Kanazawa，1997）；再者，Hecher和Kanazawa（1997）还指出，出于对这个多层次模型的简洁化考虑，理性选择理论家要么对个体行动目标和价值观完全缄默不提（thin model），要么策略性地假定个体行动的驱动力就是大众普遍追求的、可通约的私人工具性利益（private instrumental goods）——例如钱财和权力（thick model）。理性选择理论家对再生产给出的解释是：学生的教育选择或职业选择行为是学生对相关的一系列成本和回报的衡量过程，而同一个选择对不同阶层的学生意味着的成本和回报则是不同的，因而他们理性选择的结果也自然是分化的（Breen and Goldthorpe，1997）。

诚然，理性选择解释具有显而易见的解释力。但一个潜在的问题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理性”程度可能是分化的——即使大众普遍通过理性计算追求世俗成功，仍会有少数人不遵循这样的工具性效用计算模式，而在行动中遵循其他的价值观或无意识，并且这种“特殊情况”在人群中可能并非是随机分布的（Hechter and Kanazawa，1997）。无论如何，效用计算模式远不能概括人类行为的全部理性。让我们回到韦伯关于人类理性的经典分类学（Weber，1978[1921]），他将人类合乎理性的社会行动（rational action）归纳为情感合理性行动（affectional）、传统合理性行动（traditional），目的—工具合理性行动（means-end）和价值合理性行动（value）。他认为情感合理性和传统合理性将随现代性消逝，而以最佳手段满足特定目标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和不被目标驱动而以价值认同为基础的价值理性（axiological rationality）成为行动理性的主要范畴（Weber，1978[1921]）。基于这两个范畴，韦伯进一步类型化了四种行动理性（详见综述Kalberg，1980）：实践理性（practical rationality）、理论理性（theoretical rationality）、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和实质理性（substantial rationality）。暂且不论其具体差异，韦伯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分已经清楚地表明，他认为很有必要引入一种非工具性的效用计算模式的行动理性（Boudon，2001）。理性选择理论家雷蒙·布东（Raymond Boudon）的晚年著作也认为，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硬伤在于将人类行为禁锢在了工具性行动上（Boudon，2008）。在这个意义上，拓展理论框架的必要性清晰可见。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 - 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被公认为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相关阅读：百年韦伯特别纪念专题回顾）[图源：baike.baidu]

（二）目的—工具行动在阶层中的不均衡性

已有的理论和实证依据的确表明，在目的—工具行动的意义上，学生的“理性”程度很可能在阶层之间是分化的。Gambetta（1987）在一本探讨学生教育选择的书中指出，学生会运用多种理性而不是单一的工具理性来衡量教育选择，而这个衡量过程难免受到特定阶层偏见的扭曲。另外，关于职业选择的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求职者不仅会对薪水、职位等世俗成功标准之列的外在回报进行考虑，还会对个人兴趣、同事、工作风格等非物质类内在回报进行考虑（Latham and Pinder，2005），而对这些回报的感知和评估标准势必与个体生活其间的社会文化背景相关（Hodkinson and Sparkes，1997；Lehmann，2014）。

就工具理性可以观测到的外在行为——树立目标与使用策略来说，部分实证研究已经表明阶层之间存在差异：第一代大学生与非一代大学生相比，更有可能出现生涯目标不明确的情况（张华峰等，2017）；多数大一新生在进入大学之后，对眼前五花八门的学生组织和课外活动是懵懂迷茫的（Binder，Davis and Bloom，2016），特别对于农村学生而言，对于大学场域的常识缺失，信息来源的限制，以及对课业的片面重视，使他们在陌生的大学环境里更容易陷入“目的失焦”的境地，以至于其工具理性未能有效地服务于成就的获得（郑雅君，2018）；牛新春和郑雅君（2018）基于某研究型大学一届本科生的三年跟踪调查表明，学生的生涯定向自大二暑期后开始发生分化，自此以后生涯已决者在精力投入的范围上进一步收窄、方向更明确，生涯未决者对高影响力活动的投入偏低且无方向性，而农村学生发生这种生涯定向低清晰度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城市学生，说明农村学生在大学里参与高影响力活动的目的性和策略性明显偏低。关于学习投入特征的研究也表明，中产阶层出身的学生比低阶层出身的学生在学习上有更多的策略，当低阶层学生单单靠自己在学习上费劲时，中产阶层学生则倾向于采取多种策略来寻求支持（例如，咨询老师和学长），而这些策略恰恰被学校的评估标准所青睐（Yee，2016）。

其实工具理性和阶层的关联也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中可见一斑（Bourdieu and Passeron，1977）。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一词正是想表明文化也可以成为一种被“用”来获取竞争优势的权力资源（Swartz，2012）。透过惯习（habitus）这一试图衔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新概念（详见Swartz，2012），布迪厄似乎想表露工具理性也是受社会结构规制的。在《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一书中（Bourdieu and Passeron，1979），布氏辛辣地批判了学校制度是如何隐秘地造成大学生工具理性的失调的。在以教育为名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辞藻下和教师的配合下，下层阶级的大学生很容易忘记为求职做准备，

《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Les Héritiers, Les étudiants et la culture）初版书封

“做一个大学生最合乎理性的方式就是根据未来职业的要求组织当前全部活动，利用所有合理的手段尽快尽好地达到这一目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通过将今天和未来隔绝，将手段和他们本应该实现的目的分开，学生们仿佛在无意识地掩饰他们活动的真实性”（Bourdieu and Passeron，1979：57）。

关键是，并非所有大学生都割裂了学业和前途之间的联系，

“因为前途并非对所有人都同样不真实、不确定或不乐观。……大学生与他们的前途和学业的关系，直接与本阶级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客观机会有关”（Bourdieu and Passeron，1979：58、62）。

下层阶级的大学生在考试成功的强烈吸引下忘记了为前途打算，而最优越背景的大学生却为达到一种“明确而单一的理性目的”而有条不紊地组织学习（Bourdieu and Passeron，1979：chapter 3）。这一洞见对今天的中国大学生依然适用。郑雅君（2017）基于访谈资料创建了两类大学生惯习的类型学——区分了“掌控型”学生和“养成型”学生，并建立了这一分类与家庭背景之间的关联。前者善用工具理性，欣赏反思性和批判性思维，往往尽早树立职业目标并形成有效的准备策略；而后者自主树立目标的意识弱，或出于固有的观念而将学习当成目的本身，并对工具理性怀有道德偏见，因而往往在毕业关头陷入被动。该研究显示出文化的视角是解释职业地位再生产的一条富有潜力的路径，不过仅仅探讨了阶层惯习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关联，对价值理性语焉不详。本文的目的正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

（三）价值信念与行动之关联的二元路径

思想、信念、情感、价值、信仰、行为模式……对于文化社会学家而言，这些内在化的人类思想生活，和利益一样对于理解人类行动是不可或缺的。韦伯的著作（Weber，2002）暗示：行动对于行动者的意义，或者说行动者赋予行动的必要理由，应该被视为行动的原因。对此一个合理的看法是：这里的理由可以是为了达成一个既定目标，也可以是非目的—手段的考虑，比如从价值观念上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好的”（Boudon，2001）。由此观之，价值信念也可能是引起行动的一个原因。这一问题触及了文化社会学领域的一个经典争论——文化究竟是如何影响行动的。

回答此问题的一个经典范式肇始于韦伯，其认为理想、信仰、价值观通过塑造动机（motivation）来驱动人类行为。换句话说，文化通过定义“人们想要什么”来塑造行动。韦伯著名的“扳道夫”（switchmen）假设认为，“直接支配人的行为并非是理念，而是物质型利益和理念型利益。不过，由观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景’，常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了行为沿着哪条利益驱动的轨道发生”（Weber，1946[1922 - 3]，转引自Swidler，1986：274）。这个观点被帕森斯继承，在他的“行动自愿理论”中（Parsons，1937），他提出行动者的自愿选择受制于客观条件，并被手段和目的的规范所支配，正是在互动中作为共享符号系统的“文化传统”（cultural tradition）提供了“个体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取向中做出选择的尺度或标准”（Parsons，1991：7）。由此看来，固然行动者追求目的实现的行动或许是理性的，但因为信奉或认同某种规范和价值才有了行动目的，行动者的动机恰恰是由文化来塑造的。

与此见分庭抗礼的是以Ann Swidler（1986）为代表的当代范式，认为文化与行动并非紧密衔接的因与果，而很可能是相互脱钩的，人们对事物抱有的观念在很多情况下难以连贯地解释人们的行动（Di Maggio，1997：Lamont，1992）。与其说文化为人们提供了愿望、偏好或动机，不如说是一些松散的，甚至可能互相矛盾的风格、技能或习惯，如同一个“工具箱”（tool-kit）供人理性地选取和利用，用以理解周遭的事物，为自己在实践情景下采取行动策略（strategies of action）提供正当性（justification）（Swidler，1986）。在这种视角下，行动不是由价值观导向的目的所决定的，更大程度上文化是一种可以被“使用”的能力（competence），使人可以在不同的情景下灵活地选取行动路线。她发展出稳定文化时期（settled cultural period）和未定文化时期（unsettled cultural period）两个模型，在前者中文化为人们组织多种可能的行动提供正当性理由，而在后者中多种强有力的外部观念对行动可能有直接的控制，但其长期影响有赖于哪种观念在竞争中得以生存（Swidler，1986）。文化与行动之间成了一种松散的“弱耦合”，文化作为动机对行动的驱动力被很大程度上抽去了，变成了理性人用以实现一个事先确定的目的（predetermined ends）而建构行动策略的工具或资源（Kaufman，2004）。不过，这个事先确定的目的又是从何而来呢？Swidler似乎认为这受到能力的限制，“人们最终会去追求其文化能力胜任范围内的目的”（Swidler，1986：277），但并未做详尽解释。总之，一个灵活熟练、审时度势的“文化运用者”（users of culture）在这一视角下影影绰绰，似乎在与工具理性和理性选择假设遥相呼应。

目前，“工具箱”范式在许多议题上已经成为主流框架，但争论并未平息。来自认知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的实证依据表明，文化作为动机驱动行动的作用是存在的，并提出文化图式（cultural schema）作为一种认知结构，其内化（internalization）程度依其深浅程度不同而存在多种层次（D'Andrade，1995）。2009年，Stephen Vaisey在《美国社会学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撰文，试图调和这两种范式：两种范式实际上都存在，但不在同一个意识层次发挥作用。Vaisey援引吉登斯和布迪厄的观点说明，“工具箱”范式的问题在于假定了文化与行动的关联必然在意识层面进行（Vaisey，2009）。事实上，动机或习性完全可能是无意识的，而认知科学早已发现人类的认知包含两个过程——其一为有意识的、较慢的处理过程，可以对认知对象进行解释、计算和表现；其二为快速、多情况下无意识的自动反应过程，是个人深层认知层面的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难以被临时操控（Vaisey，2009：1683）。而人对于文化图式的认知内化程度有深浅之分，个人可以在前一个浅层内化层面利用文化工具为自己辩护，而处在深层内化层面的文化对个人的情感、理性和行动图式有着强烈的驱动力（Vaisey，2009：1685 - 1686）。

由此观之，关于价值信念与行动之关联的两种理论路径——价值观驱动范式和文化“工具箱”范式，其实有论无争，甚至互相补充：价值观驱动范式的解释重点在于人的行动目的是如何确立的，而“工具箱”范式强调了人如何像使用工具那样使用文化去达到预先确立的目的。或者说，文化—行动的二元路径模型，连同Swidler（1986）对于两个文化时期的区分提醒我们意识到，价值理念的影响固然在人类行动的全过程都存在，不过在学校—工作转换的具体语境下，文化在学生的决策中发挥什么角色，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两个要素：（1）学生的行动目的生成状态——内化的价值观念是否帮助学生树立了自洽的、明晰的行动目的；（2）学生作为理性行动者使用文化“工具箱”的能力。如上文所述，文化使用能力显然与阶层有着系统性的联系。这一理解为本文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后文基于个案访谈资料分析所构建的毕业决策机制模型将显示这一框架在现实中的适用性。

三、研究方法与个案描述

（一）研究设计

本文在认识论上遵循韦伯的“理解社会学”（interpretative sociology，“verstehen”）的路径（Weber，1978[1921]）而非实证主义范式，致力于从行动者的角度（而不是外部观察者）出发，从人们自身对事物所建构的意义，来理解他们行动的原因所在。在方法的选取上，本文采用以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为主体的质性研究方法，对从两所精英大学中选取的38名处于学制最后一年的毕业班男生进行跟踪式个案研究。之所以选择深度访谈作为数据收集方法，是因为该方法正是要求研究者通过深入被访者意义世界之内，在被访者的日常语境中完成他对自身行动意义的理解（杨善华、孙飞宇，2005）。

本文在访谈设计上采取“渐进式聚焦法”（progressive focusing，Arksey and Knight，1999：18）：第一部分先从被访者的个人生活史入手，请被访者大致回溯其大学前的成长经历、教育历程，并回想在此过程中可能对自己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和事，比如父母的培养模式、家人的期待等；访谈第二部分聚焦于被访者对自己就学过程的描述，并详细回溯大学期间投入过的主要活动，并询问被访者对自己所在大学的组织文化的感知和评价；第三部分进一步聚焦到被访者对每条毕业出路的看法、家人的意见、自己的打算，以及被访者对未来生活的愿景、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感来源，了解其中可能存在的矛盾和张力，并进行追问，直到笔者感到自己能够理解被访者的选择为止。

为了达成对分析对象的深入理解，除了深度访谈，本文还有以下辅助资料来源：（1）访谈前事先请被访者填写“背景信息问卷”，涉及个人及父母籍贯、受教育程度、学业成绩等基本信息，也包含了他对大学的认同感、价值目标的测量；（2）实地调研所观察到的校园文化风景、标志性器物及其说明；（3）两校官方网站、典礼实录与典礼讲话；（4）两校校友在网络论坛中有关大学文化和个人经历的描述。

（二）个案与实地选取

本文采用目的抽样（purpose sampling）策略，从两所大学选取38名毕业班男性学生为研究对象（每所大学18人，后又在F大学补访两人），从2015年10月至2017年3月对他们进行跟踪式个案研究——首先对每个选取个案进行一次深度访谈，再通过社交网络或当面谈话的方式进行后期跟踪，直至该个案最终办完就业手续。这样做一是为保证观察到个案的实际决策行为，以检视被访者在访谈中所叙述的意向的可信度；二是考虑到毕业选择是一个有时间跨度的决策过程，跟进实际去向有助于笔者更多地接触被访者，以及更准确地理解其在访谈中的叙述。考虑到重要的非核心变量可能对分析过程产生干扰，在样本选取过程中仅选取男性、在入读该大学前未曾入读其他大学的同学，以控制社会性别、受教育经历对行动者的处境、观念与行为带来的影响；同时运用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的思路，围绕分析过程建构理论框架的需要，在关键特征上增加个案在家庭背景、学科背景、内化学校主流价值观的程度和毕业去向上的差异性。

本文还借用了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挑选了两所在组织文化上差异鲜明又具有可比性的大学——T大学和F大学，作为组织分析层面的个案，38个被访者全部来自这两所大学。两所学校都是建校百年以上、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以极高的招生选择性，吸纳着全国最优质的生源。从学生能力及其家庭背景特征来说，这两所学校是基本同质的，因而学生潜在的毕业去向也应该大致相仿。再者，两所学校处于同一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环境中，学校主流价值导向的源流与本质相同，即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过，或许出于建校历史、学科特色、地缘优势等特征，这两所学校在校园文化特征上又有着鲜明的区别。T大学位于北京——全国的政治权力中心，是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重点为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其工科门类至今仍占T大学一届本科生的80%以上，其毕业生在国家体制内担任职位者众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T大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种政治忠诚和集体主义精神甚至在今天该校本科教育的培养理念中都可见一斑——“培养具有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的人才”。据新华网报道，T大百年校庆的标志，设计主色调源自其大礼堂建筑的砖红色，该设计被发布者解释为为彰显T大“又红又专”的精神传统。虽然“又红又专”的基本含义是倡导政治觉悟与专业素养并重，但与另一个对应词语“白专”相对应，凸显出其首要着重点在“红”而不在“专”。不仅官方文化与国家意识形态联系紧密，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学生文化方向性也颇为明确，几乎所有被访者都主动提到T大的学生活动大多数是由官方学生组织（如团委、党支部）发起的，并且通常带有明确的价值导向。集体主义精神在T大无疑是一个褒义词，校园中几乎随处可见彰显“甘于奉献、胸怀国家”精神的物像、标语或展览；这种集体主义精神还体现在T大对学生的集体动员能力上，一位被访者（T1）曾向笔者自豪地讲起当年举办大阅兵时，T大是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在一夜之间临时召集了几乎一整届学生组成了一个近3000人的方阵，并圆满完成任务的。学生们对这种颇为中心化的校园文化氛围并不反感，毕竟在T大学生普遍熟知“行胜于言”的校风，响应号召、踏实肯干、创造卓越才是最重要的。

而F大学位于上海——全国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全国重镇”，人文社科类目前占F大学一届本科生的40%。F大校友在政界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远弱于T大，从近年毕业去向上看，F大的毕业生进入外企、民企等非公有制经济部门的比例大大高于T大。作为一所具有浓厚人文底蕴的大学，F大学以宽口径、厚基础的通识教育著称于全国，该校对本科教育提出的理念也颇具综合性特征——“培养具有人文情怀、科学精神、国际视野、专业素养的领袖人才”。在一次F大学的毕业典礼讲话上，校长对F大学所认同的价值有如此阐发：“对于F大，我们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一颗自由而严谨、真诚而脱俗的心灵。”可见，虽然F大与T大同样在官方层面宣扬与国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价值观，但某种程度上，F大学的价值环境则显得更加欣赏独立思考、批判能力和智识上的反思性。在学生中，广为人知的“自由而无用”的“民间校训”为学生们津津乐道——“自由”意味着独立思考的精神自由，“无用”则意味着对现实功利的有意疏离。被访者们也几乎一致同意，F大学是一所价值环境相当松散的大学，学校的主流价值导向和所有其他的价值观同时存在，等待着个体的审视。一位被访者（F13）用武侠小说中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了这个局面：

“如果说一个典型的江湖是一个武林盟主一统天下，每个人都归顺于其下的一个门派，那F大江湖不是这样的。在F大，每个人都是一个江湖。”

由此观之，T大与F大的文化环境给予学生的价值导向力度势必是有所区别的：T大的官方主流导向明确有力，颇具集体凝聚力；而F大导向相对弱而松散，且具个体主义取向。虽然本文的分析重点并不在组织比较上，不过后文将试图说明，在本文提出的学生生涯选择的四种机制中，特定的文化环境可能催生或限制了一些机制的发生。

四、当工具理性遇上价值信念

（一）一个关于毕业出路产生机制的类型学

当我们真正走入行动者的意义世界，就发现他们对自身未来的谋划诚然是带有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其实远不限于对工具性利益和成本的算计。正如“扳道夫”命题所说明的，大学生对于利益的衡量取决于他们如何给各类利益赋予权重，而这个赋权过程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在一种动态的、充满张力和不确定性的价值认知过程中完成的：学校的主流价值教育、同学小圈子里的榜样、学长学姐的忠告，以及原生家庭所给予的惯习、资源和被深刻内化的常识和世界观，所有这些因素互相冲突、妥协、融通，共同定义了学生在选择面前的倾向。本文所力图实现的，正是抓住这个价值认知和计算过程在阶层之间浮现出的某种规律。

如果说郑雅君（2017）对于“掌控型学生”和“养成型学生”的区分建立了家庭背景和目的—手段行动能力之间的关联，本文则试图将工具理性的前一个环节也纳入解释框架里：学生内化了什么样的价值观念，这些文化图式能否帮助学生树立起清晰的行动目的。通过对工具理性和文化的综合，本文在“掌控型学生”和“养成型学生”的二分类基础上得出了一个2×2的四分类模型（见图1）。

如图1所示，四个类别分布在由两个轴组成的象限里。大体上，竖轴代表行动者利用手段达成目标的工具理性，对应在文化—行动理论上则是文化工具箱的大小和操控能力。正如文献综述已经说明的，工具理性，特别是文化工具的数量、自如使用文化工具的能力与阶层有着系统性的关联，因而竖轴同时带有工具理性和阶层两个意涵。在郑雅君（2017）中，“掌控型学生”和“养成型学生”正是基于此轴而形成，他们在本模型中分别是“自我驱动者”和“迷失无从者”的原型，而“机会主义者”和“价值归顺者”是添加横轴之后的衍生类型。横轴代表文化对行动目的和动机的驱动作用，访谈资料表明学生的行动目标受信念的影响程度是有差异的，文化—行动关系之争的两个基本立场也暗示了这一点——浅层内化或相互冲突的价值图式可能不会带来一个明确的目的，而深层内化的价值图式就会构成人行动的真实动机。与同样来自优势背景的自我驱动者相比，机会主义者的特征在于他们没有深入地内化一个逻辑自洽的价值图式，在信念层面不存在有意义的理想，因而仅仅使用理性计算去获得尽可能多的工具性利益（钱、权力）；而与同样来自劣势背景的迷失无从者相比，价值归顺者在校园环境的熏陶中形成了初步内化的理想信念和行动目标，不过因为其家庭提供的文化工具相当有限，所接受的价值信念来源往往仅限于学校的正式教育和同辈互动过程，因而在选择上倾向于随从同辈的普遍选择和进入正式系统（例如公务员、国企）。论学校—工作转换的结果，迷失无从者处于最不利地位，价值归顺者次之，机会主义者会取得能力范围内尽可能高的职业地位，而自我驱动者则往往能够实现自主设定的职业或升学目标。可以想见，其目标通常具有极高的门槛和精英性质。

（二）“自我驱动”和“迷失无从”：两极的对比

从所掌握的物质资源，到看待“好学生”的观念，再到组织学习生活的基本思路，再到最后的出路，自我驱动者和迷失无从者虽身在同一所学校，却是天差地别的两类人。不要说成为好朋友，他们甚至可能很难冷静地理解对方。两类人或许在大学里都很努力，但他们之间第一个也最显而易见的区别是：自我驱动者的努力是出于明确且带有反思性的目的，而迷失无从者的努力则大多并不是出于目的—手段的考虑，而是基于一种未经反思的惯性，以至于在毕业关头前者的努力可以高效地转化为求职优势，而后者的简历则是一盘散沙。

有的人想清楚了干什么然后去努力，剩下那些人是我要努力，然后再想我去干什么……他的努力是习惯性的。不是因为我想要得到什么东西，所以我要去努力……其实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在李经纬眼中，后一种人即使再聪明也委实令人抱憾。李经纬是上海人，父母分别在国企和私企任中层经理，家里在上海市区拥有四套住宅，用他的话说，属于“收房租就可以过得很好”的那种家庭。他毕业于全市号称“四大名校”之首的某著名高中，根据他的成绩在年级里的排名，他考上F大是意料中事。这所高中在培养理念上非常强调学生志—趣—能的结合式发展，不仅提供500多门发展课程供学生选学，还创建了30多个现代数字化创新实验室帮助学生开发学科兴趣。这并非个例。在教育优势层层累积的情况下，家境优越的自我驱动者们从小就在号称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优质学校长大，跟中西部和农村学生相比，他们有更多的闲暇，也更多地被鼓励自主思考，以至于“个性”或“批判性”已经成为他们头脑中一种带有绝对褒义色彩的词语。李经纬的谈话中不经意间就很容易流露出一种主见，比如他在解释他尝试过F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但未获录取的原因时：

我绝对不会记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只要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才是最重要的……（试卷中）很多这样的问题导致我当时考得不是特别好。而且我至今还是这样，不太去记某些东西。每个人都有一个思维惯性或者一个思考的方式，我就是这样。

李经纬说这话的时候带着一种自信又鄙夷的神色，毫不掩饰自己对一所著名学府的招生考核标准的批判，之后又跟笔者谈到他对经济学理论的看法。他的求职之路刚刚尘埃落定，在几家鼎鼎大名的中资投行、券商和股票研究所的录用函之间，他最终决定接受××投资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的交易员职位，办公地点在香港的亚太区总部，拥有起薪超过50万元人民币的全球薪酬（global pay），此后每年的收入涨幅可达一倍以上，年终奖金额度无上限。不过，这份工作最吸引他的其实并不是薪水——他拿到的好几个工作薪资都在同一水平——而是这份工作与他欣赏的生活状态最为接近。

同在一片校园里，吴晓的毕业季则是另外一副光景。来自工人家庭的他，在基础教育阶段有着辉煌的受教育经历，从小学起就一直在学业上很出色，而父母其实并未付出额外投入。中考后，他因成绩出色被保送进全市最优质的一所高中，并在高三主动放弃了浙江省第一学府的推荐名额，凭高考成绩进了F大学。他并不用“聪明”或“天分”来解释这些成就，而是将其归因于自己仅仅比同龄人更听话、乐观和专注。

因为小学初中的话只要你认真听话一点就不会很差吧，到了高中其实也会有波动，但我就是“盲目乐观”吧……不管怎么样我就相信自己如果发挥正常的话还是可以的；再一个我不像班上一些很闹很装的同学，整天关注那些标新立异的事情。就不用想那么多，一步一步考就可以了。

然而，这些优点——特别是“不用想那么多”——到了大学似乎不那么管用了：吴晓直到大三下学期才意识到自己对近在咫尺的毕业季完全没有准备。

刚进来的话总觉得上大学嘛就是要多经历一些事、多磨炼自己什么的，毕竟是个比较高的平台，所以参加了一堆学生会和社团……大一的时候感觉绩点有点低了，两学期一共只有2.9，三年级稍微拉一拉好看一点也只有3.2。我们班35个人的样子，排在24的样子。然后发现哎呀这个绩点要保研的话太重要了！怎么这样啊！……然后挺纠结的，我就想到底要干吗呢？保研吧，是不是我的绩点又会不够高；出国吧，我也没有考那些托福GRE什么的；找工作吧，我又没有实习过，而且家里人也希望我读个研。

在临近大四的暑假，他终于意识到，

“大学要面临的选择其实比你初中高中多得多，还是需要尽量早点明确方向……一个最初的方向可能比你一个劲地努力更重要”。

一切都有点来不及了，他只能一边试试保研，一边准备出国读研。后来，保研尝试不成功，又来不及做留学申请，于是只好毕业后间隔一年，在这一年内补上实习，也为下一年申请留学做些准备。醒悟得太迟，而选择来得太快，是很多迷失无从者的共同感受。在T大，来自山西农村的王禹海在大四的时候也惊觉：

“忽然发现这件事情别人已经做完了，才认识到这件事情应该去做。比如当你知道你的同学要出国了，其实你只是知道一个结果，但是他们可能已经准备了很久，这个时候你知道了就会非常惊讶这种事情。”

王禹海当初选择报工科就是听说工科好就业，但实际上他在大学阶段并没有为就业做过任何准备，以至于到了大三下学期，有点慌神的他才匆忙选择了一条安全的保守策略——直升博士研究生。但面对漫长的博士研究生生涯，他又觉得这种波澜不惊又与世隔绝的生活其实并不是他想要的。王禹海的感觉没错。实际上，在他还对自己努力的动机不自知的时候，自我驱动者们早已经在有意探索自己的目标、为之准备了，他们的成功并非运气使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他们不仅有意识早定目标、早做准备，他们还有更多的资源和手段去实现目标。即使暂时不能准确定位目标，父母拥有的信息和见识也会帮助他们选择规避风险的最优策略。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个很重要。所有的一切纠结都源于自己不清楚自己想干嘛，这个是最普遍的。其实辅导员老师、学长学姐都会鼓励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我当时虽然没想好自己想干嘛，但是我知道自己大概会选择什么方向，要么搞学术要么做公务员，所以我当时能做学术就做学术，然后我就参加一些团委的工作，团委实践组，也是跟实践有关的，然后就是科创中心、××班这些科研项目，刚好这些事情又是我自己感兴趣的，基本上就是这么过来的。（高宇森，T大社科，东部城市学生，父母均在机关事业单位任职）

应该说是我比较早地发现了我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怎么去把自己的长处发展到压倒性优势的程度。因为我总觉得现代社会你要在人群中突出，应该主要把精力花在扬长避短上，你把所有短板都补齐也只不过成为一个平庸的人。你要做的是抓住你的亮点，然后用合适的办法去表达它。我的表达能力不错，而这一点在求职中又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在面试中就占了很大优势。因为说实在的，再高级的公司，面试你的时候，他得考虑万一你们两个有一天一起出差，飞机晚点了，你和他有没有话题可以聊一个下午？说白了你得让面试官感觉和你是同一个圈子的人。（张钦凯，F大理科，属地学生，父亲自有公司，母亲是工程师）

（父母）不会替我做决策……但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会参与，比如报专业，他们会说你要不要考虑××？这样你去了之后可以转专业，还能修二学位之类的，他们会把信息提供给你，然后你了解了之后自己选择。……我从大二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就是我一定要读研。学历不会决定我的起点有多高，但是会决定我最后能达到的高度有多少。因为那个时候在政府官员的学历里面已经很明显地看到一大批博士。

当时我绩点不太高，就上网查，了解到还有三个办法：服兵役、人才工程和支教团。当兵两年时间成本太高，直接排除掉了，人才工程和支教团都是4年。人才工程一直在学校里面，我以后要从政的话，需要知道我以后面对的人群或者这个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中国城乡间、东西部之间差异太大，我需要离开上海去更深入地认识这个国家。所以肯定支教是最好的选择，我从那个时候就打算好了。（罗敏浩，F大社科，中部城市学生，父母均为正处级干部）

李经纬也曾为了今天的结果进行了一系列有方向性的准备，从换专业、考研究生，到去实习、了解就业市场，再到面试前夕的资讯搜寻，事无巨细，

“就为了那个面试我两天看了300多页的书，包括看很多讲交易员的电影，还问了很多的同学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前两天也有一个准备面试的人来问我问题，其实他根本不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我去之前准备很多，然后那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比别人领先一步”。

更重要的是，当李经纬到达最终一轮面试时，他知道面试官会喜欢什么样的应聘者。正如许多自我驱动者共同展现的，李经纬所拥有的这种不可或缺的文化工具为他铺平了道路：

“你是学霸没有用的。他们需要你对事情有独到见解，你得是一个有趣的人。因为什么时候你能赚钱？只有当市场都错而你对的时候才能赚钱，如果你很多时候跟大家的想法一样，你就赚不到钱……而且你心理素质要好，不能被情绪所左右，你要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心……”

在后来与老板的闲聊中，李经纬发现的确自己是因此而胜出的：

“因为到终面的时候其实就两个人，知识能力都差不到哪去，老板说选了我还是因为我是个有趣的人吧，并不是看我的背景。”

虽然面试官看重他的有趣过于背景，但背景某种程度上却是他有趣的前提。对于家境低微的迷失无从者而言，父母的眼界、家庭关系网络、对精英行业和群体的见识等这些文化能力都是不存在的，唯一可供利用的资源是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然而与不少文献的结果（Stephens et al.，2012：Yee，2016）一致，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遇到问题时并不会主动向师长寻求帮助。

好像跟他们（同学）说不到一起去……拿我本科的那个寝室来说吧，我们一共4个人，有两个人我感觉明显和我不是一路人，一天到晚玩，成绩也不好，我和他们的交流基本浮于表面。另一个和我成绩差不多，但是行为习惯和我不一样，他应该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我和他有一些单独聊的机会，但是聊着聊着，就总是觉得大家对某些东西的看法可能不一样，并不会有那种好像很设身处地的那种认同感，然后也不会把话题深入下去。

对老师……大部分人是欣赏吧。我觉得挺好的，但并不会觉得和他们很亲近，会有距离感。虽然他们很亲切，但是我自己确实不管是答疑，还是找他们谈任何（个人话题），比如说谈谈大学里我的困扰，这种事情我都没找他们谈过。我个人没有这种主动和老师接触的倾向……一个人想想就完了。（王禹海，T大工科，中部农村学生，父亲务工）

我大一的时候加那么多社团，既在校学生会干过，又在院里干过，但是我这方面不太出色，都一个学期、半个学期，然后就默默没有了，就消失了，然后就没干了。算是没有真正地融入进去，我感觉没融进去，然后就出来了，比较失败。这些东西也从来没有改变过我的价值观，我现在最熟的就是我寝室的人……其他人天天都很忙，有很多事要做，什么实习、见各种人，我感觉我们就很闲，除了看书学习，其他都没有。（牛铭，T大社科，中部农村学生，父母务农）

不仅仅在目标设定和可用手段上两类人有着天壤之别，自我驱动者和迷失无从者的第二个区别在于前者的目标建立在自己的一套逻辑自洽的价值体系之上，而迷失无从者在内心深处其实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内在不冲突、稳定的价值观念，以至于自我驱动者的目的和手段的选取有了一个坚实的意义基础，而迷失无从者在任何一个目的和手段面前都十分纠结，因而难以树立起对行动有指导意义的理想信念。这也是自我驱动者常常引以为傲的地方——知道什么对自己是真正重要的。

在一系列鼓励个性和批判性思维的话语中成长，又依托着巨大的家庭资本和关系资源作为后盾，自我驱动者们从来不缺少定义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意识和方式。大多数自我驱动者们想要的生活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一种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不过他们对于人生成功的定义还是不尽相同，并且通常不会直接受学校主流价值教育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是在审视自我的基础上从更多的观念来源获得启发。对于李经纬来说，赚更多钱或者博得一个看上去很厉害的职位并不值得被当作一种执念去追求，他是一个极其看重人生体验和认识自己的人，他有着广泛的爱好，希望自己能从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洞察自己的热爱，成为一个“有趣”的人。交易员职位之所以吸引他就是因为这个职业比其他职业蕴含着更多人生体验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行业，很多人思路开阔，实现财务自由后都去干各种事情去了，有的去南北极跳伞，有的去搞极限运动……换句话说，这个工作可以让我变成一个更有趣的人。虽然××证券总部的机会也很好，但可能做的事就比较常规。钱只是一个工具，那些把钱当成目的去追求的人反而赚不到钱。”

而对于T大的黄彦超来说，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出色的建筑设计师，他的确热爱这个行业，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作品，就会有很多成就感……当你帮助别人满足他们的需求的时候，你自己也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人，然后就很高兴”。

其实他也拿到了多家机构的录用函，但对他而言，挑选职位的首要标准也不是薪水，而是团队的工作风格和对新手的培养意愿，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还是一个类似师徒制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最看重的还是团队，我能获得什么样的成长，去什么性质的单位其实无所谓……”

在黄彦超还根本不了解各种专业与就业市场之关联的时候，他的父母——分别是大学教授和医生——就已经英明地结合他的兴趣建议他选择T大建筑系，果不其然，这个声望极高又极具专业性的学位让他现在很容易找工作。与李经纬类似，黄彦超最后选择的一家也不是薪水最高的，而是他认为可以提供最理想的学习机会的团队。

其实自我驱动者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什么东西最重要，只不过他们在大学时期主动地、尽早地完成了自我探寻之旅。因为要认识自己的热忱与理想，他们不会把自己禁锢在故纸堆里。他这样描述这些经历对他自我探寻的意义：

“经历丰富的人，他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你想，其实大多数学生，大学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给你安排的，你不去经历，你就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去经历去尝试，会做错很多事情，但只有这样才能知道自己想要的。”

某种程度上，与其说大学为自我驱动者提供了“教育”，不如说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自我成长的平台和机遇，因为教育本身的内容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意义并不重大。

“专业知识给不了你对自我和这个社会的认识，这个是‘内功心法’，而不应该落实到招式。”

谈起大学对他最大的意义，李经纬直言并不是课业，尤其不是专业教育，而是课外的人际交往、讲座和各样的社会实践经历。学校在价值方面的引导，李经纬也直言：

“我觉得我几乎没有受到官方价值教育的影响，而且官方的输出其实很少，同学中间倒是有的。‘自由而无用’嘛，我觉得就是说人不能太功利，因为功利的人往往短视。”

对于T大对学生旗帜鲜明的价值教育，黄彦超也表达了一种冷静的审视——将这种导向看作这所大学的一种历史基因。

在历史上它可能需要这么讲，不过很多人的选择都是一个综合的东西，你自己还是环境里面的各种因素都要考虑。所以我觉得独立自由还是很重要的吧，爱国奉献精神我很同意啊，但多大程度上成为你的动力因人而异吧。我不会对这类话特别敏感，可能因为我平时比较忙，所以关注的内容还是以专业为主。

经过一番不断“试错”的过程，直到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优劣与短处，并在失败面前叩问自己真实的兴趣和终极目的，最终锚定一个职业目标。这条探索之路对所有人而言都并非易事，自我驱动者们只是在这条路上更有意识、也更容易获取支持。李经纬也曾经人云亦云，尚未树立起真正坚实的人生观念，

“当时所有的人问我理想是什么，我可能高中的时候是想当科学家，大一的时候想好好读书，然后出国读研，大二那时候想当高管，其实连高管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感觉听上去很厉害。然后到了大三的时候去创一下业”。

问：那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

李经纬：当我大三创业失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的时候你不想去选择，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你不去改变，顺着既有的轨道往前走。当你失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条（既有的）路堵死了，然后你才会发现什么是我最终要做的。……当时虽然成绩不好，但也想过可以去争取出国。因为我家有足够的钱，要想出国读书不是一件难事。你可以去，但是你真的想要这个吗？……再就是与人交谈，当你遇到让你自惭形秽的人的时候，你就会想他们都这么有趣，而我想要的又是什么呢？

不约而同地，自我驱动者们最终会在心里将“自己真正想做的”和“条件允许我做的”“很多人都去做的”，以及“父母希望我做的”等选项做一番比较，并且基于自己深刻内化的一套逻辑圆融的世界观去做出本心所愿的选择。他们对自己的价值系统已经颇为确信，并且对意义感和价值感表达出相当高的需要，以至于他们真的会依据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对各种潜在的选择做出评判。

从我现在做这个事（创业）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工作，也是一个你要往前去要去追的这么一个东西。当你去追的时候，你觉得你就跟这个事情都已经融为一体了，其他的事情都要放在这个之后去安排！如果按我爸妈的意思，可能我去当个大学老师什么的，那可能就是一个能养活自己、然后有点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但我现在整天都可以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儿啊！就是那种……认真地经历一些事情的那种感觉吧，就会有一种对每天都很期待的感觉。（李思念，T大属地学生，父亲为大学教授）

钱太少当然不行，这是基本条件。但对我来说差不多有个中层的收入，就是可以接受的事情，但是生活要有意义，其实我是这么觉得的。很多人可能追求拥有一大堆奢侈品。大多数人为了赚更多的钱，无非是追求体验别人所体验不到的东西，但是如果能在这个赚钱的过程中，你同时实现了意义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而不是你纠结每年搬砖300天，为了比如说多几十万，我觉得这个就不值得。如果你能找到一份，每天比如说工作10小时甚至6小时，你觉得还有意思的工作，那就更好了，更何况那样一份工作你还可以每年去欧洲玩一次，去美洲玩一次。（张钦凯，F大理科，属地学生，父亲自有公司，母亲是工程师）

我有考虑过找工作啊，但是我觉得没有价值感，就是你的那种纯粹思考、讨论、自由、写文章的这种快乐就没有，你可能要么朝九晚五，要么就被公司榨取得不行。如果一种生活除了给你带来收入，也能给你带来价值感的话，可能会比纯粹的劳动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一点，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想法。而且我们现在收入也不低，我们现在参加了一些题目，做一些课题什么的，我觉得也还行。X大学有个老师，他说我现在不做别的研究，我只伺候自己的兴趣，我觉得活到这份上这辈子就比较厉害了。自由就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让你做自己觉得有意义、有一定社会价值的事情。（高宇森，T大社科，东部城市学生，父母均在机关事业单位任职）

赚钱是一个方面，钱反正够花就行了，赚多了没用，你又不会把钱全取出来堆在家里。事实上你还要考虑其他方面，就是过得高不高兴。你花了人民币是要追求什么？是追求自己高兴。如果你在这个地方虽然收入很高，但是你一天要工作20个小时或者工作16个小时，投行现在收入很高，但你一天或者一段时间内就要疯狂地工作，过得也不是很高兴。所以我觉得教育有的时候更重要让人意识到，其实我们的收获不是只有人民币，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它们可以融通在一起。我学术做得好还是可以赚钱的，走遍天下都可以去做各种讲座，我的这个行业内的地位就奠定起来了。（徐友斌，东部城市学生，父亲是国企工程师）

相比之下，迷失无从者之所以在毕业面前茫然不知如何选择，部分原因正是他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内在一致的价值观念。出于人际网络和社交习惯的局限，他们的观念来源本身就比较狭窄，父辈们的智慧、道听途说的看法、自己的猜测……这些观念如同箱子里的一些横七竖八的零碎工具，互无关联，甚至互有抵牾，而且很可能并不适用于大学这个特定的环境。唯一较为明显的方向性，是学校和老师在正式教育中提供的一整套系统性的观念。因为劣势阶层的学生“工具箱”小而工具零碎，内化的观念并不整合，类似于Swidler（1986）所说的“未定文化阶段”，因而可以想见劣势阶层的学生比起优势阶层的学生更容易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学校价值观、强势的同辈文化）的影响。迷失无从者同样受到了相当大的学校价值教育的影响，但其受影响程度又不足以排除其他与此不符的信念和偏见的影响，再加上信息和社群支持的缺乏，以至于迷失无从者在学校的引导、世俗的追求、自己微弱的理想等几个不同的选项之间最终失去了目标和方向。当选择的关头来临的时候，他们内心仿佛会从不同的方向产生相对的推拉力，以至于他们“目的失焦”，似乎经历了许多却又仍在原地无法动弹。例如，在重视外在的成绩表现和内在的实际收获之间，劣势背景学生入校后很容易认同一种教师所期待的学习道德，即重视对知识的实质性掌握而非看重外在评估结果，或者自以为考上名校就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有些人会认为成绩不再重要了，但其实又没有严肃地去想到底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他们秉持着一种诚朴踏实的学习态度和价值信念，不会为了好成绩去“钻空子”或“走捷径”，不会为了社交而牺牲学习，也不会为了赚钱而出去做兼职。就像王禹海说的，

“首先我确实也不知道这些技巧，然后知道之后我也不会后悔当时我没有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你凭硬实力，或者说凭你最大的努力去做就行了”。

但是，在目的失焦、举棋不定之间，四年光阴匆匆逝去，他们其实也没有做到自己认同的那种努力程度，当被问到自己四年主要做了什么的时候，王禹海不好意思地讪笑道：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在左顾右盼，大概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所以也没有在一门心思地学。”

在F大，吴晓回顾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一个左顾右盼却没有焦点的过程。

吴晓：我当时这样想的，这个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我当时觉得我读书读了十几年了，一直的目标就是我的成绩要比别人好。现在进了大学了，我就觉得应该不要把重心再放在成绩上了，或者说把重心转移一下，就是去想想、找找别的东西有没有比较好的，或者找找自己的目标或者什么的。而且当时我家里的一个亲戚，年龄30来岁，是交大出来的。跟我说大学里成绩不是那么重要，大学里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就是谈谈恋爱，参加社团玩玩，培养培养兴趣，挺好的。以后工作了需要什么你再在上面强化。然后他的话可能有一点影响。我也觉得一直关注成绩都关注了13年了，进了大学还是看那个成绩，没有意义，我就没有太关注了。

问：那你当时觉得在大学里追求什么东西比较必要呢？吴晓：以前其实没想那么多。那时候就觉得大学里，愉快一点，多交交朋友啦，轻松一点，然后看看各种……怎么说呢，多增长见识吧。

远在T大的牛铭和吴晓的想法如出一辙，他认为来上大学就是来学习真本领的，不应该太看重外在的考核，结果导致大二专业分流时陷入被动。因为交往圈子十分狭窄，他始终对自己的职业前景处于困顿的摸索当中。

我感觉我当时（大一）已经做好准备了，我就以一个全新的新起点、新开始，一张白纸进来了，也许是有适应过程，但是有可能没预料到（这种局面）吧，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绩点没搞好，然后为职业做准备的东西没搞好。从来都是在搞“自由教育”“通识教育”。

说到自己总在“自由教育”“通识教育”的时候，他无奈地笑了。虽然似乎并没有比别的同学少费工夫，但他似乎很少考虑这些工夫和前途出路之间的联系问题。直到大三下学期抉择出路的关头，牛铭仍然没决定他要走哪条路：

“当时很重要的时期了，只能考虑保研，工作的话我没有实际经历，简历什么的都没有，比较困难，虽然我是T大的，其实到这之后总感觉待在T大就业还是有挑战的，并不是说什么工作不愁了，可以实现个人理想了，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

问：你大一到大三中间还隔两年，你这两年都干嘛去了？牛铭：一直在学校里学习上课。问：但是你会看到，从大二大三开始有的同学就已经出去实习了，对不对？牛铭：怎么说呢？就是总有事干，我还待在学校里面学习。看看书，有时候也玩。问：你会去做实习实践，或者做兼职吗？牛铭：没干过，我也想做，但总感觉个人能力不够，不好意思做。我就是在学校里面，一直在学校里面，T大的门基本上一年都出去不到一两次。问：那你怎么能知道以后做什么工作呢？牛铭：我到现在都没琢磨，我简历上现在都空白。所以说我就糊里糊涂地直博了，没做好准备就直博了。

作为一个学经济学和管理学双学位的学生，专业领域本来可以带给他一些求职的（至少是符号性的）优势，然而牛铭居然一年出不了几次大学校门，从来没有过实习经历。作为一个来自中部农村、家境非常一般的学生，本来“找一份高薪的工作”很可能是驱动他的一个动机，但受T大价值教育影响颇大的他，又似乎不能接受一个为钱汲汲营营的自己。

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不是想去赚钱的人。可能别人会去赚钱，我自己从来没把赚钱作为我的追求。如果没有来T大，我可能会和很多人一样去赚钱吧，但我来T大是来学习真本事的，不是来赚钱的。……我们学校的那些最优秀的人，受到奖励的，你看看他们是干什么的？有的研究政治，有的研究扶贫，没有人去赚钱。不过有这些思想的人一般都会主动、有些行动，但我感觉我没行动。

就这样，现实功利的道路被自己所接受的正式教育所弃置一旁，而心里其实有点认可的理想信念——担负起更多的国家社会责任——的道路似乎也走不通。他也考虑过当公务员，但因为对体制内的游戏规则并不熟悉，又缺乏相应的经历，专业铸就的价值倾向和自信心的缺乏让牛铭总觉得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干公务员必须得有资源的，而且很多情况是，我感觉公务员很难真正地对一个地方有作为的。因为我也不太了解公务员，我有可能不知道吧，我不是个崇尚体制的人，我是学经济学的怎么可能会崇尚体制呢？”

由此看来，牛铭似乎并非在“利用”自己的经济学学位自己做选择，而是被这个学位所创造的某种价值立场堵住了去路。然而眼下，不要说实现理想或承担社会责任，就是去找份工作解决生计问题，他都有点发愁。最后，他只能抓住院系提供的一条权宜之路，匆忙直博。即便是直博，他也没想好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我总感觉我是被T大这个潮流驱使去读博的。T大大部分人都是继续读书，读研比例高得很，那是偶尔情况才出去工作的。其实我是不想这样做的，但是总感觉现在找工作的话，我跟你说了嘛，我主要是没实习，我都没出去看过，我怎么知道，万一入错了行怎么办。

（二）“机会主义”和“价值归顺”：衍生的类别

如果说自我驱动者和迷失无从者在目的—手段合理性和价值驱动目标两个维度上均呈现天壤之别——自我驱动者有自主设定的价值目标，也知道如何动用合理的手段去达成；而迷失无从者则既没有内在一致的价值目标，所拥有又能被接受的行动策略更是少而又少。那么机会主义者和价值归顺者则各分享了前两类人的一种特征：机会主义者与自我驱动者一样出自较有优势的家庭，见识广博，他们没有深入内化的信念动机，但善于使用策略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价值归顺者则与迷失无从者同出自文化工具缺乏的劣势家庭，但对学校的参与度和认同感比较高，以至于以在价值层面已经内化了的正式系统所倡导的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个人信念。

王泽斌家在东北，父母各自在京沪经营企业，因父母工作的关系，从小学时移居到上海长大。从小他就习惯于要求自己在竞争中表现出色，到沪后第一次考试，他就凭借全年级第三名的考试成绩，吸引学校主动给办理了学籍。似乎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洞察这个社会的胜败法则了。他的基础教育经历同样非常顺利，中考时以顶尖排名被沪上知名高中录取，又在高三提前被F大录取。填报志愿时，他依据热门行情填报了经管、新闻和技术科学，结果被面试专家们讨论决定分配到了技术科学大类。其实他对工科并不感兴趣，但似乎对他而言这也不是件很有所谓的事：

（对专业）你要说感兴趣，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我觉得我能hold住嘛。也考虑过转专业，但是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的意愿，就觉得理工科还是蛮有用的，可能无论是为了以后就业，还是说学的东西的实用性，我觉得可能都有一些用处。那些工作需要（准备）的东西，你学哪个专业都要自己去积累啊。

王泽斌考虑问题的模式从这段话中表露无遗——即使面对一个自己毫无兴趣的专业，也可以试图将它的“用处”发挥出来。如同他自己对自己的描述，他最大的优势在于“深谋远虑”，即会为长远的成功做计划，外加一些天分上的聪明。或者说，从一开始，王泽斌就没指望从专业学习中获得什么“有用的”东西。在他看来，很多专业知识对于不打算当工程师的人完全是没有用的，

“那些东西完全可以靠考前突击完成，所以这一门学问不管我怎么学其实都是很虚的。我只是需要这样一个‘实在’的文凭”。

他似乎从一进校开始就看清楚了学习并不是大学里最重要的事，而只是一种通往某些资源的敲门砖。他从一进大学起就开始了马不停蹄地探寻，这意味着他知道自己必须保持一定水平的绩点，又必须从学业里节省精力去尝试更多的事。他在学习中属于那种典型的“浅薄涉猎”型，“就一门课看个一星期，就刷刷题，去考试啊”还居然保持着相当不错的绩点（3.5）。而一届届学生的口耳相传，早就已经对“如何在维持成绩水平的情况下从学业里节省精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几年前在F大学的BBS里，盛传过一个名为《F大学选课学概论》的帖子，里面历数了高绩点的几大“用处”，透露了许多门选修课的老师给分情况与作业要求，该帖作者明确表示其目的正是“帮助大家在学习总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GPA（学分绩点）”。

问：那你会去看那些《选课学概论》吗？你知道这个东西吗？王泽斌：我当然知道了！肯定那个时候都看过嘛，对吧，肯定就希望轻松一点。我选课标准就是只要轻松就行了，当然还有你给分不要太差了。当然我倒没有非要拿A啊什么的，我倒没有这个执念。问：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觉得已经够高了吗？王泽斌：不是，是我觉得不值啊。就比如说我3.5对吧，然后3.5在我们理工科系已经很高了，那我觉得花那么大力气3.7、3.8，没有意义。我要是用这些时间去做别的事效益会更大。我觉得已经效益最大化了吧，用最短的时间来获得我能够满意的这个成绩。

问：你又不觉得成绩重要，但是选课你又要轻松的话……看样子你好像不打算在课上学到什么真东西？王泽斌：（笑了）对吧，这个是核心！所以我并不指望在课上一定要学到什么高深的东西，买菜又用不到微积分的咯。但我觉得反正上大学嘛，我觉得学习也就占个不超过20%，顶多吧。其他部分就是你要体验生活啊，你要认识人啊，你要考虑你这个未来啊，不是吗？

《选课学概论》这样的学问，在机会主义者当中最受欢迎，它可以帮助学生从“水课”中拿到好成绩，又用节省出来的时间去投入更有“投资价值”的活动中去。他们早就对学校提供的价值引导和“培养”放弃了兴趣，并且早已洞察到，学校教育的东西和就业市场上需要的资本完全是两回事，一个理性的求职者理应做到根据市场的需求早做准备。迷失无从者对于学习的专注是王泽斌觉得不可理喻的，在他看来显然有比学习更要紧的事，而且学生不能指望学校去获得前途：

“漫无目的的生活其实是一件没有效率的事情。所以我劝学弟学妹你们最好早点知道自己要什么，早做准备，越早越好。……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仅仅是在道听途说之下被动地选择了一条路。”

王泽斌的语气中带着一种掏心窝子的恳切。他也的确在自己的求职道路上非常成功——成功地拿到了大牛公司的暑期实习，9月份就拿到了包括通用电气、强生医疗等公司的三个录用函。但他并没有在那时候停止求职，而是采取对重点行业广泛撒网，“投了咨询，还有就是市场有关的，比如百威英博，当然我也投过几家互联网”，最终他决定选择国内某知名互联网公司的游戏部门的市场营销岗位，起薪超过30万元人民币。从八竿子打不着的工科系到游戏公司的市场营销，可想而知王泽斌在求职之路上做了多少铺垫，而这正是他引以为豪的。

但与自我驱动者不同的是，王泽斌其实对自己的目标背后的价值意义并不确信。某种程度上，他对各种为学校所赞赏的价值感到虚无，似乎只有最直接的物质报酬值得他当下去追寻。或许是因为看到F大的同学实际上利己者众，谈论到F大对学生“自由而无用”的价值引导，他显得非常怀疑，也并不觉得自己在F大见过真正践行这种价值的人：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一直在做‘有用’的东西，其实真正去做无用的什么东西的人很少，反正我自己觉得很少。自由无用啊，说说都是一些情怀，但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offer有多少钱。”他希望自己以后能够成为业界的大佬，但他也坦言这个想法说到底还是为了追求“财富或者更高的地位吧，就是获得某种被人重视的感觉吧”。

问：那你会觉得财富和地位就是你的人生理想吗？王泽斌：目前支撑我的就是这两个，其实这个东西越简单越好。因为这个就是当你有足够的钱啊，你才会转移到精神层面的追求。……（意义问题）我现在暂时搁置吧，因为我觉得它目前对我来说，嗯……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而且现在想也白想，目前的人生阅历也很少，又想不出来。

身处竞争激烈的中国社会，永远早做准备的机会主义者们从不缺少运用工具理性形成最优策略的能力，在竞争中当然更容易胜出。不过，虽然机会主义者和自我驱动者同样是为职业生涯早做准备，但机会主义者制定职业方向的思路却与自我驱动者有微妙的差异：自我驱动者重视自己的意愿——“我真正想做什么”，而机会主义者则更多地考虑自己的成功概率——“做什么可以让我最成功”。

我上大学以后就没有遭遇过任何挫折，好像我想要的都拿到了，这个是因为我对自己能力认识很清楚，或者说我没有去追求那种我肯定拿不到的东西。……到大三之后我思考了一下，如果不出国的话，成绩有什么用。我当时手上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可以直研了，不需要靠成绩直研。其实只要想清楚，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能不能用，这个东西只要有用，你就把它弄出来。……我大三时在团市委挂职，政府实习已经刷好了，现在媒体这块也做得不错。我觉得我不需要在体制内寻找一个饭碗，我要去体制当公务员没什么优势，可能还是做媒体吧。

……我从来不在自己做的事情上建立意义感。我可以把自媒体做得很好，但这有什么意义，做的东西全部是虚的，意义感是很虚的东西，自己过得爽才是最重要的。（吴浩，F大文科，中部城市学生，父母为当地机关事业单位干部）

一开始还对哲学蛮有兴趣的，但是越学越发觉这些问题全是别人已经搞过的，后来就你们争你们的学术问题，我去玩摄影了。大概大四吧，开始弃绝所谓的那些国家社会价值追求，我还是认同对社会有意义的努力的，但我只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吧。自由而无用固然是好的，但是首先得让我吃饱喝足生活幸福吧？对我来说，我能有时间玩摄影、赚钱、在海边买个房子，过上让外人从心底羡慕的生活，就可以了。

那么多人追求世俗成功，我觉得大家都认同的还是有点道理的。讨论那些所谓的大事有什么用？讨论不能变成实践都是空谈！所以我基本上研究生（阶段）都是在实习，简历上现在有八份实习吧。……“做自己”是个很虚的词，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唐世民，F大文科，属地学生，父亲任大学中层行政干部）

由于出身于优势家庭背景，机会主义者们对通往好成绩、好工作的策略门道都相当熟悉；又因为尚未深刻地内化一种成熟的价值信念，他们其实对于“为什么要成功”的问题没有答案。虽然机会主义者看起来有时和自我驱动者很相似，但其实自我驱动者们才不会这样认同。虽然机会主义者常常有一条看起来很清晰的路，但自我驱动者会认为他们仅仅是短期知道自己的工具性目标，他们并没有在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上追问过自己。就像李经纬对他们略带遗憾的评价：

“在F大见过很多聪明的人，他们也都很成功，但无非路都走得很规矩……就像很多人出国之前并没有想好我为什么要出国，因为大家都出国，因为最优秀的学生出国，所以要出国，他其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出国。”

新闻学院的杨国凡也来自F大，其实他曾怀着一腔新闻梦想来到F大学，然而在几年的课程、国际交流、访学和实习经历之后，他对现实了解得更加清楚，同时也在信念上遭遇了摧毁式的打击。多次实习经历让他相信，现实世界完全不是他理想中的那样，加之如今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他因此怀着颇有点恼恨的心情彻底抛弃了原先想做一个新闻记者的梦想，决定彻底离开新闻界，转战金融。他把这个过程叫“洗白”：

“洗白就是我不把自己的媒体实习经历写在简历上，然后去金融从零刷实习，去券商去银行。”

他专门为此转了专业读研，为自己留下足够多的时间去准备在金融圈求职。他的求职结果也还算满意，最终接受了某家大型证券公司总裁办公室的工作邀请。总结自己的求职之路，他把自己全然描述成一个不信任何“漂亮说辞”的机会主义者：

杨国凡：我们虽然鼓吹自由，但谁也从来没有真正自由过。每个人都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别人怎么样跟你屁关系都没有，找工作也一样。自由这件事情其实只有自己解放自己，你别想着什么，你多挣30万元，你就能有更多自由。所以我现在找工作，我就看待遇和发展这两块，就是钱和对能力的培养。我其实就是一条狗，谁给我的骨头肉多我就给谁干活，领了钱回到家啃骨头，就这么简单。问：那你会考虑自己喜不喜欢吗？杨国凡：喜不喜欢是个很虚的东西。媒体我够喜欢吗？那实习干完就不喜欢了。你所有喜欢的行业，干到最后都不喜欢，一样是卖你。其实包括金融圈，大家都是狗。只不过是在哪里当狗的问题，那就去找个有肉的骨头啃啊。

虽然杨国凡的话听起来略显刺耳，但笔者注意到在F大被访者中，似乎有好几个人持类似的看法。因为他们着实很容易在F大遇到与自己完全不同想法的人，而这种“人人都有自己的道理”的秩序极易引发某种价值上的虚无感，T大的环境则恰好相反——一种统摄性的秩序使得爱国奉献的精神真的在T大有了一种神圣和光荣。如果成为自我驱动者和迷失盲目者主要是由家庭背景这种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话，那么从受访者的叙述来看，我们应该有理由推测，学校的文化环境很可能影响到机会主义者和价值归顺者的形成。那部分介乎两者之间的学生在F大学的这种松散又个人主义的多元价值环境中可能更容易成为机会主义者，而在T大更具中心化和集体主义的统一价值环境中则可能更倾向于成为价值归顺者。

与机会主义者的特征相反，价值归顺者来自较为劣势的家庭背景，他们没有那么多策略和手段可供使用，不过因为他们受到学校环境或者同辈文化的影响相当深切，以至于他们在信念上比较深地内化了学校所赞赏的价值，或是同辈群体的主流价值选择。众所周知，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正式组织，会为其成员创造和提供多种多样的庇护和上升机会，例如嘉奖先进学生、校内工作推荐、本校直研深造机会等。在一个联系紧密的同辈群体当中，成员之间也会进行资源共享与交换。比起迷失无从者，价值归顺者的优势就在于，作为大学价值导向的响应者，自然会更容易获得来自学校的回报和机会；抑或作为同辈文化的顺应者，其圈子内部的成员也会或多或少提供一些机会。

胡海文就是一个例子。他来自一个基层警察和小学教师组成的家庭，刚入读T大时，他其实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并无任何计划，只是对自己的信念有一个大而化之的认知：

“我就一直秉承一点，我就想做一点对社会有用的事。然后这个有用的事具体问我是什么，我刚进T大的时候真不知道，或者说哪条路都在考虑中。”

至于如何实现所谓的对社会有用的事，他更是完全没有概念。但大一时的一次申请加入某个因材施教培养计划的经历让他迅速受到了目标意识的启发：

“在最后一轮面试的时候（面试老师）问我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把我问倒了，他问我‘以后想做什么职业’，然后我的确脑子一蒙，我就很坦诚地说，我并没有清晰的职业规划，我就认为我想做一点对社会有用的事情就够了，政治也可以，科研也可以，商业也可以，这些都可以。可能同时来面试的是建筑专业、数学专业的同学，他们回答起来就非常贴近自己的专业，但是我那个时候并不清楚我的专业能干什么。所以我这个问题的确答得不好，而且输在这个规划上，从那之后我就自己主动去寻求、去探索。”

在这次失败的面试经历中深受震动的胡海文，自那以后开始了主动寻求职业前景的历程，他一股脑儿讲述了这个过程：

“我大一暑假跟着我的班主任建立的一个支队，去调研绿色小城镇的发展状况，第一次了解专业能干什么事；然后跟着新生导师开始听会，报名参加××计划，然后督促自己去做项目，就发现了专业到底分为哪几个领域，专业到底能做什么事情；再就是和学长交流，就是在大一暑假的时候带我支队的那个学长，跟我说我们专业除了冷这一块，农村这块还有很大的一块（研究潜力）在热力，我就开始对这一块感兴趣。但我们课程培养体系对热的培养不是特别足，特别是对于城市能源这一块的热没有太多，到了大三才会有，所以我大二的时候就主动申请那个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跟着那个做热项目的老师做项目，就了解了热，从那之后也定下我以后就要做热的方向。”

现在，大四的胡海文已经在本系直升博士，致力于热能源的研究。并且，他在科研学习过程中深受系里老师们学术人格的影响，树立了将科学研究服务于百姓生活的理想。我请他再回答一遍曾经那个问题，他爽朗地说出一串：

“我希望用自己的力量给我们国家的城市能源利用带来一些改变，为煤、电、气、热、可再生能源的协同利用做出贡献。有可能跟规划、能源政策相关的部门，或者说跟工程相关的部门都可以，总之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

现在回想起来，胡海文还是很感谢T大，感谢那次面试经历，

“尽管最后没录取我，但它逼着我去提早探索我自己要做什么”。

“做贡献”“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相关部门”……我们能够从胡海文的话语里听到很多在T大相当常见的用语和词汇，而他所投入和所选择的出路也与学校提供的机会结构紧密相连——这就是本文所谓的“价值归顺”的主要含义——指学生对于外部环境中的主流文化的强烈认同与跟随。在笔者访谈的多位T大辅导员中，这种对T大文化的高度认同和践行意识让笔者颇为震撼，而的确T大也从机会结构上为这些“认同者”们提供了足够多的资源支持。

来自甘肃农村的林大成就是辅导员中的一员，经历了举全家之力支持他在县城的高中苦读三年后，他以全省前十的成绩进了T大最热门的金融专业——其实“没想着选了这个以后能干啥，就是觉得要进那个最好最难进的，给我妈争口气，也不知道还有啥其他更好的选择”。不过身处T大与市场经济最接轨的院系，他却发现经济金融似乎并不适合他，因为在T大学习的过程中，他在学校文化的熏陶下逐渐树立了从政的理想——进入体制内，“去关心和试图解决当下社会的问题，这是我觉得真正值得去做的”，可见他对这一目标寄予了相当强的价值感。他在校团委任职，不仅担任辅导员，还在每个假期到学校基层研究会组织的基层挂职，在大四毕业的时候，为了让自己掌握更多分析社会问题的知识与方法，他毅然选择了从金融学院转入社科学院读研。他决定响应国家号召，硕士毕业后去乡镇做一名基层公务员。考虑到T大校友网络在各地政界的有力影响，林大成的从政之路还是颇有前景的。总而言之，从结果来看，依托于学校和体制内强有力的资源庇护，价值归顺者们的出路虽然可能从薪酬和物质条件上比不过自我驱动者和机会主义者，但从精神回报和声望上很可能相当理想。

我们T大一直倡导的就是去重点行业重点领域，为国家做事，追求的有一个口号叫作“入主流上大舞台”。反正实际上每年的确有相当数量的同学去了这样的地方。身边一批批的学长学姐，其实都是在学校里头非常优秀，其实他们完全可以去社会上找钱更多的工作。比如说那种60万元年薪的外企，T大是绝不会在官方场合宣传的，他们根本就不是学校鼓励和支持的。……我现在选了省委组织部，虽然工资确实低，但不管从事什么岗位，你始终是在为国家做事对吧。

那种私企和外企，你干了一辈子之后，你感觉你除了为这个大老板赚钱，你好像并没有做出什么特别值得称道的事，但是我去的政府，它是在基层在为国家做事，而不是在为某一个人做事，感觉这个更有意义。而且这个位置它的社会地位还是挺高的。（高程，T大社科，东部城市学生，第一代大学生，父亲为工厂经营者）

我们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很多年轻人的思想就是一片空白，你不进入的话，其他思想就会进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的话，你所需要的是给他提供一种思想的选择，是关于价值观的全面体验，就可能会有反馈。年轻人会看很多东西，比如说会追求花花世界，太想赚钱，怎么样，但是心中只要有一个声音在的话，我觉得他还是会去想个人价值的一个体现。……“爱国奉献追求卓越”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把集体主义的奉献精神和你的自我价值统一起来，你并不觉得它们两个是对立的关系。我觉得T大人就是要追求卓越，而且并不是我奉献了我就没有我自己了，你会觉得它是你的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

当你有一天做了爱国奉献之类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一种欣喜感，或者一种自我满足感。……虽然那些企业的offer能给我几十万元年薪，但我觉得去航天研发部门平台更大。我做到了我应该做的，我从来不会说什么，我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吴凡，T大工科，中部农村学生，父母务农）

当然，虽然F大的价值环境不如T大那样整合，但作为一个正式组织，其价值影响力和机会结构还是健全的。来自云南农村的王梓桐其实曾经一度在迷失无从的状态中。虽然他一直对所学的文学颇有兴趣，但他在大一大二阶段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生涯目标在哪里，特别是从台湾交流回来之后，他几乎彻底失去了方向：

“因为（两地）话语环境不一样，等你回来以后就会怀疑自己，我做的这些事有意思吗？当时我很纠结，非常迷茫，两个月的时间不知道自己在干吗。成天想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到底要怎样？搞学术又有什么意义呢？看到身边的一些同学，以前也爱读书的，他们也有准备去工作的，大二、大三就开始到处实习，然后就拿到了比较好的offer，这个时候就会有强烈的反差，就会经常想搞这些有什么意义，要不还是找工作赚钱去算了！”

身处经济理性发达的上海，他当然发现大批同学在择业的时候“还是最看重钱”，不过，他坦言F大的教育让他很难下决定去赚钱，

“我对大一大二时X校长的讲话印象非常深。他讲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不能只盯着眼前利益，要对自己的使命有更高的要求之类的。他在开学典礼上一直这么讲，那个时候懵懵懂懂，但是记住了这些话。我是同意的……如果你把F大的人全部教成一个个出去赚钱的工具，那这个国家难道还指望那些来自二本、三本院校的学生出来做那些赚不了钱但很重要的事吗？……读了F大，你占用了这么多好的资源，你追求小确幸，发发朋友圈，如果你的生活只满足于这样的话，我觉得你是没良心的”。

在跟着一位老师做研究项目的经历中，他逐渐从老师身上感受到了老师所追求的价值，即“首先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在自己深耕的领域有所建树”。就他所钟爱的古代文学而言，就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思想继承。他非常认同这一理想。他回忆起了导师对他说过的一席话：

“我没有为这个社会创造GDP，是社会的废人。虽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废人，但我至少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了。现在的人天天想着搞大新闻，整天想着提出个什么惊世骇俗的理论，你不要这样。你先把前人的东西读读懂，传下去，不要让它断掉。”

王梓桐淡然笑笑，他十分认同导师的话，也希望自己日后投身学术职业，因而选择了本系直研，

“如果我真的在这条路上走得好，我就只求在我的研究领域里面有点影响。你研究那个人，至少你要提出一个有启发的洞见或者一种观念，能够帮助今天的人理解自己的处境，这是我最想做的事”。

王梓桐直言，正是在F大的几年让他经历了价值观的重塑：

王梓桐：之前本来就没怎么想过，想也就是以后要跳出农门，过上更好的日子。后来（到大学里才）慢慢开始考虑一些真正的问题，到了这个时候你慢慢搞清楚你想要什么，你会怎么样，大概知道一点。这个可能跟个人生活经验有关，因为我在之前的生活经历还是很局限，不像江浙沪的孩子，他们高中阶段就出国的出国，到处去长见识，这个也是个人局限吧。所以到了大学会有很大的转变。

问：学术理想确实值得追求……可你会担心你走这条路赚得少吗？
王梓桐：这个确实很难！……有的事情可以算计，有的事情是不能算计的。或者说看你怎么衡量利益。我在选择这条道路的时候并非没有一个利益的计算，是有的。只是我着眼的点不一样：如果把这个利益单纯定义为金钱的话，那肯定我们这种人就很冷僻，但如果把这个定义范围稍微圈宽一点，比如声望，或者乐趣，那我还算不错。……而且做学术至少不会饿死，这点自信还是有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所以这取决于你觉得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说一千道一万，喜欢还是最主要的，至少我还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能从中体会想问题的乐趣，而且这些思考是有意义的，暂时这么狂妄地有这个意识吧。

在F大的求学经历，让王梓桐心目中对“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这一问题终于有了一个经过自己省察的答案，对自身的现实处境和行动目的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

“你总得找个东西来做你的价值支撑，不然你的行动就会无意义，前一个行动和后一个行动连不成一条线，你说服不了自己，那样的人会过得很惶恐。就像我有些同学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比较慌，到毕业季就看出来了，有的人真的慌。一开始是准备保研，保到一半就要出国，出国到一半又要去工作…我看到过有这种。他可能没有太注意反思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或者他想做什么，所以到了选择的关头就非常慌。所以想想跟他们比至少挺幸运的”。

的确，与迷失无从者相比，价值归顺者是幸运的。虽出身于弱势社会背景，但在大学教育过程中基于学校和老师的教导，初步内化了为正式体制所赞赏的价值，使得他们在出路选择上得以获得来自组织的强有力的支持——在王梓桐直研出现问题的关头，他的老师“上找了另外两个教授给我写了三封推荐信一起交上去”，使他最终免于出路上的风险。

至此，四类大学生的主要特征已经清晰可见了。上述个案鲜明地向我们呈现出，同在名校，不同学生的职业成功之路是如何被他们自己铺就或堵上的。在每个人的故事里，阶层的限制与个体的能动性、理性计算与价值理想相互交织，共同组成了一个看似纷繁复杂难以解释的现实图景。不过，当我们运用理性选择和文化社会学的理论所赋予的视角仔细观察，会发现大学生毕业出路分化的原因还是有迹可循的（见表1）。

如表1所示，因为优势家庭背景提供了足够的信息、策略和探索自我的机会，自我驱动者在为自己树立目标和实现目标方面都享有大量的优势，这使得他们最终将轻松获得自己的目标职业；家境相仿的机会主义者与此类似，只不过出于某种生活经历或环境原因他们未能树立起有意义的价值目标，但至少他们知道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取得令人欣羨的高级职业：而家庭背景优势不足的学生则很容易因缺乏信息.、道听途说和相互冲突的信念而迷失职业目标，导致在毕业关头成为处境被动的迷失无从者；不过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对学校、政府等掌握权力和资源的正式组织参与频繁，并以该组织倡导的价值观念作为自身的理想信念，他们就可能在体制和组织庇护的轨道上获得职业机会。如果以薪酬来测量他们的出路高低，其位次势必是自我驱动者/机会主义者最高，迷失无从者最低；如果将权力和声望也纳入测量，那么价值归顺者可被视为获得了相当精英的职业。实际上，真正感到难以在名校学习期间改变命运的，就是迷失无从者了。

五、结论与讨论

为何连名校都不能阻断低阶层学生的家庭背景劣势？两种主流理论视角对此给予的解释尚有未尽之处：分层与地位获得研究的分析重点并不在于行动者的主观意愿与能动性（Lehmann，2014），而重视行动者的理性选择研究则要么完全忽略价值观，要么简化假定行动者都是由世俗工具利益驱动的（Hechter and Kanazawa，1997）。然而，被访者当中五花八门的衡量过程，和许多人最终的就业选择都表明，工具性利益并非总是统摄着大学生的选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并未选择薪酬最高的录用邀请。“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无论是否被意识到，其实它都是所有的毕业生们考虑出路时必经的一问。如果说笔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有一个最大的感触，那就是笔者从未料到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性。钱固然对人人都重要，但对某人而言究竟有多重要，是由这个人的价值观念对金钱、名誉、舒适等各样的价值对象比较后赋予其权重的结果，因而其赋值人人各异。尤其是在我国体制与市场的职业路径二元分割下，毕业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更是难以预设的。倘若研究者仅仅对毕业生抱有一种简化动机的理性人假设，我们就会无从解释那些抛弃了更高薪水而选择了远赴基层或扎根学术研究的学生，也难以置信迷失无从者究竟是缘何不能尽早为自己铺就生涯发展之路。

言以蔽之，理性选择假设确有不容忽视的解释力，但仍有未尽之处。首先，虽然追求世俗利益者众，但大学生群体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是多样化的，忽略价值观的驱动作用非常遗憾——作为正式组织的学校，其内部的价值观教育和同辈文化对个体价值观很可能产生系统性的制约和导向作用。其次，正如正文所说，行动者进行理性计算的意识和能力在人群中并不是随机分配的，而是根据其身份和资源发生着系统性的偏斜，这会潜在地导致理性选择理论的误差。当我们试图通过理解行动的意图，寻求对名校生的出路分化现象做出解释，这些千差万别的意图已经向读者证明了，仅仅立足于成本ー效益计算的理性选择模型作为一种理论假设，在解释和预判人的行为时的确有用但也有缺憾。因而，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补充性的解释框架。基于文化社会学中关于信念与行动之关系的论争，本文在目的手段合理性的维度（即文化“工具箱”理论代表的立场）之外添加了价值观驱动行动目的的维度（即韦伯一帕森斯意义上的经典理论立场），并根据个案在不同维度上的特征，将大学生分为四种类型：自我驱动者、机会主义者、迷失无从者和价值归顺者。其中，机会主义者完全符合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自我驱动者在多数情况下符合，迷失无从者和价值归顺者则并不符合——迷失无从者并不是没有任何能力去追求目，而是不知道目标在哪儿，因为树立目标的意识和工具理性被对大学的陌生感、道听途说的误解和专注学习的惯性所掩盖了，更不用说在受到学校价值教育的影响后，即便他们知道很多机会主义者致力于赚钱，他们也不会轻易上船：而价值归顺者因为内化了学校或同辈倡导的价值观，走上了一条备受外界价值嘉许的道路——其行动有时甚至可能与理性选择理论的预测是相反的——想想林大成从鼎鼎大名的金融学院转到较为边缘的社科学院，家境平平的王梓桐不去市场里赚钱反而有志于做一个清贫的文科研究者，来自T大的吴凡，因为认同在“国家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工作，硬是拒绝了某建筑咨询公司年薪30万元人民币的录用通知，最终选择了某国家航天开发部门，薪水只有前者的一半。当我们不了解他们的价值观念时，会认为他们的选择从理性选择的角度似乎是不可理解的，而当我们将他们的客观处境和主观信念并置，就会发现他们这样选择具备充分的合理性。

若说本文试图对理解高等教育不平等现象提供一丝微薄的贡献，那就是本文力求说明，仅仅透过理性人假设的棱镜审视大学生可能是不够的，因为这一假设并未考虑到文化能力和价值观对行动的强烈影响，再考虑到工具理性在阶层中的不均衡性，研究者很可能系统性地损失对于低阶层学生的弱势的合理解释。布迪厄在《继承人》一书中说：“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级……对于实现命运的途径过于不觉悟，从而促进了自己命运的实现，因而学校教育系统的合法性权威可以加剧社会不平等。”（Bourdieu and Passeron，1979：72）弱势学生的确对于实现命运的途径过于不觉悟，在此意义上，问题的症结不在于资本的多少，而在于意识和信念的强弱。

本文立足于精英层次的大学，并非意味着其他层次的高校中的出路分化现象不需要探讨，而是正如开篇所言，在名校中教育和阶级之间的理论张力最为凸显、现实矛盾最为迫切。某种程度上，理解不平等在名校中的发生机制，是理解其他层次的高校中的毕业生出路不平等现象的开端。本文的发现也为改善现阶段大学生的教育结果不平等问题带来了新的启发：要最大限度地打破阶级对学生发展前景的制，学生自身需要一种对手段和目的的双重反思性。大学不会甘心将所有人都培养成机会主义者。仅仅在手段和短期目标上精打细算的，正是被大学教授们所批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有在手段和目标的价值意义上进行成熟的反思，才可能真正为未来长期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为自己带来意义感，也更可能对社群产生价值。首先，资源倾斜和能力提升并不能完全解決问题——能力强不一定有方向，特别是对弱势背景的迷失无从者，生涯价值观和目标的树立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其次，增强弱势学生对于正式制度和组织的参与和认同，将迷失无从者转化为价值归顺者，也不失为一条提升弱势背景学生出路的好方法。不过，本文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所提出的解释模型和假设仅仅是结合案例和理论的猜想，对于四类学生的区分也仅仅是一种归纳理想类型的尝试，其结论尚未通过实证研究的检验。大样本的学生调查能否证实这些猜想？上述四类学生有多大可能会迁移转化？迁移转化又是由哪些因素引起的？这些问题为下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本文原载于《社会学刊》2018年第1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高校毕业生招聘会现场。[图源：xinhuanet.com]

〇编辑：花椒   〇排版：绿萝

〇审核：二号机 / 北北

鸣谢
专题策划人：恒宇啊（社会学专业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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