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 | 社会本体论、因果机制与社会心态

李丹（Daniel E. Little），1977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哲学教授与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社会学和公共政策教授，曾任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校长（2000-2018）。研究领域涉及社会科学哲学与方法论、社会因果与机制、社会与政治哲学以及中国研究。代表作有Varieties of Social Explanation（1991）、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1989）、The Paradox of Wealth and Poverty（2003）等。曾受邀在欧洲、中国、印度和美国就社会科学哲学的主题发表演讲。[图源：umdearborn.edu]

我们在前几章分析过的历史的研究通常预先假定存在若社会结构、社会原因和社会认同。这些假定提出了社会领域中有关“本体论”或生存境遇的几个难题。何为一种社会实体？社会实体是如何由单个的社会主体构成的？社会事实是如何行使因果力（causal power）的？社会因果机制如何在社会世界（the social world）中发挥作用？如心态、认同或惯例等“主观”因素如何在社会世界中找到真实、具体的表达？在第八章中，我们考查了社会解释的几个特征，这些特征在我们探讨过的研究中居于显著地位。本章则针对与这些论题相关的本体论问题，提出进一步的论述。第一步，我们阐释一种关于社会实体与社会结构本质的新方法，我将它称作“地方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localism）。接下来，我们转向近来关于社会因果关系理论的探讨，强调在我们理解范围内因果机制的核心性。本章所要做的是，在考虑到因果的现实主义和地方主义方法论的情况下，分析社会心态与社会认同的一些“微观基础”。后者的探讨提出了推理及分析模式的一个具体例证，该例证与因果的现实主义以及地方主义方法论密切相关，并且提出了补充性见解，即：综合利用社会认同、规则体系或集体社会动机作为历史解释因素的挑战。

地方主义方法论

社会实体和社会进程的本质是什么？社会实体与构成实体的目的性个体是如何联系起来的？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改进我们通常所持有的社会本体论原理。“社会世界”指的是什么？什么是“行动者”、“社会行为”、“社会群体”、“社会生活”、“社会组织”、“社会结构”或“社会”？因果机制如何在这些事物中发挥作用？在这里，通过关注社会建构的行动者选择的结构化环境，我们将探讨关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本体的一个全面解释。

我提出了一种我称之为“地方主义方法论”的社会本体论（李丹2006）。这种关于社会实体本质的元理论断言，的确存在着一些重大的社会结构和事实，它们影响了社会结果，但是它强调仅仅当这些结构体现在社会建构的个体行动和状态中时它们才有可能存在。与个人主义方法论一致的是，这一立场包含了这一观点。个体是社会结构和因果关系的载体，即：根本不存在所谓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而且，所有的社会特性和社会作用都是通过特定时期内组成群体的个体传播的。然而，与个人主义方法论相对的是，地方主义方法论肯定社会行动者的“社会性”。地方主义方法论认为无法刻画前社会（pre-socially）个体的可能性或必要性。相反，个体被理解为社会建构的行动者，受到当前重大的社会事实的影响，例如价值体系、社会结构、广泛的社会网络等等。换言之，地方主义方法论否认从社会层面到非社会性个体的层面的简化论的可能性。而且，个体是由社会事实组成的，反过来社会事实是由当时人们的特征组成的。此外，地方主义方法论断言，存在着超越个体行动者或群体范围的社会建构。政治制度是存在的——并且它们具体表现为在官员、市民、罪犯和有些机会主义者的行动和言论中。这些制度对个体行为、社会进程与社会结构产生实际影响——它总是通过在这些制度以及受影响的社会中无数参与主体的结构状况来调节的。这一看法强调社会进程的偶然性、跨时空的社会结构的易变性以及人类社会体系的多样性（例如规则、城市安排、政治制度或社会惯例）。

2005年，李丹在埃默里大学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哲学会议上演讲，主题为Levels of the Social，提出“地方主义方法论”的新兴立场，后被编辑收录于Philosophy of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A Volume in the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Series（2006）中。图为本书封面。[图源：amazon.co.uk]

地方主义方法论相当于一个有限定的社会本体论。社会建构的个体是存在的，包含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一个聚合体内。这种社会建构的个体拥有信念、规则、机遇、权力和能力。在一种极为普遍的意义上，这些方面是社会建构的：通过与其他个体和制度的社会联系，个体已经获得的他（或她的）信念、规则、权力和欲望，而且这些权力和约束界定了对于主要由社会制度（财产体系、法律体系、教育体系、组织等等）构建的个体选择的范围。不可避免的，任一层次的社会组织都是由参与其中的个体以及受其影响的个体行为和思想构建的；组织的行动则通过次级体系和次级组织贯彻执行；政策、记忆和决策行动则通过物质痕迹——建筑、档案、道路等等对环境施以影响。组织的所有特征都体现在某一特定时间支撑组织的行动者和制度安排上。每一方面都引起我们的疑问：这一制度或组织是通过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对其他的组织和主体行为施加影响的？

社会制度的易变性和多样性——进而，如“资本主义”、“城市”或“庇护主义”等高度抽象概念的本质主义观或超历史观的不恰当性——是出自于人类社会主体性的一种普遍特征。在任一特定时间，主体都会体现出现有制度和变量的一系列内容［根据蒂利关于集体行动策略全部内容的观点或布迪厄关于社会惯例分析的思路（蒂利1986，布迪厄1977）］。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内容都是具体的，反映了当前可获得的那些例子以及通过历史的记忆可获得的例子。而且在某一时间可获得的制度性选择的全部内容不同于在其他时间可获得的选择。［例如，王国斌强调中国明清时期决策者可获得的制度性选择与近代早期欧洲的显著不同（王国斌1997）］。在这一论述中强调的社会组织的松动源于人类对社会相互作用的新组织的想象力；社会的和集体的革新能力以及对社会预期的不足。这种松动使那些逐渐或突然经历转变的制度产生了一种规律性趋势。能动的主体创造出制度；他们支撑着制度；他们让自己的行为遵循制度所产生的剌激和禁令；他们公然反抗或悄悄地违反规则；他们或随机应变或坚持原则。因此将社会结构“具体化”是一种严重的形而上学错误：是硬赋予它们那种永恒不变的特性。

这种地方主义方法论方式有许多学术优势：它避免了整体论和结构主义所特有的社会“具体化”，它放弃了社会的“远程作用”，并且它建立了这样的认知基础，即让人们了解为何不能将强势的自然法则应用于社会现象。我们可以提出许多现在仍在进行的社会研究的例子来证明地方主义方法论的观点；事实上，几乎所有严格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研究都能与地方主义方法论的假定相适应。但是，在与“新制度主义”相关的文献中——一组试图确定特殊制度安排的社会效果的研究——可以找到一个强有力的例子［布林顿（Mary Brinton）和倪志伟（Victor Nee）1998］。蒂利及其同事们确定的与大众政治和动员相关的因果机制研究则是另外一个上佳的例子［麦克亚当（Doug McAdam）和蒂利2001］。而且事实上，比较研究者（有时也被说成是结构主义者）的大部分研究确实与地方主义方法论彼此兼容，包括斯考契波和蒂利。

社会研究的六个主题

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社会本体论方法显示了六个重要的中心领域：

“是什么激发了个体？”是什么使得个体主体如此行动？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个体层面上的选择机制和行动机制。这一研究领域是有意折中的，包括行动原语、理性行动、冲动、情绪理论、自我理论、认同理论。个体选择、动机、推理及偏好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情绪、理性偏好、实际约定以及主体性的其他形式如何影响个体的思虑和行动？

“个体是如何形成和构建的？”为了更多地了解个体是如何形成与建构的，社会本体论方法提出了深层意义。这里我们需要在个体主体行动的许多其他的决定性因素中，更好地说明社会发展，获取偏好、世界观和道德框架。什么是个体获取规则、偏好和思考方式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影响？从认知、情感和社会角度看，个体如何发展？

“激发和制约个体选择的制度性与组织性因素是什么？”在特殊环境下，支配个体选择的动机体系和约束体系是什么？制度是动机体系和约束体系，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约束。它们组成了体现在其他人的行动和预期之中的规范体系，引发和加强了制度性需求。因为个体行动由当前制度生发并受其限制，所以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的那些制度的特征。

“个体主体的行动如何整合为更高层次的社会模式？”社会科学提供了许多模型用以论证个体主体行动是如何整合为更高的集体层次的。这里我们需要制度理论、市场理论、集合为个体行动的社会机制、微观经济学、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以及族群动员理论。在能被确定为行动的社会关系的制度背景下，何种模式的社会行动可以被推断为审慎的人类选择的整合结果？

“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前几个主题关注的是微观与宏观的关系（个体主体的特征如何在其结构和制度中发挥作用）以及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具体的社会结构如何影响身在其中的个体行为与主体性）。同样也存在宏观与宏观之间关系的问题。例如，某种特定的政治制度组合如何对某一社会的教育制度产生影响？地方主义方法论的视角也对这类问题有意义；它意味着我们需要发现个体层面的环境，借助这种环境能够将第一套宏观结构层面的效果传递到第二套宏观结构层面。

“在特定的社会人口中，一套给定特征的分布状态是怎样的？”个体显示其特性，而全部人口显示这些特性的分布状态。从相当广泛的意义上讲，定量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衡量和分析在一个或多个人口群体中变量的分布与联合。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就是，出于解释、分析判断和政策制订的目的，研究那些可以让我们观测和度量的与我们利益攸关的社会特性。

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研究旨在阐明第一和第二两个研究领域。新制度主义、地方民族学与组织行为理论则能阐明第三个问题。而致力于发现意外结果的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关注的是第四个问题：“囚徒困境”的结果与集体行动问题，以“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分析为代表的参数选择集合［谢林1978］以及许多的经济理论和博弈论。定量社会科学关注的是最后那类问题——我们可以将什么描述为社会进程和个体选择的多样性的最终结果，这些结果在最初几类问题中有所记述。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由定量研究结果所表明的社会因果关系的假定，通过搜寻出的因果机制得到良好的证明和支撑，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影响个体选择和导致集合结果的地方环境、制度以及其他多种因素来揭示这些因果机制。

这六个焦点领域相互结合，提出了方方面面的社会影响。社会制度和事实通过限制主体选择对其产生直接影响；通过影响他们的认知和实践的发展过程对其产生间接影响。而主体的行动反过来也影响了制度和更高层次的社会结构——一方面通过具化某一特定时间这些制度的特性（例如，充当警察或教师），另一方面通过随机地改变制度的运作（例如，作为一个避税者）。引人注目的是，大部分现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能纳入这些研究问题的范围。

案例：一个农业乡村

这一“地方主义方法论”的本体论如何把握社会和历史研究？它或许有助于我们探讨一个典型的案例。让我们设想一个由几百户家庭组成的中国农业村。这几千人彼此之间拥有深厚的、直接的社会关系：家族的、宗教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农业的。他们参与彼此间的分摊劳动实践，他们相互之间说闲话，他们一起参加葬礼和其他仪式，他们彼此之间买卖产品，他们拥有宗教和族群认同，在困难时期，他们有时会被动员为盗匪或民兵组织。这些人也同其他人（如城里的亲戚）和政府制度（税收体系、政治登记体系、法律体系）有远程的关系。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地区制度、国家制度和国际制度的影响，如谷物市场、交通运输系统、大众媒体、政党和国家制度、全球贸易体系制度。一些人是地区和国家范围内异端宗教运动的追随者（或许是民间的军事行动或白莲教秘密团体）。他们的生活环境同时受到地方关系（一个慷慨的地主、一个过分热心的官员）与地区或国家网络与制度（政府的、经济的、文化的）的影响。因此这一乡村的社会现实是多样的、多层次的：多维的、地方的、远程的、个人的、匿名的等等。

在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中，李丹关注农民的集体行动、市场交易的等级体系和传统中国农业的停滞与发展等主题，探讨中国农业的变迁。图为1989年版书封。[图源：douban.com]

当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对这一乡村感兴趣的时候，他们就会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他们可能试图描述该乡村社会生活的一些方面：“持有小块土地农民的生活标准是什么，并且在过去的20年间它怎样变化？”他们可能会问该乡村人们生活经历的问题：“阶级关系和家长制如何影响村民的日常经历？”“对过去20年间变化的公民权利以及义务与平等持何种态度？”他们会问因果关系问题：“不断增加的中国私人投资如何影响乡村的工作机会？”“中国的生育政策如何影响乡村的人口状况？”他们可能问比较性问题：“这一乡村的情况如何与中国其他地区其他乡村（或这一地区的其他部分）的情况相比较？”他们可能会问该乡村与较远地区的关系问题：“连接该乡村与较远城市的长途信用网络的本质是什么？”“政党的基层干部如何受该党官僚机构的规训、推动和控制？”

因此对社会现象与社会科学本质的反思可以始于这一无需再缩小的微观世界。在此例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适于所有传统社会科学学科中研究人员的研究课题：民族学、经济学、经济史、政治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社会学以及新制度主义。并且我们可以识别或许符合这些学科的地区生活和经历的不同方面：农业、贸易、宗教、社会关系网、家庭、不平等、教育以及大众媒体。这些社会活动“领域”被精挑细选出来，以进行具体科目的系统调查与研究。我们也同样注意到这些社会行动的部分并非是严格分离的；因此，当农民耕作或收割之时，他或她也可以同时进行着经济的、文化的、合作的、宗教的和金融的活动。

在这一描述中，两种典型的孤立隔绝形式没有出现。在这个描述中没有“社会的简单的、细碎的个体”；相反，这些村民们都完全被卷入一个紧密的社会关系、社会联结和社会限制的网络之中。但是，同样的，该乡村自身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行动地点，相反，它也逃脱不了远程的社会力量、社会制度与社会组织（政府、贸易体系、宗教网络、全球化、海外社群……）。

这一案例提出了几个关于社会现象层次、水平与社会阶层的重要线索。它使我们注意到社会本体论的许多问题——我们在社会分析中谈及的多种社会实体。这一例子强调不同层面上（地区、行政等级体系、配套系统……）不同的社会形式和社会体系：人们生存、活动的多样的社会关系、制度、网络与结构。这些社会形式是复杂的凝聚体，将大量不同人们的行动与意图集合在一起。这种社会形式经常植根于某种物质结构之中——道路网络、政府建筑、公开的规范与准则的集成。这一例子为了解结构与主体性提供了一个微观世界；个体在一套影响其选择的限制与条件下，根据自身意图生存与活动。其三，这一事例让我们注意到通常作为社会生活特征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的作用：制度、惯例与传统持续存在并制约着行动主体，但是作为地区与语境双重发展的结果，它们也随着时间而改变。

这一案例引起我们对社会建构成分的疑问——它们是由什么组成的。“县政府”是由什么组成的？是什么构成了农产品、粮食及其他商品的“定期的市场体系”？“省政府及其行政部门”是如何形成的，它如何对该乡村施加影响？这一案例同样也引起我们对应用于该例中的社会因果机制提出问题：远距离的社会形式如何对地方事务施加影响——“政府”如何影响定居模式与税收行为；白莲教运动如何影响地方的人民；或国际谷物市场如何影响地方的生活水平。

在回应这一案例时，可能会有人提出几种极端且不正确的观点。首先，有人可能坚持认为“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直接的和地方的”。在这一方面，该例中所显示的社会事实通过该地区中存在于村民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他们与外界的零星接触得到详尽无遗的阐述。然而，这种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该乡村位于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与自然环境之中，并且这些超地区因素影响和制约了该村村民的选择［这是由当代人类学家提出的一个强有力的观点；柯玛罗夫（Jean Comaroff）1985：第三章；马   库斯（George E.    Marcus）与费歇尔（Fischer）1986：77页以下］。而且，村民实际活动的关系网远远超出了村子的范围：例如，延伸到地区、国家以及海外华人组织。因此，“极端地方主义”是对社会本质的糟糕描述。地区的、国家的和国际的因素渗透和影响了该村的社会生活与主体性。

另外一种极端的观点可能会坚持认为“社会结构”发挥着一种非人格化且普遍深入的因果力，这些力量在本质上独立于参与者的主体性。因此地方事务完全受国家的需求、国家经济发展或全球经济的控制和安排。这种方法采用了一种具体化形式——将因果力归因于一些实体，而不去理解使这些力量得以表现的机制。我们需要知道国家如何成功地在地方层面推行政策、征税与维持秩序；这就需要分析那些国家意志借其在地方层面表达、传递、转换和施展的关联制度与组织。因而，“极端结构主义”也是一种对社会本质的糟糕描述。（“新制度主义”的观点恰恰对这一方面做出了回应：提出了一种论述，即指出了远距离结构和组织在影响地方行为中成功和失败的机制，即：［鲍威尔（Walter Powell）与迪玛奇奥（DiMaggio Paul）1991；布林顿与倪志伟1998］）。

在我们如何更好地理解扩大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实体的概念方面，我们的案例给出了一个条理清楚的说明。在该例中调用的一些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明显是“低水平的”、中等水平的和“高水平的”；例子中有社会制度的形式（嵌入省级或国家级政治制度的地方乡村政治权力机构）；并且也有影响乡村中结果和行动的远程社会结构。因此我们的挑战是弄明白这些不同的层次是如何编织在一起的；一个地方的行动和环境是如何影响其他地方的；下级制度是如何由上级制度管理和调控的；而且是否存在区分社会层次的基础，即使是临时的和近似的。总而言之，我们需要询问的是，这一庞大而松散的社会组织形式与因果影响是如何紧密连接的。

因果实在论

现在，让我们转向另外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本体论问题：什么是社会因果关系？在第八章中，我主张因果解释需要按照连接原因和结果的因果机制来表达。在这一节，我们对该观点展开论述，并且将社会机制的概念与地方主义方法本体论联系起来。社会科学哲学的新近研究强调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因果关系论中社会机制的核心性，而且在历史社会科学内，关于比较研究方法论的新近创新研究也与这一结论达成一致。在这一节，我们将证明，我们有理由将具体因果机制的发现作为我们有关历史与社会研究设想的核心。可以说，历史因果机制的发现将被证明是可行的、严格的以及具有解释力的。对于那种追求把支配性社会法则或一般性结论作为社会解释基础的狭隘的归纳论，这一思路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但是同样的，它也提供了一种备选的具体叙述。

历史社会科学的因果实在论

我认为，社会解释需要发现那些引发重要结果的根本因果机制。社会机制是具体的社会进程，在这些进程中，一套社会条件、社会限制或社会环境结合起来产生某种特定的结果。按照这一思路，社会解释没有采取用归纳来发现法则的形式；相反，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所发现的这些一般性概括要从属于更为根本的对因果机制、个体结果路径和多重后果的探究。这一思路让人对跨越许多社会的概括性理论研究产生怀疑。相反，它寻求的是具体的因果影响和变化。

该方法将一种因果机制的观点置于核心地位：为了确定两类事件或两种情况之间的某种因果关系，我们需要确定那些典型的因果机制，通过这些机制，前一类促使后一类发生。可是，组成社会现象之间因果机制的社会联系的本质是什么？我主张将一种微观基础研究方法应用于社会因果关系：社会实体的因果特性源于组成社会实体单个主体性的结构环境。因此该方法提出了一种普遍的本体论的看法与研究策略：主体们的选择和行为的结构性环境构成了社会现象之间产生因果关系的因果机制，而这些主体则是由社会建构和定位的。

“因果机制”方法提供给我们强有力的理由，让我们可以预期用多变性、偶然性以及可供选择的不同路径来解释某种结果，而不是期待找到少数几个有关发展或变化的一般模式。特定路径的偶然性源自于几个因素，包括在特定制度安排中，个体主体性与交叉案例变动的地区环境——从而在更高层次的进程与结果中产生了重要变化。

在转向更为具体的分析之前，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因果实在论如何适合于当代的哲学与科学方法论。在当代科学哲学内部——尤其是关于因果主张解释的主题上，最初的声音之一来自于卡特莱特（Nancy Cartwright）。卡特莱特将实际因果机制置于科学知识论述的核心。正如她和杜普里（John Dupré）指出的，“事情和事件之间是有因果力的：借助它们所拥有的特性，它们有力量产生其他的事件或状态”（杜普里和卡特莱特1998：521）。卡特莱特称，对于自然科学，系列事件间的实际因果联系的概念比自然法则的概念更为基础（卡特莱特1995，1989）。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她认为，确定因果关系需要有关支配这里所说实体的因果力（在她的语言中，用的是“能力”）的重要理论。因果关系并不能直接从有关变量相关联的事实中推断出来。正如她所指出的，“任何将一般因果关系简化为规律的做法都是不可能的”（卡特莱特1989：90）。对于社会学研究，这一观点的作用意义深远；它确认了由许多研究者所共同持有的概念，即从本质上而言，社会因果关系的归因依赖于关于不同社会力量和社会实体因果特性的良好中层理论。显然，前文刻画的地方主义方法本体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构建关于社会实体因果力本质的一种论述。

图为南希·卡特莱特，杜伦大学哲学教授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杰出教授，工作研究领域涉及建模、因果推理、因果关系和客观性、证据等方面，后期专攻社会科学哲学与方法论。[图源：durham.ac.uk]

在索伦森的著作中将强调严格定量与寻找机制结合起来，即：提出来一个重要的社会学视角（索伦森1998）。索伦森这样总结他的立场：“通过关注如何具体说明在社会进程中产生变化的那些机制，社会学观点被极好地重新引入定量社会学研究中”（索伦森1998：264）。他主张与目前的状况相比，社会学需要更好的整合理论与证据。他肯定定量研究在实现社会学科学目标中的核心地位。然而，一种充分的定量解释的重要性在于对一些机制的详细说明，这些机制被假定为支撑一套特定研究资料的基础。“关于社会进程发展中的理论观点是为了具体描述，是什么产生了某种特定结果——政治体制中的一种变化、一份新的工作、一种合作行为的增加——变动的概念化的发展相当于提出了用于某一社会进程的一种机制”（索伦森1998：239－240）。索伦森提出了一种批判的观点，如果一个人没有事先问过下面这个问题，那么他就不能选择一种统计模型用于分析这些资料：我们想要假定的连接一些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这些机制，其本质是什么？而且，在我们能够合理估计产生这种结果的这些因果变量的相对重要性之前，我们有必要假设连接这些变量的机制。赫德斯特罗姆这样解释索伦森的这一观点：“以大量社会进程模型为基础的经验分析将一个重要问题摆在了显著位置，即这种经验分析的作用或最初目的。社会中我们所观测的这些结果无疑是多种不同进程的结果。一种有用的理论模型总是要说明某种或某些进程的核心机制”（赫德斯特罗姆2003：10）。

这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联合起来支持下列几个观点。首先，他们支持这一观点，即因果推理假设存在一种因果机制；因而研究者深思熟虑并竭力想确定的是，连接这些变量或重要条件的看不见的因果机制。其次，这些研究者都支持在发现与确认因果关系阶段中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观点。利用现有证据测试或确定某种因果假设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测试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检验各种重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和回归性或者探索特定因果条件的结果。最后，经验证据的提出必须接受最终评估，依据的是假定存在于因果之间的那些因果机制的可信性。

强调因果机制的核心性对社会学方法有几个好处。它使我们避免对标准统计方法不加批判的依赖。它也同样使我们能够避免过分强调将事件笼统地分类为革命、民主政体或宗教，而是趋向于对进程和特征作更为具体的分析，以这些进程和特征区分宏大社会分类中的事例。蒂利在其比较社会学因果叙述的观点中强调了这一点（麦克亚当，塔罗与蒂利2001，蒂利1995，蒂利2003）。蒂利写道，“我要论证的是，政治生活中的规律性是非常广泛的、确实跨越历史的，但是，它们并不是表现为反复出现的大结构、大进程的形式。它们由反复出现的原因组成，这些原因在不同的环境与序列中混合为高度易变但却可解释的结果”（蒂利1995：1601）。

社会因果关系的微观基础

现在我们准备回到关于社会因果关系本体论的问题。组成社会世界结构与实体之间因果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利用何种类型的机制来证实因果主张，例如“人口压力引发技术创新”、“分成制引起农业中的技术停滞”或“有限的交通运输技术使得政治权力的封建化”？使社会惯例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信念体系得以传递的因果机制是什么？结构与惯例是如何实例化或具体表现的，它们是如何传递与维持的？因果主张需要成为归纳性的吗？历史学家是如何确定与证明因果假设的？

成为社会因果关系基础的那些机制的一般性质一直都是争议的主题。我们可以确定几个主要的方法：基于主体的模型与社会影响因素模型。（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方法都与前文探索的地方主义方法本体论相一致。）前一种方法遵循的策略是将个体层面的选择结果整合为宏观层面的结果；后一种方法试图确定在主体背后发挥作用影响其选择的那些因素。［索伦森将这些强调为“拉力”模型和“推力”模型（索伦森1998）。］谢林非常切题的《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一书捕捉住了前一种方法的逻辑。地方动机聚集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有时地方性的有意行为会产生极为不可预知的结果。埃尔斯特也清楚地显示出了这些方法，其中包括支撑大规模社会学解释建构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工具（埃尔斯特1989）。这种“社会影响因素”方法（“拉力”方法）试图确定社会的显著影响因素，比如种族、性别、教育状况，并试图对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或限制个体轨迹（最终影响社会学的结果）提出详细论述。我们非常需要这一层面的因素，不仅是分解为对个体主体的影响，同时还应说明这些效果如何整合为更高层次的社会学模式。

我提议将这些一般性答案作为一种关于社会因果关系的理论，该理论产生自下面这一假定，即社会因果关系中的“分子”是身处社会之中的主体的审慎活动——这种观点断言社会因果关系是确实存在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有因果特性和因果效用，这些特性和效用在历史变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因果关系论）。它们通过对个体行动、信念、价值观与选择的影响发挥其因果力（微观基础论）。结构是通过个体建构自身的，因此社会因果关系和主体性展示了一种持续进行的进程（主体－结构论）。最后，我主张将一种微观基础方法应用于社会因果关系：社会实体的这些因果特性——制度、组织、政府、经济等等——源自这些实体组成者个体的能动活动的结构环境而非其他（李丹1989）。在社会领域中起作用的因果力无不通过建构的个体能动活动而推进。而且，关于社会的和历史的因果关系的假设可以利用多种工具进行严格的阐释、评论与辩护，这些工具包括案例研究方法、比较研究、统计研究以及社会理论的应用。［对这些观点的进一步说明参见李丹（1998）。］

这种微观基础论认为，对一种社会层面上（因果的、功能的、结构的）解释关系的确认必须辅以两类知识：一类是关于典型个体的地方环境的知识，这种环境能够引导个体行动的方式以便造成这种关联；另一类是关于使个体行动聚合成这种解释性社会关系的集体进程的知识。因此，如果我们有兴趣分析国家和政府的因果特性的话，我们需要得到对那些影响国家性质的个体行为的制度模型与制约模型的一种分析。我们需要提出如下问题：国家是如何使其影响贯穿社会的？在较低层面上这些制度具体体现为什么，从而确保法律、税收、征兵、强制契约以及国家行为的其他核心要素的作用？而且，如果我们有兴趣分析规范体系在社会行为中发挥的因果作用的话，我们需要发现一些具体的制度性惯例，通过这些惯例个体被纳入一套既定的规范中。

该微观基础论需要我们尝试揭示社会建构的个体受远程社会环境影响的路径。社会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远程作用力；相反，个体拥有他们已有的价值观、推理风格、实际信念和因果信念的积累等等，这些是他们经历了孩童和成人时的结构性发展经验的结果。按照这一观点，大型社会事实和社会结构确实是存在的；但它们的因果特性完全是由当前的心理状态、规范以及当前存在的个体行动来界定的。规范体系和知识实体是存在的——但是仅仅是在个体（与物质痕迹）具体表达和传递它们的范围内。因此当我们断言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引发一种特定的结果时，我们必须能够详细说明体现这一因果进程的个体行动者的地方路径。换言之，我们必须能够提供传递社会结果的那些因果机制的一种论述。

如果该微观基础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类似于独立的社会因果关系这样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也不存在不被附加在结构性选择与个体行为之上的社会因果机制。通过这些机制，社会因果关系的传导开始于审慎的主体选择的那些结构性环境，而非其他。这并不等同于地方主义方法论或简化论，因为它承认社会安排和社会环境影响个体行动。因而，关于个体行动决定性因素的一种微观基础论述将包含相关的社会关系、规范、结构、认知框架等等，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这意味着使个体层面机制（通过这些机制，社会现象浮现）清楚显现出来的这项社会科学研究在社会科学内占有基础性地位：理性选择理论、制度与组织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心理学。这些领域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承诺提供社会解释的微观基础。

是否存在类似于“宏观－宏观”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在更高层次社会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样的事物呢？是的——但是仅仅当它们通过建构的人类主体性层面上的“宏观基础”进行传导时，它们才存在。政府制度影响了诸如“投资水平”、“失业水平”或“婴儿死亡率”等经济变量。不过，宏观制度只是通过改变主体所面临的机会、动机、权力及制约，才有效地行使其因果力。因此，我们的难题并不是“制度与结构的运行是否是独立的并且超越个体首要因果因素的”，因为我们知道它们不是。相反，问题是，“结构与制度在个体及其他结构中发挥的影响程度如何，以及通过何种机制这种影响得以发挥”。

按照这种方法，社会实体因果能力的解释应该基于主体的偏好、世界观、信息、动机与机遇这些结构。通过刺激、偏好形成、信念获得或权力与机遇等因素，一种社会实体的因果力或因果能力具有影响个体行为的力量。经由对具有明确目标、信念与能力的主体行动的一种说明，传递因果的这一微观机制得以补充。于是，社会实体能够以下列几种可能的途径发挥它们的影响：

· 它们可以改变个体所面临的激励。

· 它们可以改变个体偏好。

· 它们可以改变个体信念。（对知识的限制；意识形态）

· 它们可以改变个体可获得的权力或机遇。（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

· 它们可以将权力授予一些主体而非其他主体。

为了洞悉某一特定类型制度的因果力，我们需要勾画出微观基础的各种类别，这一点是相当明了的：这些制度安排内个体行为的方向以及社会变化可能导致的集合模式。这一思路的结果是这些制度影响了个体行为（激励、制约、教化、偏好形成），个体行为则反过来产生了集合的社会结果。

由此，社会因果归属依赖于主体的一般特征（例如，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原理，或实际认知以及实际选择的其他理论）。那么，我断言，社会因果解释中最最根本的是具体制度背景下，典型人类主体特征的分析性描述。某种特殊社会制度——某种征兵体系、某种税收体系、某种民主立法体系——的因果力来源于这些制度为参与者提供的激励、权力与知识。从一种衍生意义上讲，社会实体就这样拥有了因果力：它们拥有了以简单而普遍的方式影响个体行为的性质。假设在个体的普遍制度与环境一定的情况下，在社会层面的这种变化产生了个体层面行为的规律性，并最终发生在新的社会环境中。

一种社会实体拥有因果力的这一观点表明，这一实体的制度导致将必要性给予某些特定的转变而非其他。在社会事态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关系来传递必要性？社会生活的哪些方面会支持这样一种判断？我们可以获得两种情况之间的何种关系，从而可以提供社会必要性的一种诠释？在《科学的马克思》（The Scientific Marx）一书中，我运用一种“制度的逻辑”观点，尝试着取得对产生特定结果类型的一套社会环境的看法（李丹1986）。我将一种制度逻辑的解释描述为这样一种分析：它是关于社会组织与社会发展的一些确定结果，这些组织与发展对个体行动有一套相对固定激励与制约（李丹1986：34）。在假定这一解释前提中描述的典型安排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期这是作为审慎的个体在给定的选择环境中追求其目标与意图的结果。我认为这是可以从社会现象中辨认出必要性的唯一形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一种制度逻辑相联系的这种必要性完全基于主体的意向性，这些主体的行动受到研究中的这些制度安排的影响。一种制度逻辑的解释力基本上依赖于有关个体主体性的事实。

“社会机制”的案例

在社会科学中，非常有益的一点是，提供一个有目的的、不同种类的、起社会机制假设作用的社会进程的列表：

· “搭便车问题”削弱了有效的集体行动（奥尔森1965）。

· “囚徒困境”的逻辑解释了天主教徒村民在殖民地越南的变节（波普金1979）。

· 市场机制可以作为独立的生产者、商人与消费者之间价格平衡的一种解释。

· 职业与收入机制的索伦森模型（索伦森2001）。

· 实践认知误差成为社会行动—般形式的基础［卡恩曼（Daniel Kahneman）、斯洛维克（P.Slovic）与特沃斯基（Amos Tversky）1982］。

· 政治型企业家成为一种导致族群冲突的机制［克里（Atuhl Kohli）1990］。

· 饥荒前机制（The pre-famine mechanism）［阿马蒂亚·森1980］。

· “刻板印象威胁理论”（stereotype threat）作为一种机制成为黑人与白人行为隔阂的基础［斯蒂勒（Claude Steele）与阿伦森（Joshua Aronson）1995］。

· “棘轮效应”（The Ratchet Effect）成为一种社会品位变化的机制［利伯森（Stanley Lieberson）]。

· 征募新会员的模式成为工会激进主义的一种机制［基梅尔多夫（Howard Kimeldorf）1988］。

图为港口城市香港［图源：thousandwonders.net］

让我们思考几个貌似合理的社会因果解释的例子。运输系统有影响定居模式的因果能力；在运输系统集中的地方，定居点出现并扩大。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是一个没有道理的事实，它表现出两种因素之间仅有的相关性。相反，它是可以理解的结果，充分描述了商业与定居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主体们有兴趣定居在那些他们能够交易与获得收入的地方。交通运输系统是经济活动流通的结构。接近这一系统是主体们的经济需求：他们可以预期对其服务的需求密度以及他们所需物品供给的不断增加。因此，当一种新的交通方式可能性出现的时候——一条铁路线的延长、汽船交通更深入一条河流或一种新的航行技术使得到海上岛屿的运输低廉——我们也能预期一种新的定居模式会出现。

考虑第二个例子，柯立特嘉德（Robert Klitgaard）关于努力减少菲律宾国税局内部腐败的论述（柯立特嘉德1988）。他所描述的反腐改革的关键在于执行一套制度，从而以更好的方式收集更高层组织和行政部门的腐败信息。这项革新对于发现腐败官员的概率有重要效果，而这反过来又产生了阻止腐败行为的作用。这一制度安排对减少腐败具有因果力是因为它在导致反腐败行为的个体中创造了一套动机和权力。

第三个社会解释的例子可以在大量的关于社会运动研究的文献中找到，它例证了在主体性与结构联合的基础上分解社会进程的重要性以及社会因果进程导致的偶然性。“政治机会结构”的相关文献强调了依靠某一特定时间存在的机会矩阵的社会运动动员的偶然性。塔罗这样总结该方法：“按照这一传统，研究者们没有关注集体行动的一些假定普遍存在的因果关系，而是检验政治结构，以此作为社会运动形成的刺激因素”（塔罗1996：41）。该方法偶然性特征的广度与麦克亚当、塔罗与蒂利（2001）提出的有争议的政治学方法相类似。

社会机制的结论

关于历史社会学中的社会因果关系，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性报告。

· 社会实体发挥因果力的途径是：通过它们的能力去影响组成这些实体的个体的选择与行为，此外，再无他途。

· 如果我们假定多种类型的因果机制、制度变化以及个体主体的特点联合起来产生某种特定结果，那么我们便可以预期社会进程能够证明某一重要层面的偶然性、路径依赖与可变性。

· 我们不应该期望发现强大的“社会法则”或支配社会的一般原则，期望它们超越社会现象与社会背景。相反，我们最多应该预期的是源自多种社会背景中“主体的一般结构”的规律性，虽然这些规律充满例外。

· 通过历史的与经验的研究，揭示这些事件因果机制的轨迹，从而我们有可能提供关于单一事件有效且合理的因果解释。

· 经验主义学说在这些社会科学以及社会心理学中（“中层理论”）的一个核心作用是，详细描述“社会中的诸多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典型因果机制。

· 对于旨在应用于所有社会背景的广泛的社会理论而言，辨认某种重要而理智的任务是困难的：阶级理论、国家理论、种族理论、血缘关系理论……相反，我们应该承认社会世界中的偶然性与可变性，并且更应该注意源自偶然性与可变性的、在前后背景中界定的社会关系与因果机制。

· 因果机制的研究补充了另外两种社会研究与社会推论的重要形式：协方差的统计分析以及用于比较研究的“差别分析法”。所有这些方法都想要得到以经验为主要支撑的假设，这些假设是关于宣称建立因果关系的根本的因果机制。

社会世界有松散的因果秩序：社会结果通常是与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相联系的。对一种结果或一些结果的一般模式的社会解释，其目标在于，提供那些社会机制的一种论述，可以将一套背景条件链接到这种结果上。这样的论述需要建构在人类主体性层面上的微观基础；利用这一微观基础论述，我们能证明（在归属于其的环境中行动的）单个的诸多主体将如何以这样一种方式行动以致产生这些观测到的结果。最终，经验调查与历史调查的任务是证实该因果论述的这些术语。通过历史调查提供大量的证据确认或驳斥这些假定的因果机制的存在，是可行的。

认同、惯例与心态的微观基础

现在，让我们转向本体论重要性的第三个主题：如社会认同和社会进程中道德观念体系这样的主观特征或心理特征的本质及因果重要性。（用“主观的”一词，我指的是“与一个人的意识状态有关”，包括信念、价值、推理模式、喜欢与憎恶以及其他的精神状态。）我将利用“心态”这一包罗万象的概念强调一个群体内部一种共享的社会意识，包括道德观念、实际信念、历史观念、目标与意图观念。一个群体的心态可以说包含更多具体的特征，比如一种群体伦理、一种知识框架或推理特征。这一部分的主题是，是否存在类似于心态这样的一种事物，并且在不同于上述特征的群体内部，这一概念怎样才能融合个体们明显不同的认识方式。

前几章中所探讨的大量解释都依赖于据称与某一群体相联系的主观因素。韩书瑞的论述关注的是，在华北，一种普遍的千年王国信念体系的那些假设。斯科特的“道义经济”解释依靠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一种广泛共享的生存伦理导致了越南小农支持叛乱。波普金的“理性小农”方法假定了一套在亚洲小农之间广泛存在的理性审慎的原则。汤普森的研究提供了英格兰工人阶级的文化与意识的一项详细分析（汤普森1966）以及由这一文化产生的一些具体的政治与社会结果。白鲁恂（Lucien Pye）关于儒家社会政治文化的理论对一套文化特殊性的价值与行为提供了解释性说明（白鲁恂1968）。我们说“越南小农拥有一种生存伦理”，由此宣称这就是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这是一项非常大的挑战，而更大的挑战是提供一种理论，说明类似于这样的事实如何能在历史结果中发挥因果作用。这些挑战组成了当前这一部分的研究意图。

当我们在个体层面上提问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是不难回答的，比如一种规范、一种认同或一种需求等主观方面的本体论情况。我们可以认为非常清楚的一点是，个体们是有心理状态的；他们拥有规范、价值与目标；他们拥有信念以及构成其认同的相互关系；等等。而当我们试图利用这些方面的共同相似物的时候，问题便出现了：“俄国人是情绪化的”、“佛教徒珍重生命”、“煤矿工人是极为团结的”。很明显，这里存在两个事实。第一，诸如规范或认同等心理状态必须具体表现在单个人身上。群体并不体验独立于构成群体的个体之外的情绪、规范或认同。第二，在任何人类群体中，都存在着关于个体心理状态的变化。

因此，当谈及一种集体精神状态时我们指的是什么，这需要我们给出一个条理清晰的论述，这一点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而且同样具有挑战性的是，提供一种论述，说明这些状态如何能具有因果力。那么，在这里，我们要问下列问题：什么是一种集体的信念、意图或价值观的本体论状态？是否存在一种严格的内涵从属于“心态”这一概念（“心态”：在某特定人群内部一套广泛共享的观念和价值观）？在历史因果关系中，社会共享的观念和认同起了什么作用？诸如范式、惯例或道德体系等主观因素真的影响历史变化吗？社会认同是历史“家具”店中的一员吗？

本章前文中提出了一个颇具希望的基础，以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因果实在论意味着我们需要确定具体的社会机制，通过这些机制“集体意识”特征得以产生与保持。微观基础理论指引我们关注这一事实：“集体意识”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被分解为社会背景下的个体状态。社会心态具体体现在个体的观念、思维习惯以及思想方案上，而且它们的出现是一系列体验和社会制度的结果。所以，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这些社会机制与历史机制，通过这些机制，意识特征得以传递和表达。我们的挑战在于确定一些主要的社会机制，经由它们，普遍认同和普遍价值观随时间流转在各种各样的群体内部得以形成、维持及传递。

本章余下的内容我们将关注两个具体问题：社会认同的本质与社会惯例的本质。集体意识的其他方面将以类似方式处理——在社会中具体体现的规范与价值体系、科学范式以及在社会中传递的个性形式。

什么是一种社会认同？

此处的核心概念涉及这一现象：当我们谈及族群、种族、性别或阶级认同的时候，我们就会调用该现象——人们对自身、相关亲密群体以及对这一世界的思考：艾哈麦德是一个穆斯林，皮特是美国人，约翰是一个煤矿工人。一种社会认同的概念一般会用在个体层面——我们基于其信念、行动或来历而赋予个体以具体的身份（认同），而这种标签通常被认为是可以用这些来解释的。我们通常认为一个人的美国人身份认同是关于他的一沓厚厚的事实：它渲染了他对其周围世界的诠释（认知的），它影响了他的行为（行为的），并且它构建了他讲述的关于其来历与民族的故事（叙述的）。但是，群体认同概念通过对下列因素的分析形式也发挥着作用，这些因素包括：集体行动、族群暴动或族群群体的政治选举［布拉斯（Paul Brass）1985，霍洛维兹（Donald Horowitz）1985，纳什1989，坦比亚（Stanley Tambiah）1991，瓦尔希尼（Ashutosh Varshney）2002，哈丁1995]。这一概念认为，个体层面族群认同的特征通过领导人和政党为政治动员提供了一个基础——结果是族群政治与群体动员相继发生。因此，将一种认同归因于某一个体或某一诸多个体组成的群体，通常被认为是分析他们的行为乃至可以研究其行为的一个解释前提。

考虑下面这个关于一种社会认同的预先定义。

· 一种社会认同即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套自我理解、规范、价值观以及诸多观念；在某一时间，在一个群体内部，它们紧密结合；而且它们引导群体内的成员如此认同、如此行事。

这一简洁论述需要在几个方面有所突破。在个体层面，一种认同就是一个具体的心理事实：道德框架、社会意识心态、亲密关系和忠诚、世界观、情绪、规范与价值观。一种认同与叙述有很大关系：我们讲述的是“我们是谁”的那些故事，我们讲述的是“我们的”人是谁的那些故事。对我们的行动和选择而言，这些叙述是有弹性的且有影响力的，这些行动反过来会掺入随后的叙述之中。而且，认同的不同成分在文化上是可变的；因此认同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从历史上说是可塑的。人类认知与道德可塑性的事实，意义丰富。个体和共同体可以改写这一准则。因而，对于历史学家，有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就是要避免将他或她的社会认同主张具体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清醒地认识到跨越了时间、地点，在不同的人之间的认同的流动性与可变性。

我们可以说道德社会化的结果是人类的成熟，拥有了一种人格（特定的思维习惯）、一种心理状态（一套精神框架、假定与动机）、一种认同。通过社会化，正常的人类发展要取得下列各项：

· 一种实际信念的储备。

· 一项用于获取和评估新信念（尤其是关于因果特性）的计划。

· 一套规范、价值观与需求。

· 一套对于其他人（友情、家庭、邻里）的影响。

· 一项审慎规范的计划。

· 一套用以诠释和回应这一世界及其典型状况的习性和惯例。

个体通过他们自己与人相处以及与制度相接触的那些经历，得到发展，而他们经历当中的一些共同性就引发心态的共同特征。其中的一些相似性对应着压迫的普遍经历（种族、性别）；有些则来自他们经历并实行着的历史悠久但却非常随意的传统［（法国）阿尔萨斯人、（法国）布里多尼人］。在所有这些认同元素中，每一个都存在着超越个体、超越时间、超越文化、超越群体的重要变化。

我们应该预期，在一个特定的群体内部存在着一系列相关社会认同中各种元素的实例。让我们思考一下在美国的穆斯林之间关于宗教信仰问题、政治问题或国际事务问题的一系列差异；我们很难回答这一问题，“美国的穆斯林共同体考虑的爱国行动是什么”。另一个例子，在清代华北“千年王国的白莲教信徒”中，关于混合价值观存在着重要区别，其中一些价值观相对有力，有一些文化的特征则出现了或缺席了。例如，白莲教中并不存在“本质的白莲教认同”，而只是该地区农村佛教徒之间的一簇相似性。因此，关于社会认同的历史研究与当代研究都需要谨慎的反实在论。

最后，这些群体认同是随个体事实发生的，而非存在于其他，这一点是清楚的。个体层面事实是：个体拥有一套具有一种“群体认同或族群认同”特征的态度、信念、规范以及自我归属；群体认同就是存在于这些个体事实之中。同时，这些个体主观经历的特征根植于社会并在社会中发挥影响。我们说，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在构成个体间一种社会认同的这些知性特征和感性特征中，存在着重要的相似性，这是一个貌似合理的历史假设，因为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制度以及共同的历史背景。因此，同样貌似合理的是，当个体面临援引其已臻成熟的社会认同的一些方面的情况时，在他们之间将会存在相似性和相互作用。这就为这一点的可能性打开了大门：对于在其他重大历史结果中的社会认知事实，我们有可能确定重要的因果作用。

认同产生机制

现在让我们转向起源问题。一种社会认同是如何产生并繁殖的？在一种群体认同的“制造”过程中涉及了什么（汤普森1966）？在个体与个体组成的群体内部，繁殖和维持一簇与众不同的认同特征，其因果基础是什么？与这种认同相关的类似行为若要获得赞同，其社会中的一些规范元素与强制元素是什么？在维持这种认同的过程中都涉及了什么？

对于社会认同的因果背景而言，“社会化”的一般范畴居于中心地位。单个个体的认同是一个人的连续经历的结果，出现于具体的、历史的特定制度与环境之中。因此，关于相互作用与制度如何联合产生在年轻人中的具体“心态”，我们有可能得到经验的历史分析。仅与社会认同有关而提出的各种主张预先假设了一套“社会化”与“文化适应”的过程：在幼年成长期，人们通过这一过程接受各种价值观、认识框架以及同化其性格。通过社会化的常规进程，每一个个体都得到一套持久稳定的价值观、认知框架、叙述与常识假定。通过培养、社会化与语言学习的常规进程，在典型社会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正常人将会把价值观、世界观与常识假定内在化。但是这一进程并不是确定的或机械的。在相同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环境下的不同个体可能取得认同基础的不同结构。

显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认同形成制度。制度塑造并推进了个体社会心理的发展，这些个体指的是年轻的与成熟的经历这些制度的人。重要的例子包括家庭、学校教育、宗教制度、青少年网络、军队以及媒体。大体而言，这些制度在塑造和影响个体的信念、框架、动机、传统等方面，是如何运作的？家庭内部价值观与世界观的传播似乎是一个相对直接的过程，在传统社会中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化部分。孩子们从其父母处获取大量的知识、实践技巧、道德观念以及禀性特征——其途径为，例如，通过家规和纠正，通过日常的社会交流。学校教育与宗教制度提供给年轻人社会事例与指导的另一条轴线，这些塑造了他们的知识与价值体系。与同辈、教师以及宗教权威人士的交流提供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社会用语、他们的常识储备、他们的价值观与规范等等。普遍深入的通信技术（例如广播媒体）有能力建构价值观、事迹、时尚与行为案例的模型——年轻的“学习记录机”将这些并入他们正在进行的关于这个世界以及他们在世界中所处位置的表述。

认同形成的—个重要的环境特征是与个体以及社会网络二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的，人们在这一网络中相互交流并产生这种认同。个体被提供以良好行为的案例，被其社会网络中的其他人评价，而且在行为与群体预期之间合适程度的基础上，个体被这一社会网络内的其他人无声地嘉奖或惩罚。由此，对于许多认同而言，这里都存在着一个“归属”方面。瑞秋作为一个俄裔犹太人有其特定的认同，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因为其他人将这种认同归属于她并产生一种调节方案，通过事例、刺激与惩罚以影响其行为。当她行动“过线”的时候，那么极有可能会受到这种或那种方式的制裁。

这些方面清楚地表明了一种认同是社会建构的：它通过其他人的行动形成与塑造，并且通过其他人所表达的调节范畴得以部分地建构（哈金1999）。这里描述了特定制度对社会化的贡献；教育、社会化以及成熟都是具体的社会进程。而且这里出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一种重要见解：通过引导并体现它们的那些社会的、经济的与性别的利益和假定，那些制度是有“偏差的”。因此，我们预期，出现的这一认同与心态自身会拥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偏差和规范偏差，这一点是合理的［鲍尔斯（Samuel Bowles）与金提斯（Herbert Gintis）1976]。

其次，关于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事实是，存在着一些引起个体们分享观点和见解的共同环境。个体们通常在非常公共的环境中发展他们的认同，如工作、性别、地理、城市风貌、乡村环境、语言等，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事实。而且他们就是在彼此之间的相互交流中以强化认同基础的方式行事。因而，重要且各具特色的认同基础的出现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导致了可信赖的“群体认同”的大众。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一些重要的宏观认同——性别、美籍华人、联合主义者。它也同样有助于解释一些不是很明显的事实——矿工的团结、布鲁克林青少年的运动鞋偏好、阿巴拉契亚人的隔绝生活。

认同形成的这一方面的重要案例包括了性别、种族与工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极为关注在工作环境中（工厂、矿场或车间）的人们之间发展一种共同的社会心理的影响方式［加特曼（Herbert Gutman）1976，汤普森1966］。工作环境的调整、工作过程带来的疏远、工人们形成的日常抵抗形式（嬉笑、工作缓慢、小偷小摸），所有这一切都对工人们的社会心理产生影响［桑内特（Richard Sennett）与考伯（Jonathan Cobb）1972，罗宾（Lillian B.Rubin）1976］。

性别特征同样构造了女人以及各种各样有性别倾向性的人们的经历。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行为规范鼓励和支持了不同群体中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对外部行为与内化的规范和预期都有影响。歧视、强迫与控制的共同经历使这些群体内部成员产生了一种社会心理，影响了世界观、规范与自我预期。

以种族特征为基础的人们的种族化待遇的事实在已知的种族群体中产生了另外一套社会心理的认同形成要素。歧视与不平等待遇的事实、对种族群体内不顺从成员种族暴力威胁的事实，对上述群体内成员的社会心理有明显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同样有可能追踪“群体内”社会化的运行方式——通过分析这一群体内话语与行为上极为显著的方式的扩散过程。

那些进入认同形成过程的偏见，都来源于什么？此处列举的这些认同形成的制度性机制给出了偏见的可能性（在进化论的角度上）。个体与群体都是有利益的，而且这里确定的这些机制自身都是通过占有认同与利益的个体们所体现的。因此，经由这些机制传递的信息将反映出认同与利益两个方面，要符合这两个方面，便导致了认同基础上的一种偏见，这一点是可信的。媒体过程反映了一套利益，宗教制度传达了一套审慎的价值观，等等。因而，社会认同是受社会支配的，这一点非常简单。上述讨论强调了社会进程背景在一些显著群体中嵌入歧视与控制的这些方式——结果是种族、性别以社会支配的方式体现出来。

社会认同如何在社会生活中运作？

现在我们转向社会认同如何发挥因果影响这一问题。认同影响行为，包括个体行为与社会行为。一种认同多多少少是动机的或行为的：一个人的认同给了他或她一套影响行动的动机和价值观。认同的反射面对行为和主体性的解释是重要的。如果我是一个威尔士矿工并且我知道“矿工是联合在一起的”，那么我自己的性格可能会呈现出这一特征即使我也同样具有胆怯这一特点。这样，我开始拥有的这种认同反过来影响了我自身个性的发展，而这又反过来影响了我的行为举止。

此外，享有同一种认同的人们拥有一些共同的动机，一些对联合行动的某种程度的准备以及对于鼓励类似行为的一套共同的社会假定。因此，分享一种共同认同的人们将会有应对集体行动的资源。这就使得围绕族群群体的动员成为一种可行的政治行动策略。这些价值观、信念与传统惯例的复杂联合体影响了行为举止（例如，矿工间团结的传统），所以认同可以产生重大的历史效用。在塑造社会性质方面——利他主义与关注他人、忠诚、团结与公平，认同的作用对生发社会行为是重要的。这些性质在不同的共同体与不同的时间中一向是不同的。这些社会行动特征来源于两个方面：关于事物如何运行的主观的常识性理论；规范与价值假定。一个群体内部个体心理的这些共同特征在这一方面产生了丰富的资源，即在一个有能力的组织或领导人手中潜在的动员与合作的丰富资源。

在群体层面上，认同的功能体现在训练、协调以及塑造和劝导个体心理上的“认同”状态。这里的关键是，由个体（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控制其应该如何行为方面都有共同的价值观）组成的一个群体通过纪律、行为示范与鼓励，将会有能力影响该群体内成员的行为。因此，一种社会认同，当具体体现在彼此间相互作用的许多个体身上的时候，便拥有这种因果力以影响和制约个体行为——结果是，该群体将会拥有一些可能有历史影响的行为特征。

这些研究为确定“主观”社会因素（例如规范体系或社会认同体系等）的潜在的因果重要性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它们也同样支撑了本章始终强调的一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偶然性。一种共享的社会认同的事实可能会推进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如千年王国的叛乱），但是为了认识这些结果，我们需要联合许多其他的因素。

认同是稳定的吗？认同是如何持续的？

在我们有信心断定这些心态在历史变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前，我们有必要提出关于历史的严格问题：这些关于认同、心态与惯例的现象是否充分离散且稳定以致可以进行严格的历史考查？是否存在历史的或当代的数据资料可以允许我们认识和追踪时间流转中各具特色的认同？是否有足够的稳定性与相似性允许我们谈及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一种心态或一种认同？保持与稳定这些特征的机制是什么？是否存在矫正机制以制约跨越时间、空间与群体的认同元素的任意流动？

该稳定性问题归结为这一点：一种特定社会认同的核心特征是否显示了一定合理程度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它们跨越了产生这种认同的群体，跨越了这些人们世代更迭的时间？还是说我们这里已经确定的这些特征如此的具有可塑性，以至于更为合理的推定是，它们变化的太过迅速以致无法让它们作为历史因果关系发挥作用？我们想要评估的是认同与心态作为相对稳定的历史建构的程度。在一个群体内是否存在反馈机制，其运行包含了一种群体认同内部的转移和扩散？或者说，布朗运动过程是否将一个不可避免的符号熵引入了群体认同？关于这些变化机制和稳定机制，我们想要知道得更多——通过这些社会进程，一种认同可能会随时间变化“漂移”或变异。

上述确定的一些要素可以作为发展因素，它们也提供了在世代变化中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例如，教育环境的连贯性给了一群年轻人一套相当一致的经历，这些经历为他们基本的态度和价值观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同样的情况可以用来谈及诸如宗教组织或军事组织等其他持续性制度。另一个导致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是“协调”，结果是当人们相互作用时影响了许多人。当我在日常生活中与其他人相互交流时，我的信念与规范得到调整。并且当我与那些享有先前认同元素的人们相互交流时，我的异质的修正会被剪除。让我们考虑这样一种类似情况：在一个语言共同体内地区方言的持续。学校教育制度、该方言“有能力的”说话者的存在以及发生在人们交谈时的自我修正，通过这些的联合，这一方言（词汇、发音）在一代人内和世代之间持续着。（通过假定变化率和修正率，我们有可能建构一定群体内部的稳定性与变化模型。）

确保社会认同中一些稳定性的另一连续性来源出自歧视或不利条件的共同环境因素。前文探讨过的这些共同环境至少对人类经历的一些认同形式有稳定化效用。如果控制和歧视对女性认同或种族认同是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如果社会关系的那些模式植根于持久的社会结构之中——那么，我们应该预期，女性认同或种族认同的元素可以随时间变化保持其稳定性。作为正在遭受虐待的某一群体的某一成员，这个人的认同会因这种虐待模式不断被强化。

惯例

现在让我们转向一个更为简洁的主题：一种社会惯例的本质，这看起来似乎不相关，但却不然。惯例，就像认同一样，通过一定的人口扩散并且从那些其他的时间和地点中辨别出这一群体。与认同和心态一样的是，拥有惯例发展、变异、再生的那些社会机制的一种论述，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与认同不一样的是，它们可能是完全不自觉的。个体可以在其日常行动中体现一种惯例而不去留意它的独特性与偶然性，这一点是可能的，甚至是普遍的。因此，惯例得以体现社会具体化的那些机制是什么？不过，首先要问的是，一种社会惯例是什么？让我们以这一简单的陈述开始：

· 一种惯例就是各种方法、技巧与典型选择的一种集合体，它根植于某一时期的一定群体内，并通过社会传输机制持续下去。

惯例的例子可以包括木工、酿酒、捕鱼、造船、缝被子以及无数其他的实际技艺，这些技艺对于将技巧应用于自然以生产有用的物品至关重要。当代社会中也可以提供一些例子：与基因研究相关的实验室方法、维修影印机的熟练行为或是雕刻和壁画在中心城市的快速增加。

社会惯例也提出了关于起源与稳定性的问题，这类问题我们在关于心态的部分探讨过。它们如何具体化？它们如何扩散？它们会如何影响历史结果？随着时间的变化，惯例会呈现出稳定性吗？或者，它们是否会极具弹性以至于使我们难以分析？是否存在特定惯例集合体的一些信号，从而使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研究对其进行追踪？

首先，什么是一种特定社会惯例的社会现实？它体现为某一特定时间某一人群的信念、技巧与物质目标。某一特定领域内熟练的从业者已经获取了一套技巧和方法，通过这些他们得以完成工作。这一知识极少系统化，而且在一套技巧内部的变化导致性质、效力与产品质量的差异。例如，考虑一下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业惯例［费根（Brian Fagan）2000，内亭（Robert Netting）1993]。在这一案例中，惯例涉及关于农作物、动物、播种、灌溉施肥、时间安排以及对意外的反应等知识。它具体表现在地方知识、民间信念、方法与工具以及风俗习惯中。关于传统船只设计的例子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埃尔斯特1983，斯维瑞森（Arni Sverrisson）2002]。它显示出大量技巧和方法由师傅传递给学徒，而且通过检查现在可获得的历史上的制造物，我们有可能追踪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应用的那些方法的发展与扩散的轨迹。

某一时间一种社会惯例的一个简单印象由这一时间体现在一群个体中的实用知识的描述组成。这里出现了两个层面的问题：实用知识的内容是如何传递给现在拥有它们的这些个体的？而且，实用知识的内容通过传播与变异，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对第一个问题的初步答案沿着这些线索：一种惯例通过训练和模仿在从业者之间（或许在父母与孩子之间）传递。有时组织在传递过程中发挥因果作用（例如政府的农业普及服务、私人组织或出版物与媒体）。创新周期性的出现，作为一种不同的方法被纳入该技术进程的一个或多个方面。这些创新反过来通过同样类型的传播增生扩散（或逐渐消失）。（注意这一描述与达尔文刻画的物种形成过程的形式上的相似性。）

在我们关于认同与惯例的讨论中有一个集中点，集中于大众行动的主题。汤普森（1971）、毕仰高（2001）与蒂利（1986）都展示了大众抗议——面包暴动、抗税起义或革命示威——拥有根植于它们之中的我们称之为“惯例”的不同元素。有一些抗议的典型模式在一种特定传统中反复出现——法国的农村人民、中国的村民、意大利的产业工人——表现为历史上形成的抗议调色板。这些并不是“一般来说最佳的抗议工具”的事例，却是可能会发展得极为不同的非常具体的大众行动传统。蒂利通过法国的论据证明抗议模式的连续性，汤普森证明了这些面包暴动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道义经济，它在某一时间盛行并随着时间变化。个体们已经知晓如何表达他们的抗议以及在集体行动的典型形式中如何集合——“当地主们忽视我们的生存危机时，我们就要这样做”。因此，大众抗议的武库有其他具体社会知识的许多特征：有一系列应对通常情况的技巧和解决范式，这些必须通过暴露给其他“行家”才能了解。

 图为1963年，发生在美国的面包暴动。[图源：weibo.com]

惯例“可塑”吗？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一种惯例的细节会改变吗？是的，它们会。传统农业中创新的出现是地方上没受过教育但却有才智的农民发现了改进方法的结果。［费根描述了在中世纪佛兰德斯的一种技艺集合体（费根2000：第6章）］。这些创新被邻居们模仿与复制。“在大多数案例中，在采用新的惯例时，农民们可能会拷贝他们的邻居或地主”（费根2000：108）。关于这样一种进程不存在任何天生是最佳的或进步的，这一点我们应该强调；最多，我们可以假定，如果存在一定的理由让新惯例的采纳者改变的话，他们将会选择这种变化。但是这种有利条件可能与效率或生产力无关。好的观念和创新慢慢消失；普普通通的惯例持续下来；而有时真正的进步出现了。例如费根写到关于英国人对苏格兰低地创新的回应：“世代的习惯与偏见使创新搁浅了”（费根2000：107）。

我们如何在历史中证明惯例呢？是否有可能通过区域、时期或文化证明惯例的独特部分呢——就像达尔文证明在加拉帕戈斯陆龟岛雀类的独特变化？我们所拥有的加强社会惯例能见度的一个重要工具与社会惯例的物质表现相关——工具、人造物与产品。通过研究该技术产生的这些工具和产品，我们有可能推断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区内应用的大量的实际技术。因此，通过追踪工具和产品的传播轨迹，我们就有可能追踪时间流转时在惯例中的变化轨迹。制陶业中的一项新技艺通常能被查明地点、时间；那么通过考古学研究，我们通常有可能察觉这一创新在下个世纪中传播到其他地方的迹象。而一旦我们这么做了，我们就能问一些建设性的问题，如实际知识传播机制是什么：农民与工匠的移入、贸易路线、书籍和小册子的销售等等。

社会认同的结论

这项努力使我们在阐明社会心态元理论（meta-theory）的尝试中，下列几种方式使我们得以前行。首先，我们已经介绍了所需调查的几个方面：心理学的（认同如何具体体现在个体中）、社会学的（认同如何传播与持续）、经验的（在一种认同的形成过程中有多大的稳定性与可塑性），以及历史因果的（制度与认同元素的这些复杂联合体如何影响历史变化）。

其次，在历史社会科学中存在大量的研究线索可以让我们拓宽和加深对这些论点与主题的理解，而且可以让我们更深层地理解富有深意的元素与结构元素或物质元素的相互作用方式。人们的行动是在结构条件与思维习惯的双重背景下进行的。这些思维习惯从历史的观点看是持久的（到一定程度），并且它们影响了行动的结构以及历史中的个体采取的策略与结果。我们在这里确定的对一种群体认同有贡献的这些特征，如何在历史解释中发挥作用？下面列举几个例子：

· 集体行动的解释（蒂利、汤普森、孔飞力、韩书瑞）；集体意图的组成部分。

· 观念与创新的传播的解释（罗威廉；血缘群体与网络）——无意识的效果。

· 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对应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征兵、税收体制、腐败控制。

· 道德体系、广泛共享、社会行为影响（摩尔1978）。

对于未来研究的一个问题是方法论方面的：对于那些植根于心态的社会细节，我们如何进行经验调查？是否存在可以通过历史记录追溯的一种特定认同的“决策者”，以此我们能观察跨时空的一种认同的扩散与变化？我们可以利用一些什么样的工具，从而得到一幅关于在某一特定历史时刻发挥作用的那些认同的清晰“肖像”要回答这一问题，开头或许包括：通过信函和日记自我记录的证据；种族暴动、食物暴动或其他形式集体骚乱的集体行动；或是对服装或器具等古物的研究。但是如果我们想充分利用心态、认同或其他“主观”社会特征的这些概念，我们需要在此层面上做更多的研究。

*本文节选自李丹《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第十章“社会本体论、因果机制与社会心态”，张天虹、张洪云、张胜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对社会动机的说明。[图源：zhuanlan.zhuhu.com]

〇编辑：饭团  〇排版：折宇

〇审核：罗尼 / 书畅

【鸣谢】

专题策划人：孙宇凡（爱丁堡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Sociological理论大缸”创办人）

更多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