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贝克尔 | “意象”与社会科学研究

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S. Becker），出生于1928年4月18日，美国社会学家，是第二代芝加哥学派、符号互动论和标签理论的代表人物。学术领域为越轨研究、社会学方法论、艺术社会学、教育社会学、音乐社会学。著有Outsiders (1963)，Art Worlds (1982)。[图源：timetoast.com]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老师是赫伯特·布鲁默。他以前是橄榄球队队员，又高又壮，仪表堂堂，当他对一些抽象的理论观点兴奋起来时还会发出刺耳的尖叫。他教我们社会心理学和他独创的方法论课程，其中一个观点已经成为他的习惯，甚至有些着魔——他特别让我们留意社会学家接近研究现象时所带有的潜在意象。他们认为自己在观察什么？它的特征又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当确定下来了这个特征后，他们研究现象、阐释发现的方式，和这些特征一致吗？他经常铿锵有力地强调：

我们只能透过对经验世界的一些设想或形象来理解它。研究时所使用的潜在经验世界的图像，引导和塑造着科学研究的所有艺术。这套图像导致问题的选择和问题的形成，决定了什么是数据、取得数据的方法、在数据之间寻找何种关系及所提命题的形式。考虑到经验世界的初始图像无处不在，科学的所有研究艺术也处处受到图像的影响，忽视它的存在是非常荒谬的。经验世界的潜在图像可从研究者设置一系列前提的形式看出来。研究者赋予构成图像的关键对象或明或暗的性质，正是这些性质组成了前提。我们在真正的方法论上不可回避的工作，就是辨识与评估这些前提。（Blumer，1969：24-25）

布鲁默主要的兴趣在于批评社会学家，批判他们研究基于的意象公然背离人们的认识，他们关于社会的形象甚至和日常经验告诉他们的道理相互矛盾。作为布鲁默曾经的学生，我学到这一点的重要性，是通过他在课堂上要我们做的练习：从你自身经验中挑出任意十分钟，试着用任何一个时下流行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去解释、去理解。当你试着用当时非常流行的“刺激—反应”心理学理论去解释日常活动，比如起床、吃早饭，你就会明白，你根本找不到刺激，也无法确定是否能和你所知道的“反应”关联起来。我们很快就知道，任何现成的理论都无法给你词汇、想法和意象，让你恰如其分地理解组成你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感和所做之事的多样性。

但是，一旦你接受了我们所说的一般的社会科学意象有缺陷的观念，你要做什么？为何我们的意象如此糟糕？我们要怎样改进？我和其他学生一样，我们知道了问题所在，却百思不得其解。布鲁默就让我们困在那里。他毫不客气地展示了社会学家的失败之处，就是他们根本不尊敬，也不愿多了解布鲁默常说的“社会生活具有自我互动的过程的固有特性”。

几乎所有做研究的学者对于他想研究的社会生活领域都没有第一手知识。他很少是这个领域的参与者，对于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人的行为和经验几乎没有接触。他几乎一直都站在局外人的位置；他对于所研究生活领域内发生的事情也仅限于简单的知识。研究犯罪、拉丁美洲学生动乱或非洲政治精英的社会学家，或研究青少年吸毒、黑人学校儿童的志向或犯人社会评价的心理学家，都显示了研究者不可避免地对生活领域缺少第一手的了解。（Blumer，1969：35-36）

布鲁默没有循着这条思考路线去探究找到补救方法。除了在最抽象的层次略提一二外，他也从未详细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做研究的好意象、如何创造这些意象。他只告诉我们，对于自己感兴趣的社会生活，要取得第一手知识。这毫无疑问非常必要，但对于我们来说，光是那样的引导并不够。在这一章，我将试着弥补布鲁默的不足，讨论社会学家使用的意象，观察他们源自何处，并且提供一些改进意象的窍门。

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1900-1987），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在米德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 [图源：manexperts.me]

真实存在的意象（Substantive Imagery）

再从头开始讨论。我们和布鲁默一样认为研究社会的基本要领就是：始于形象，终于形象，也就是生产和提炼我们所研究的事物社会的形象。我们对感兴趣的事物知道的就那么一点点（也可能知道很多）。就基于这个“一点点”，我们把现象建构（或想象）成一个相当完整的故事。假设我决定研究城市邻里关系，我可能会从参考当地的统计鉴志（比如《芝加哥社区实情》［Chicago Community Fact Book］，或与普查相关的出版物）开始，看一看哪几类人居住在这里。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他们的年龄？平均教育程度如何？平均收入有多少？根据这些基本资料，我脑海里就可以临时画出一幅关于邻里关系的完整图像，也是邻里关系的形象。然后根据收入和教育的图表判断这是一个工人阶级邻里，并运用年龄分布去猜测他们家庭生活的性质，看看这个地区是否有很多已退休者或即将退休者，或者反过来看看是不是以刚开始组建家庭的年轻人为主。若我再增加种族和族群的变量，图像可以变得更详细。

我的图像不只是统计资料的汇总，它还包括了所参考的统计书籍和表格中找不到的细节，那些我基于书本知识构想出的细节。这把我们带入了布鲁默对社会科学家意象的第二项批评：

尽管研究者缺乏第一手知识，他仍会不知不觉地从所要研究的社会生活领域形成一些图像。他会把既有的信念与形象带入，并对所要研究的生活领域形成一个或多或少比较明了的看法。在这方面他和普通人没两样。不管我们是外行还是专家，都必须透过我们已有的形象来观察我们不熟悉的群体的生活。我们也许没有关于犯罪人群、工会、立法委、银行经理人或宗教狂热分子的第一手资料，然而，只要有稍许线索，我们就很容易想象出关于这些人的生活图景。我们都知道，这就是刻板印象的形象进入并控制一切的地方。我们所有人，包括学者，也有共同的刻板印象，以经验来看待我们不了解的社会生活领域。（Blumer，1969：36）

因而，只要收集少数和我想研究的邻里有关的初始事实以后，我就会“知道”这些人住什么样的房子。我还几乎可以“看到”，就像在相片里看到的那样，他们整齐的草坪上摆着塑料火烈鸟，从分期付款家具店购买“整套”家具，以及其他从我对那些居民的刻板印象所产生出来的想法。以上这些印象没有一个是基于我对这个地方的真实了解。这是我靠想象建构的意象，就如布鲁默所说，我会根据少数的事实与从自身社会经验得来的大量刻板印象来建构这个意象。假如我想象力足够丰富的话，这个图像还会包括街道的样式与厨房的味道（“意大利人？大蒜味！”）。假如我的社会科学知识再渊博一点，我甚至可以在这个邻里图像中再加入一些想法，例如晚餐餐桌上聊天的样子（工人阶级？那词语就有限啦——咕咕哝哝的声音、一堆单音节的字眼，就像巴兹尔·伯恩斯坦所描述的那样）。

富有想象力且博学的社会科学家，只要有一点事实就能洋洋洒洒挥毫千里。但是，既然我们都自称社会科学家，我们就不能像小说家或导演那样只停在想象与推断上。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刻板印象会是什么样子，它可能精确，也有可能错得一塌糊涂。但在这里布鲁默又批评了我们：

社会科学的研究学者有另外一套事先建构好的形象备用。这些形象是由以下因素构成：他的理论知识、他自己的专业学术圈的既有信念，以及他关于经验世界是如何组成的观念，而这些观念让他在研究过程中可以有所遵循。任何一个细心的观察者都无法否认这种事实的存在。我们可以看清楚，一个人如何为了满足他的理论而形成他的经验世界图像，如何根据自己所共事的那群同事当前共同接受的概念和信念组织这些图像，又如何塑造图像以求吻合科学规约的要求。我们必须坦诚地说，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研究某些社会生活领域却无第一手知识时，他们就会用预构的形象来塑造那个领域的图像。（Blumer，1969：36）

就如布鲁默所言，我们的意象在这个层次上决定了我们的研究方向——也主导了开始做研究时的想法、欲检验这些想法的问题，以及我们找到的那些貌似正确的答案。这些统统都发生了，但我们基本上感觉不到这些意象，因为它们存在于无形，我们几乎意识不到自己“知道”它们的存在。它只是日常生活这个行李箱中的一部分，是我们成为科学家之前就知道的东西，那时我们还不觉得有必要用那种可以让我们在知名学刊发表论文的科学方法来了解事物。

说到这份上时，有些社会科学家会跳出来不让我说下去了，并表示他们没有数据绝对不会空口说白话。我不相信他们。让我们想想布鲁默以及他的继承者曾经花了大量精力讨论的一个案例：社会行动者意义和动机的插补。（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一些看起来并不那么难说清楚的事情、事件或其他更言之凿凿的事实上。我在后面的章节会讨论。）我们社会科学家一直或明或暗地，将某些角度、观点与动机注入我们所要分析的对象的行动。比如我们经常会去描述，我们所研究的人赋予他所参与事件的意义，因此，问题不在于我们该不该那么做，而是我们做得有多精确。我们可以像许多社会科学家那样，收集人们对事物赋予的意义的有关数据。我们会去探索人们对于在做的事会怎么想，人们如何解释他们生活与经验中的事物、事件和人，结果不会非常精确，但总比没有要好。我们通过和人们交谈、正式或非正式的访谈，或在参与观察其日常行为时的匆匆交流，或在他们处理事情时在一旁观察与聆听，甚至通过给他们发问卷让他们在我们预置的可能性中选择，来使他们“说出”他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越接近人们赋予意义的事和物的实际环境，我们对那些意义的描述就会越正确。

但如果我们无法直接发现人们赋予事物、自身与他人活动的意义，那怎么办呢？我们的科学禁欲主义会不会发作？严禁讨论动机、目的与意图？不会吧？不太可能吧？我们仍会讨论那些意义，但由于无知，我们会开始胡编乱造，用来自日常生活经验的知识（或者连这点知识都没有）替自己辩护，说我们正在写的人，一定有这个或那个意思，否则他们不会那么做。但是，对本可以更直接获知的事用猜测来代替，这当然是件危险的事。危险之处在于我们会猜错，对我们而言的合理，对他们则不一定。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危险，比如布鲁默所指出的，多半是因为我们不是他们，我们也没有生活在他们的环境里。正因为如此，我们很可能会图便捷，在他们身上强加我们对他们处境的理解。这种情况在研究青少年行为的学者（多半已届中年，且大部分是男性学者）身上发生过。比如他们做怀孕率对比，或研究其关联因素时，就对这些怀孕的年轻妇女妄下断语——她们“一定”是如何如何想的，才会导致自己陷入怀孕的困境。当我们缺乏真实的了解时，想象就取而代之了。

吸毒研究也充斥这种错误。专家和外行人一样，都经常把吸毒解释为吸毒者因为觉得现实十分压抑或不堪负荷而产生的“逃离”。他们以为毒瘾是这样一种经验：痛苦的、令人厌恶的现实变得不再重要，也不用再去面对。吸毒者妄想用虚妄的梦取代现实，梦里充满了显赫与自在、无忧无虑的愉悦、堕落的色欲兴奋及幻想。而现实呢，当然被理解为潜伏在吸毒的人背后，随时准备在他们清醒过来时踹他们一脚。

这类意象在文学上有悠久的历史，可能可以追溯到德·昆西的《瘾君子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De Quincey，1971）。（这本书在美国的精彩翻版是19世纪费茨·休·勒德洛的《吸大麻的人》［The Hashish Eater，Ludlow，1975］。）这些作品演绎了爱德华·萨义德剖析东方时的意象，他认为，东方就是神秘的他者（the Orient an Mysterious Other）（Said，1978）。更新、更科幻、较不东方且不温和的版本，可以在威廉·巴勒斯（Burroughs，1996）的《裸体午餐》（Naked Lunch）中找到。

其实历代愿意探究的研究者都发现了，这种对吸毒者的描述完全是幻想，是某些研究者（借助我上述所说的文学作品）发明并发表出来的幻想。这些幻想与吸毒者或亲身试毒的研究者的经验并不一致，而是出自某种有意而为的无知。对人们的经验与意义进行错误的诠释是司空见惯的情况，尤其是在研究越轨、犯罪、性行为，以及超出传统学院派研究者自身经验和生活方式的各种行为时。

正因为外行意象对我们的研究影响至深，我们更应注意精确性问题。但要怎样才能精确？意象进入我们的脑袋，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为了取得更好的意象，我们就必须想办法了解日常生活的特质。这就是布鲁默既费力又抽象地在暗示的东西。

哈维·摩洛奇（Moloth，1994）心领意会，遵照布鲁默的分析与指示，进一步拓展了这种特质。他首先引用帕特里夏·利默里克的说法——学者都是没人想和他在高中舞会跳舞的人。他还加上了自己的理解，认为学者也是上体育课时体操队和球队最不想要的人。他描述自己年轻时的社会学形象，就像是一种混合了C．赖特·米尔斯、杰克·凯鲁亚克、兰尼·布鲁斯与亨利·米勒等“所有那些从边缘（通过越轨、吵吵嚷嚷、和/或满嘴脏话）来了解世界的英雄”的研究。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写有关社会的事，你必须要有第一手的了解，尤其是必须要去了解那些体面的人不会有的经验：“出租车舞厅、住宅计划、抗议游行、青少年帮派，还有与我们大多只能些许感觉到它们存在迹象的黑暗之处。”

1938年，纽约某出租车舞厅的舞者。只需10美分，男性顾客就可以雇佣出租车舞者，并尝试上流社会的交谊舞爱好。学者Paul G.Cressey通过多次光顾出租车舞厅，著有The Taxi Dance Hall: A Sociological Study in Commercialized Recreation and City Life（1932）。[图源：atlasobscura.com]

但是，摩洛奇说，社会学家不再只是凯鲁亚克，甚至也不是路易·沃思（Louis Wirth）或赫伯特·甘斯（Herber Gans）（他们俩分别研究过犹太裔与意大利裔聚居区），他们甚至无法“拥有和外面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模式。社会学家常常除了学术与家庭，就没有其他世界的生活；他们不会在商品交易厅、摇喊教派（holy roller）的教堂或会员制高尔夫球俱乐部溜达。学术研讨会、教学任务、同行评价以及论文写作等才是他们的任务，这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空间可以让他们到外面走走”。如果不能更深地投入到社会中去（摩洛奇论文的题目就是《出去走走》［“Going Out”］），不掌握第一手资料，就会犯下愚蠢的错误。

摩洛奇提出了另一个有趣的观点，虽然和我在此所要提的观点离得有点远，但仍值得一说。如果没有第一手的经验知识来纠正我们的意象，那就不仅不知道去哪里寻找有趣的事，也无法知道哪些事不再需要进一步调查和证明。由于个人亲身体验性知识的匮乏，许多再平常不过的事也会被认为是伟大的社会科学之谜，需要大型研究和大量数据才能解谜。摩洛奇早期的分析将社会学家定义为“花费十万美元研究卖淫问题，却发现任何一位出租车司机都可以告诉他们结论”的人。我自己也有一个精彩的案例。多年前，我向一个杰出而且非常聪明的社会学家描述麦考尔和我想要做的美国地方剧院研究（Becker，McCall and Morris ，1989），他凑巧是在纽约城出生、长大的人。当我解释说，我们想要研究已经取代了纽约成为剧院中心的地区剧院网络，他坚持我们一定要做个预备研究，看看纽约是否已经被取代。他的地方自豪感告诉他，那不可能是真的。我举出大量难以反驳的统计数据才让他松了口：1950年代前后，美国剧场的雇员几乎全都在纽约，但到1980年代末期，有一半的付薪戏剧工作在纽约以外的区域。纽约客不甘心承认他们的城市正在走下坡路。

我们不会只满足于对研究对象仅有一个日常生活的意象，不管那个意象多么详细、多么富有想象力。毕竟，我们是社会科学家。我们会做个小检验，看看我们有没有搞错。我们做研究，收集数据，构建假设与理论。

尽管如此，现在我们要进入意象中更抽象的领域，布鲁默将其源头追溯至专业生活和我们所嵌入的专业群体。这就是“科学的”意象。也许说成“专业的”更不会让人觉得霸道。科学意象和根植于我前文提到的一般人刻板印象里的意象（“意大利人？大蒜味！”）不同。它是专业群体共有的意象，群体成员出于教育或供同行评价的目的，研究与书写这些东西，并以此谋生。

专业意象并不像大蒜味那样和某个特定对象联系得那么紧密。当然，有些社会科学意象确实很明确（“工人阶级？那词汇就有限啦！”）。但是我最关心的还是抽象的意象。这种意象想象的不是像伦敦工人阶级那种特定的对象，而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只有受过训练并能够用专业方法看世界的人才能认识。我们使用这些形象去呈现，帮助我们生产知识和理解，这些知识和理解是对于广泛和精确的各种对象而言的，而不单单只是这些对象的其中一种。社会科学家经常认为这些形象是某某事物的理论或解释，或是关于某些类型的人和事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故事。（这么说似乎有点抽象并且有点不真实，这是因为我直接模仿了我正在谈的这类知识。）目前我暂用“故事”这个词来表达这类解释与描述，因为这些解释与描述几乎都可以理解为某种叙事，关于事件在过去如何发生、现在如何、未来又会怎样的叙述。因为这些故事是针对专业听众说的，就会有些一般性特征与问题。（我在后面会用“故事”或“叙事”来描述一些特定的科学意象。）

 讲科学故事（Telling Scientific Stories）

对于某些现象，要创造出让人接受的科学理论或解释，故事必须按两种方式来说。首先故事必须能成立，不管选择什么方式，也就是故事必须可以自圆其说、浑然一体，细节各处应该衔接得当，并且在结束时得让我们由衷表示赞同这一点。据此我们试着建构一个关于我们研究主题的故事，这个故事包含了所有必备要素（否则在某些关键之处会出现漏洞），并串联起来“使它看起来合情合理”。所谓“看起来合情合理”在此的意思似乎不太明确。我指的是这个故事至少必须包含某种原则，或依据某种原则组织故事，让读者（以及作者）都能够接受这种联结事物的方式是合理的。罗伯特·E．帕克说了一个关于种族关系循环（race relation cycle）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黑人和白人之间不同类型的关系是怎样此起彼伏出现的。我们能接受这个故事，部分是因为循环的概念看起来是有道理的，循环在这里是指前一阶段的事件为下一阶段事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另一个限制是故事必须吻合我们已经发现的事实。关于故事要符合事实的含义，我估计也会有争议。托马斯·库恩告诉我们，我们的观察并不“纯粹”，因为我们的概念会塑造它——我们看得见我们对其已有想法的东西，但却看不到还没有语言描述、对其没有任何概念的事物。因此，严格来说，任何“事实”都无法独立于我们用来描述这些事实的概念。这是事实，但和我们在此所要讨论的事情并不相关。我们承认概念会塑造我们的感知，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原则上来说并不是概念的全部。例如在普查资料中，我们只能“看见”男性和女性，普查资料只提供两性的类别概念，导致我们看不到其他性别类型所能看到的多种性别概念。普查资料不承认“跨性别”（transgender）这种复杂的分类。但如果我们按照人口普查的方式来测算，说美国人口是由50％的男人与50％的女人所组成，那么普查报告会告诉我们这肯定是错的。我们不接受与既成事实不符的故事。

“不接受这个故事”是说，我们相信这个故事中，关于这件事真实情况的意象在某些重要的环节有错误——如果我们无法理解这个故事，或知道它不是真的，那是因为某些事实不巧就是和这个故事不符。若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不能逃避或讨巧，而应该试着去改写这个故事。

改写故事让故事变得更有逻辑，与改写故事以更符合事实，这两种做法会有些冲突。那么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我们在做的？这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两者我们都该做，都在做。这个问题比较合理的提法是：我们在什么时候应该先做哪一个？有时候我们想制造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而且不担心结局交代不清或者故事连贯性不足。这时，我们会沉浸于各种事实——阅读大量的神经病理学书籍或访问剧场人员，或观察匈牙利裔的钢铁工人团体——从而知道了和研究主题相关的许多零散事实。这就意味着以后任何时间，当我们想认真观察时，我们就会发现那些和我们已有的神经病理学、钢铁行业劳动或其他任何图像有出入的地方。当我们这么做时，我们会促使自己扩展原先的观念与形象，把更多所谓“真实世界”的情况包含进来。

然而，有时候我们想要有科学的感觉，这时我们会寻找简洁而精致的故事，用它来表达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思考。我们试图把我们发现的东西看成同行的科学家已经发现并已命名的，甚至把其中的交互关系已整理成故事的案例。然后我们只需说，这是已知的故事的另一个案例。就这样，每一个人都会很开心，尤其是我们自己。用这种方式做研究，我们把自己变得很机灵，把所要谈的东西用巧妙的方式联结在一起，并移除不正常的部分，让基本图像变得简单、干净，靠直觉就可以理解，也就是让它看起来是“明了的”。如果我们说的是这种故事，我们只需引述一些事实，每个人就会相信；我们自己也会相信，然后松一口气，以为自己终于发现了世界运作的法则。我们拥有了完美的故事或形象。但很不幸，这样的故事很容易被不相符的事实揭穿。

即使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出现这些限制，我们仍有很多种意象可以选择。一般来说，专业的意象和我们认为在这些意象里运作的因果关系有关联。如果我们认为所研究的现象完全受机率支配，那么随机模型会是适当的吗？如果我们认为机率只能决定一部分，另外的部分则是注定的？我们是不是认为采用讲故事的方式是最合适的？换句话说，在思考现象时，我们会把建构出来的概念纳进图像中，这些概念是关于我们所绘制的图像的各种结论，以及我们所吸收的思考范式。这些范式进入我们的思考，源于专业社会科学家的参与。（很明显，在此我借用了Kuhn［1970］的说法。）

上述这种专业化的世界，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社会世界一般是如何运作的形象。比如布鲁默关于社会的概念，是指社会是由互动的自我（interactive selves）组成的。其他的意象则认为世界是由随机支配活动组成的；也有些人认为社会世界是一种偶然/巧合；还有人把社会世界看成机器，或有机体，或故事。每一种形象都会帮助你得到一些东西，也会使你无法看到另外的一些东西。我将按照顺序讨论这些形象，举例详细说说它们的特点，并描述对这些意象所实现的分析性窍门。

 零假设法窍门（The Null Hypothesis Trick）

我们的意象不一定要精确，这一点布鲁默说错了。只要最后能和真实对比，不精确的形象仍是很有用的，如果我们确定事情不会变成怎样，它就可以告诉我们事情可能会变成怎样。

*本文节选自霍华德·贝克尔著《社会学家的窍门：当你做研究时应该想写什么？》第二章“意象”，陈振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有时我们看到的并非现实，而是某些“影像”的投射。[图源：thoughtco.com]

〇编辑：弥章  〇排版：阿葵

〇审核：O泡 / Y.H.

【鸣谢】

专题策划人：孙宇凡（爱丁堡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Sociological理论大缸”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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