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 | 新自由主义简史
“审计”（audit）这一概念源于财务会计领域。自1980年代以来，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对渗透到财会领域之外的新管理主义思潮和实践进行批判。其中，《审计爆炸》（The Audit Explosion）（Power，1994）和《审计社会：验证仪式》（The Audit Society: Rituals of Verification）（Power，1997）两本专著深入探讨了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概念群。“审计”逐渐成为一种文化，并进入各个领域。
财务审计是一种推论性实践，除了依靠口头证词和直接观察，还会从对预算和书面陈述等文件的有限检查中得出结论（Power，1994）。扩散到财会领域之外的“审计”的影响往往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变化，但其最重要的共通点是：强制性问责（林小英和薛颖，2020）。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审计都会采用“公众检查”“提交审查”“呈现可见”和“衡量绩效”的含义，其表现形式则被迈克尔·鲍尔（Michael Power）称为“验证仪式”（Rituals of Verification）（Power，1997）。
在现今中文研究中，“审计文化”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审计领域的文化建设，少有探讨“审计”迁移到财会领域之外后获得的新意义和功能。本专题参考任柯安（Andrew Kipnis）在2008年发表的《审计文化：新自由主义治理、社会主义遗产还是治理技术？》（Audit cultures: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socialist legacy, or technologies of governing?）一文的思路，由五篇文献组成：前两篇是对“治理”与新自由主义的回顾与反思，后三篇则聚焦于国内“审计文化”相关研究较多的区域，高等院校的实证研究。
正如林小英、薛颖（2020）在文章中所言，“审计作为今天在各个公共领域普遍施加的权力，其自身存在一切公共权力无法自我消除的弊端。当管理精英的话语变得如此自然化以至于不受挑战时，我们恰恰最需要保持对审计文化和质量保证持怀疑态度的能力，因为权力在被伪装时最有效，绩效考核作为审计文化的核心措施，很容易被视为问题的‘自然’解决方案，而想不到其他。”而这，正是社会科学反思的有力之处。
这些广泛而深远的转变并非偶然。因此，我们需要考察的是，这种新的经济结构——通常被归在“全球化”一词下——借助什么手段方式从旧的结构内部迸发出来。沃尔克、里根、撤切尔和邓小平所采用的理论都是长期存在于话语流通中的非主流部分，他们把这些非主流理论变成了主流理论（尽管无一不经历了漫长的努力）。里根复苏的共和党内非主流传统要回溯到1960年代初的贝利·高华德（Barry Goldwater）。邓小平看到了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和韩国经济和影响力的高涨，力图调动市场社会主义而非中央计划来保护并促进国家利益。沃尔克和撒切尔均以一种名为“新自由主义”的特殊学说而受人瞩目，他们把这种学说转化为指导经济思想和经济管理的核心原则。我在这里主要关注的就是这种学说——其起源、兴起和意义。
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例如，国家要确保货币的质量和信誉（integrity），还必须建立必要的军事、国防、治安和法律组织和职能以确保个人财产权，并在需要时用武力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转。除此之外，在那些不存在市场的领域（土地、水、教育、医疗保健、社会安全或环境污染等领域），如果有必要的话，国家也要着手建立市场。政府在市场（一旦建立起来）中的干预必须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因为根据这种理论，政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信息以预期市场信号（价格），同时也因为庞大的利益集团终将为自己的利润而扭曲和妨碍政府干预（特别是在民主制国家中）。
自1970年代以来，在政治经济的实践和思考上随处可见朝向新自由主义的急剧转变。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这些变得司空见惯。从前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诸如新西兰和瑞典），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有时出于自愿，但有时是为了回应外界压力——并至少对一些政策和实践做出了相应调整。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迅速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甚至当代中国（如下文所示）似乎也在这一方向上奋力前进。此外，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如今都身居要位，影响遍及教育（大学和许多“智囊团”）、媒体、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和财政机构、政府核心机构（财政部、央行），以及那些管理全球财政和贸易的国际性机构——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简言之，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对各种思考方式的广泛影响到了这种程度：它已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
图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词云，显示了常与“新自由主义”相关联的词汇和话题。[图源：123rf.com]
然而，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带来了非常大的“创造性毁灭”，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新自由主义赋予市场交换以如下地位：市场交换“本质上具有伦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代替所有先前的伦理信念”；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中契约关系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将市场交易的达成率和频率最大化，社会公益会因此最大化；新自由主义试图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这需要种种信息创造技术和能力，积累、储存、传递、分析，使用庞大的数据库，用以在全球市场指导决策。因此，新自由主义对于信息技术便有着强烈的兴趣和追求（致使有些人声称诞生了一种新的“信息社会”）。这些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压缩了市场交易的不断增加的密度，它们制造出一种特别强烈的、我在别处称为“时空压缩”的迸发。地理跨度越大越好（由此是对“全球化”的强调）、市场契约期限越短越好。后一方面对应了利奥塔的著名描述，即把后现代状况描述为“在职业、情感、性、文化、家庭和国际领域，以及在政治事务上”，“临时契约”取代了“长期制度”。这样一种市场伦理统治在文化上的后果不计其数，我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已有探讨。
虽然如今对于全球性转型及其后果已经能给出多种总体解释，但人们在总体上却疏了一点（这也是本书想要填补的漏洞）：新自由主义打哪儿来，它又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泛滥，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故事无人问津。此外，批判性地考察这个故事将给出一种框架，用以确认和建构替代性的政治和经济安排。
*本文选自哈维《自由主义简史》导论，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出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头像。[图源：kknews.cc]
〇编辑：时远 〇排版：新月
〇审核：孤星 / zyy
〇专题策划人：二号机
由于会社人手有限，只能在后续的专题推送中为读者朋友们呈现本专题中的中文文献，英文文献暂列如下，敬请感兴趣的朋友们自行检索。希望这些文献能帮助读者朋友们更为深入地了解“审计文化”领域，也欢迎您在留言区与会社编辑部和专题策划人二号机就“审计文化”进行讨论。
英文参考文献：
Power, M. (1994). The Audit Explosion. Demos.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8296034.003.0001
Kipnis, A. B. (2008). Audit cultures: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socialist legacy, or technologies of governing? American Ethnologist, 35(2), 275–289. https://doi.org/10.1111/j.1548-1425.2008.00034.x
Shore, C., & Wright, S. (2015). Governing by numbers: Audit culture, ranking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Social Anthropology, 23(1), 22–28. https://doi.org/10.1111/1469-8676.1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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