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斯特 | 布迪厄的阿尔及利亚研究：结构人类学及其他

海伦娜·韦伯斯特（Helena Webster），建筑学与教育学硕士，1997年至2016年担任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建筑环境学院副院长、建筑学院准教授，2016年至今为建筑师。在学术生涯中，她主要关注纪念馆在文化建构中的地位，比如对奥斯维辛国家博物馆的研究；以及布迪厄的社会学与建筑领域的联系，包括文化资本、习惯与场域等。[图源：brookes.ac.uk]

1961年5月，布迪厄突然结束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活动，这是因为军方建议他离开否则会有被暗杀的风险。无论社会关系还是发表的著作，都使得他被极右翼看作极度危险的麻烦制造者。1961年4月阿尔及尔右翼政变之后，阿尔及利亚法国殖民政权的支持者编订了一个必须除掉的人员的名单，而布迪厄名列其中。幸运的是，当时法国的顶尖社会学家之一、时任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中学学位授予评审委员会主席的雷蒙德·阿隆曾在造访阿尔及尔时注意到了布迪厄，于是在此时促成了布迪厄调至索邦大学艺术学院任教。尽管在第二年，他又转到里尔三大教书。在巴黎的这一年中他重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并数次参与结构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其时已有执法国学术界牛耳之势——于法兰斯学院主持的学术研讨会，以及人类学博物馆的民族志学讲座。这些经历促使布迪厄转型成为了结构人类学家，并从这套新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了阿尔及利亚的实地调研成果。他当时认为，结构人类学可以帮助后殖民时期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深入了解本民族前殖民时期文化的深层结构，从而为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后殖民时期的阿尔及利亚奠定基础。后来，在《阿尔及利亚1960》（Algérie soixante）中，布迪厄概述了他所认为的阿尔及利亚民族志学者所应承担的政治使命：“对一位民族志学者的最高要求，就是他可以帮助他人回忆起那些因包括殖民体系在内的许多因素的作用被遗忘的自身行为的意义”。尽管结构人类学的大前提——人们可以通过观察现在来了解过去——后来遭到了学术界的严厉批评，但在当时，布迪厄试图恢复旧有农业文化的意图恰与阿尔及利亚新兴精英阶级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认为唯有破除旧文化方能创建一个现代的后殖民阿尔及利亚。

布迪厄在阿尔及利亚的摄影作品。[图源：news.artron.net]

以揭示阿尔及利亚前殖民时期文化的核心深层结构为目标，布迪厄的阿尔及利亚研究虽然持续时间很短暂，却取得了一定成果，这其中就包括了在结构主义房屋研究中或可称为最负盛名的那项。在这项影响深远的卡拜尔（或柏柏尔）民居研究中，布迪厄采用了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范式。上承费迪南德·德·索绪尔关于语言结构的著述，列维-施特劳斯指出，各文化系统会在无意识中建构一种约定俗成的解读方式，以求理解它们所处的世界。这种解读方式类似于这样一种系统，它最鲜明的特征是拥有一种潜在的语义结构，能够通过一套二元的对立层级体系将该系统中互不相关的部分联结起来。列维-施特劳斯启示人们，文化中的一些象征性因素正是这种无意识结构的明证，如语言、用具、宗教与世俗建筑、装饰、艺术、神话、歌曲、仪式等。普通人难以发现这些，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却可以。对此列维-施特劳斯曾在关于食物的结构主义研究著作《生食与熟食》（The Raw and the Cooked）中进行过著名的阐释，他指出食物生熟的二元对立正是更为基本的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的直接表达。他进而提出，正是通过生活的象征性维度，一个文化系统的历史、价值观与信仰才能被人们接受、繁衍并习得。

效法列维-施特劳斯的研究方法，布迪厄将卡拜尔社会中最重要的居住建筑作为结构主义分析的首选对象。尽管当时已有许多对卡拜尔民居的人类学解读，但布迪厄指出这些研究并不充分，既无法解释家用器物及居住者活动的存在，也不能揭示其意义。布迪厄认为，建筑、器物和活动均处在同一个象征系统内，据此布迪厄从结构主义视角对他的田野工作的资料进行了分析，这些资料（照片、调研笔记和访谈记录等）均是从阿尔及利亚卡比利亚山区的多个村落及安置营地收集来的（见图1）。

图1 卡拜尔民居平面示意草图，由布迪厄现场绘制并注释

据布迪厄后来的回忆，他的这些现场资料详细记录了卡拜尔文化的许多方面（如农业历法、社会集团划分、住房与村落的结构、性别分工、空间组织、婚嫁仪式、农耕、烹饪、编织、制陶、谚语、歌谣、诗歌和通过仪式等）。他最初将这些资料誊写在1500张卡片上，随后制作索引和分析，以寻找结构上的关联（structural links）。研究结果最初发表在论文“卡拜尔的民居或翻转的世界”（La maison kabyle ou le monde renversé）中，随后又稍作修改，约十年后收录于列维-施特劳斯60岁寿诞的纪念论文集中。这篇论文对卡拜尔民居的理想状态（作为卡拜尔文化的提喻）进行了极为生动的描述，但令人遗憾的是只有两个图示：一个是房屋的朝向示意图，另一个是室内平面布置图。

正是这篇论文的修改版，得到了全世界人类学家、文化理论家、社会学家和建筑师的广泛认同，并因此多次再版。其影响深远，使得后来许多人用布迪厄的方法来解读各种不同语境中的家庭住宅形式与空间的象征涵义。要想真正领会布迪厄阐述的精妙之处，唯一方法就是阅读原文。然而鉴于这些论著的内容复杂，读者又可能对布迪厄著作的整体结构不甚熟悉，下面的解释也许能略起介绍的作用。

文章首先对该民居作了白描式介绍：一个规模适中的粗石砌筑的矩形结构，有两个门，完整的室内空间被一堵矮墙划分为两部分；三分之二供人使用，设有灶台、厨房与织布机；另三分之一则地面较低，采光略差，用于蓄养动物和放置存水容器（见图2）。该文到此为止都是纯粹的描述，所描述的对象都仅仅是从使用功能的角度出发的。

图2 卡拜尔民居平面图，据《实践逻辑》中同名图表绘制

然而布迪厄继续指出，仅从功能出发是无法充分解释此类民居形式。他认为，与卡拜尔的神话-仪式系统紧密相连的信仰和实践模式，作为社会的核心组织原则，正是民居形式的根本性决定因素。他还认为卡拜尔民居正是“依照那套同时也支配着整个宇宙的二元对立体系而组织起来的”。换言之，正如西尔维斯坦所说，布迪厄将住房描述为“一个自成一体的、有形的社会体制，（以）提喻（部分代指整体）一种具有植根性的文化统一体，而这种文化统一体的存在是民族志学家无法（或再也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布迪厄接下来的论述则试图证明：卡拜尔人与富于神话色彩的自然世界、季节交替、日夜更迭、生命循环、繁衍后代等的紧密联系正反映在居住建筑的种种属性中，如朝向、形式、结构、布局、物品及其功能的象征意涵，尽管布迪厄也不得不承认仅靠卡拜尔文化的象征意涵系统并不能完全解释或决定民居形式。此外，作为结构主义者，布迪厄尝试说明了这些象征意涵是如何常常以二元对立（如男-女、高-低、人-畜、昼-夜、湿-干等等）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以及每组对立概念是如何通过类比、同源语、隐喻、对比和二律背反等形式在层级化的结构中联结为一个完备而平衡的系统的。举例来说，布迪厄指出住房的朝向主要由卡拜尔人的宇宙观念决定，于是中轴线为东西向，使入口可以朝着日出的方向。进一步讲，从东-西这组初级二元对立概念出发，可以生发出一系列同源的次级二元对立概念，如晨-昏，春-秋，光-暗，男人的门-女人的门。

可以说布迪厄最具独创性的阐释是他对房屋中男-女这对初级二元对立概念的解读。他提出，从“男人是屋外的灯而女人是屋里的灯”这样的谚语来看，卡拜尔人将室外定义为男性的，而室内则为女性的，因此关于住房的男性解读同女性解读就是二元对立的：

然而，对男人来说，住房在更大意义上是一个要走出来而不是要进去的场所；而女人只能将这两种活动以及分别与这两种行为密不可分的对房屋的不同定义赋予截然相反的价值与意义。这是因为对女人而言，走出房屋最通常意味着被休弃，且她的特定角色决定了她要对所有朝向内部的行为负责，也就是说，从门口到壁炉。

接下来，布迪厄指出，同样一面墙若对“男性”的室外而言是东墙，则对“女性”的室内则为西墙。同样地，对“男性”的室外而言的西墙，对“女性”的室内则为东墙。他进一步说明，西内墙由于正对大门而沐浴在阳光中，因此被称为“光之墙”，与黎明、春季、繁殖以及织机上的劳动相关联。相对地，东内墙由于背向从敞开的大门射入的阳光，故为“暗之墙”，对应着储水处、男人卧处和房屋黑暗的尽头——即畜舍。布迪厄还提出，对民居性别式（gendered）解读可以应用到对山墙的二分法解读上：

同样地，两面山墙，即畜舍端和壁炉端的墙，当从内外两侧进行观察时，其意义是截然相反的：室外所见的北墙即室内所见的南墙（夏季）——在由户外向织机移动的进入者的右前方；而室外所见的南墙即室内所见的北墙（冬季），也就是说，畜舍位于后部，当从门口进来面向壁炉时，它在左手边。

他还揭示了蕴藏在民居主体结构中的男-女二元对立：

在隔墙的中心……立着主要的柱子，支撑着房子的主梁和整个框架。现在，这个主梁和山墙联系在一起，于是男性的部分到女性的部分都被覆盖起来得到保护。这根主梁（asalas alemmas，阳性词）清晰地象征着房屋的男主人。而同时，支撑它的主要立柱，一根带有树杈的树干（thigejdith，阴性词），则代表着女主人。

而通过如下说明，布迪厄为他对民居之男-女象征意涵的独创性阐释作出总结：

每一面墙的外侧空间在室内都有与之对应的区域……使得这一内在对立（internal opposition）系统表现出某种对称和翻转意味：内外空间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通过这样一对行动来定义，也即这对行动中任何一方都能够使得内外空间位置互换——即180°的翻转，而门线则是翻转的轴线。

换言之，他指出民居的门线在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或者可以称为“翻转的男性世界”）之间充当着神奇的转轴作用。

接下来，布迪厄还提到了另一个以最根本的自然-文化二元对立为基础的象征系统，他宣称该系统在民居具有象征性的平面布局与使用中建立起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二元对立概念。

比如说，布迪厄认为自然-文化这组二元对立概念，不仅体现在室内空间的南（人类使用）北（畜禽使用）划分中，其迹象也能从一系列其他的次级二元对立关系中找到，如：低-高、暗-亮、石板铺地-黑黏土与牛粪铺地；潮湿食物的或生食贮存处-干燥食物贮存处、女性卧处-男性卧处、私密的自然行为（性交、出生、死亡、禁忌）-开放的文化行为（生火、炊煮、编织、待客、有关荣誉的行为等）。

不可否认，布迪厄精到入微的解读相当令人惊叹。然而，在他论文发表后的数十年中，学界对结构人类学的批评愈演愈烈，而他的这份研究也未能幸免。理查德·詹金斯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一书中对关于布迪厄此文的主要批评意见进行了条理分明的总结：第一，由于布迪厄对民居的描述是以被驱离的人们对故园的怀想为依据的，因此仍只是一种“理想化的”、非历史的（即与历史无关的）原型（即一种原初的模式或类型）；第二，在布迪厄文中，卡拜尔社会的个体成员并非活生生的人，而是其生活方式已被民居形式与文化习俗预先限定好了的抽象客体；第三，在布迪厄的推断中，所有象征符号的意义从来都是清晰明了的，这使得多元化的解读和异议都失去了立足空间［德·塞杜认为真正的人类活动在规则的夹缝之中，而这一观念在布迪厄绝对化的模型中是完全没有生存空间的］。最后，批评者认为，布迪厄对各组象征性二元对立概念及其相互之间关联的揭示，仅是一位西方人类学家基于想象力的艺术创造，并未阐明真实存在的意义结构。

巧合的是，布迪厄在与其卡拜尔民居分析同时撰写的一些论文——《阿尔及利亚农民的时间观》（The Attitude of the Algerian Peasant towards Time）和《卡拜尔社会的面子情感》（Le sentiment de I’ honneur dans la soci-été kabyle）中，已清晰地表明了他对结构主义范式中潜藏着的客观主义的日渐失望。后来，他的《实践逻辑》（Le sens prfatique）作为附录之一收入了这篇卡拜尔民居研究，并且在书中他承认了研究的局限性，还表示日后提出的“实践理论”将能动主体观念（即关注重心由规则转向策略）与自反的人类学家（即将对象化过程对象化的过程）加入结构主义范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范式的缺陷。

*本文节选自海伦娜·韦伯斯特《建筑师解读布迪厄》第二章“空间的社会建构”第二节“布迪厄的阿尔及利亚研究——结构人类学及其他”，林溪、林源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布迪厄在阿尔及利亚的摄影作品：“这是阿尔及尔附近米提加（Mitidja）平原的农业工人。……这可以很好的看到人的生存条件，以及这个殖民大农场农业劳作的工业化程度。他们收入微薄，通常还耕种着自己的小块土地。”[图源：slide.news.sina.com.cn]

〇编辑：饭团  〇排版：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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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专题策划人：林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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