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瑞·奇克（Garry Chick），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健康与人类发展学院教授、匹茨堡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领域为休闲、文化与健康、文化-行为关系和游戏理论，参著有《休闲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Leisure）、《休闲的内涵研究：一个中国视角》（An Exploration of the Meanings of Leisure: A Chinese Perspective）等。[图源：psu.edu]人都要休息，不休息，没办法过日子。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和生命状态持续存在，休闲与马克思笔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紧密相关。照进实践，基于不同群体，不同活动类型，心理体验，场所和休憩服务的休闲研究，乃至延伸到休闲与工作、社会正义、健康重大事件的研究足以体现其广泛又具实的意义。近年不断冲上热搜的新闻、热词无不昭示着现代人学会珍视休闲的必要。本专题第一篇探讨休闲的概念以及可能的延伸含义；第二篇至第四篇成作时间较早，探讨了休闲与文化的关系，第四篇格外侧重在休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认真性休闲”上；第五篇与第六篇看向了休闲的具体形式并加以关照——钓鱼与广场舞，这样的视角当然也可运用在你我生活的其他休闲中。而休闲以时间为基础，但越发快速流畅的网络、设置齐全传送及时的微信——让传统上下班（工作-个人）的物理分界被压缩消解，第七篇于是探讨微信互动和现代的社会时间结构，第八至十篇进一步纠结与上班族们的时间、加班与休憩；最后，《慢教授》中的第一章也许能带来些许行动上的启发，为“后台”争取些时间，找到更自洽的自己，更好地前进。限于专题篇幅与呈现语言，许多佳作未能展示，笔者资历学识浅薄，组稿同时意在摸索，还请诸位读者不吝赐教。本文从跨文化与人类学的视角，探索和评价有关休闲时间的获得性和文化复杂性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探讨文化、文化复杂性以及文化进化如何影响休闲（当休闲被认为是自由时间或无责任的时间）或被休闲所影响。提出一个有关文化复杂性和休闲时间可获得性的综合模型，并对此模型的一些意涵提出建议并作出评估。还对休闲和文化复杂性的跨文化研究提出一些方法和理论上的问题。近年来，大量人类学的兴趣和争论集中于处在社会复杂程度不同的人们如何分配时间。虽然这种兴趣和争论大多数以生存方式（如工作）的变化为中心，这同时也激发了有关文化复杂性、文化进化、劳动与休闲之间关系的理论和研究。这类理论和研究提出了许多复杂的问题，并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例如，近来的证明显示，生活在文化复杂性程度比较低的人们，尤其是狩猎采集的原始部落，与那些生活在文化更加复杂的成员相比，似乎不用那么努力工作，也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尽管后者有技术优势。这看似有些矛盾。文化的复杂性，常被作为一种文化进化过程的量度，发现与许多其他社会文化变量相关，包括社会和政治组织、战争、经济、社会问题、工作、一定的词汇域、成人礼和社会化实践。当人类学家和其他跨文化研究人员（见奇克，1985，简要介绍了休闲研究中的跨文化研究）一直关注文化的工具特性，其他与文化复杂性相关的方面包括表达文化，如性、禁忌、宗教信仰、游戏、谜语、塑型和平面艺术，还有可能有歌曲和舞蹈的风格（见列文森和马龙，即“Levinson & Malone”，1980，pp. 37-44，回顾了文化复杂性的相关物）。后面几项，特别是游戏、谜语、艺术、歌曲和舞蹈的风格和与宗教事件相关的节庆，这些常被认为是对休闲的追求或发生在闲暇的场域。或是对另外一些文化特征的有无或某些特性，而不是这些特性相关的活动的持续时间，来作为文化复杂性的相关量度。本文的目的在于回顾并考查文化复杂性的程度和闲暇时间可获得性及休闲时间的使用之间关系的本质。这项考查以四种方式展开。首先，探讨文化、文化复杂性和文化进化的概念。其次，回顾关于此关系的各种假设。再次，对此关系的理论和研究进行纲要性的讨论。最后，指出对此关系主要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虽然没有对文化的一个公认的定义，但大多数反映文化本质上是一个信息系统这个概念，如罗伯茨（Roberts，1964）；德安得雷德（D’ Andrade，1981）；罗姆尼（Romney），韦勒（Weller）和巴切尔德（Batchelder），1986年，这些信息被一组构成他们的文化的人们或多或少地共享。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是小群体或者大的聚合体（如社会）的财产。作为一个信息系统，文化可以保留在人的头脑里，储存在艺术品中，或记录在专门用于信息存储的设计中，如书籍、电脑等。文化变迁涉及了从存储的共享的信息里改变、增加或删除一些信息。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某些文化适宜行为的改变。实际上，所有这些过程很可能同时发生产）尽管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某个或另外一个文化可能成为主流。因此，一些文化会很长一段时间保持静态，而其他一些文化则经历了去文化（例如信息流失）或文化繁复。文化进化的概念是比较过时的想法，通常包括由简单到更为复杂形式的变化。至少早在1784年就由明特斯奎厄（Mintesquieu）提出，人类是从“蒙昧”、“野蛮”到“文明”一个进化的分类（哈里斯，1968），摩尔根把这个分类进行详细阐述，进而把三个主要阶段每部分分为三个等级, 即“低级”、“中级”、“高级”，把进化设计与生存技术复杂程度的不同联系起来（例如，火的使用，弓和箭的发明，铁制工具的使用等）。19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进化方案由于逻辑错误，抵制实证评估，以及未能符合民族志的数据而受到20世纪前半期人类学家的反对。![]()
人类文明与工具的进化假想图。[图源：nipic.com]然而，在1960年莱斯·怀特写道：“...…进化的概念已经被证明是极为基础性和卓有成效的方法，因此凡是自称为科学者皆不敢长期忽视它。”（p. vii）。文化进化的研究是有疑问的，不过，考虑到缺乏史前的和许多历史悠久的社会信息。因此，文化进化大致是透过当代不同文化复杂性之社会的对比而勾勒出来（乔根森，即“Jorgensen”，1979）。因此，在过去30年中，至少发展出七项不同的文化复杂性指标，并经过试验测试（列文森和马龙，1980）。他们二人（1980）表明，所有七项文化复杂性的测量方法是高度相关的。社会分层、政治整合、生存方式明显涉及这些指标的构成。一组常用的文化复杂性的指标是由默多克（Murdock）和普罗沃斯特（Provost）发展出来的（1973），其基于十项可比性，每项按照相对复杂的五分评级标准排序。这十项特征是：书写和记录、居住的稳定性、农业、城市化、技能专业化、陆路运输、金钱、人口密度、政治整合程度、社会等级。这十项独特标准为文化的复杂性提供了一组综合指标。关于文化的复杂性，文化进化以及闲暇时间的获得和使用之间的关系，至少有以下四种相冲突的定位。（1）“剩余理论”，指出闲暇时间的获得随着文化复杂性的某些功能的提高而增加。（2）“时间不足”假设，闲暇时间的获得随着文化复杂性的某些功能的提高而减少。（3）提出了U形曲线关系，提出了闲暇时间的多少最初是逐渐降低，继而降至最低点，然后随着文化的复杂性的提高而增加。（4）认为文化复杂性与闲暇时间的获得无关，并且，复杂性在同一水平和处于类似生存策略的文化中的人们，在工作和休闲的时间分配上也有很大的区别。首先需要检验的理论定位，是闲暇时间的获得首先需要检验的理论定位，是闲暇时间的获得随着文化复杂性的某些功能的提高而增加这个概念。经济剩余常被定义为“……超过生活所需的生活总产量的一部分…...”（勒克莱尔和施奈德，即“Le Clair & Schneider”，1968，第469页）是社会分层、经济专业化和其他形式的文化阐释发生的必要条件。具体而言，新石器时期，例如农业革命，从狩猎采集生存经济到定居的农业经济的变化为文化复杂性的增加提供了经济安全的必要性。经济安全包括三个相关的组成部分：（1）粮食剩余；（2）人口剩余；（3）闲暇时间的剩余。此观点由美国人类学创始人之一的博厄斯所阐明：
…..粮食的剩余易带来闲暇的增加，为不是为生存所必须的工作开创了机会。人口和休闲时间的增加反过来应用于新的发明，产生更多的食物供给，进一步增长休闲的总量，因此产生了这样的累积效果。
博厄斯（1940）和柴尔德（1944，1951）都认为经济剩余在文化发展中是一种主要动力。据柴尔德所言，“在早期和原始社会，寻求食物是群体所有成员最关注的事情。因此，食物供给的扩大，大概是人类进步不可或缺的条件”（1944，第12页）。
其他的人类学家，如布莱德伍德（Braidwood，1967）和斯图尔德（1955）认为，食物采集转向食物生产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发明和专业化导致了休闲的产生。经济人类学创始人之一赫斯科维茨特在其经典大作《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1952）专章论述经济剩余的发展和社会休闲的出现：……理解并记录无文字社会经济剩余的分配方式，如何转化成社会休闲，它在经济不平等的基础上导致了阶层差异的发展和维持。
总之，剩余理论认为经济剩余必须在文化发展发生之前获得（勒克莱尔和施奈德，Le Clair & Schneider，1968）。这项理论指出，农业提供了一种比打猎和采集更可靠的食物来源，而且只需更少的时间去开发。最后，它表明人们“选择”创造了多余的食物（尽管更高的生产率）和人口（通过提高生育）和，以及创造性的利用由此产生的剩余时间。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饥饿并不是狩猎采集者的普遍问题，事实上，他们的饮食提供足够的热量且比衣耕者摄人更多的营养。此外，狩猎和采集可能会提供一种更可靠的食物来源，一种不像农业那样易受天气变化、害虫等的影响。（科恩，1977）。事实上，哈维兰（1978）称农业为“生存策略的最终诉求”（第165页）。众多民族志研究记录了狩猎采集者食物获得的丰裕，即使在边界最深的地区也是如此（例如，克拉克，1951；李，1965、1968；伍德伯恩，即“Woodburn”，1968，亨廷福特，即“Huntingford”，1955）。麦卡锡（1957）描述住在在澳洲北领地戴利河的土著，指出“对那些未被触及的丛林土著来说粮食问题几乎不存在”（第90页）。博厄斯（1964）在一项对小安达曼的昂格狩猎者的食物摄取研究中提出“Tokebuea周围的区域可提供比当地人所需的更多的食物”（第306页）。同样地，普通农民似乎衣食无忧，在卡内罗（Carneiro，1957）对Kuikuru种植的研究中显示他们有能力生产比现在生产的食物多几倍的生产量，只要增加他们种植庄稼的少量时间就能充分地增加他们的产量，然而，他们选择了不这样做。考德威尔（1958）得出在美国的东南部没有明显的史前农业发展是因为“...…此地可获得多种天然食品，而依赖种植也许会显得冒险或亳不相干。狩猎采集方式发展到高效率的巅峰...…”（第72页）。在时间使用方面，萨林斯（1968，第86页）认为，“……猎人的工作时间要远远低于我们，也不是辛苦的工作，他们对食品的需求是间歇的，有足够的休闲时间，他们比任何其他的社会有更多白天睡觉的时间。据史密斯（1976）所言，”来自狩猎原始部落和简单的食物生产者的迹象表明，他们一般倾向于其最大化的休闲时间，即有多余的时间而不是食物”（第30页）。法伯（Farb）在讨论Great Basin Shoshone时对此倾向提供了某种解释，但是对于拥有更多空闲和更少的生产是否是个有意识的抉择之案例仍有疑惑。Shoshone部落的居住地[图源：historycentral.com]Shoshone除了时间一无所有，这使他们在白人移民者眼里显得异常懒惰。他们的空闲被解释为不是懒惰，而是缺乏储藏和保存食物的技术。他们可能为冬天存一些种子和坚果，但是有幸得来的兔子却对他们无益，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保存肉食，他们没有办法处理剩余食物（1968，第68页）。因此，法伯（1968）得到的结论是：“抛开高中课上所教的传统的社会研究理论，事实上：社会越原始，其生活方式越休闲”（第28页）。哈里斯（1959、1975）和萨林斯（1968、1972）宣称农业是一种比打猎和采集更耗时的生存方式，而且，随着耕种更加集约化（如每个农民需要更高的生产率以支撑更多的人口），更少的闲暇时间是可用的。农业是比狩猎采集更难、更耗时的工作。集约型农业比简单农业更难，且更耗时。当然，农业的最终集约化，发生在工业社会。哈里斯（1959）也提出：“...…为什么把‘休闲’时间增加之假设归源于专业活动而不是广义上的懒惰呢？”，并建议：“如果时间很重要，那么狩猎采集者也有足够剩余”（第197页）。劳里斯顿·夏普（Lauriston Sharp）（1952）在对澳大利亚Yir Yoront从斧头到石器时代的文化介绍上的经典研究中，第一次指出过剩的休闲用于生产活动比用于文化发展要少：……白人可能设想……使用钢斧更高效，可以节省时间，因此代表了技术“进步”……然而在澳大利亚的土著实践中却没有证实。伊尔·约龙（Yir Yoront）通过使用钢斧或其他西方发明的工具获得的休闲时间，不是用在“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当然也不是用在发展具有审美趣味的活动中，而是用在睡眠上，一种他们彻底掌握的艺术。
同样地，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1985），第一批人类学家中争论文化发展过程中休闲的角色，在他所描述的同样为澳大利亚狩猎采集的土著Arunta中指出，“Arunta的条件很好地说明不是休闲导致的文化发展，而恰恰相反，文化发展导致了休闲。……Arunta人无疑是世界上最悠闲的人”（第10页）。
基于以上铺陈的信息，还有对卡拉哈里的布须曼人之研究（西伊·e.g.，即“see e.g.”，李和德沃尔，即“Lee & Devore”，1968），萨林斯（1968、1972），哈里斯（1975），以及其他人提出，随着文化复杂性的增加，闲暇时间的可获得性会减少，而不是增加。萨林斯（1972）指出：“……没有什么规定说狩猎采集者可以享受从仅仅为生计的工作中获得短暂的休闲。由此解释了旧石器时代进化的不足之处，提供休闲的新石器时代全面祝贺”。
哈里斯（1975）补充说：“工业社会挣工资的人比以前的猎人或农夫工作时间更长，也更辛苦”（第308~309页）。例如，通过对一群从事狩猎采集和简单农业的Upper Amazon的Machiguenga人与现代中产阶级的法国人在时间分配上的详细对比，约翰逊（1978）发现，无论Machiguenga的男人和女人在工作上都比法国人花费较少的时间。Machiguenga男人工作比法国男人每天大约要少1-1.5个小时。Machiguenga妇女在家的工作时间比被雇佣的法国妇女少大约4个小时，比法国的家庭妇女大约也少类似的时间，尽管法国家庭主妇比Machiguenga妇女在户外工作的时间少。Machiguenga家庭的休闲[图源：go2peru.com]然而，萨林斯（1972）认为，“……随着文化的进化，每个人工作量增加，休闲总量减少”（第35页），可以这样说，狩猎采集者并没有拥有真正的休闲，而是被迫的无所事事（贾斯特，即“Just”，1980）。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就只有很小的价值或没有相对的价值，因为它存在于时间大量而非缺乏的状态下。林德（1970）指出，在工业社会中，自由时间是一种稀缺商品，它有价值存在，有价值的东西要使用得当，而不是“广义上的懒散”。基于此推理，贾斯特（1980）提出了闲暇时间和文化阐释繁复之间的关系，实质上与关于剩余的理论恰恰相反，表明时间的价值，从经济学角度讲，使个人创造性地使用空闲；例如，在美学和技术上的成就。根据贾斯特的假说，那么，文化繁复不是从拥有很多闲暇时间而来，而是从较少时间获得。以这一观点来看，休闲在文化进化的过程中还是扮演了重要的，有可能是决定性的角色。这与剩余理论的观点完全不同。然而，关于时间不足的假设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支持者大多只对比了坐落在文化复杂性维度端点的社会（如Machiguenga vs. the French），这样做确实会为此假设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如果时间分配的资料源于狩猎采集和工业社会之间的社会，将文化复杂性添加到此方程式中，似乎会产生另一种不同的关系。最近几项研究表明，在剩余理论和时间不足假设中提出的闲暇时间与文化复杂性单调的关系或许太过简单，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曲线的（芒果和艾尔，即“Munroe et al.”，1983；伯奇，即“Burch”，1971；约翰逊，即“Johnson”，1980）芒果和艾尔（1983）对比了！“Kung San”，“Machiguenga”，“Canchino”，“Kikuyu”，“Logoli”和美国妇女的劳动者。“Kung San”是西非卡拉哈里沙漠的狩猎采集部落，“Canchin”（Canchino）是秘鲁南部的园艺栽种者与放牧者，“Kikuyu”是肯尼亚中部的园艺栽种者与放牧者，Logoli是肯尼亚西部的实践种植、畜牧业和一些赚取工资的劳动者。美国是以洛杉矶郊区中产阶级的家庭为例。三个游牧杜会（“the Canchino”，“Kikuyu” and “Logoli”）的生产量，比无论是狩猎采集的！Kung San和Machiguenga，还是美国郊区工业的例子都要高很多。芒罗和艾尔（1983）提出：“（单位时间）的劳动投入可能在较低的经济技术水平下较为温和，在中等技术经济水平情况下复杂性则会大幅上升，在高技术经济水平情况下又落回较缓和的程度”（第363页）。约翰逊（1980）在对明奇－克莱瓦纳（Minge-Klevana）关于时间分配研究和劳动强度的评论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似乎劳动时间随着人类对环境掌控驯化的强化而增加，在密集定居的农业社会达到顶峰，然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又逐渐降低”（第292页）。最后，伯奇（1971）利用大约从“部落”到后工业的几个社会可获得的休闲的资料，当声称企图去呈现一个社会进步的等级时，他（1971）指出，“..…·有这样一种趋势，从生存社会到后工业富足的今天的美国，可获得的休闲遵循一种U形曲线”（第63页）。应该指出，代表伯奇说明的部落结束的连续体的两个社会，新西兰的毛利人和波利尼西，Tikopians，并不是极其简单的社会，大体上坐落在“Murdock”和“Provost”（1973）关于文化复杂性比例之中下层（分别排名第14位和第18位，分值范围为1~40）。最后，某些研究人员，特别是霍克斯、奥康内尔（Hawkes and O'Connell）（1981）和希尔、卡普兰、霍克斯、赫塔多（and Hill，Kaplan，Hawkes，Hurtado）（1985）指出，除了食物采集外，如果把用于处理食物的时间，以及其他各类工作考虑在内，估计狩猎采集者全部的生产工作量明显增强。此外，希尔和艾尔（1985）指出“……研究的不同族群在获取食物花费的时间上似乎差异很大，甚至族群内部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第43页）。他们的结论是：狩猎采集者和种植生存社会人们的工作总量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希尔和艾尔（1985）反对萨林斯（1969）提出的狩猎采集者“原初富足社会“模式，他们关于亚马逊Ache的研究数据表明，Ache人每天花长时间于生计劳动。此外，他们猜想任何社会的成员都有最大化白天睡眠或闲散时间的目标，表面上的“休闲”也许仅仅是无聊。另一方面，他们并不认为这样的闲暇时间曾经被创造性地使用过。虽然剩余理论似乎可以抛弃，上述其他假说可以综合利用构建一种综合模式，这种模式可能有效整合现存理论与休闲和文化的复杂性之间关系的数据。虽然萨林斯（1968）“原始富足”的见解明显夸大，但确实许多狩猎原始部落比工业社会的成员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因此，当处在中间层次的社会的文化复杂性包含在内时，关于闲暇时间和文化复杂性的精确U形曲线并不适合。更准确的曲线则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倒转的“J”，文化复杂性处于低端的社会比处在顶端社会的闲暇时间多，但两者都比处在中间位置的社会闲暇时间多。此外，霍克斯、奥康内尔（1981）和希尔与艾尔（1985）提出的建议可以并入此模式中，通过允许各级文化的复杂性在可获得的空余时间总量的差异存在。首先，在相同文化中可能存在不同的个人有不同的时间分配方式。这种差异可根据如社会阶级、性别、年龄的差异而不同，或由于季节性或其他生态因素。其次，时间分配的不同也可能存在于相同或相似层次文化复杂性的社会之间。生态多样性是造成这种文化之间差异的可能性最大的原因。当然，文化复杂性处于不同层次的文化之间和文化内部对可获得的闲暇时间分配的差异程度最终会是一个实证问题。文化复杂性、文化进化和闲暇时间的获得及使用之间的关系有几个明显的意涵。比如，可以假设儿童的经济价值与在任何一个社会从成人那里获得闲暇时间的总量有关。如果儿童是净生产者，而不是净消费者，那么这些孩子有经济价值。因此，儿童和青少年劳动范围和家庭规模应该与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有更少的孩子，儿童期和青春期延长的社会闲暇时间的可用性相关。文学作品似乎支持这个假设。例如，明奇－克莱瓦纳（1980年）指出，农耕社会的儿童在6-8岁就开始工作，而工业化社会，儿童进入劳动力阶段经常延后到16岁，20岁甚至更年长。同样，斯沃茨（Swartz，1969）发现，坦桑尼亚农村地区和肯尼亚城市的儿童在他们的父母老去时，他们拥有财富和物质保障。凯恩（Cain）（1977）指出，在孟加拉国的乡下，7-9岁的孩子一般的工作最低限度是成年人工作量的一半，而年龄在13岁及以上的儿童每天工作时间至少和他们的父母相同。在尼泊尔，纳格、怀特和皮特（Nag，White and Peet，1978）和爪哇怀特（White，1975）的农村也获得类似数据。此外，在简单的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孩童，往往对经济无所贡献，直到他们十八九岁或二十岁的时候，在这一点上，蔡尔德（Childe，1951）指出：“对猎人来说孩子是一种负担。他们必须被养活很多年直到他们可以为储藏食物作点贡献。但农耕社会年幼的孩子可以帮助除草、吓走鸟类或闯入的野兽”（第62页）。德雷珀（Draper）（1976）指出，在卡拉哈里沙漠北部是最传统的和孤立的！Kung狩猎原始部落中的/Du/da人，“······令人惊讶的是孩子很少工作。理论上青少年在他们的群体中最有能力做有用的工作，却被观察到是所有年龄组做的最少的人”（第213页）。/Du/da人中，女孩在14岁左右开始采集食物，收集水和木柴，而男孩直到16岁或以上才开始严格意义上的狩猎。而且，Kung部落的孩子几乎没有花时间照顾更小的孩子，这一做法在大多数工业化以前社会是很常见的（德雷珀，1976）。马歇尔（1976）发现Kung部落中的Ayae Ayae也有类似的情况：“孩子们所有醒着的时间都在玩耍，或自由发挥或有组织的游戏”（第313页）。在工业社会，由于进行义务教育，中产阶级家庭孩子的童年时代从五六岁延长到十五六岁，对那些有能力送孩子去学院或大学的家庭孩子的童年甚至延长到二十二或二十三岁（明奇·克莱瓦纳，1980）。他（1978）在对瑞士的一个村庄从佃农农业过渡到工业工资劳动的研究中显示，儿童离开农场和在学校的时间与父母工作时间的增长呈正相关。芒罗和艾尔（1983）报道美国孩子做家务的行为比“Canchino”，“Kikuyu”，或 “Logoli”人的孩子要低1/5或更多。摸鱼在网络语境中有偷懒、不好好干活的意思，其实也是现代年轻人的一种休闲方式。[图源：zhihu.com]如果狩猎采集和工业社会的孩子做很少或根本没有工作，而农业者的孩子提供有价值的劳动投入，或许也可以假设狩猎采集和工业社会的人们生产劳动结束的年龄会比农业者早。然而，支持这一假说看来很受限制。马歇尔（1976）报告说，“Kung”部落的妇女只要她们的身体还可以劳动，就会持续采集活动到进入老年。老弱伤残者如果“感觉”不够强壮时，有时会停止继续打猎。这种情况看来与农业类似，他们的生产劳动也一直持续到晚年。早龄退休可能是工业时代的一个发展。在对明奇·克莱瓦纳等人（1980）劳动时间和工业化之间关系的评论里，弗里曼（1980）提出：“劳动的进化理论很可能需要包含一个休闲理论”（第291页）。然而，很少有跨文化研究支持上述任何一个观点，学界具共识之劳动或休闲的进化或文化理论尚未出现。现在看来，剩余理论显然无法解释休闲与复杂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现存的假说多是基于叙事的证据，而且对证据的诠释尚有极大的争议。终极而言，仍须依据严谨的跨文化比较时间分配的数据方能得到结论。即使到那时，独立采样和由共时性资料得出的进化关系仍难以作有效的推论（乔根森：《讨论跨文化研究中内在的困难》，1979）。资料的对比性也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明奇·克莱瓦纳（1980）和格罗斯（Gross，1984）指出，在劳动和休闲定义与实际资料收集技术不同的情况下，要作比较时间分配的研究会有许多困难。同样，测量时间仅仅是一种生活在不同层次的文化复杂程度的个人劳动和休闲方式，这可能不是一种特别好的方法。它未能解决劳动或休闲所附加的含义，无法解释工作的强度。伊拉兹马斯（Erasmus，1980，第289页）称之为“工作密度”或休闲的密集度。例如，伊拉兹马斯提出如何依据工作强度定义两个男孩在放羊时玩耍的行为呢？科恩和肖勒（Kohn and Schooler，1973）在分析美国工作场地时考虑过其他方面，包括完成工作所需能量、去工作与工作时所走的距离、身体不适、单调乏味、工作的重复、社会化的机会、决策需求。同样，闲暇时间是用于休闲活动还是无所事事呢？当然，不论处在何种程度之文化复杂性的人都倾向于增加白天睡眠或无所事事，这种看法是备受争议的。法伯（1968），希尔和艾尔（1985）和贾斯特（1980）描述的狩猎采集者存在的“被迫的无所事事”，他们缺乏自由选择，根据最近的许多定义，自由选择是休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凯利，即“Kelly”1982，第23页）。在比较狩猎采集与衣耕者与工业社会成员的劳动和休闲时，只对比工作时间而忽视工作时间所产生的东西或许是不符合逻辑的。当“Kung”部落为了生存每天可能只工作2~4小时，而一位美国的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或更多的时间，包括上下班的路途时间。但是美国工人通常比“Kung”人拥有更多的物质产品。美国工人若仅为生存所需，其工作时间会比40小时或更长的实际工作时间少很多，但是多余的劳动力则用于购买汽车、衣服、房子、假期等，这些东西是“Kung”人从来没有也无需的东西。考虑劳动与休闲时间的可用性和跨文化复杂性范围的意义时，至少就生存努力程度而言，将非洲和澳大利亚的狩猎原始部落与他们接近的美国流浪汉或城市里的无家可归者相比会更合理。最后，因为有效资料的共时性和诸多难以控制的变因，使休闲的盈余或缺乏和文化演化之间因果关系的实证似乎不大可能。（见乔根森，1979，第318~320页）。然而，对时间分配的跨文化研究目前取得了进步，这可能会更好地解释文化复杂性和闲暇时间的可用性及使用之间关系的本质，以及提出了对实证研究有帮助的一些令人关注的假设。*本文节选自《中国休闲研究学术报告2011》，马惠娣、宁泽群主编，黄嫚译，旅游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古希腊人在休闲时辩论与写作。[图源：huffpost.com]
Go to "Discover" > "Top Stories" > "W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