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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威海（左图），政治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学理论、社会思想史，著有《政治社会学：范畴、理论与基本面向》、《中国户籍制度：历史与政治的分析》。[图源：wgy.hnnu.edu.cn]
顾源（右图），现为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党政办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在读。[图源：medicine.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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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导言
今年七月，我国教育部正式出台“双减”政策，坚决减轻义务教育学生课业负担，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随着高强度、高竞争的教育逻辑占据上风，学生们之间的比拼从校园不断延展，花样迭出。上述政策即是试图通过抑制补充教育途径来进一步调节教育平等，对教育模式改革有着重大的意义。毋庸置疑的是，包括课外辅导、重点学校制度等在内的社会教育模式与配套系统制度性地影响着教育获得并产生相应的社会后果。本专题试图跳出传统教育社会学偏重社会人口属性与家庭资本的微观视角，呈现宏观教育模式层面的制度安排与学校组织形式对教育不平等的潜在影响路径。
本专题开篇先以横向国际比较来探讨不同类型教育系统对教育不平等的媒介作用，比较不同教育模式的筛选机制和差异性；第二篇聚焦我国教育模式的历史变革，纵向剖析极具中国特色的重点学校制度和学轨平分流对学生教育获得的影响；第三、第四篇紧随其后，进一步阐明分流体制下重点学校制度对个人生命历程的影响及在市场转型下对不同学校之间教育公平的影响；之后，第五、第六篇开始介绍被称为“影子教育”的课外补习作为一种补充教育途径如何成为现代教育模式的重要参与者，又是如何扭转了教育制度内在逻辑；第七、第八篇则具体考察盛行的私人补习对我国学生学业影响的效应；第九、第十篇分别以囚徒困境、时间分配为切入点，剖析以考试为升学基础的中国教育模式如何限制了学生学习的增负减负并造就不平等，兼论如何制定公平的替代制度。最后，第十一篇专访指出，如今我国教育模式已经成为各种力量的博弈，其中既有底层的平等诉求，也有中间阶级经营投资的策略，还有财富阶层对继承人的庇护。
笔者才疏学浅，谨借此专题呈现现代教育形态及其分层效应，引发读者对教育模式、改革方向及其成效的思考，也望诸位读者不吝赐教。
摘要
布劳-邓肯的经典职业地位获得模型把教育水平作为阶层地位再生产的中间变量，却忽视了教育分流的效应。本研究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中，中学教育分流对阶层地位的再生产的效应是不可忽视的。对 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08) 数据的分析显示，曾就读重点初中或高中的人更有可能获得较高水平的教育，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但是教育分流的优势并未对人们现职职业地位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只能通过教育获得和初职职业地位获得对现职职业地位获得产生间接影响。中国的重点、非重点中学校制，导致了后续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进而影响了人们职业地位的获得。这些研究结论以中国的资料拓展了布劳-邓肯模型关于教育作为阶层地位再生产的中间变量的内涵。
在布劳和邓肯的经典社会流动模型中，教育在阶层地位的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教育作为自致因素代表着人力资本水平，衡量了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进而影响着其职业地位获得；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中间变量，解释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效应。在布劳－邓肯模型以及后来的修正模型中，研究者对教育的测量所使用的指标基本上都是受正式学校教育的年限，却忽视了具有相同教育水平的人所就读学校的不同对其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本文试图在关注教育水平的影响的同时，考察人们在中学阶段的教育分流（school tracking）对其职业地位获得可能存在的影响。
教育分流是指依据学业考试成绩，将学生分层别类，让学生进入不同的学校，按照不同的要求和标准，采用不同的方法，教授不同的内容，使其成为不同规格和类型的人才（Janes&Harris，1990，转引自乔智，2008）。根据教育分流阶段的不同，可以分为小学阶段分流、初中阶段分流、高中阶段分流和大学阶段分流（乔智，2008），根据分流的形式，可以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即依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将学生分配到不同类型的学校中。出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高等教育输送合格高中毕业生的目的（也是保证经济建设对人才的急需），中共中央于1953年提出了兴办重点学校的要求。当时确定重点中学的依据主要是中考和高考的升学率。城市中学被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学校有70-90%毕业生能考入高校，第二类有15-30%毕业生能考入高校，第三类基本上与高校无缘。升学率最高的那些学校被确定为重点学校，能得到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设备及成绩最好的学生。这一政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迅速摆在中央工作中最为显著的位置，面对当时的形势，邓小平提出要恢复“重点学校”制度（刘精明，2004）。在当前形势下，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在学生声望、师资配备、基础设施、经费来源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李海涛，2008）。是否能够进入重点学校就读，对未来的教育机会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具有重要意义。重点中学制度人为地扩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正在成为凝固和扩大社会阶层差距的重要机制。尽管择校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育制度模式下，有着不尽相同的阶层选择后果，但择校的潜在目标是基本相同的，那就是好的学校有着更好的教育利益的回报、更好的升学机会和未来更高的职业地位（刘精明，2004）。很显然，中国的中学教育分流制度对教育资源分配、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都是不应忽视的因素，其效应有可能比受教育年限更显著。
我们以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资料为主要依据，把人们的中学教育区分为重点学校（是指区县级以上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两种类型，用这一变量取代布劳和邓肯经典模型中的教育年限变量，来考察中国的中学教育分流制度对人们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
一、教育分流：经典地位获得模型的一个盲点
20世纪60年代中期，布劳和邓肯对美国阶级结构和职业地位获得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运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建立了“地位获得模型”（也称为布劳－邓肯模型）。他们认为，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受到先赋因素（以父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来测量）和自致因素（以个人的教育年限和初职地位来测量）的共同影响。先赋因素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其间接效应是通过对个人的教育水平而产生作用的（Blau＆Duncan，1967）。
布劳－邓肯的经典地位获得模型为人们理解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提供了有力的解释，被学界广泛应用以复验在不同国家、地区的适用性，以及比较不同工业化程度情形下先赋因素、自致因素的效应有何变化（Ganzeboom et al．，1991）。过去20余年间，这一经典地位获得模型在中国也得到广泛的运用（李春玲，1997；李煜，2007；翁定军、何丽，2007；张翼，2004；许欣欣，2000）。虽然布劳－邓肯模型及其衍生模型在解释人们的地位获得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这些模型都以受教育年限或教育程度作为教育变量的测量指标，而忽略了教育分流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学界已有一些学者以教育分流变量对经典地位获得模型进行修正。欧美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不同学校类型（如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的差异对人们的地位获得存在着显著影响（Kerckhoff et al.，1982；Schiefelbein＆Farrell，1984），进入公立学校的人比私立学校的人，更有机会进入白领阶层。
台湾地区高中教育分高级中学和高级职业学校两种形式。高级中学招收初级中学毕业生，修业年限3年，以“发展青年身心，并为研究高深学术及学习专门知能之预备”为宗旨，即纯粹以升学预备为目标。高级职业学校招收初级中学毕业生，是“为实施职业教育之场所”，修业年限一般类科为2年。五年制专科学校亦属技术教育系统，同样招收初级中学毕业生，依程度言，其前3年属高级中等教育。[图源：zhuanlan.zhihu.com]林大森对台湾高中/高职和公立/私立分流的后果的研究发现，就读于公立高中、私立高中、公立高职、私立高职的学生，在教育成就、职业地位、收入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在公立高中就读的学生，最有可能获得以后的高教育、高职业与高收入，相比而言，进入私立高职的学生最为不利。公立高中学生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73年，相当于大学专科教育水平；而私立高中、公立高职和私立高职的学生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只有12.72年、12.84年、12.23年，也只是相当于高中或高职偏上水平。公立高中的学生有70%左右的人进入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阶层，而私立高中、公立高职和私立高职的学生进入这一阶层的比例分别只有51%、50%和41%左右。公立高中的学生平均每月收入为5.35万元（台币）左右，而私立高中、公立高职和私立高职的学生分别只有4.15万元、4.21万元和3.56万元。概而言之，从高中和高职的分流，以及公立和私立的分流来看，教育分流对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有明显的影响，但是当人们获得较高教育程度时.能够弥补较低教育程度分流时的劣势（林大森，2002）。国内有关中等教育分流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分流的分化过程，即研究家庭背景对进入重点学校的影响（如方长春，2005），以及这种分化过程在不同阶段的变迁（如乔智，2008）。关于教育分流对职业地位影响的成果并不多见。李黎明等人曾就高等教育分流对就业意向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985高校的学生与非985高校学生以及不同专业的学生在就业单位意向、就业区域意向和就业薪资意向方面都具有显著的差异（李黎明等，2009）。上述相关研究表明，教育分流可能是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的一个机制。有家庭背景优势的人更有可能获得优质中等教育资源，并更有可能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进而取得较高的职业地位。然而，关于中国中等教育分流与职业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至今尚未见到基于调查资料的研究。中国的中等教育分流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究竟如何，教育分流影响职业地位获得的机制是什么？都是尚待研究的问题。在中国中等教育分流制度下，家庭背景的优势并不直接转化为子女教育程度，而是通过教育分流而影响子女的最终教育程度。家长对子女教育初级阶段的各种投资，如购买学区房、参加各种兴趣班、特长班、各种竞赛等，本质目的是为了他们在将来的中高考中获得加分，从而进入重点中学（李煜，2006）。本研究在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教育分流变量，以拓展教育这一中间变量比教育水平更宽泛的内涵，使这一经典模型适用于中国中等教育分流的情形。图1是我们改造后的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我们在家庭背景变量与本人最终教育程度之间加入了中等教育分流变量。研究重点是模型中标“？”的路径系数的估计和检验（未标明“？”的路径系数表示国内已有相关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见第一部分），即研究教育分流（包括初中/重点初中、高中/重点高中的教育分流）对人们教育获得的影响，教育分流对人们职业地位获得（包括初职和现职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根据相应的研究内容，以及本研究的基本观点，作者形成如下基本假设：基本假设1：进入重点中学的人比进入非重点中学的人最终能够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由于重点中学和非重点中学在教育设施和教育经费等方面的差异，重点中学能够吸引更多优质的教师来参与教学，重点中学学生能够享有更多教学资源，学生对高中阶段教育的期望更高。重点中学的升学率要比非重点中学高得多，因此重点中学学生通过他们的努力，能够获得更高阶段的教育机会。因为本研究关注的中学教育分流包括初中/重点初中和高中/重点高中两个层次的分流，因而本研究假设包含两个具体假设：即：假设1.1：进入重点初中的人比进入非重点初中的人最终能够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假设1.2：进入重点高中的人比进入非重点高中的人最终能够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基本假设2：在重点中学就读的人，比在非重点中学就读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能够获得竞争优势，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由于重点中学的人能够以更大的优势获得较高的教育地位，所以他们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人力资本水平更高，从而能够进入更高地位的职业工作；另一方面，重点中学的学生在更多优质教师的培养下或在同辈群体的榜样效应下，能够形成较高的职业期望和抱负水平，期望自己将来能够从事更高职业地位的工作，这对他们现实的职业地位获得也有明显的影响（Swell＆Hauser，1975）。另外，重点中学的学生在学习声望上比非重点中学的学生也要高。重点学校学生的标签对他们将来找工作也有一定的“光环”效应。重点中学学生的这些优势都是非重点学校学生所不具有的，这些成就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地位。由于人们的职业地位包括初职职业地位和当前职业地位，以及重点中学教育分流在本研究中包括初中/重点初中和高中/重点高中两个层次的分流，因此本假设实际包含了四个具体假设，即：假设2.1：就读重点初中的人比就读非重点初中的人能够获得较高的初职职业地位。假设2.2：就读重点高中的人比就读非重点高中的人能够获得较高的初职职业地位。假设2.3：就读重点初中的人比就读非重点初中的人能够获得较高的现职职业地位。假设2.4：就读重点高中的人比就读非重点高中的人最终能够获得较高的现职职业地位。本研究重点分析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的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教育分流对人们教育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在以往地位获得研究中，一般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来分析各变量对地位获得的影响。本研究沿用以往分析思路，以布劳－邓肯模型作为基本模型，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将初中教育分流和高中教育分流分别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到多元回归模型中，比较基本模型与扩展模型之间的解释力，从而判断教育分流的解释力以及教育分流能否成为代际传递的中间机制。（1）被访者教育程度。在作为因变量时，根据教育年限来测量。在作为自变量时，采用四分类测量，即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同等学历，大学专科及以上等四个类别，以小学及以下作为参照变量。（2）被访者职业地位。包括被访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第一份职业和当前职业地位（或退休前最后一份职业），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标（ISEI）来测量。（1）教育分流。包括初中教育分流和高中教育分流。具体测量是根据被访者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含同等教育）是否在区县级及以上重点学校就读过，包括直接升学到重点中学和中途转入到重点中学等多种情况。重点学校编码为1，非重点学校编码为0（作为参照组），处理过程中，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被访者被作为缺失值。（2）被访者家庭背景。在地位获得模型中，家庭背景通常根据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教育程度来测量。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教育程度根据被访者14岁时的情况来测量。职业地位的测量方面与被访者职业地位的测量相同。教育程度被合并为五分类变量，即从未上过学，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同等学历，大专及以上等五个类别。（1）性别。男性编码为1，女性编码为0（作为参照组）。（2）年龄。根据被访者的出生年份来测量，并在样本选择时，控制年龄的范围在18-70岁之间。在现职职业地位获得模型中，还使用了年龄的平方作为控制变量，因为年龄因素通常也被作为工作经验的一个测量指标，并与人们职业地位获得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工作经验更加丰富，但是超过一定年龄阶段以后，年龄也将成为人们的负担，影响工作效率。（3）户口。根据被访者出生时的户口状态来测量，城镇户口编码为1，农村户口编码为0，以此来控制户口对人们教育和职业获得的城乡效应。本研究采用2008年度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所获得的数据。该调查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抽样框，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城市、城镇范围内采用分层的四阶段PPS不等概率系统抽样，共完成城乡样本6000个，本研究在分析前对样本进行了初步筛选（样本的年龄在18-70岁之间，并剔除了少量从未参加过工作的被访者），共获得有效样本5515个；在实际分析中对样本进行了加权处理。表1是本研究使用数据及变量的基本频次描述。本研究主要关注被访者中学阶段（包括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的教育分流对他们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及中间过程，主要因变量都是连续型变量，因而采用一般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如下：其中，Y表示被访者的教育年限（或被访者初职、现职职业地位）；X1、X2……Xi分别表示相应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具体见相关统计模型）；a是截距，表示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为0时，因变量的平均取值；回归系数bi表示各变量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自变量Xi改变一个单位时，因变量Y的平均改变量。为了分析初中/重点初中和高中/重点高中教育分流对后续教育机会的影响，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资料，本研究通过逐步回归方法，逐步将初中教育分流和高中教育分流分别纳入基本分析模型中，最终形成联合模型，分析结果见表2。在基本模型中，未放入教育分流变量。本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包括父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对人们的教育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以往教育获得研究的结论非常一致，即拥有家庭背景优势的人（父亲教育程度高，或者父亲职业地位高），能够获得更高的教育程度。但是，在模型中加入教育分流效应时，家庭背景的作用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初中教育分流模型和高中教育分流模型中，与基本模型相比，父亲教育程度的显著性程度未变，但是回归系数明显变小，即父亲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教育程度影响程度减弱；父亲职业地位对子女教育程度影响的显著性及回归系数均明显减弱。这两方面都说明，教育分流是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中间变量，当控制教育分流效应时，家庭背景的效应开始减弱或消失，因此教育分流也就成了家庭背景代际传递的中间机制之一。从教育分流本身的效应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在重点初中就读的人其平均受教育年限比未在重点初中就读过的人多1.45年（p＜0.001），假设1.1成立；在重点高中就读的人其平均受教育年限比未在重点高中就读过的人多2.29年（p＜0.001），假设1.2成立。因而，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本研究的基本假设1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可以认为在重点中学就读的人比在非重点中学就读的人能够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从初中教育分流效应和高中教育分流效应的大小及显著性程度来看（见联合模型），高中教育分流的效应更加明显（从标准回归系数的方向、大小及显著性来判断），对于那些初中未曾在重点中学就读，而高中在重点中学就读的人来说，最终获得了最高的教育水平，相反对于那些初中在重点中学就读，而高中未曾在重点中学就读的人来说，最终获得的教育水平最低。表3是初职职业地位（ISEI）获得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统计结果。基本模型是以布劳－邓肯模型中主要变量为基础构建的，在此基础上逐步加入初中教育分流和高中教育分流的效应，分别形成了初中教育分流模型、高中教育分流模型及联合模型。在基本模型中，教育程度在人们的初职地位获得过程中具有绝对优势地位。教育程度越高，其初职职业地位也越高。相对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来说，具有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其初职平均职业地位（ISEI）增加28.6（P＜0.001）；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其对应的初职平均职业地位分别增加13.6（p＜0.001）和6.2（p＜0.001）。父亲教育程度对子女初职地位获得的影响效应不明显，这与布劳－邓肯模型的基本发现一致，父亲的教育优势主要通过子女的教育分流和教育获得来对子女的初职地位产生间接影响。在基本模型中，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女初职地位也有显著影响（但影响力不及本人教育程度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此，布劳－邓肯模型和中国人地位获得研究一致（张翼，2004）。在教育分流模型中，初中教育分流对初职职业地位没有显著影响，是否在重点初中就读在初职职业地位方面并无明显的差异。相对来说，高中教育分流的作用则十分明显，曾经在重点高中就读的人相对在普通高中就读的人来说，其初职职业地位平均增加4.3（p＜0.001）。在联合模型中，初中教育分流有显著性，但是回归系数是负值，与高中教育分流的效应相反。因而，研究假设2.1不能成立，初中教育分流对初职职业地位的影响需要通过高中教育分流及最终教育获得才能显现出来，研究假设2.2得到了数据的支持。表4是现职职业地位（ISEI）获得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统计结果，包括基本模型、初中教育分流模型和高中教育分流模型及联合模型，模型构建的方法同初职职业地位获得模型。在基本模型中，教育程度、初职职业地位及父亲职业地位对人们当前职业地位（或最近一份工作）具有显著的影响。相对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来说，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其现职平均职业地位增加2.2（p＜0.001），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和大学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其当前职业平均职业地位分别增加5.9（p＜0.001）和10.7（p＜0.001）。初职职业地位对人们当前职业地位的影响力最强，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686（p＜0.001），表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初职职业地位平均每增加（或降低）一个单位，其现职职业地位将会增加（或降低）0.686个单位。父亲职业对现职职业地位的影响，同对初职职业地位的影响类似，都呈正向相关关系。另外，由于初职职业地位的显著解释力，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也非常高，达到0.661（修正后，p＜0.001）。但是，从初中教育分流模型、高中教育分流模型及联合模型来看，中学阶段的教育分流均未对人们的现职职业地位产生显著影响，各模图片型中参数变化不大，显著性及模型的拟合优度均未发生变化。因而，研究假设2.3和2.4均不能成立，说明中学阶段的教育分流并不能对人们的当前职业地位产生直接影响，只能通过最终教育获得和人们的初职职业地位来产生间接影响。从本研究的假设1.1到2.4的数据检验结果来看，研究假设1得到了数据支持，研究假设2也得到了部分支持。也就是说，中学教育分流对人们的后续教育机会获得及职业地位（尤其是初职）获得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家庭背景优势代际传递的中间机制之一。以往研究强调教育作为阶层再生产机制、探讨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时，往往将教育作为一种同质性变量或转化为受教育年限变量，重视不同教育层级之间的差异（如大学教育程度和高中、初中、小学等教育程度之间的差别），而忽视了由于所接受教育的学校在教育经费、教学设施、师资配备等多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即使是具有相同文化程度的人，他们的文凭的“含金量”也会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正在成为中国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之一。本研究强调中学阶段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教育分流对中国城乡居民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作用及机制，认为在中学阶段（包括初中和高中）接受过重点学校教育的人能够获得更高的教育程度，并在地位获得过程中（初职地位获得和现职地位获得）占有优势。我们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资料，对本研究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检验。跟以往教育分流与社会分层研究类似（如林大森，2002），本研究发现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教育分流对人们的教育获得和初职职业地位获得存在显著影响，对现职职业地位获得没有明显的直接影响。接受重点学校教育的人能够显著地获得较高教育水平，并最终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相对来说，初中阶段的教育分流效应要比高中阶段的教育分流效应弱，尤其在初职地位获得过程中，初中教育分流的效应需要通过高中教育分流才能呈现出来。本研究尝试将教育分流研究和社会分层研究联系起来。一方面，将教育分流作为阶层再生产的一种中间机制，而不是仅仅将教育作为阶层再生产的工具；通过中学阶段的重点学校教育分流来考察社会分层的机制，使我们更加清楚家庭优势地位传递的过程。教育分流影响人们的教育获得，继而影响人们的职业地位获得，丰富了阶层再生产的理论解释。另一方面，将社会分层作为教育分流的一种后果来研究。以往教育分流研究，主要研究家庭背景与教育分流之间的关系，如乔智（2008）、方长春（2005）等，或者研究教育分流如何导致了教育不平等，如李海涛（2008），本研究将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教育分流研究纳入社会分层研究的框架中，分析了教育分流过程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拓展了教育分流研究的领域。虽然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总体上得到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的支持，能够阐明教育分流如何影响人们职业地位获得的过程，但是，由于样本本身的原因，使我们在做全国样本推论时还存在一定缺陷。这主要包括：第一，总样本数量的限制。经过筛选后的样本只有5515个，在有效样本中，在重点中学就读的样本比例偏低（尤其是初中阶段的重点中学比例），因而很可能因为样本偏差而对统计结果产生影响。第二，只研究了中学阶段的教育分流。事实上，中国重点学校制度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学，而是从小学阶段开始就存在这种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差异，一直到大学阶段仍然如此。相对于重点中学而言，重点大学的学校声望对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标签效应更加重要。但由于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样本总量较小，且包含专科、本科、研究生等不同阶段以及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等不同学制的区别，很难进行细分，因而本研究只能以中学阶段的教育分流作为阶层再生产的中间机制。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更加重视大学阶段教育分流对人们职业地位的影响作用及机制。*本文原载于《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4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封面图为处在职业与教育交叉之中的个体，体现职业与教育之间的微妙关系。[图源：askanydiffere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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