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瓦赫｜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毕业于史特拉斯堡大学，1907年出版了自己第一本关于莱布尼茨研究的著作。后来哈布瓦赫还成为《年鉴》的编辑委员之一。他以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而知名，对知识社会学作出巨大贡献。（相关阅读：哈布瓦赫 | 论集体记忆：过去的重建与记忆的定位）[图源：Wikipedia]
专题导言
记忆，连接了个体与集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当我们谈及社会记忆时，谈论的往往是具有社会属性的记忆，关注人们的想法如何在社会中被建构、整合与延续。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以来，西方记忆研究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丰硕的跨学科理论和研究成果。而在经历着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记忆研究的意义也正愈发凸显出来，如何反思社会记忆的建构以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现实，或许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课题。
本专题前五篇意图呈现西方记忆研究领域的经典理论著作，以记忆研究开创者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这一概念的阐述开篇，紧接着选取了两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记忆潮”时期的重要作品，涵盖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理论范式和文化与历史人类学框架下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专题第四篇标示着记忆研究在概念上由“集体记忆”到“社会记忆”的转向；第五篇则通过保罗·康纳顿的论述强调了权力视角在相关研究中的重要性。专题第六、七篇从西方的理论脉络转向中国的经验研究，自第八篇起呈现了四位学者的研究著作，涉及中国语境下记忆与政治、性别、媒体这些交叉领域的实践。专题最后以对记忆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作结。限于篇幅限制及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优秀的经验研究作品在本专题中未能穷尽，笔者才疏学浅，也请诸位读者不吝赐教。
摘要
作者区分两种记忆类型：自传记忆（个人记忆）与历史记忆（社会记忆）。历史记忆除了作为一连串历史事实的年份或者索引之外，也在浓缩个体回忆的时候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而两者的相互交互渗透构成所谓“真实的历史”。从童年时代开始，个体在私人的印象洪流与各式各样的集体记忆之间获得全新视角，而通过各种物理媒介以及与不同代际群体的交流，当下社会能够感受到从前遗留的社会思潮。当然，并非所有事物都能显示一个抽象-人为的二分框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亲历的历史得以同书写的历史区别开来，它具备一切构建生动和自然的框架所必须的要素。思维依赖于这个框架的支持，以便保存和重新发现过去的情景。而重建历史框架自然也不等于重建历史回忆。集体记忆不能与历史相混淆，因为集体记忆是一种非人为的连续思潮，而不同群体之间的集体记忆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
自传记忆与历史记忆：它们表面上的冲突
人们还没有习惯谈论某个群体的记忆，即便是形象性的。似乎只有当自我回忆与个人的身体或精神联系在一起时，它才能存在并持续下去。我们假设回忆表现为两种类型——它时而与某个以其角度观察它的人为伍，时而分布于或大或小的社会，在其中扮演一定数量的情景部分。于是便会产生个人记忆和所谓的集体“记忆”。换言之，个体可以参与两种类型的记忆。但根据他参与记忆的类型的不同会形成两种截然不同乃至对立的态度。一方面，他的记忆会适应他的性格或个人生活的框架——甚至他与别人共有的那部分记忆也会被他以区别于其他个体的视角看待。另一方面，他能在特定的时间以某个群体成员的身份出现，协助唤醒和维持非个体的回忆——在回忆引起群体的兴趣的时候。当这两种记忆经常相互渗透，尤其是当个体记忆——要证实特定的回忆，要使其更为精确并填补某些空白——需要以集体记忆为依据，需要了解它乃至融入它的时候，它仍会遵循自己的轨道，而整个外部的帮助会逐渐与其本质相平衡并被其所吸收。另一方面，集体记忆包含了个体记忆，但不会与之融合。它按照自己的法则发展，有时候也吸收一些特定的个体记忆。一旦它被融入某个不再是个人意识的整体，它就会发生改变。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个体记忆。它并不是完全孤立、自我封闭的。要忆起自己的过去，人们往往需要借助他人的回忆。他的依据在他自身的之外，是由社会确立的。此外，要是没有通过言语和想象组成的工具，没有不是个体创造而是从环境中借用而来的工具，个体的记忆行为则无法实现。尽管如此。人们也只能想起在特定时间里的所见、所为、所感和所想。也就是说，我们的记忆不会与他人的记忆相混淆。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受严格限定的。集体记忆也是如此，但其界限与个体记忆不同。它可能更为紧凑，也可能更为宽泛。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我所属的民族群体曾发生过一系列的重大事件，我声称自己记得这些事件，但实际上只是通过报纸或当事者的证词得以了解。这些事件在民族的记忆中占据了特定的位置，但并非我本人的亲身经历。当我重新激活记忆时，我只需要依靠他人的记忆便足够了。它在此不是为了补充或增强我的记忆，而是还原我的记忆的唯一来源。较之于我出生前所发生的那些事件，我对这些事件的认识并非更为深刻或有所不同。我的内心保存着一段我通过交谈或阅读得以扩展的历史记忆。这是一段借来的记忆，并不属于我自己。在民族思想中，这些事件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不只是因为公共机构由此得以改变，还因为它们在群体的这个或那个领域里一直充满活力地流传着——如在某个政党内部，在某个省份，在某个职业阶层，甚或是在这户人家那户人家中。以及亲历者的某些熟人朋友当中。对我而言，这些都是概念和象征。它们或多或少向我展示了民间的形态。我可以发挥想象，却无法回忆它们。我的个性中的某个部分与这个群体相连，因此，只要我还是其中的一员，那么群体中发生的一切，甚至在我加入之前它所关注和改变的事情，于我都不会是完全陌生的。但是，如果我想重建涉及一件这类事情的完整记忆，则需要把群体所有成员关于此事的变形分散的记忆碎片一一对接起来。与此相反，我个人的回忆则完全属于我自己，并完全包含在我的内心之中。
由此，我们或许有理由区分两类不同的记忆，一类可以称为内心或内部记忆，另一类是外部记忆，或者也可以把这两者叫做个人记忆和社会记忆。更确切地说，可以把它们称作自传记忆与历史记忆。自传记忆需要借助历史记忆，毕竟我们生命的历史最终属于公共的历史。但后者的本质决定了它比前者要全面得多。另一方面，我们对过去只能以紧凑而扼要的方式进行回忆，而对我们自己生活的回忆则存在许多关联性更强、更为密集的图像。
如果人们一致认为，个人记忆只能从内部认识而集体记忆只能从外部认识，那么在这两者之间实际上就会形成鲜明的对比。我记得兰斯（Reims），因为我曾在那里生活过整整一年。我同样记得圣女贞德曾住在兰斯，查理七世在那里接受涂油礼，因为我曾听别人讲过或在书上读到过这些。圣女贞德的形象频繁出现在剧院和电影里，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想象她住在兰斯的样子。当然我也清楚，我不是此事的见证者。我所说的话仅限于我曾听到或读到的内容——通过穿越时空重新产生的代表过去的所有符号直达现在的我。我们知道的所有历史事件都是如此。专有名词、年份、套语，这些概括了一系列的细节，有时还附有名人轶事和注释——这便是史实的纪念碑，与人们所见的大多数墓碑上的碑文一样：简单，笼统，缺乏意义。这说明，历史实际上同公墓无异，其空间被准确划定，还得随时为新的墓穴确定安置之处。
兰斯，法国东北部城市，香槟-阿登大区（Région Champagne-Ardenne）马恩省（Marne，51省）的市镇，也是该省的一个副省会。兰斯是法国著名的宗教文化中心，被称为“王者之城”。自11世纪起，法国国王都必须到这个“加冕之都”受冕登基。在法国历史上，共有25位国王在兰斯圣母大教堂加冕。[图源：Wikipedia]
假设过去的社会环境对我们而言只存在于这种历史形式之中，假设——更笼统地说——集体记忆只包含年份、定义或是对事件的任意回忆，那我们对它会是完全陌生的。在我们如此广阔的人类社会里，有些生命流入其中，却并未涉及到那些读报纸关心公共事件的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即便我们没有以此标准脱离社会，那被岁月慢慢吞噬的我们又会在多少时期里还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我们或许开始着手把我们生命的某个时期里最值得关注的公共事件整理出来。在我出生的1877年，在这个世界和我的国家里发生了什么？那年的5月16日，政治局势在一周之内发生逆转，共和国真正诞生了。布罗伊（Broglie）内阁取得了政权。甘贝塔（Gambetta）宣布：“我们必须服从，不然就辞职”。同年，画家库尔贝（Courbet）逝世，维克多·雨果出版了《世纪传说》的第二卷。在巴黎，圣日耳曼大道完工，人们开始铺设共和国大街。在欧洲，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上。帕夏奥斯曼在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抵抗之后不得不向敌人交出了普列文（Plevna）。我就这样重构出一个内容广泛的框架，在它里面我极少迷失自己。从那一刻起，我无疑被卷入了民族生活的洪流当中，但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属于它。我就像一个坐在船上的游客。两边的堤岸向身后退去，游船与周围的景色融为一体——但我们设想一下；要是这个旅客内心思绪万千，或者正把注意力集中在旅伴身上某些心理学家，那么他只会偶然注意一下岸上发生的事情，而此后回忆这次旅行时也不会记得太多有关景色的细节，或者他可以在地图上找出旅游路线；或许他借助这种方式会重新想起一些被遗忘的回忆，但他和他所经过的地方之间不会有真正的联系。
某些心理学家或许会觉得，历史事件作为我们记忆的辅助工具扮演的仅仅是标记在钟表或日历上的时间表的角色。我们的生命以一种向前运动的方式融入其中。但当我们回首往事，我们始终有可能从集体时间的刻度中划分出不同的时期——那些刻度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外，从外部向所有个体记忆施加压力，而这正是由于这些记忆的源头不在这些时期里面。这种如此明确的社会时间可能完全处于意识所经历的时期之外。一旦涉及到的是天文学意义上的时间，这一点便是显而易见的了。而那些记载在历史刻度盘上的日期也正是如此，这些日期与一个民族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相吻合，有时候我们并不清楚它们发生的时刻，抑或它们的意义也是后来才被发现的。我们的生活会流于社会结构的表层，它或许会伴随社会结构的变化，感受到社会结构震动的影响。但一个事件只有在它发生后一段时间才能在史实的结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只有事后才能把生活的不同阶段归入民族事件之中。把细分的集体生活当作依据，没有什么可以更好地证明这一过程是多么的人为和表面化。同样，也没有什么可以更清楚地表明，人们实际上只注意两种不同的事物，一方面将注意力集中于个体记忆，另一方面则集中于集体记忆。对于个体而言，这些展示了群体生活主体的事件和日期或许只是外部符号，只有当他们走出自我时才会有所涉及。
当然，当集体记忆除了一连串历史事实的年份或者索引之外不再具备其他内容时，它在浓缩我们回忆的时候就只会扮演完全次要的角色了。然而这只是一种十分狭隘的构想，并不符合实际。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用这种形式介绍它才使我们为难。但这又是必要的，因为它完全与一种得到普遍认可的论调相一致。人们常常认为记忆是一种基于个体的能力，也就是说，它不需要别人在场，仅仅依靠自己就能在意识中发挥作用，并能够——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想起它曾经历过的状态。又因为无可辩驳地，我们经常把回忆按照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顺序进行排列，并同其他人在其划分上达成理解，给它们加上日期，使其只对我们所在的群体具有意义，所以人们便认为这些本该如此。但这些反映了某种最低程度的让步，即对赞成不去损害个体记忆特性的人的让步。
自传记忆与历史记忆真实的相互渗透（当代的历史）
司汤达（Stendhal），原名马里-亨利·贝尔（Marie-Henri Beyle），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少年时代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氛围中长大，崇敬拿破仑，并多次随拿破仑的大军征战欧洲。他以准确的人物心理分析和凝练的笔法而闻名。他被认为是最重要和最早的现实主义的实践者之一。代表著作为《红与黑》《阿尔芒斯》《帕尔马修道院》。[图源：Wikipedia]
“1835年，当我在描述自己生活的时候”，司汤达说。“我有了若干发现我所保存的一部分湿壁画里缺少了日期，我得把它们的日期找到……当我1799年到达巴黎时，我的生活是怎样与报纸上刊载的事件联系起来的，都有确定的日期……1835年，我发现了这些事件的样貌和原因”。这些日期和它们所展示的历史或民族事件（因为在这个意义上司汤达才能理解它们）可能完全处于我们的生活环境之外——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但随后，当我们思考这些时，“我们会有所发现”，“我们发现了若干事件的原因”。这可以作好几种理解。当我浏览当代历史，了解发生在我出生之后的法国或欧洲其他地方的各大事件，我对发生在我生命最初八年或十年的事情所获得的事实上只有外部的印象，而对它的存在并不熟悉——并且，我学着把我的童年划归我那个时代的历史之中。但当我以这种方式从外部把我生命中的第一个阶段照亮时，我个人方面的记忆并无多少增长。我在自己过去的童年里看不到一点新的光亮，也没有新事物出现。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我在当时还读不了报纸，也参与不到大人们的谈话中去。如今，我可以发挥想象，但这必然是一个对公共关系和国家关系的任意设想，我的父母肯定会对此感兴趣：我对这些事件和它们在我家里引起的反响都没有多少印象。我觉得，第一个闯入我童年印象之网的与国家有关的事件，是维克多·雨果的葬礼（那时我八岁）。我还记得葬礼前夜，我跟在父亲身边朝上边的星形广场凯旋门走去，当时灵柩安放在那里。第二天，又从苏弗洛（Soufflot）大街和盖吕萨克（Gay-Lussac）大街的拐角处一个阳台上观看着送葬队伍。时至此刻，难道我从属的这个民族群体所受到的震动没有对我以及我的活动圈子产生影响吗？我仍然还和父母进行接触；他们受过许多影响，有时候他们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是由于他们正巧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个国家，生活在特定的政治和国家关系中。在他们平常的外表和普通的感情氛围中，我或许无法重新发现特定的“历史”事件的蛛丝马迹。但在1870/1871年战争之后的十年、十五年或者二十年里，这个时期的法国一定笼罩着一种独特的心理和社会氛围，这一氛围在别的任何时期都是感受不到的。我的父母是那个时期的法国人，他们当时接受了特定的习惯和特征，这些习惯和特征一直不定地在塑造着他们的部分性格，并让我不得不早早地关注起自身，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日期和事件了。当然，当代历史往往只是由一系列过于抽象的概念组成的。但我只要一看到这个时期的油画、人物肖像和版画，一想到当时深受喜爱的书籍、上演的作品、时代风格、喜剧中的玩笑和形式，我就可以将这段历史补充完整，可以用图像和印象替代脑海中的想象。我们不要觉得一个才消失不久又通过人工手段重新激活的世界图像会变成一个有些不自然的背景，这个背景上投射了我们父母的影子，于是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环境的东西，我们的过去被浸入其中，以便能够“揭示”出来。相反，当我的童年世界——就像我回忆它那样重新找到它——用这种方式自然地适应这个框架，即通过对近代历史的学习使我得以重新构建的这个框架，那是因为这段过去已经被历史记录。我发现，只要我花费足够的精力把回忆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本可以发现历史所处的情景。许多分散的细节，也许是我对它们过于熟悉了，当我试图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当我试图寻找它们的意义的时候，它们却相互分离，相互重组。我学着在我父母的表情和这个时期的全貌中去分辨那些不是通过每个时期都会出现的个人性格和环境能得到解释的，而是通过同时代的民族环境才能解释的东西。我的父母与所有人一样，在那个时代都还是孩子——我与之有过接触的他们的朋友和所有成年人也同样如此。当我要回忆那时的人们是怎样生活和怎样思考的时候，我就要求助于他们。这使得我对同时代历史的兴趣与我对这之前几百年形成的历史的兴趣截然不同。当然，我不能说自己记得这些事情的所有细节，因为我只是通过书本才知道这些的。但与别的时代不同，这些事件活在我的记忆中，因为我自己就置身其中，我的一整块回忆都带着过去的痕迹。
因此，即便事关我们的童年回忆，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区分个人记忆（它一成不变地重显我们当时的印象，并且不会使我们脱离由家庭、学校和朋友组成的小圈子）和历史记忆（它包含了我们当时还无法认知的民族事件）——好像我们会不知不觉地通过其中一种记忆闯入某个我们曾生活过的环境；与此同时，另一种记忆又只与我们自身或某种本性相联系，这种本性在现实中一直延伸至包括孩童世界在内的群体边界。我们的记忆依靠的不是我们所学到的历史，而是我们所亲历的历史。历史不应理解为一系列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和日期，而是所有导致一个时代区别于另一个时代的东西。其中，书本和报道提供给我们的通常只是十分概要的、不全面的景象。
雨果于1885年5月22日去世。1885年6月1日，四万人在雨中举行，送葬队伍的路线从凯旋门到万神殿——在那里他被安葬。参加葬礼的人数超过两百万人（比当时巴黎总人口少一点），其中包括所有社会阶层，所有职业和年龄的代表。[图源：blog.sina.com.cn]
人们会指责我们剥夺了这种被称作历史的集体记忆形式，剥夺了非个体的特性，剥夺了抽象的精确和相对的简单，而这些东西所构成的，正是能够支持我们个体记忆的框架。如果我们局限于特定的事件，或者局限于我们父母对事件的态度（这在今后会具有历史意义），抑或仅仅局限于一个时代赋予我们说话和行为方式的习惯——那又何以从中区分哪些占据了我们的童年生活而哪些又是我们的民族记忆所不会保存的呢？孩子何以能够赋予发生在他生活中的按时间排序的一个个情景以不同的价值？尤其是那些吸引成年人注意的事件和进程，为什么要引起孩子的注意呢？因为他们具备许多可比较的时间和空间上的依据吗？一场战争、一次起义、一个民族仪式、一个民族节日、一种新的交通工具、一项改变市中心街道面貌的工程，实际上都可以从两个角度观察。那是以它们的方式唯一能改变一个群体存在方式的事件。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化作了一系列穿越个体意识的景象。如果只看这些景象，它们便会在孩子的意识中凭借其独特性和光芒脱颖而出。不过一些不具备这种影响的景象亦是如此。夜晚，一个孩子来到了满是士兵的火车站。不管这些士兵是刚从前线归来还是正要开赴前线，或者他们只是在进行军事演习——他们给这个孩子留下的印象不会有什么区别。从遥远的滑铁卢战场传来的隆隆炮声和天空中沉闷的雷声又有什么差别呢？一个年幼的孩子，他的感知能力还十分有限，对这些场面只会留下肤浅的、短暂的记忆。要从这个情景背后总结出历史现实，需要他脱离自我，需要人们为他开启群体的观察方式；他需要看见一个特定事件是怎么创造历史的，因为他已融入这个集中了民族活动、利益和热情的圈子。也就在此刻，事件已不再等同于个体印象了。我们与历史的脉络又连接上了。于是，人们只好——人们会这么说——依赖历史记忆了。在历史记忆中存有对我的童年生活来说陌生事件的印记，包括某个特定的日子和时间；在历史记忆中，看一眼这些记号，我就能回忆起那些特定的日子和时间。但它本身是肤浅的，是外界所加的，与我的个人记忆和童年印象无关。
另外，这样的描述还以一个设想为基础，那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如同其物质载体，亦即生物体一样，彼此之间泾渭分明。每一个人首先是囿于自我的天地，且多数时候一直如此。那么，他与别人进行交流并把自己的思想与别人的协调一致，这又该作何解释呢？人们设想有某种人工环境，它存在于所有的个人思想之外，但包含有一个集体时间、一个集体空间和一个集体历史。在这样的框架内，个体的思维方式相互融合，但前提是每个人都要短暂地停止做自我。很快，他会重新回归自我，向记忆中导入完全从外界带来的线索以及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我们会将我们的回忆与之相连，但在这些回忆和关联点之间没有内在联系和共同本质。因此，这种历史认知和普通认知在此仅仅扮演了一个完全次要的角色：它们以个人记忆先前的自主存在为前提。集体回忆叠加在个体回忆之上，使我们更为方便安全地重新取用。但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回忆必须首先存在，否则我们的记忆就会徒劳无功。这样，总有一天我会第一次遇见我的同事，或者如布朗岱尔所言，第一次去上学。这对我而言是个历史概念，但要是我的内心没有对这第一次见面、对这第一天上学留下个人记忆，那这个概念就犹如无本之木，这个框架就犹如无源之水，我将什么也回忆不起来。因此很显然，在每个记忆行为中都有一种特殊的元素。它存在于个人意识之中，并能自给自足。
从童年开始经历的历史
但是，人们真的能够一方面区分出一种没有框架的记忆，用以给回忆归类，且只具备语言文字和一些从实际生活中借鉴而来的概念，另一方面又区分出一种不带记忆的历史或集体框架，亦即一个不在个体记忆中构建、重建和保存的框架？我们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一旦孩子越过了单纯敏感的生活阶段，一旦他对他所感知到的情景的意义产生了兴趣，我们就可以说，他开始了与他人共同的思考，他的思想已进入一个双重的天地：一边是非常私人的印象洪流，一边是各式各样的集体思潮。他不再囿于自我的天地，因为他现在的思想拥有了全新的视角，他知道自己的思想并不只引导自己的目光在这些视角中游离。然而，他并未超脱自身，而且要展现自己和群体成员共同拥有的思想，无须完全摈弃已见，因为这些新的、外向的行为总还会在某个方面、在某种关系上引人倍加关注，我们在此称其为“内里的人”（der innere Mensch），也就是说，对我们的个人生活而言，这些行为并非完全陌生。
当司汤达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和祖父住在房子的走廊一端，曾目睹了革命之初的格勒诺布尔的民间起义的爆发。
“那情景再清楚不过地浮现在我眼前。那距今已经有43年左右的时间了。一个背上被刺刀扎伤的制帽匠双臂一左一右搭在两个人的肩膀上，费力地朝前走。他没有穿外套，衬衫和黄色抑或是白色的裤子浸满鲜血。这些我都历历在目。他背上的伤口很深，大约是对着肚脐的位置，鲜血不断地涌出……后来，我又看见别人把这个不幸的人从佩里埃房子前的台阶上抬到六楼。这是我对那个时代所留下的最清晰的记忆”。（《亨利·布吕拉尔传》，第64页）
这实际上是一个场景，但这个场景处于描述的中心。它描绘了人民大众革命的场面，而司汤达就曾是它的观众：他后来不得不常常聆听它的描述，尤其是因为这次起义似乎标志着动荡的政治年代的开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即使他起初并不知道那天至少会在格勒诺布尔的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街道上不同以往的热闹活跃以及亲朋好友的姿态和评论足以让他明白，这个事件已经超越了家庭或者他所在的街区的范围。同样，在那段时期的另一天，他在图书馆想象自己倾听祖父在一个挤满了人的大厅里说话的情景。“但为什么是这些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场景说明不了这些。场景只是场景而已。”（出处同上，第60页）但是，如果这不像那次起义一样适应了一种精神活动的框架，突破了他当时的内心并由此参与到一个更宽广的集体思潮中来的话，这个记忆还能被保存下来吗？
可能的是，回忆没有立即被这一思潮所把握，等我们理解了事情的意义，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理解的那一刻来得相当的早，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回忆还活跃着的时候，那一刻就到来了。然后，我们便看到回忆在一定程度上散发出历史意义的光芒。站在引起我们注意的成年人的立场上看问题，我们可能会知道这些是值得记住的。我们回忆这些，是因为我们能感觉到周围的人们都在研究这些事情。晚些时候，我们才会更好地理解其原因。起初，回忆可能包括在思潮之内，但它们被某种障碍所阻挡，被岸边的小草所擒获，使它们止步于河岸边缘。某些社会思潮也会穿越孩子的精神世界，不过只有长此以往，他们才可领会自身的一切。
我还记得（这是我最早的记忆之一），在我们位于盖吕萨克（Gay-Lussac）大街的房子前面（也就是现在海洋学图形研究所所在的地方）的修道院旁边曾有一家旅店，俄国人以前就在那里投宿。我们看到他们戴着皮帽和羊皮坐在门前，看到他们的事子和孩子。要不是我注意到路人都止住了脚步，而我的父母更是跑到阳台来观望他们的话，我可能也不会长时间地观察他们，尽管他们的服饰和风格令我感到陌生。那是些西伯利亚居民，被患有狂犬病的狼群咬伤了，在巴黎的乌尔姆（d’Ulm）大街和师范学校住了一段时间，寻求巴斯德（Pasteur）的治疗。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也是第一次想象一个学者的研究。此外我并不知道我对我所听到的东西有多深的理解，可能是等到后来才完全弄明白的。但要不是这个情景使我的思想转向了新的视野，转向了让我不再感到那么孤独的陌生地区，那我并不认为这个回忆会那么清晰地保存在我的头脑里。
这些原因使这个孩子由于社会环境的某个冲击而忽然感受到了一个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半开放的小圈子。这种由于忽然的眺望而揭示出政治和民族生活是很罕见的，孩子一般都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当他将来参与成年人之间的严肃交谈，当他读报纸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与此同时，他也会发现这不是自己第一次接触比家庭、朋友圈子或者他父母的朋友圈子更为全面的环境了。父母有父母的兴趣，孩子有孩子的兴趣，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这两者的思维空间不会相互逾越。但这个孩子同样会和某一类成年人走到一起，此类成年人惯有的简单观点令孩子与他们走得更近。家里的佣人就是一个例子。孩子很喜欢同他们聊天——以平衡被父母评判为“不是他这个年龄该问的事”时的克制和沉默。佣人们有时候在孩子面前或者对孩子说话时很坦率，并由于他们常常表现得像个大孩子而得到孩子们的理解。我所知道的几乎所有关于1870年的战争、共产党人、第二王朝和共和国的事情以及我对此的理解，都来自一位年迈的、十分迷信且存有偏见的育婴保姆的介绍。她无条件地接受由民众想象出来的关于这些事件和政权的描述。通过她，我听说了那些流传于农民、工人和小市民中间的含糊不清的传闻。要是我的父母听到那些，他们可能会耸耸肩。在这种时候，我的思想模模糊糊所达到的即使不是事件本身，至少也是受到影响的部分人群。时至今日，我的记忆还能重新唤起这个我童年最初的历史框架，它同时也是我最初的印象。无论怎样，我最初就是以这种形式想象发生在我出生前不久的事件，就算我现在认识到那样的想象是多么离谱，我也已无法改变自己对这朦胧思潮的屈服，而且有不止一个这样朦胧的情景还在包围和扭曲我对从前的某些回忆。
代际间活跃的纽带
孩子与祖父母同样有联系，并通过他们了解更早的过去。祖父母也喜欢和孩子在一起，也许是因为——这其中有各种原因——他们对那些引起孩子父母关注的时事不感兴趣。马克斯·布洛赫（Max Bloch）说，
在农村社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孩子的父母去下地干活或者忙于千头万绪的家务时，照管小孩的任务就落到了家里的老人身上。孩子们从老人那里继承了各种习俗和传统。这些影响即使不比与他们有直接联系的父母的影响来得大，至少也具有同等的力量。（《集体记忆，传统和习俗，历史评论合集》，1925年，118-120期，第79页）
毋庸置疑，年长的祖父母也属于“他们那个时代”。尽管孩子不能马上明白这个问题，也不了解祖父的个性特征——看似简单的解释是，他的祖父老了——并且，尽管孩子不能辨别祖父从以前的社会里继承了什么，但祖父生活于其中，受教于其中，并在不断描绘它，于是当孩子走进祖父的房间，当他来到祖父居住的街区和城市，他能感觉到闯入了另一个领域，但并不会觉得陌生，因为他太适应家里最年长的那个成员的表情和存在方式了。在祖父母眼里——他自己也将意识到这点——他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父母的位置，但仅限于父母尚未完全融入生活和现实世界的孩提阶段。他怎么会不像对待自己所遭遇、所卷入的事件一样，对老人们重述的所有无时间差异、籍由现在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事件产生兴趣呢？在他的记忆中留下的，不仅有更早之前发生的事件，也有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有时候，人们会扼腕叹息，感叹自己没有彻底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去亲身接触那段时期，而现在只能通过历史、油画和文学等外部描述来了解它们。无论怎样，这些上了年纪的长者通过揭开那些经过一定修正的先前的时代和社会，使之在我们的记忆里不再是一团模糊的物理现象，而变成了一个个经由他们概括和压缩的处于描述中心的有血有肉的形象。为什么司汤达对他所有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对他祖父保留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他向我们生动描述的恰恰是他？难道原因不在于祖父向他讲述了行将就木的18世纪，因为祖父知道几个“哲学家”，因为司汤达得以通过祖父融入那个革命前的、他今后不断致力于其中的社会？要是这位白发老人的形象不是早早地在他的思想中与狄德罗（Diderot）、伏尔泰（Voltaire）、达朗贝尔（d’Alembert）的作品。与这有趣的感官世界相连接。从面超越了这个狭隘和保守的小省份的视野的话，他也就不会成为那个司汤达最为敬重、谈及最多的长者了。司汤达或许能同样清晰地想起他来，但这位老者未必还能在他的记忆中占有这样的地位。正是这个18世纪——这个他亲历的18世纪，这个他的记忆真正穿越的18世纪——会向他展现关于他祖父形象的所有细节。记忆的集体性框架不只是由年代、名字和公式构成的，它还展示了思维和经验的洪流。在这股洪流中我们只能重新找到我们的过去，因为它们贯穿了我们的过去。
历史并不是全部的过去，但它也不是过去剩下的东西。的确，除了书写的历史之外还有一个活生生的历史。这个历史跟随时代的脚步不断前进或更新。在这个历史中，能够重新找到所有看似已不复存在的从前的思潮。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有理由谈论集体记忆吗？而仅仅还以非个人和逻辑化的历史概念形式存在的框架又有什么用处呢？那些在一段时期内充斥整个社会的早期构想和精神态度的群体很快让出位置，为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决定风俗习惯和公共意见的新模式腾出了空间。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个我们曾经和年迈的祖父母一同观察过的世界忽然消失了。由于我们对那段过渡时期（即介于我们出生前很久的时代和为了当时的国家利益而剥夺了我们利益的时代）几乎没留下什么超越家庭范围的回忆，因此它就真的好像有了断层，随着新情景的不断叠加而使成年人的世界慢慢消失了。然而我们要注意，也许并不存在没有留下痕迹的更早的环境、更早的思想状态或感觉状态——甚至不止是痕迹——简而言之，就是偶尔让记忆重显所必须的一切东西。
于是，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好像在那个我与祖父母构建和再构建的群体里，我感知到了浪漫主义最后的音符。我不仅把浪漫主义理解为一场艺术和文学运动，而且还把它当作一种特殊的感伤主义。这与18世纪行将终结时的感伤氛围不可混为一谈，但与它也没有十分清楚的区分。虽然它已经部分地消解于第二帝国的浅薄之中，但还顽强地残存于某些偏远的省份（正是在那里，我发现了它残留下来的蛛丝马迹）。与此同时，它也欣然应允我们去重构这个环境，以便在我们周围重建这种氛围——尤其是借助书籍、版画和照片。这里首先涉及的并非文学巨匠和他们最重要的作品。毋庸置疑，他们留给我们的印象与他们留给同时代人的完全不同。在他们那里，我们也有所发现。但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出版物，还有那一部“家族式”的文学大全，那种渗透于方方面面的，且各具形态的重构同样也包含在这些当中。在翻检它们时，我们仿佛还能看见我们的祖父母，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说话方式、他们的思想和衣着。我们仿佛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听到了他们常讲的词句。毫无疑问，这些“家庭消遣读物”，这些“栩栩如生的画报和杂志”得以留存下来只不过是一个意外之举。要不是专业需要，没人会找出它们来阅读。但当我打开这些读物，想要看看这些版画、照片和画像的时候，我不会敷衍了事——出于学者好奇心的鼓舞或者对旧物什的除了版画偏爱——我会到图书馆查阅书籍或去博物馆欣赏图片。它们总是伴随着我或我的亲人，让我在朋友中发现它们。它们将我的视线引向彼岸，引向古玩店的橱窗。
除了版画和书籍之外，过去还给当今社会留下了一些偶尔显现的痕迹，这从人的面部表情以及地方的外观上能够感觉到——甚至还能从特定环境和人群无意保存下来的思维和感觉方式上有所察觉。人们通常对此毫不在意。但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就足以从不止一个方面发现，现代的习俗是沿袭旧时代的。
有时候，人们必须回溯很远，才能发现看似一成不变地保存着的过去，于是乎，忽然觉得自己回到了五六十年前。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有一天我受邀去一位银行家家里做客，当时感觉自己好像坐在一个大约1830年的法国沙龙里。这种感觉与其说是来自外部装潢和家具，不如说是来自于一种独特的上流社会的气氛，来自于这个群体的构成方式以及某种略带传统的古典制式的光华。同样的经历也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地区，那里散居着欧洲移民，只有乘坐驿车才能抵达。我好奇地观察着当地的男男女女，他们对我而言并不陌生，因为他们同我见过的第二帝国时期的版画人物毫无二致。我在头脑中想象，当时的法国人在征服了这片土地后在此地定居下来，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不得不带着那个时代的想象和习俗在这块偏远的土地上生活。不管怎样，现实和想象的双重图景在我内心与记忆合而为一，令我置身于类似的情境之中：一个我在某家沙龙见过几面的老妇人，一个从殖民初期起就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退役老军官。不用离开法国，甚至不用离开巴黎或者某座我们一直居住的城市，我们都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简单而频繁的观察。即便城市的外貌在近半个世纪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会有不止一个城区，就算是巴黎也会有不止一条街道和不止一个住宅区，在那里保留着原先的外观特征，并与城市的其他地方形成对照。另外，居民也同街区或房屋一样。每个时代，人们的习惯、群体心理和生活空间的外貌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1860年的巴黎，其景象与当时的社会习俗紧密相连。要重新唤起对当时的回忆，仅仅找到几块标牌，指出某些著名人物曾居住或过世于某座房屋是不够的——阅读一下巴黎的改建史也是不够的。观察者更多地需要在今天的城市和居民中间发现一些当时的特征，特别是在偏远地区，在那些小手工业消失了的地方，或者在某些白天或夜晚关注一下变化不如其他阶层大的巴黎小商贩和工人的民间节日。但要找回当时的巴黎，更好的选择或许是某些小省城。那里的人员类型、服饰以及人们的谈吐方式尚未消失，就像你在巴尔扎克时代的圣奥诺雷大街和巴黎大道所能遇到的人一样。
即便是在我们父母这代人身上，也有我们祖父母的痕迹。我们之前没有察觉到它，是因为我们首先被代际之间的区别吸引了。我们的父母走在我们前面，指引我们的将来。总有一天，他们会止步不前，被我们超越。然后我们得转向他们，在我们眼里，如今的他们似乎已经被过去所接纳，融入过去的阴影里了。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曾用了几页篇幅，感人至深地透彻描写了在他祖母去世之后的几个星期里，他是如何忽然感到他母亲的行为、表达甚至整个外表都在逐渐与去世的祖母变得一致，好像在向他展示祖母的形象似的——似乎在相同类型的两代人之间，两种前后相继的生命又复活了。如果这只是简单的心理转变现象，那么，当我们在父母身上重新发现了祖父母的影子时，这是否说明我们的父母正在老去，而随着他们年龄的不断增长，空缺的位置很快会被填上？但是，更合理的解释或许是因为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另一个方向。对我们而言，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分别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以前，我们并未注意到我们的祖父母与当下的联系以及我们的父母与过去的联系要比我们认为的更多。从我记事起一直到1870年发生战争，中间过去了整整10年。第二帝国在我眼里是个遥远的时代，与之相应的是几乎已经消失了的社会。如今，战争距离我已经有12到15年的时间了，我估计对我的孩子来说，他们所不知晓的1914年之前的社会会以同样的方式退入历史，使他们的记忆无法企及。但对于我，这两个时代间的连续性不会消失。它还是那个社会——它肯定因为新的经验而发生了改变，或许是为了减轻以前的忧虑和偏见，为了丰富更新的元素，以一定的方式适应改变了的关系——但它依然是它。毫无疑问，我和我的孩子或多或少地陷入了一个错觉。总有一天，当我环顾自己时，只能找到当时社会的一小部分，就像我在战前所经历和思考、后来又渐渐明了的那些——就像我偶尔出现的感觉和忧虑——新一代超越了我们这代，一个追求和习俗一直令我感到陌生的社会，接过了曾与我联系最为紧密的那些人的位置。而同我眼光不一的孩子会突然惊讶地发现，其实我离他们是那么的远，而我的兴趣、想法和回忆离我的父母又是那么的近。于是，他们和我都毋庸置疑地落入了一个相反的错觉：我与他们将变得不那么遥远，因为我的父母离我不那么遥远；但随着年龄和环境的改变，一个人会特别注意到代际间明显的差异性或相似性，它们忽而相互独立相互远离，忽而又相互连接相互融合。
重建的回忆
通过这种我们先前提到的方式，孩子的生活对社会环境的融入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多。他通过这样的社会环境或多或少地与过去有了联系，而这个过去同时也是包含了他最私人的回忆在内的框架。这种亲历的过去以后会比来自历史记载的过去更好地支持他的记忆。即便他起初并不能理解这个适应他的框架和意识状态，但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仍会逐渐完成对他的小小内心世界和对他周围社会的区分。但如果这两种元素起初紧密融合，当它们看起来一直在参与他童年时代的自我构建的时候。就不能说，所有符合社会环境的东西以后都将向他显示一个抽象和人为的框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亲历的历史得以同书写的历史区别开来，它具备一切构建生动和自然的框架所必须的要素。思维依赖于这个框架的支持，以便保存和重新发现过去的情景。
但我们还得更进一步分析。在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尤其是等他成年之后，他会更果断更从容地参与到他所属的群体的生活和思想中去，而他起初意识不到这点。这样一来，他对他的过去所做的设想怎么会不被改变呢？他所获得的新认识——对事情、对观察以及对设想的认识怎么不会反作用于他的回忆呢？我们反复讲过回忆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现在的环境对过去进行重建，其他更早时候进行的重建也为回忆作了准备，而这些先前的景象早已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改变。当我们想要通过记忆与我们以前的各种印象直接联系，这些印象肯定会多多少少与我们在报道、证据和可靠消息的帮助下形成的对过去的精确设想有所区别。但即便有可能通过如此直接的方式唤醒回忆，还是无法将这些情况与那些我们所设想的以往的情况区分开来。我们可以把许多设想看做回忆，至少其中有一部分是建立在证据或论断的基础上的。但我们回忆中的社会份额或曰历史份额同我们自己的过去的份额之间的比例要比我们认为的大得多。因为从童年开始，我们就在与成年人的交往中获得了一些重新找回许多记忆并将其精确化的方法，要不然我们早就把这些完全或部分地遗忘了。
这里，我们无疑碰到了一个已经提到过的异议，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重建对一件肯定发生过而我们没有丝毫印象的事件的历史认识，是不是就可以从虚无中制造出一个回忆呢？比如我知道——由于别人对我讲过，而我通过自己的思考也认为那看起来确凿无疑——有那么一天，我会第一次上高中。尽管如此，我对这件事并没有私人的直接的回忆。这或许是因为——由于我连着几天都去了这所高中——所有的回忆都相互交织在一起了。又或许是因为我在第一天太激动了。“我对那段时间和那个意识活跃的时刻”，司汤达说，“没有留下回忆”。（《亨利·布吕拉尔传》，第121页）我把这个事件的历史框架重新构建起来，是不是就足以声称，我重新建立了对它的回忆？
在诺兰导演的电影《记忆碎片》中，男主角身患“短期记忆丧失症”，他只能记住十几分钟前发生的事情，为了让生活继续下去，他凭借一系列微小的物件保存记忆。男主角、其他人物以及观众群体多重记忆的交错制造了一种独特的悬疑氛围。[图源：sohu.com]
当然，要是我事实上对那件事没有回忆，要是我仅仅依据自己有限的历史认识，那其结果便是：一个空的框架无法自行填充，于是，抽象的知识而不是记忆便开始发挥作用。但是，人们能够不用想到某一个日子便回忆起一段时期，而且将这一段时期的回忆简单地等同于对若干日子的回忆的总和，这也是不对的。当事情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已经习惯将它们以整体的形式从记忆中唤醒。这其中偶尔会有一些事件脱颖而出，但它们包含了许多别的元素，不需要我们将之一一区分开来或者任何时候都能历数清楚。于是，由于我先后就读过好几所小学、寄宿学校和高中，每年都要到一个新的班级报到，我就对每次开学有了一个普遍性的回忆——其中也包含了我第一次踏进高中的那个特殊的日子。我不能说我还记得那次开学，但我也不能说我不记得。另一方面，我进高中学习这一历史概念并不抽象。首先，我打那时起就读到了一系列真实或杜撰的报告，其中描述了一个第一次踏进教室的孩子的印象。很可能在我读到那些报告的时候，我对这些印象的私人记忆就与书中的描写混在一起了。我把这些描写唤回到我的记忆里，也许一切都已涵盖其中，我重新感知到了里面所有自已没有意识到的部分，那部分是靠着我用这种方式转录的印象而继续存在的。无论这种印象是何模样，这种如此形成的想象都不再是空洞无物的简单框架了。另外，我在第一次念高中时认识和重新找到的东西要远胜过我仅仅从城市地图上读到它的地名或位置所获得的东西。当时的我每天都待在那里，此后又重新看到它很多次。即便我后来没能重新看到它，我还是认识了别的高中，并把我的孩子送到了那里。我还能记起一些我上学离家时的情景，因为从那时起我与我的家庭一直保持着联系：那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概念，而是关系到一个鲜活的、具体的群体。它的景象就像刚被我重新建立起来一样，很自然地包含于我对开学时的所有印象里。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在回想第一次开学的情景时，重建当时的氛围和大致的景象。对此人们又有何异议呢？是的，这景象是不确定的，无疑也是残缺的，而且首先是重构的。然而，那些我们以为如实保存下来的却又对其本真把握不定的记忆，也同样地几乎完全建立在错误的重新认知、报告和证言的基础上，这样的记忆该会有多少啊！一种环境无法自行产生出一个准确的私人回忆。但我们这里提到的环境是充满了个人考量和家庭回忆的，而回忆是一副融合于其他景象之中的景象——一副被置于过去之中的家庭景象。
掩盖的记忆
我们同样要说：要是我想让我记忆中所有关于我父亲的形象再现出来，去研究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环境是无济于事的。可是，当我碰到一个认识我父亲的人，他向我描述我所不知道的关于父亲的细节和情况，当我的母亲把父亲的生活情景补充完整，并道明他的某些不为我所知的人生阶段的时候——难道我不会觉得自己回到了过去并拓展了一系列的回忆吗？这些并非是关于回顾的简单假象，就好像我发现了一封本可以在父亲在世时阅读的他的书信——这样，这些符合新鲜印象的新回忆就会加入到其他回忆中去，而又不会真的跟它们混为一谈。但我对父亲的整体回忆在变化，而且对我而言，现在的记忆似乎更符合实际。这副从我认识父亲起就留下的印象不断地发展，不光是因为在他生前不断有回忆被添加进去；而且我自己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我的视角由于我在家庭中角色的转换而发生了转移，尤其是因为我还是其他环境的一分子。人们会不会说，存在着一副我父亲的印象，它籍由父亲真实的形象建构而使有关他的别的一切形象——那些我在他去世的那一刻所记住的——都黯然失色了呢？但其中又有多少至今还没有发生改变呢？此外，即便生理上的生命业已结束，即便逝者的身体已经离我们而去，而与他有关的思想却不会立即停止。在一段时间里，人们还是会常常想起他，就好像他还在世一样。他仍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保持着联系，人们会想象他在特定情况下会说什么或做什么。恰恰是在一个人去世后的那天，他的家人对他的关注最为密切。也正是那时候，他的形象是最不确定的，它随着人们对他的不同人生阶段的回想不断变化。事实上，逝者的印象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退入过去后一直在发生改变，因为有些情节变得模糊不清，而另外一些情节又纷至沓来——这些都是随着人们对它的观察角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即随着人们面对它时自身所处的新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我最新获知的所有关于父亲或者同我父亲有接触的人的信息，所有新的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评价，所有我所作的新的考虑——我越是有能力反思，拥有越多比较的可能——都使我越易于“润饰”他的形象。过去以这种方式渐渐消退了，就像它以前给我的印象那样。新的图像覆盖了旧的——就好像与我们关系最近的亲人在我们与我们遥远的先辈之间拼命向前挤，于是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就只限于我们听到的说法了。在同时期，我所隶属的群体并不是同一个。而我也都是从它们的角度来观察过去的。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与这些群体关系更紧密，并且更直接地参与它们的记忆时，我的回忆肯定会得到更新和完善。
诚然，这需要双重前提：一方面，在我加入这个群体之前，我的记忆像它过去那样，并不是每一处都同样被照亮的——就好像我到那时候为止还没有完全感知和理解它；另一方面，这个群体的记忆与构成我的过去的事件之间并非没有关系。
要满足第一个条件，需要我们的诸多记忆回到那样一个时代，一个由于我们尚未成熟、缺乏经验或者注意力而只能对环境和自然的本质一知半解的时代。当我们还过于依赖孩子的群体时，却已经开始把我们的一部分理智——哪怕是以松散的形式——附加进成年人的群体中了。于是出现了一些明暗对比的效果：一件成年人感兴趣的事物也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但常常只是因为我们感觉到了成年人的兴趣——它像一个我们不明白的谜或问题似的附着在我们的记忆里，但我们感到它终将得到解决。有时候，我们起初并未察觉到这种模糊的视角和黑暗的区域，但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它们，因为它们包围了我们最清晰的回忆，并帮助我们通过一个回忆找到另一个。当一个孩子在他的床上进入梦乡而醒来已经睡在火车上时，他感受到的仍是处于父母庇护下的平静——而他并不能解释父母在这期间是怎样做以及为何要这么做的。这种不了解和不明白有许多阶段。从这个或那个意义上讲，人们永远无法企及全知全觉或浑然不晓的极致。
对我们而言，过去的某个场景的内容以及我们对它的理解似乎从不会增加或减少。但我们若是重新与一个曾经卷入其中或当时在场的人相逢，若是他重新唤起那幕景象并进行描述——当我们听了他的话以后，就不会像之前那样，对这一系列细节，对每个部分的相对含义以及对这些事件的普遍意义如此肯定了。因为两个看到同一件事情发生的人今后不可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描述它。这里，让我们再次回到亨利·布吕拉尔（Henri Brulard）的生活。司汤达讲述了他和两个朋友在孩提时如何用手枪射击兄弟之树。那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情景。但他的朋友R.克伦布（R.Co-lomb）在写注解时发现了多处错误。“那些士兵差点就抓到我们了”，司汤达说：“我们从我祖父住所的G号门脱了身，但大家肯定都看得一清二楚。所有的人都在窗口。许多人移近烛台。点亮蜡烛。”“此处有误”。克伦布写道。“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枪响后的四分钟，当时我们三个都在屋子里”。“他和另外一个”，司汤达继续写道，“他俩爬到了房子的楼上，向两个上了年纪的虔诚的女时装商人寻求庇护”。警察赶到了。那两个年老的教徒撒了谎，而两个男孩可能在她们那里过了夜。克伦布的批注是：“只有H.B.（司汤达）进了考迪（Kaudey）小姐的房间，R.C.（克伦布自己）和曼特（Mante）穿过仓库走廊逃到了格兰德大街。”司汤达：“当听不到警察的动静之后，我们出来继续往过道攀登。”克伦布：“此处有误。”司汤达：“曼特和泰拉德（Treillard）比我们敏捷。”克伦布：“泰拉德并没和我们三个在一起。”司汤达：“第二天，他对我们讲到，当他们跑到格兰德大街的大门前时，发现有两个哨兵守在那里。于是他们开始大谈特谈考迪小姐的友善热情，就那样过了一夜。哨兵没有盘问他们，他们溜之大吉。他们的讲述给我留下了如此真实的印象，以至于我没法判断借谈论小姐的友善热情而得以脱身的是不是克伦布和我。”克伦布：“实际上是克伦布和曼特爬上了仓库，而着了凉的克伦布嘴里满是甘草汁，这样他咳嗽起来就不会引起搜查者的注意了。克伦布记起了一条能到达佣人楼梯并通向格兰德大街的通道。他们在那里看到两个他们认为是警察的身影，于是开始平静地、装作正在做游戏的孩子的样子闲聊起来。”司汤达：“当我写下这些的时候，兄弟之树的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记忆有了发现。我觉得自己看到兄弟之树被两英尺高的方形石块垒起的墙围住了，上面还安了五六英尺高的铁栅栏。”克伦布；“不对。”——这样观察一个例子并非多余，这段描述到那个时候还像别的例子一样清楚，但后来，某些部分忽然就显得不一样而不确定了。甚至当另一个目击者的回忆与之对质时，出现了相反的情节和人物。司汤达的想象力填补了他记忆中的空白：他所说的一切看起来都值得相信——同一束光线投射到所有的墙上，但当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时，却看到了裂缝。
相反，记忆中没有绝对的空白，也就是说，我们的过去中没有哪块区域会完全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人们投射进去的每一副景象都能在回忆的某处落脚，而不会纯粹基于想象——或者基于我们所陌生的历史想象。人们不会忘记任何东西，但对这句话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对柏格森（Bergson）而言，过去完整地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就像它曾经之于我们那样。但是特定的障碍，尤其是我们大脑的行为方式，阻碍了我们对它进行全部的回忆。无论怎样，过去那些事件的景象都完全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里——就像印在书里的文字一样，就算没人翻阅，它依旧存在。相反，对我们而言所存续的，不是我们思维中某个秘密角落的现成景象，而是这个社会中所有重建我们过去的某个部分所必须的依据。我们以更完整更清晰的方式想起它们，甚至认为它们已经完全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如果偶然事件把我们和同我们一样在那个时候参与了某事的参与者或目击者带到一起，如果人们告诉我们或者我们用别的方式发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事实上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填充这些显而易见的缺口的呢？原因在于，那些我们认为虚空的空间，实际上只是一片有些模糊的区域。我们的思想回避它，是因为那里头找不到什么线索。在眼下，由于人们指出我们所遵循的路线是准确的，于是线索浮现，我们将它们连结到一起，它们不断深化并相互交织。它们真实存在，但在别人记忆中的印象要比我们自己记忆中的更为精确。我们无疑在进行重构，但这种重构有赖于我们其他的回忆以及他人已经勾勒好轨迹的回忆。新的图像与那些同样真实的图像相连接，没有后者，别人的回忆就会一直模糊不清无法解释。因此，当我们在某座大城市的老城区游历时，请人为我们讲述那些街道和房屋的历史会令我们尤其感到满足。所有这些都是新的认识，而我们似乎很快就与之熟络了，因为它们与我们的印象合二为一，毫不费力地融入业已存在的背景当中。我们觉得，这个背景似乎能独立唤醒它，而我们所作的设想好像只是对我们已经感知到的东西的延续。这意味着，我们面前呈现的这副景象拥有其固有的意义。它对我们曾是陌生的，但我们已经猜到了其中的某些含义。我们曾与之共同生活的行为类型，需要我们用此后形成的全部经验去发现和解释。对于我们已经了解的事件，新的景象不断进行着填充并得到了更为清晰的意义。记忆就是这样用陌生的事物丰富着自己。一旦这些记忆扎下根，找到自己的位置，就无法同其他回忆相区别了。
广义的框架和邻近的环境
要让他人的记忆以这样的方式增强和完善我们的记忆，我们认为，还必须要在这些群体的记忆和构成我的过去的事件之间建立某种联系。我们中的每个人其实同时都或多或少是若干群体的成员。如果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最广泛的那些群体——比如民族——我们也不能说（尽管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父母或朋友的生活都包含其中）像民族这样的群体会对它的每个成员的命运感兴趣。我们可以设想，民族的历史是一系列改变民族生活的重大事件的可靠组合。它与地方历史和省市历史的区别在于，只有关乎全体国民的事件才会被确立下来，或者把民众看做民族的成员。以这种方式所理解的历史，即使它非常细致，有助于保存和重新找回对我们个人命运的回忆，它所涉及到的个人也必须是某个历史人物。肯定存在着某个时刻，一个国家的所有国民会忘记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家庭以及那个受限的群体，而他们的视野通常止于自身群体的边界。还有些民族事件在同一时间改变了每个个体的生活。这是很罕见的。尽管如此，这些还是能给这个国家的所有国民提供一些时间依据。但是，通常情况下，国家与个体相离甚远，以至于个体只会把与他个人历史没太多交集的国家历史看做一个宽泛的框架。在一些描写某个家庭或个人命运的小说里，事件所发生的时代几乎失去了任何意义：把这些事件从一个时代置换于另一个时代之中，其本身的精神内涵不会有任何丢失。当内在人生（Innenleben）从那些呈现于历史记忆表层的外部环境中突显而出时，它难道不会在程度上有所增强吗？当某些小说或戏剧作品被其作者安排到几个世纪之遥的时代——这难道不是为了把当前事件的框架撇在一边，好让受众更好地体会感官游戏是如何独立于历史事件而存在，并如何在所有时代都保持一致时惯用的艺术手法吗？当人们把历史记忆理解为事件的结果，其回忆保存着民族的历史，那么，不管是它自己还是它的框架就都没法表现那个被我们称为集体记忆的基础了。
可是，在个人和民族之间还存在着某些更为受限的群体，它们同样拥有自己的记忆，但其变化对成员的生活和思想的影响要更为直接。当一个律师保存着他所辩护方的诉讼案件的记忆，当一个医生保存着他所医治过的患者的记忆——当这些人想起与他有联系的同行之时——当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面孔上的时候，他个人生活的一切细节就不会那么深入内心了，于是，他就无法想起某些与他从前的自我、家庭命运以及朋友关系相联的那些构成他的历史的想法和行为？毫无疑问，这些只是他生活的一个方面。但是，每个人——我们还记得——都在同一时段相继出现在不同的群体中。另外，从时间和空间上看，每个群体都在分化，然后团结得更为紧密。在这些群体中，有一定数量的原初集体记忆在不断发展。在一段时间里，这些集体记忆维持着只对群体有意义的事件的回忆，但是，它们对群体成员的兴趣越大，其自身的数量就越少。在大城市里很容易陷入遗忘，而一个村子里的居民却在不断地相互观察，他们的群体记忆忠实地记录了每一个能被觉察到的行为举止，因为这些行为举止会反作用于这个小社会，并推动它的改变。在这样的环境里，每个个体都共同思考和回忆。每个人无疑都从自己的视角看问题，但与他人的视角联系得如此紧密如此一致，以致当他的记忆走样之后，他只需要借用他人的角度，就能将其纠正过来。
对集体记忆和历史的最后对比
由前面所有的分析可以得知，集体记忆不能与历史相混淆，而选择“历史记忆”这样的表述并不是恰到好处，因为它连接了两个不止一处有矛盾的部分。毋庸置疑，历史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的记录，这些事件占据了人们记忆的大部分空间。不管是书上读到的还是学校里学到的，这些过去的事件都是根据一定的必要性和规则筛选和编排而成的。它们并不强迫任何一个人类群体把它们作为活跃的财富保存下来。这意味着，历史通常始于传统中止的那一刻——始于社会记忆淡化和分崩离析的那一刻。只要回忆还存在，就没有必要以文字的形式将其确立下来，甚至根本没有确立的必要。同样，只有当一段时期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历史乃至于某个人的历史处于太遥远的过去，以至于人们不能指望在他们生活的环境里还能找出许多对那些历史至少还有一点回忆的见证人时，我们才需要将这些历史写下来。如果一系列的事件已经不再有群体作为记忆的承载者——包括那些卷入其中或知道其结果的，参与其中或听到过当事人生动描述的——当它们分散于若干个体记忆，而这些记忆在由于完全陌生而对这些事件不感兴趣的新的群体中被遗失，那么唯一能拯救这些回忆的办法就是将它们按顺序用书面形式记录下来，因为话语和思想会消逝，而文本则可传承。如果记忆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回忆者——个体或群体——感觉在进行连贯的回忆，那么，历史又怎么会是一种记忆呢？因为，阅读这段历史的社会与史实见证者和参与者之间的连贯性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架起桥梁，重建中断的延续性，肯定也正是历史学的目标之一。但只能把握现实的人们怎么才能重新唤醒产生于过去的集体思潮呢？历史学家可能从最细致的琐碎工作中发掘出大量人们以为已不复存在的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史实——尤其是当历史学家有幸发现未公开的回忆录时。然而，人们是否能说，随着诸如19世纪初《圣西门回忆录》（Mémoires de Saint-Simon）的出版，1830年前后的法国社会就真的与17世纪末和摄政统治时期的社会建立起了生动而直接的联系？这些“回忆录”都有些什么最终成其为基本的历史描述呢，即被足够多的人阅读过，以便形成各种集体观念？这些出版物唯一的作用在于让我们理解我们与作者以及他所描述的事物距离有多远。要拆除将我们与那个时代隔开的藩篱，仅仅让一些分散的个体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些文章中是不够的。学习这些历史只是某些专家的专利，即使存在一个《圣西门回忆录》的读者群，这个群体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无法容纳大量的读者。
《圣西门回忆录》法文版书封 [图源：book.kongfz.com]
以考究事件细节为目标的历史具有学术研究的特性，而学术研究只是极少部分人所为之事。如果他们仅局限于保存在当今集体记忆中还具有影响的过去之景象，那么，他们从过去当中截留下来的仅仅是当今群体所感兴趣的东西，这意味着，其少之甚少。
集体记忆与历史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区别：集体记忆是一种连续的思潮——是一种非人为的连续性，因为它从过去那里只保留了存在于集体意识中的对它而言活跃并能够存续的东西。根据集体记忆的定义，它不能逾越该群体的界限。一旦一个时代不再对下个时代感兴趣，那么遗忘了它部分过去的就不再是这个群体了：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连续的群体。历史把几个世纪的结果分成了若干时期，就像人们把一部悲剧作品的素材分成若干幕一样。但在一场戏剧演出中，当同一个情节从这一幕延续到下一幕时——人物的性格始终保持一致，其感觉和热情也在不断向前发展——而对历史，人们的印象却是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一切都改头换面了——利益驱动、精神状态、对人和事的评价方式，以及传统和对未来的展望——而看似同一群体的重现以及基于地域、名字和社会普遍属性的外部分类则继续存在着。但是，构成两个前后相连时期内同一群体的全体人类是两个片段，他们只触及双方相对立的终点，并不真正构成同一个机体。
毫无疑问，人们一开始并没有从代际的顺序中找到一个充分理由，证明其延续性是在某个特定时刻而不是在另一时刻中断的，因为每年的新生人口数几乎没有变化——由此，社会很像是人们编结出的那些线绳，他们让一缕缕动物或植物的纤维相互缠绕下去，有规律地叠加延展，最后编结出了线绳——或者说，更像织物一样，是通过线条的交叠产生的。棉布和丝巾固然有区别，但其图案或花色末端的分界线是一致的。代际的顺序是否也是如此呢？
处于群体之外并超越了群体的历史会毫不犹豫地对浩瀚的史实进行粗略的划分，且一劳永逸地将其归档入册。它这样做，所遵循的不只是必要的教条的概括。它似乎把每个时代都看做一个整体，其大部分内容都与之前和之后的时代无关，因为它要完成一件特定的作品——不管它是好是坏，抑或不好不坏。只要这件作品尚未完成，只要特定的国家、政治、宗教状况还没有发展出所有可能的结果，那么，哪怕是年龄相差悬殊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他们还是处在同一水平线上。一旦作品完成，一旦出现新的任务——从这一刻起，未来和过去的几代人就形象地分别处在一座山的上下坡上了。还会有一些晚到的人。但年轻人甚至会从比他们年长的那代人手里抢过一些人来，以此加快自己的步伐，好像他们害怕“错过了交接”。相反，那些被同时分到山坡两边的人，即使离分界线很近，他们也不会看得更清楚。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同样少得可怜，就如他们还在山坡下方时一样——一些人在这边，另一些人在那边——也就是说，深深沉迷于过去抑或不再属于过去的东西，或者可以说，他们处于曲折缠绕的时间线上相距甚远的点上。
有许多东西都符合这种形态。从远处并以整体的角度，但主要是从外部，从一个不属于他所观察的群体的旁观者角度来看，这种类型的事件能够以小组的形式放到前后连续而相互分隔的整体中去，其中每个时代都有开端、中点和结束。但同历史——对差异和事物尤其感兴趣的历史一样，群体内部散布的特征浓缩并传递给某个个体形象，以便这个形象能变得清晰可见，并把他在现实中花费更长时间（可能是几年）完成的变化进行传递和浓缩。当某个事件动摇了社会结构，将这个结构部分毁坏或更新之后，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只有等一个新的社会真正从自身创造出了新的力量，并为自已设定了另外的目标时，人们才能察觉到这种变化。历史学家不可以对这条分界线太较真，不能认为生活和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每个人都会察觉它——就像喜剧演员呼喊说：“百年战争今天爆发了！”有谁知道，在一次战争或一场在两个社会间撕开鸿沟的革命过后，年轻的社会或是社会的年轻部分（仿佛中间有一代人消失了）首先与年纪大的那部分达成一致去做的，是否会是消弭分裂的痕迹，让对立的两代人相互靠近，并且排除干扰保持发展的延续性呢？社会必须继续存在下去，即使社会组织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特别是当它确实发生了转变——使其扎根发芽的最佳手段就是与一切还能把握传统的元素巩固关系。危机过后，人们又会对自己说；在哪里中断的，就得从哪里重新开始。一切都得从头再来。而实际上人们在一段时间里感觉不到什么变化，因为他们把延续性的线条又重新接上了。这种不久后便会消失的错觉至少使得人们从一个时代过渡到了另外一个时代，而且似乎没有造成任何集体记忆的中断。
事实上，在集体记忆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并不像历史那样界限分明，而只有不规则和不确定的边界。现在（可以理解为一段特定的、对当今社会感兴趣的时段）和过去的区别并非如两个相邻的历史时期。因为过去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两段历史时期是同样真实的。一个社会的记忆会尽可能地延伸至群体记忆所及之处，它们就是由这些群体记忆组成的。记忆遗忘了大量以前的事件和人物，绝不是出于恶意、厌恶、反感或者冷漠，更多地是由于那些保存在回忆中的群体消失了。要是人的生命可以延长一倍或两倍，那么，以时间单位计算的集体记忆的范围将大大扩展。另一件尚未确证的事情是，当承载着众多传统的社会艰难地向前发展时，这种扩展记忆的内容是否会更为丰富。同样，要是人的生命缩短了，那么，缩短了时间跨度的集体记忆或许并不会就此减少，因为在一个如此卸去重负的社会里，转变会接踵而至。由于一个社会的记忆会慢慢消解，因此当其中的个体，尤其是年长的个体去世或脱离这个社会之后，群体无论如何都会不断改变，记忆也会一刻不停地调整边界。另外，很难说一个集体记忆是在哪一刻消亡的，也很难说它们最终是否会脱离群体的意识——因为只要它们被保存在社会体的某个有限的部分里，人们就足以重新找到它们。
历史，事件之印象；集体记忆，传统之所在
集体记忆实际上有很多种。这是它区别于历史的第二个特性。历史是不可分割的，可以说只存在一个历史。关于这个说法我们是这么认为的：诚然，人们可以区分法国史、德国史、意大利史，以及特定时期或特定地区、特定城市的历史（甚至是一个人的历史）。人们有时候也会指责那些过于特殊化的历史研究，指责过于注重细节的研究文章，因为那些研究忽略了整体而把部分看做是某种意义上的整体。但是，让我们更近距离地观察一下：在历史学家的眼里，细节研究的合理性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彼此依附的一个又一个的细节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又与其他的整体合为一体，在这个综合而成的全体景象中，没有一个成分隶属于另一个成分，每一个事件都同样有趣，都值得用同样的方式加以重视并记录下来。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套评价方式，历史学家并不是站在某一个真实而活跃的群体的立场上（它们存在或曾经存在过），对这些群体而言，各个事件、地点和时间早已并非都具有相同的意义了，因为他们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接触它们的。然而，历史学家却完全是有意识地要保持客观和中立的。即使在书写自己国家的历史时，他也会致力于罗列全部的事实。这些事实与另外某个特定的整体，与另外某个国家的历史能够合并在一起而不会破坏其连续性，人们在欧洲历史的整幅画卷中也不会由于国家不同而对同一历史事件产生观察方式上的差异，而更多的是看到事件本应有的结果和全貌，而且这不是为了服务某个国家或某个群体，而是独立于群体的评价而存在的。因此，在一副这样的景象中，就连那些将各国区分开来的划分行为——如同其他事件一样——本身也便成其为了历史事实。一切都在同一个层面上。历史的世界犹如海洋，所有的历史分支都汇入其中。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书写历史的最初，甚至随后的时代里，人们曾屡次企图撰写一部包罗万象的世界史。这是历史精神的自然倾向，是一种对每个历史学家都具有致命诱惑的驱动力，只要他不是出于谦逊或者缺乏毅力而局限于自己的研究范围。
毫无疑问，历史的缪斯是圣歌女神。历史可以表现为人类全部的记忆，但实际上并不存在无所不包的记忆。每个集体记忆都有时间和空间上受到限制的群体作为承载者。人们可以把过去的全部事件组成唯一的景象，前提是人们把它们从那些群体的记忆中抹掉，割断他们与社会环境的精神生活相联系的纽带，而只保留其时间和空间上的样式。这不再涉及到将它重新唤回到现实，而是把它放进历史分类事件的框架里——一个对此群体而言亦是陌生的框架——并用相互对比来给它下定义。这表明，历史首先对差异性感兴趣而忽视相似性，没有差异性就没有记忆，因为人们只记得那些共同特征属于同一个意识的事件。尽管存在着地点和时间上的多样性，历史还是将这些事件看做表面上可比较的元素，它们允许历史把它们像一个或多个主题的变化一样相互连接起来。只有这样，历史才能向我们提供一个简略的过去的概貌——它慢慢地把集体的发展总结到一个瞬间，通过一些生硬的转化，通过一些民族和个人的行动来将其意象化。它以这种方式向我们呈现出一副统一而完整的景象。
相反，为了对集体记忆的多样性有一个大致的概念，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自己人生的历史是怎样的一副景象。在我们讲述它的过程中，当我们每次回忆某一个我们曾经所属的群体时，我们不妨停下来想一想，以便我们从内部对其有深入的了解，并把对它的全部认识一一道来。在这当中，仅仅区分几个与我们可能有关联的整体是不够的，比如我们的父母、学校、朋友、同事、社会关系以及某些我们可能所属的政治团体、宗教协会、艺术圈子。这些大范围上的群体划分是很轻松的，但还只是停留于现实世界的表层。这些群体包含了许多更小的群体，它们只占据了群体空间的一部分，我们所接触到的只是某个群体中按照地域划分出来的一部分。那些群体在发生转变，在四处分散。因此，即便我们身临其境，不离开这个群体，它还是会通过其成员或慢或快的更新变成另一个群体，而与它建立之初的成员之间只保留了共同拥有的少数传统。同样，当人们长期在一座城市里生活，他就会有新朋友和老朋友；就是在家里，也会有丧事和喜事等一系列的开端和新起点的诞生。当然，这些新的群体有时候只是社会下属分部的扩展或分支，并融入新的整体。但是，我们从中划分出不同的区域，当我们从一个区域转入另一个时，穿过我们意识的就不是同一个思潮和记忆顺序了。这表明，多数群体，即便它们眼下尚未分离——如莱布尼茨所说——其各种无尽的线条却已经表现出了可分的社会本质。
现在，让我们来观察一下集体记忆的丰富内容。我们不想断言说，集体记忆相对于历史或历史记忆而言只具有相似性。要讨论某种记忆，必须将它所包含的时期以某种方式区别开来。其中的每个群体都有一段历史，且有人物和事件之分。但我们会发现，相似性在记忆中仍处于中心地位。在群体回顾自己过去的那一刻，他们可能会觉得它依旧如故并体会到身份认同。我们已经说过，历史会绕过那些看似没发生过大事件的时期，而生活就在这段时期里重复——尽管形式上有些许不同，但没有本质的改变，也没有中断或变革。但是，首先为了自己而活着的群体所追求的，是构成它思想主体的感觉和景象的永存。于是，没有对群体产生任何深刻影响的时间占据了群体成员的大部分记忆。那些可能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事件，以及人们在家族记载中尤其看重的家庭成员的不同行为，可能会通过允许其家属把他们自已的、尤其是区别于他人的几乎不变的不同性格揭示出来，从而保存它全部的意义。相反，如果一个事件、一个或几个成员的行动或者外部环境给群体生活带来了与他们过去不一致的因素，那么就会产生另外一个有着自己记忆的群体。他们的记忆中只有对已经存在的群体残缺和混乱的回忆，而这些回忆正是在这次危机之前留下的。
历史是一系列变化的图像，当然——从它的角度看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因为它着眼于整体，而几乎每年这个整体的某个地方都会发生某些改变。但对于历史而言，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每个这样的改变都会对社会机体的另外某个部分产生影响，并在这里或那里触发其他变化。所有的迹象表明，历史事件的排列顺序都是断断续续的，因为每个事件同它之前或者之后发生的事件在时间上都是分开的。由此人们会认为，在这段时间里什么都没发生。实际上，那些记录历史的人，尤其是关注变化、关注差异的人很清楚，要在一件事情与另一件事情之间建立过渡，需要有一系列的变化产生，而历史所感知的只是其（积分学意义上的）总量和最终结果。如此设计对历史的观察方式，因为它是从群体外部着手研究的，而且涵盖了很长的时间跨度。相反，集体记忆是从群体内部进行观察的，其时间跨度不会超过人类寿命的平均值，甚至很多时候还会更短。它向群体展示的是他们自己的全貌，而且无疑是过去的全貌，因为它涉及的便是他们的过去——然而，他们又能够在任何时候重新认出这些连续的局部图像。集体记忆是一副相似性的景象，它认为群体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它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群体上——而在它看来，发生改变的是这个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与联系。由于这个群体总是这一个，变化当然就只能是表面的：变化，亦即在群体内部发生的事件，自己就消融在相似性里了，因为它们看似拥有相同的内容，也就是不同角度下的该群体不同的基本特征。
此外，如果这不是同一个范围的两个区域，如果这个群体不是回忆着自己的记忆并退回到自己的立场，不是将自己孤立起来，并把自己限定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形式里，记忆还怎么可能形成？况且，声称人们能将过去保存于现在，或是把现在带进过去不会自相矛盾吗？毫无疑问，当它认为相似性比差异性更大的时候，它已经被假象所迷惑了，但它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它之前给自己绘制的图像已经渐渐改变了。但是，不管这个框架是扩展了还是收缩了——它不可能在某一刻被挣脱，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能设想，群体的注意力渐渐地只集中在自己退居次要地位的部分上了。关键是，它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的特征能够存续下来，并留有整体内容的印迹。并不是说，当我们不得不脱离一个群体——不是暂时的分离。而是由于它最后的成员的雅失，由于我们的地点、职业、好恶和信仰的转变迫使自己与其诀别——然后唤起我们记忆中与之一同度过的全部时光而使得回忆喷涌而出，于是在我们看来，有时候最久远的好像就是最亲密的，更确切地说，好像所有的回忆都被同样强度的光线照亮了——就像黄昏中融合成一片的物体一般。
*本文选自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第一编“基础理论”，丁佳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电影《1942》剧照。[图源：cn.ny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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