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力成、张翮翾 | 社会记忆研究：西方脉络、中国图景与方法实践

钱力成，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研究》杂志编辑，中国社会学会文化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包括文化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特别是有关社会记忆的研究。[图源：person.zju.edu.cn]

张翮翾，资料暂缺，作者图暂缺。

专题导言
记忆，连接了个体与集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当我们谈及社会记忆时，谈论的往往是具有社会属性的记忆，关注人们的想法如何在社会中被建构、整合与延续。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以来，西方记忆研究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丰硕的跨学科理论和研究成果。而在经历着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记忆研究的意义也正愈发凸显出来，如何反思社会记忆的建构以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现实，或许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课题。
本专题前五篇意图呈现西方记忆研究领域的经典理论著作，以记忆研究开创者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这一概念的阐述开篇，紧接着选取了两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记忆潮”时期的重要作品，涵盖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理论范式和文化与历史人类学框架下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专题第四篇标示着记忆研究在概念上由“集体记忆”到“社会记忆”的转向；第五篇则通过保罗·康纳顿的论述强调了权力视角在相关研究中的重要性。专题第六、七篇从西方的理论脉络转向中国的经验研究，自第八篇起呈现了四位学者的研究著作，涉及中国语境下记忆与政治、性别、媒体这些交叉领域的实践。专题最后以对记忆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作结。限于篇幅限制及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优秀的经验研究作品在本专题中未能穷尽，笔者才疏学浅，也请诸位读者不吝赐教。

摘要
通过对中西方文献的梳理，本文勾勒出西方记忆研究的发展阶段和主要内容，分析了记忆的机制与分支记忆研究，同时归纳了中国记忆研究的“国家权力视角”、“社会群体视角”和“历史变迁视角”，并提炼出“国家在场”、“底层立场”和“制度变迁”的中国记忆研究特点。在分析方法层面，本文总结了“符号和文本”、“口述史和民族志”、“比较历史”和“定量”四种路径。最后，在中西方对话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中国记忆研究的社会意义和未来方向。

一、引言：“记忆潮”与记忆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社会政治变迁、后现代思潮影响，特别是在民族国家转向过去寻找合法性的历史背景下，西方社会迸发出了对“记忆”超乎寻常的热情和兴趣（Kammen，1995；Olick & Robbins，1998）。不仅表现在大众对于记忆话题的好奇，也体现为西方学术界对记忆研究领域的热忱。可以说，在20世纪20年代哈布瓦赫的奠基性著作之后，记忆和记忆研究在80年代重新焕发青春，西方学界把这个时期的记忆研究热情称为“记忆潮”（memory boom）。

与此同时，记忆研究在中国国内学界也逐渐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如果说西方的“记忆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那么中国的“记忆潮”则是在2000年之后才逐渐出现。一方面，中国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恢复，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记忆理论传播到国内需要时间；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变迁，特别是东欧社会转型的影响，中国学界也开始更为严肃地思考过去对于未来的意义，思考记忆对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影响。

尽管中国学界对于记忆的话题已不再陌生，但迄今为止，大多数理论引介还停留在对西方记忆理论少数经典学者的介绍，对西方当代记忆研究的理论成果还较少涉及。与此同时，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本土的记忆研究也需要得到理论上的梳理以更好地与西方对话。另外，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学界，迄今也鲜有对记忆研究方法的系统归纳。出于这些考虑，本文将通过对中西方文献的梳理，进一步厘清西方记忆理论的谱系及其当代发展，勾勒中国记忆研究的视角和特点，并归纳记忆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正如王汉生和刘亚秋（2006）所言，我们关注记忆，“不仅是为了‘对抗遗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

二、西方记忆研究：内容与谱系

西方对于记忆的社会和文化维度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我们将从记忆研究的确立与发展、记忆的机制和分支记忆研究三部分来勾勒西方记忆研究的谱系与主要内容。

（一）记忆研究的确立与发展

西方社会记忆研究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参见Erll，2011b）：1920-1930年代的理论奠基时期、1980年代的“记忆潮”时期，以及当代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性记忆时期”（cosmopolitan memory）。莫里斯·哈布瓦赫是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也即现代记忆研究的开创者。在《记忆的社会框架》（Halbwachs， 1992）中，哈布瓦赫首次提出了“集体记忆”概念，将个体的记忆置于集体的框架之中。个体不仅在社会环境中获得记忆，而且有赖群体的框架来唤回和重构记忆。哈布瓦赫认为记忆并非对过去的保留，而是在现在基础上的重新建构。不过，哈布瓦赫并非独自关注这一领域。他深受涂尔干及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学者的影响，与同时期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布洛赫和精神病学家布隆代尔就“集体记忆”研究的理论和经验导向有极为深入的交流（Bloch，2011；Blondel，2011）。

第二个阶段即“记忆潮”时期。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人物有法国第三代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诺拉以及德国“文化记忆”理论的提出者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夫妇。诺拉的《记忆之场》戴丽娟主译的中文本译作“记忆所系之处”（Nora，1984-1992）将法国社会的记忆空间编纂成为一部百科全书，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展示了记忆与历史、记忆与承载人群从统一到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被诺拉称作从“记忆的环境”（milieux de mémoire）到“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的变迁。在“记忆的环境”中，历史与记忆在生活中是统一的，因为生活中无处不是历史、无处不是记忆。但是在现代社会，记忆已经与日常生活脱离，需要依赖人为的纪念仪式和节日、档案资料、博物馆、纪念碑等一系列外在场所加以保存。所以诺拉说，“我们如此热衷地谈论记忆，因为记忆所剩无几”。（Nora，1989）。

阿斯曼夫妇是当代“文化记忆”研究传统的重要开创者。他们根据记忆的时间跨度及意涵区分了沟通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和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前者指存在于日常沟通领域的短时记忆并通过群体中的代际传播而得以存续，具有有限的时间跨度（三、四代左右）。后者是超越日常生活领域与个体生命周期的长时记忆，包括久远的神话传说、集体舞蹈和庆典，以及被图片、文字等外在媒介保存下来的过去的事件和信息。在文字出现之后，记忆储存变得更加容易和稳定，也使文化记忆出现了中心与边缘的划分（Assmann，1995；阿斯曼，2012）。也正因此，阿莱达·阿斯曼区分了活跃的功能记忆（functional memory）和被动的存储记忆（stored memory）。前者指与现实相关、被经常使用和重构的记忆，对群体认同的塑造和建构产生直接作用；后者则是文化记忆中处于边缘、不再与现实相关、被压抑或不被使用的记忆（阿斯曼、阿斯曼，2012）。当然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的边界是可以相互渗透的，也是可以根据历史需要而互相转化的。

德国“文化记忆”理论的提出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夫妇。可参阅往期推文：阿斯曼 | 集体回忆的形式：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图源：xw.qq.com]

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80年代“记忆潮”的出现与西方，特别是欧洲所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大屠杀以及东欧剧变等历史事件关系密切。东尼·贾德分析了战后欧洲国家如何面对二战记忆的问题，即如何看待自己与纳粹的关系。人们常把自己和战争的胜利方联系起来，所以“我们”（包括德国）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纳粹）才是战争的加害者，于是，围绕二战记忆的“抵抗”神话就被建构起来了（Judt，1996）。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深刻影响了欧洲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研究，正如诺拉所说，“只要提到记忆就必定要提到大屠杀”（见Muller，2002：14）。另一些关于大屠杀的研究我们将在“创伤记忆”一节中详述。当然，奥利克也提醒我们，虽然记忆研究和大屠杀制造的“文明裂痕”（civilization rupture）关系密切，但我们不能说是大屠杀决定了记忆研究的出现（Olick et al., 2011）。此外，东欧剧变对欧洲的记忆研究也影响深远。一方面，中东欧的后共产主义转型使得一些以往的禁忌记忆得以出现（Judt，1996），学者们也用各种“后”字打头的术语（后社会主义、后灾难性、后殖民主义等）来形容转型后的欧洲（Blacker & Etkind，2013）。在这个视角下，学者们开始对欧洲各国在前苏联时期的国家创伤（national trauma）事件进行研究，如波兰的卡廷惨案和乌克兰1932-1933年大饥荒（见Zhurzhenko， 2011；Sanford，2005）。另一方面，由于共产主义的历史痕迹一直存在，1989年的剧变在部分人看来还是“未完成的革命”（Mark，2010）；而很多人在承受剧变带来的社会变迁压力及不安全感后又开始出现对共产主义时代的怀旧情绪（nostalgia）（Bartmanski， 2011）。

西方记忆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可以说是“正在发生的历史”。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记忆研究也遇到了瓶颈：除了增加更多的案例之外似乎缺少了理论扩展的空间。埃尔（Erll，2011b）针对当今社会的全球化背景提出了新的记忆研究方向，即“旅行记忆”（traveling memory）、“跨文化记忆”（transcultural memory），以及列维和施耐德（Levy & Sznaider， 2006， 2007）等学者所强调的“世界性记忆”（cosmopolitan）。埃尔（Erll，2011b）认为在当代社会，记忆的范围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记忆通过各种媒体以各种形式不停地传播和“旅行”，并且不停地在时间和空间中被转换、重构。所以记忆不是一个被“场”所限制的客体，而是一个不断流动的乐章。我们现在拥有的也不是单维度的记忆，而是包含了多种社群、文化和权力关系的多层记忆（multiplicity of memories）（Olick， 2007）。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学科对记忆的研究视角是不同的。由于记忆研究总会涉及对过去的理解，因此记忆与历史、历史学的关系成为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在传统史学家看来，记忆和历史有本质区别，因为记忆是不可靠的、是无法被用来追寻真相的（Collingwood， 1993），因此，记忆往往无法成为传统历史学的资料来源。哈布瓦赫也认为记忆与历史有本质区别——历史是已经死去的记忆，它无法和现在发生“有机的、经验的”联系(Halbwachs，1992；Olick & Robbins 1998)。但是，记忆与历史有本质区别的观点在近年来不断受到挑战。一方面，受历史学界文化和社会史转向的影响，记忆越来越成为历史研究的“证据”。另一方面，受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人们对于什么是“真相”、是否有客观真相的理解开始改变，这也使得记忆与历史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彼得·伯克甚至直接宣称“历史就是社会记忆”（Burke，1989）。

除了社会学和历史学，记忆研究也有其心理学除了心理学，记忆研究也和文学研究等其他学科有关。例如宇文所安（2004）就曾在《追忆》一书中分析过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由于篇幅所限以及本文对社会学、历史学的侧重，此处就不再赘言的传统，例如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创立并在1960、1970年代得到发展的实验和认知心理学研究（见Olick et al.， 2011）、托尔文对记忆存储和提取作为两个独立功能的强调（Tulving，1995）等。但心理学传统往往强调记忆的个体维度，与社会学的视角有很大区别。作为美国当代记忆研究最重要学者之一的奥利克（Olick，1999a）曾特别区分过“集体记忆”和“集合记忆”的概念。集合记忆是指个体记忆的加总，个体仍旧是记忆的主体。但是这种进路却排除了记忆中无法被还原为个体的、独立存在于集体的部分。集体记忆的进路源自涂尔干的传统，强调集体表征的自在性（sui generis），更多关注群体层面的符号、仪式，以及其他超越于个体存在的社会和历史要素。但是，由于“集体记忆”一词在文献中的滥用，奥利克和罗宾斯提出了“社会记忆”一词来强调并囊括各种对记忆“社会性”的研究。这一概念不仅保留了原来“集体记忆”概念的广度，也避免了与集合记忆、个体记忆等个体维度记忆研究的混淆。因此，我们也用“社会记忆”一词来归纳迄今为止的记忆研究。

（二）记忆的机制

纵观西方记忆研究的脉络，记忆的机制和作用一直都是研究者关注的中心问题。记忆的形塑（现在与过去的关系）、记忆的记忆（记忆的传承）和记忆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是其中最核心的三个问题。

1. 记忆的形塑

社会记忆研究领域对现在与过去关系问题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两个传统。一是过去中心观的传统，认为现在是由过去塑造和决定的。希尔斯（Shils， 1981）认为即使在现代社会的剧烈转型和变迁中，传统依然存在并不断影响和形塑着现在。另一个是“现代中心观”（presentist）的传统，即认为记忆是现在对过去的重新建构，过去会根据现在的需要不断被重新叙述和表达甚至“创造”（哈布瓦赫，2002)。在霍布斯鲍姆和兰格的《传统的发明》一书中“现代中心观”被推到了极致。那些看上去流传久远的传统其实具有很近的源起，甚至是19、20世纪的发明（Hobsbawm & Ranger， 1983）。

这两个传统一个强调了过去的决定性，另一个则夸大了现在对过去的无限可塑性。于是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综合并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巴里·施瓦茨民对华盛顿和林肯形象变迁的研究中提出，过去并非仅根据现在的情境和需要凭空建构，现有的社会情境只是对存在于历史中的过去进行拣选（selection）而非创造（invention）（Schwartz，1987，1991，1996）。此外，奥利克在研究德国战后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历次纪念仪式时发现：记忆不仅是对过去事件的回忆，也是对每次纪念仪式的记忆；对于过去的建构是一个“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的过程（Olick，1999b，2003，2005）。

2. 记忆的记忆

记忆也有自己的记忆和历史。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科技也改变着人们对记忆的记忆和传承。雅克·勒高夫将记忆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Le Goff， 1992）。第一个阶段是记忆的“前历史”（prehistory）时期，此时人们还没有发明文字和书写，记忆主要靠口耳相传。第二个阶段是记忆的“古典”（antiquity）时期，人们记住记忆的手段逐渐从口耳相传（orality）过渡到了书写（writing）。第三个阶段是记忆历史的中世纪时期，强调了“记忆的基督教化和记忆技术（mnemotechnology）的发展”（Le Goff， 1992）；记忆被区分为宗教仪式化的循环性记忆和普通人的记忆（lay memory）。第四个阶段以现代印刷媒体（printing press）的出现为标志。印刷媒体的发明使人们第一次感受到标准化的记忆和共同体的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安德森将“印刷资本主义”看作“想象的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原因（Anderson， 1991）。第五个阶段为20世纪至今，即电子媒体发展影响下的时代。收音机、电视等的发明不仅改变了人们记忆的内容同时也改变了人们记忆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如今，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出现，人们记忆的方式再次发生了改变。“记住一切”成为可能，而“被遗忘”却成为重新需要争取的权利（right to be forgotten）(见Mantelero， 2013)。

当然，除了媒介，记忆也通过其他机制得到传承。例如，康纳顿（2000）就强调了记忆的身体维度，论述了记忆在纪念仪式和身体习惯中的操演（performance）和体化（incorporation）过程。当记忆由于不断的操演而成为身体的一种习惯时，过去的印记就在身体上得到了体现。当然，记忆也可以通过场所（例如建筑物、纪念馆等）得到保存，这也是诺拉“记忆之场”理论的重要观点（Nora，1989）。

此外，伊维塔·泽鲁巴维尔还分析了日历（calendars）和纪念日等时间机制对记住记忆的作用。在他看来，日历定义了一个社会的基本时间结构，而这个结构同时促使也限制了人们想象过去的方式和能力（Zerubavel，1981）。犹太教的逾越节和基督教的复活节日期的历史变迁便与犹太人的群体认同息息相关（Zerubavel，1982）。

3. 记忆与（国家）认同

记忆与认同总是密不可分。共享的记忆或纪念仪式所营造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归属感成为群体和国家认同的基石。18世纪末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以及民族国家的建立都需要从记忆中寻找认同和合法性的依据。诺拉（Nora，1989）所提出的“记忆之场”概念就是在追溯法国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和认同中形成的——“历史的加速度”（acceleration of history）导致了生活记忆与历史的断裂，我们越来越依赖外在的场所来保存和唤醒记忆的碎片。安德森也强调了新的记忆形式（以印刷媒体为代表）对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的重要性（Anderson，1991）。而霍布斯鲍姆和兰格所说的“传统的发明”也是在18、19世纪民族国家的诞生中发展起来的（Hobsbawm & Ranger，1983）。

当然，记忆可以用来塑造国家认同，但也可以用来稀释认同。例如，吉利斯编辑的《纪念：国家认同的政治》就揭示了这两方面的现象：一方面民族国家通过纪念日和纪念仪式来塑造认同，另一方面族群、性别、社区认同等也稀释着民族国家认同的统一性(Gillis，1994)。由此可见，对于过去的纪念本身就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领域，是不同群体对于过去的解释权、话语控制权以及自身合法性的争夺（Zerubavel，1995）。

（三）分支记忆研究

除了记忆机制，西方对分支记忆的研究也不容忽视。其中声誉记忆和创伤记忆尤为引人注目。

1. 声誉记忆

声誉记忆研究关注的是个人（特别是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其他声誉承载者（如组织或作品等）在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声誉塑造和变迁。从理论层面看，西方对声誉记忆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视角：第一个视角强调声誉承载者的内在特质。例如，韦伯在论述合法性时曾提出过“克里斯玛”（Weber， 1946）的概念，也即领袖人物所特有的个人魅力。这些个人魅力无疑会影响后人对领袖的评价。第二个视角强调特定群体塑造声誉的能动性。例如，费恩阐释了“声誉经营者”（reputation entrepreneurs）如何根据自己的群体利益影响和建构那些曾经在位的无能者和有争议者的声誉（Fine， 1996，2001）。此外，施瓦茨（Schwartz， 1991）所说的“意识形态发言人”（ideological spokesmen）、郎氏夫妇（Lang & Lang，1988）所分析的艺术家声誉的塑造者也都强调了声誉塑造过程的能动性。第三个视角强调声誉塑造的社会历史背景。施瓦茨对美国总统华盛顿和林肯的分析（Schwartz，1991，2008）可以说是这一视角的极佳代表。在施瓦茨看来，华盛顿和林肯的声誉变化不仅是他们的个人特质决定的，也受美国内战、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和“后英雄时代”的来临等一系列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此外，郎氏夫妇在分析艺术家声誉时也特别提到了文化及意识形态因素对声誉构建的影响（Lang & Lang， 1990）。当然，这三个视角并不是互斥的，很多声誉记忆学者在具体的研究中往往会采取多个视角。

2. 创伤记忆

创伤记忆是当代西方记忆研究的另一热点，其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韦伯宗教社会学中的“神义论”（theodicy）概念，即人们对自身所受苦难的意义寻找和建构过程(Weber，1946)。当代创伤记忆研究的代表是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理论。亚历山大阐释了文化创伤的社会建构过程，驳斥了创伤作为事件本身属性的观点。他强调“承载群体”（carrier group）围绕所经历的苦难做出的意义陈述（claim making），以及这些意义陈述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回应（Alexander et al.， 2004）。亚历山大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了犹太大屠杀的记忆如何由一种反抗纳粹统治的“进步话语”（progressive narrative）转变成一种受难式的“创伤话语”（trauma narrative）（Alexander et al.，2004）。

另外，在创伤记忆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对于“艰难的过去”的研究。例如，瓦格纳-帕奇菲奇和施瓦茨通过追溯越战老兵纪念碑的设计和建立过程，展现了越战老兵、传媒、政治精英、设计者等主体对此段创伤记忆的意义争论，以及纪念碑建立之后大众对其进行的新一轮意义阐释和建构（Wagner-Pacifici & Schwartz， 1991）。由于“艰难的过去”常触及集体的创伤，所以常常充满矛盾和悖论并因此形成针对不同群体的碎片化表述（Vinitzky-Seroussi，2002）。同样，9.11也是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化创伤研究的对象。例如，西姆柯（Simko， 2012）分析了围绕9.11纪念仪式所形成的“正义”与“邪恶”二元论、苦难“悲剧论”等各种话语，并指出这些话语最终是为了给创伤赋予意义（也即韦伯意义上的神义论）。

美国越战老兵纪念碑（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心区，由华裔建筑师林璎设计，用于纪念越战时期战死的美国士兵和将官，刻有57000多名阵亡者的名字。[图源：cn.depositphotos.com]

通过梳理记忆研究的历史、记忆的机制和分支记忆，我们已经勾勒出西方记忆研究的脉络和谱系。自1920年代以来，西方记忆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时空上也涵盖了东欧、西欧和美国等不同地区。虽然西方记忆研究也有其自身的问题（例如理论突破的瓶颈），但其取得的成就可以为中国记忆研究提供借鉴。与此同时，拥有独特政治历史环境的中国也可以为记忆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三、中国记忆研究：视角与特点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将迄今为止中国的记忆研究归纳为三个视角，即“国家权力视角”、“社会群体视角”和“历史变迁视角”。在此基础上，我们提炼出国家在场、底层立场和制度变迁这三个中国记忆研究的特点。

（一）国家权力视角

“国家权力视角”是中国记忆研究中十分有代表性也常被运用的视角，其特点是强调国家权力对于记忆的塑造作用，特别是国家如何通过记忆来塑造认同与合法性。

中国记忆研究学者对于诉苦、土改、大生产运动等的研究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例如，郭Yuhua、孙立平（2002）关于“诉苦”的研究发现：为了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政权通过对“诉苦”和“忆苦思甜”权力技术的有意识运用完成了把农民生活世界中的“苦难”上升为“阶级苦”的过程，从而有效动员并保证了农民对共产革命及新政权的认同。郭Yuhua（2008）对“受苦人”的研究在论述农民苦难的社会性根源、让“受苦人”发声的同时也谈到了类似的“革命解救苦难”的过程。此外，李里峰（2007）、纪程（2006）也分别对土改中诉苦技术的运用和“阶级话语对乡村社会的嵌入”进行了研究。高蕊（2015）在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抗战事件如何成为一种“文化失忆”现象时也分析了“忆苦思甜”在形成阶级性主流话语时的作用。此外，周海燕（2013）通过对“南泥湾精神”核心记忆代码、模范塑造等记忆技术的分析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记忆来塑造认同和政治合法性的过程。

另一些历史学者运用诺拉“记忆之场”的概念对中国（特别是民国时期）进行的记忆研究也体现了国家权力的视角。例如，陈蕴茜的研究发现，在抗战之后，“各地均将收回的租界或日本占领城市原有道路改名为中山路”，而这“显然是基于中山路与三民主义道路系统具有民族主义象征意义”，折射出了国民党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和“意识形态”日常化（陈蕴茜，2007）。在关于中山陵的研究中，李恭忠（2009）详细分析了民国政府如何通过孙中山的葬礼来“再造民国”，如何把孙中山从“总理”塑造为“国父”的历史过程。此外，孙江（2004，2014）主编的《事件·记忆·叙述》、《新史学（第8卷）历史与记忆》两书中还收录了圆明园、岳飞庙等一些“记忆之场”的研究，其中也涉及到国家权力的主题。

当然，国家权力也不是全能的，它对记忆的塑造也会受到社会环境及行动者能动性等因素的影响。例如，吴毅、陈颀（2012）的研究对土改“诉苦”中农民是否具有自主性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与传统的革命叙事形成对话，而郭Yuhua（2013）在《受苦人的讲述》一书中也展现了农民口中的“恩德”和“自由”话语与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和“解放”话语的碰撞，展现了国家权力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

（二）社会群体视角

社会群体视角强调特定社会群体的认同记忆、“无记忆”甚至相对主流记忆的“反记忆”的研究。群体可以是基于阶级的划分，也可以基于文化、性别、代际，抑或特定历史事件的经历。需要说明的是，记忆研究视角下的阶级和代际问题常不以客观的数字标准来划分，更多情况下是与主观感受和认同关系更为密切。例如，在对代际进行研究时，我们更多是运用曼海姆的理论，将某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共同经历者作为“代”而非纯粹生理意义上的“代”(Mannheim， 1952)。

“知青”研究是社会群体视角下以“代”为维度的代表作。例如，刘亚秋（2003）的研究发现：“青春无悔”是知青群体的一种独特记忆模式，他们通过“苦的意义转置”把自己经历的苦难上升到“共和国的苦难”，使得自己的苦难有了意义。此外，王汉生和刘亚秋（2006）还详细分析了知青对“代”的认同、知青的记忆逻辑（“有意义”和“无责任”）、知青记忆的建构和维系（知青文学、聚会）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刘亚秋（2010）提出了“记忆的微光”概念，用以描述和分析那些在传统权力概念之外的、“属于个体的、难以诉说的部分”。

知青聚会的场景。[图源：news.cnnb.com.cn]

阶级或阶层维度也是社会群体视角的重要体现。李静君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企退休和下岗工人的研究便是其中一个代表。李静君发现，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失业和不安全感加深了工人对计划经济时期的怀旧情绪。下岗工人也会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语言如“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来争取自己的经济权益（Lee， 2007）。

性别维度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在分析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郭Yuhua（2003）探讨了当地女性记忆的特点和过程并提出了“心灵的集体化”概念。郭Yuhua指出当地女性对过去的回忆和叙述充分显示了（布迪厄意义上的）符号权力的影响，妇女在生活的集体化过程中同时也完成了“心灵的集体化”。

此外，人类学关于家族、族群和民族的庆典仪式、神话传说和历史记忆的研究也构成了社会群体视角的一个重要维度。景军通过对甘肃大川村的村民，特别是孔姓家族在革命时代的受冲击和改革开放时期的记忆恢复和重建，着重分析了孔姓族人如何运用各种策略与国家的主流话语进行周旋，进而通过记忆来重塑社会关系并进行社区重建（Jing，1996）。赵世瑜对东南沿海太阳生日传说和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的解析，揭示了历史的动荡变迁在民间信仰、祖先记忆和族群认同形成过程中的烙印（赵世瑜、杜正贞，1999；赵世瑜，2006）。纳日碧力戈（2000）则强调了信仰仪式肢体操演的重要性，运用康纳顿的理论分析了各烟屯蓝靛瑶的信仰仪式和社会记忆。此外，王明珂探讨了边缘族群如何借助历史记忆来建构华夏或非华夏的族群认同，分析了羌族如何成为汉、藏的双重边缘，并诠释了羌、藏“弟兄祖先故事”所依托的历史心性（王明珂，2006，2008，2009）。

（三）历史变迁视角

这一视角着重强调记忆随着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的变迁而延续、改造和重构的过程，也即特定记忆的历史。持此视角的研究者大多集中于历史学领域。例如，刘燕军（2009）分析了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是如何根据冷战格局、“反对美帝国主义”、“揭露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和“中日友好”等现实的需要而发生改变的；罗志田（2000）研究了五四之后各政党团体和运动当事人出于历史环境需要或自身利益考量对五四历史进行的重新建构及其对后世记忆五四的影响。此外，罗福惠与朱英主编（2011）的四卷本《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分析了政府、党派、民间社会、历史学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辛亥革命的不同记忆和诠释，呈现了大众传媒、教科书、文艺作品等历史文本对辛亥革命的记录和评价。

历史人物形象变迁也是历史学中记忆史研究的代表。卢元伟（2006）通过对1930-1990年代历史教科书的分析展现了林则徐从草莽英雄到“反帝爱国”和“开眼看世界”的形象变迁。陈蕴茜（2009）对孙中山从“总理”到“国父”这一走上神坛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了孙中山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义变迁。

（四）中国社会记忆研究的特点

国家权力视角、社会群体视角和历史变迁视角是对中国记忆研究内容的归纳，但在经验研究中，这些视角常常是相互融合的，体现了中国记忆研究在理论和制度环境上的特点。

首先，“国家在场”概念是中国记忆研究的鲜明特点。虽然西方记忆研究也经常涉及国家认同等话题，但就国家权力卷入个人和群体记忆的程度而言，中国的确是更为深入的。在中国，无论记忆的承载者是个人还是群体，国家在他们的生活世界和生命历程中一直是“在场”的。“诉苦”中农民的“苦感”、知青的“青春无悔”记忆等都与国家的宏大叙事分不开。当然，个人或群体可以认同、无视或者反抗国家对记忆的塑造，但它们都无法不去面对一直在场的国家权力。

其次，中国记忆研究尤其是社会学的记忆研究具有强烈的底层立场与社会关怀。这在西方记忆研究中是不多见的。在中国社会学恢复之初，费孝通（2007）就说自己穷经皓首、“志在富民”，即强调学以致用的学术立场。这个立场影响了一大批后来的社会学者。对于中国的记忆研究而言，这种影响即使不是直接的也是不容忽视的。郭Yuhua就十分强调为底层发声的学术立场和社会责任。“底层”这个概念虽然隐含着强烈的阶级含义，但它并不是传统社会分层文献中所指涉的下层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底层”是一个经济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也正因此，郭Yuhua（2008）把“底层社会”和“受苦人”的概念进行了连结。李猛在质疑杜赞奇（Duara， 1995）“分叉历史”的观念时也特别强调真正理解底层碎片化、凌乱和无头绪的叙事，而非仅用底层记忆去形成一种与线性国家历史相反的反叙事以“填补历史的空白”（李猛，1998）。方慧容（2001）在研究西村土改时提出的“无事件境”概念在理论上也有类似的用意。可见，中国的记忆研究具有很强的为底层发声、把底层或个人从“大写历史”中解救出来的社会关怀和责任感。

此外，中国记忆研究也有其体制特点，即记忆研究与中国近代以来急剧变迁的政治、社会体制和特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联系紧密。自中华民国建立到共产革命胜利、再到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的开展以及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社会在一百年间经历了世界历史上不多见的急剧变迁。中国的记忆研究强烈地受到这种政治社会变迁的影响。当然，西方，特别是欧洲自一战开始也经历了社会变迁，从这个角度而言此特点也被很多欧洲国家所共享。但是，中国体制变迁有其特殊性。欧洲，特别是东欧国家在89年的转型后纷纷进入“后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得到了延续，而且与市场和社会转型相结合而成为一种新的“中国模式”。这也使很多中国研究学者用“法团主义”（corporatism）（Chan，1993；Oi，1999）、“新传统主义”（neo-traditionalism）（Walder，1988）、“新权威主义”（neo-authoritarianism）（Perry， 1993）等各式各样的名词来形容中国社会的体制特点。在这些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周晓虹，2011）无疑为中国记忆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历史契机和理论土壤。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的记忆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也能够通过与西方的对比和对话而对总体的记忆理论做出贡献。

当然中国的记忆研究也需要理论上的反思和扩展。很多研究，特别是历史学的记忆史研究，没有明确或深入地与西方的社会记忆理论对话，即便提到了，也仅停留在哈布瓦赫、康纳顿或诺拉的理论框架。社会学关于诉苦和底层的研究更多地是与印度的底层研究以及斯科特的国家视角和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理论对话，没有提及西方的苦难和创伤记忆理论。如果能够加强与西方记忆理论的深入对话，不仅可以拓展中国记忆研究的视野，也可以增加对于经验材料的理论分析和总结。

四、社会记忆研究的四个方法

尽管中、西方都出现过记忆研究理论综述，但迄今为止，关于记忆研究的分析方法还鲜有系统性的总结。在梳理西方和中国文献的基础上，我们概括出了四类记忆分析方法，分别是：符号和文本、口述史和民族志、比较历史和定量分析方法。值得说明的是，划分和总结这四个方法的主要维度是分析路径和方法论层面的，在资料收集层面它们并不是互斥的。

第一种方法是符号和文本分析（semiotic/textual analysis）。其特点是通过对文本（符号、话语等）的分析，来挖掘文本本身所蕴含的语义特质（包括编码和指涉）及其与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其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是对包括文字、图像、建筑等在内的文本收集。不过细究起来，虽然符号和文本分析都基于文本，但具体方式却有所不同。基于符号学（semiotics）和阐释学（hermeneutics）的解读侧重对文本本身特别是语言结构特征的分析。例如，在分析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文章中，亚历山大（Alexander， 2002）发展出了“编码”（coding）（事件是否邪恶）—“赋值”（weighting）（事件有多邪恶）—“叙述”（narrating）（事件的意义）的分析框架来解释为什么大屠杀可以成为全人类共有的创伤记忆。

如果说符号学传统的分析具有强烈的结构主义和语言学色彩，那么基于文本与社会历史环境关系的“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结构”和“硬邦邦”了。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大部分有关社会记忆的研究都是基于不同历史时期文本（如报纸、出版物、个人的日记，甚至电影或新媒体等）的分析来解释记忆的发生和延续机制。施瓦茨关于美国社会对华盛顿和林肯的记忆变迁的分析就是极好的例子（Schwartz，1991，2008）。在中国的语境下，高蕊（2015）对教科书及文学作品中的抗战及阶级诉苦叙事的分析、王汉生和刘亚秋（2006）对知青文学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文本分析的运用。

第二种方法是口述史和民族志分析（oral history and ethnography）。这个方法和学界的历史转向关系甚笃，其特点是通过对被访者的深入访谈或对他们的生活进行人类学式的深度参与观察，记录并探索他们所叙述的社会历史。由定义可见，此分析路径的资料收集方法主要依靠访谈、民族志和参与观察。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来说，郭Yuhua（2008，2013）关于诉苦和骥村的“底层”研究、王汉生和刘亚秋关于知青的研究（王汉生、刘亚秋，2006；刘亚秋，2010）、方慧容（2001）关于“无事件境”的研究、景军（Jing， 1996）关于“神堂记忆”的研究都采用了口述史的方法。纳日碧力戈（2003）更是指出口述史的操演本身就是一种“立体”的社会记忆、一种作为行动和身体活动的社会记忆。在方法论层面，中国的记忆研究也做了深入的探讨。例如，应星（2014）在评点郭Yuhua《受苦人的讲述》一书时提到口述史研究涉及三部分材料，即以访谈者与口述者之间的问答为框架的语言部分，各种没有语句意涵、属于非语言性的声音，以及噪音（如声调、手势、表情等）。认为，对非语言性的声音和噪音也需要重视。

第三种方法是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与“符号和文本分析”相比，虽然比较历史分析在资料收集层面也会用到文本，但更多侧重于档案、报纸、传记等历史文本，即更多关注其历史性而非符号性。在分析路径层面，此方法主要运用斯考切波所代表的“宏观—因果”（macro-causal）分析思路，其常见的提问方式是：为什么对象A和B在有类似社会历史环境的情况下（即很多“控制变量”保持不变）会出现某事件或现象的不同结果？是什么结构因素或社会机制导致了这种不同结果？由这种提问方式可见，斯考切波并不关心“话语”或者所谓的“解读传统”（interpretation），因此也与“符号和文本分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为与历史社会学息息相关的记忆研究自然也受到其影响。例如，阿姆斯特朗和克雷格（Armstrong & Crage， 2006）比较了美国1960年代的石墙暴动和发生在三番、洛杉矶和纽约的其他运动，指出只有石墙运动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行动者是否认为此运动值得纪念（commemorable）和行动者是否具有足够记忆能力（mnemonic capacity）将事件转化为记忆载体（commemorative vehicle）。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某个社会运动才会被社会记住并被构建为某群体的中心认同。此外，扬森在研究为何墨西哥的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和尼加拉瓜的桑地诺（Augusto Ce′sar Sandino）这两位英雄人物被用不同的方式记忆时，也运用了类似的思路并提出了“声誉轨迹”（reputational trajectories）的概念和机制来解释（Jansen， 2007）。

第四种方法是定量分析方法（quantitative analysis）。即主要通过量化的分析手段来理解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其资料来源或是问卷，或是文本（包括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值得说明的是，在现有的中、西方文献中运用定量手段来研究记忆的作品较少——记忆研究更多强调阐释和理解的路径、强调文本和社会历史的丰富性，因此用简约化的几个变量或模型来研究记忆就会部分丧失记忆研究的丰富性。不过，把这种“简约化”的变量分析看作记忆研究其他方法的补充也未尝不可。

舒曼和康宁对苏联时期集体记忆的研究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Schuman & Corning， 2000）。他们通过问卷询问了被访者对1994年以前60年内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熟悉程度，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代际、教育等对人们集体记忆的影响。此外，舒曼和斯科特在另一项关于美国人对1989年以前50年历史事件的记忆研究（Schuman & Scott，1989）中也运用了类似的方法。在中国的语境下，景军在1992年曾对西北农村四个中学的220名初三学生进行过类似调查，让他们写出秦王朝至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各10位著名中国历史人物，并据此分析学生的历史观和知识结构（景军，1995）。

除了问卷分析，基于某些文本的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如对文本中某些词语或术语出现的频数、频率统计）也可以被看作是量化的资料分析手段。例如，西姆柯对2001年以来9.11纪念修辞的研究（Simko，2012），吴艳红和Knottnerus（2007）对雷锋日记和知青日记的分析都部分采用了内容分析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内容分析也需要和其他方法特别是文本的解读联系在一起才不至于丧失文本的丰富性。

五、结语：社会意义与未来方向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西方的记忆理论和研究已经相对成熟，但也蕴含着某种危机。随着80年代“记忆潮”的退却，不少西方学者开始质疑记忆研究的未来。在涌现出大批优秀的记忆理论后，西方记忆研究似乎出现了停滞——很多新的研究似乎只是用相似理论装饰的个案描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少学者（Erll，2011b；Levy & Sznaider， 2006， 2007）提出我们应该把记忆放在全球化的视角下来理解。而中国在记忆和记忆理论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无疑也是不可或缺的。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记忆研究有三个鲜明特点：首先，“国家在场”，即国家权力对记忆承载者日常生活的广泛渗透。这种趋势自近代以来逐渐加强，个体或群体可以认同或反抗国家对记忆的塑造，但都无法不去面对一直在场的国家权力。其次，中国的记忆研究（特别是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具有强烈的底层立场与社会关怀，这在西方的记忆研究中是不多见的。第三，在制度上，中国的记忆研究与其近代以来的政治体制和社会转型关系密切。中国政治体制的延续与市场和社会的转型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中国模式”。这种“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或“中国体验”（周晓虹，2011）为中国的记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土壤。就此而言，中国的记忆研究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也可以使我们在与西方比较、对话的基础上提炼出更为一般的记忆理论并进而在记忆研究领域做出贡献。

当然，西方社会记忆研究的多样性也为中国的记忆研究提供了理论、经验和方法论的启发。我们认为，中国记忆研究在坚持自身三个特点的基础上，还可以在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挖掘并作为未来研究的方向。（1）苦难与创伤。中国既有的关于农村“受苦人”和知青群体的研究虽然借鉴了底层历史视角和早期集体记忆研究的理论，但尚未与西方的创伤记忆研究和文化创伤理论进行关联和对话。另外西方创伤记忆研究的多样性也有助于拓展中国研究的对象和视野，使之延伸到受灾群体（地震、火灾等）、性少数群体、上访群体等其他社会群体中。（2）声誉与声望。此论题在社会学取向的中国记忆研究中还比较少见，历史学对人物形象变迁虽多有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重在描述，与西方声誉理论的对话仍有待加强。（3）新媒体与记忆。继口头传播、文字、印刷和电子媒体之后，互联网和新媒体（包括大数据）的出现再次改变了人们的记忆方式。由于中国社会学与传播研究的交流还不够深入，新媒体与记忆还没有进入中国记忆研究的主流视野。这恰恰可以成为潜在的发展方向。（4）全球化与多层记忆。中国社会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急剧变迁，但中国的记忆研究大多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在全球化背景下，记忆一方面更加世界化，一方面也更加地方化。世界、国家、群体、家庭层面等记忆层次之间的交互作用（包括认同问题）为中国的记忆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5）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中国记忆研究通过口述史和民族志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同时，中国记忆研究也可以借鉴西方在方法上的多样性。例如，比较历史分析和符号学的方法在中国记忆研究，尤其是社会学领域的记忆研究中还比较少见，也正因此可以成为新的发展方向。

总之，中国的记忆研究方兴未艾。19世纪末以来的巨大变迁和社会发展使得中国成为社会记忆研究的绝佳“田野”。本文希望通过回顾、反思中西方记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社会记忆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本文原载于《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6期，转载自“社会学研究杂志”公众号，如有转载需求，请联系“社会学研究杂志”。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观看多张老照片的场景，象征集体记忆的形成。[图源：medicalpress.com]

〇编辑：弥章  〇排版：阿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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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专题策划人：Ro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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