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生、阎肖峰、程为敏、杨伟民｜工业化与社会分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

王汉生（左图）（1948-2015），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包括社会学方法、社会分层与流动、城乡社会学以及乡镇工业结构发展和改革等。[图源：zhaopin.com]

程为敏（右图），原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社会工作、社会政策、农村社会学及老龄研究。[图源：shehui.pku.edu.cn]

阎肖峰、杨伟民资料暂缺。

专题导言

从20世纪40年代到今天，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等重大变迁，这一转型发展过程中，乡村的经济制度、社会形态、组织方式与文化样态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基本性质与变化的理解，是制定和推进合理农村政策的基础；而对于这一变迁过程的研究与回顾，也有助于我们把握判断和把握乡村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研究时间上，本专题着重选择了较早期的研究文献，一方面意在回顾农村社会学早期研究的发展路径与研究特点；另一方面则试图同当下的农村社会学研究形成呼应，为现有研究提供可借鉴思路。

前三篇概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变迁，以整体性的视角梳理了长时段下农村转型发展的方向。专题第四到六篇关注于改革进程中的经济制度变迁，探讨工业化发展进程对于农村经济形态的影响；七到九篇则关注于乡村组织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第十篇分析了基层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新角色，从政治制度转型方面进行分析。第十一和十二篇，视角转向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城中村现象与城市化问题，从具体个案出发，选取了广州市具有特色的村落，以小见大，探讨城市化进程下的可能性。第十三篇在费孝通“乡土中国”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后乡土中国”的概念，指出乡村发展后期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农民何以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问题，提出从制度、文化和市场的协调关系上激活乡村发展效率的运作机制，呼应了农村研究的学术传统。中国农村转型发展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十分丰富，且在当下仍具有着重要意义，限于篇幅限制，许多优秀的经验研究作品在本专题中未能穷尽，笔者才疏学浅，也请诸位读者不吝赐教。

出于授权与编辑需要，在推送中调换第三篇与四五篇的顺序。

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提出了两种组织工业化的方式，即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以完全市场组织工业化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借助行政手段组织工业化。我国乡村引入工业化综合运用了以上两种手段，各地乡村由于工业化水平及社区集体化程度不同可大致分为四种类型，每一类型的社会分化及层控方式各有特点，因而它们所面临的困境与选择也各异。本文试图对当今农村正发生的这场变革作一理论概括，以期对农村进一步改革有所裨益。

一、理论与历史

（一）两种工业化模式下的社会分化

世界各国近代发展的历史主题均为由传统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纵观这一世界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将实现工业化转变的方式概括为两种理想型模式：（1）以自由化的市场或称“看不见的手”为基本机制；（2）以某种组织控制的或称“看的见的手”为基本方式。第一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由“快乐的英格兰” 农业社会到殖民地遍及全球的大不列颠“世界工厂”体系的建立，在自由放任的市场力量的作用下，经历了漫长的、痛苦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历史过程。而改革前30年间中国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则是第二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它依靠高度计划的、强行政控制的组织手段，通过对农村的剥夺建立起独立的城市工业体系。

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工业化最深刻的影响是：（1）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2）因劳动分工的巨大发展而导致的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工业化的兴起为社会创造出大量新的社会位置，极大地拓展了社会成员的选择空间，这主要体现为职业的多样化，社会成员在社会位置上重新分布，从而形成新的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工业化的过程也就是社会由简单到复杂的结构分化过程。但由于选择了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之间的社会分化呈现出十分不同的形态。

在第一种模式下，由于遵循的是彻底的市场化原则，因此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均可以自由地流动、自由地组合，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分工的要求，在市场的引导下自然地分化。在工业化与市场双重力量的作用下，以血缘和地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一种超越于地域之上的、以对相同社会地位和利益的认同为基础的阶级、阶层意识开始形成，使社会从完全封建等级社会转化为阶级与阶层的社会。伴随着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社会不平等也急剧加大，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在第二种模式下，虽然工业化为社会创造了大量新的社会位置，但由于强调集团内部的均等化，抑制了社会位置间的分化。个体的选择空间虽然大为扩展，但选择的自由极其有限，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要素均按照计划以行政手段进行分配，不允许跨集团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甚至强化了原有的血、地缘关系，使原本应该出现的阶层与阶级意识被集团或社区意识所取代。

在第一种模式下，组织分化的最突出的特征是以血、地缘为纽带的组织被彻底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大量以经济原则为基础的各种专业化组织。这些专业化组织在市场机制的催动下自由地分化与组合，形成了许多跨国、跨地区、跨行业的组织集团和利益群体。而在第二种模式下，各种专业化组织几乎都是在行政力量的干预下建立起来的，自由组合而成的组织集团和利益群体极难发育，每一组织往往集多种功能于一身，功能分化程度很低。由于这种模式强调的主要是行政控制而非经济原则，从而使这些专业组织带有强烈的传统社会的胎记。

在第一种模式下，区域间的分化基本上是一种依经济分工原则的分化，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虽然有一定的差距，但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人员在区域间的频繁流动使区域间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差有限，组织分化与个人分化不带有区域色彩。相反，在第二类模式下，由于劳动力等要素难于流动，各地区在人均收入上显著分化，区域间不仅出现了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的分化，而且这种区域性分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个人分化与组织分化。

可见，工业化对社会分化的影响要受到实行工业化的方式的影响，前者提供了社会分化的基本前提，后者则决定了这一分化的方向与程度。这两个要素是制约一个社会社会分化的最基本的要素，它们的相互作用影响了社会结构的基本过程和主要特征。

中国农村的十年改革实际上是一个逐步引入工业化的过程，这一进程的速度以及这一进程所采取的方式各个地区间不尽相同，从而导致了地区间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模式上的差异。

（二）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分化

1979年以前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分化程度低、分化速度慢、社会流动停滞。整个农村社会按照统一的模式建构，以相同的方式进行控制，并遵循基本相同的发展模式。所有农民不论生活在哪个地区，都享有基本相同的社会地位、扮演同样的角色、依照同样的分配制度（工分制）获得差别不大的经济收入，并拥有同一的身份标志：人民公社社员。所有农民，除极少数人外，几乎被终生束缚在其所出生的社区内，流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社区之间、组织之间、个人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整个农村社会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和均等性。

1979年以来，农村改革使一切大为改观。在短短10年间，中国农村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心理等各方面经历了急剧而深刻的变迁。这一农村改革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承包制使农民由单一的农业生产者转变为集多种角色于一身的独立的经营者，使经营单位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转变为“统分结合，户为基础”。这两个转变为农民群体的分化提供了前提，但是，这种单纯对有限土地的均等化承包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农民群体的分化。1984年开始的第二阶段改革以发展乡村工业和引进市场机制为主要标志。农民走进乡镇企业，进入市场。至此，农民群体的分化才走上了“快行道”。

农村现阶段的社会分化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社会位置大量迅速增加。到1987年为止，农村非农产业的劳动力由1981年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9.3%提高到20.8%，总数达到9000万人。个体户、专业户、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群体大量出现，1986年，仅农村个体户从业人员就有1300多万。此外，原社会角色的内涵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农民从传统体制下的单纯的生产者转变为现在集多种角色于一身的生产经营者。（2）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显著增大。如北京地区农民1987年的人均收入已是甘肃省农民人均收入的3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农村中高收入群体的出现，他们的收入要高出一般农民数倍甚至更多。社会流动也大大增加，1987年，仅进城做工的农民就有1500万。

九十年代“打工潮”，宁夏一位老农在原本毛泽东肖像摆放处晒太阳。[图源：kknews.cc]

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分化不仅表现在个人层次上，而且表现在空间和组织层次上。由于工业发展水平及发展方式的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又得到进一步加强，且大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如西部、中部、东部农民人均收入比由1980年的1:1.05:1.27 扩大到1987年的1:1.21:1.6。更重要的是，各地区在社会结构与发展模式上出现了显著差异，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在组织上，一方面是大量新组织的出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大批完全不受行政干预的、由农民自己建立的组织、组织集团及利益群体的出现，如各类生产经营合作组织，各种协会等等，另一方面是行政组织的职能出现分化，随着承包制后社区行政组织控制力的减弱，一部分功能已由其他组织（家庭、宗教、宗族、企业等组织）所承担。此外，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经济组织间也出现了显著的差异。

西方的社会分化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分化，较易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而日前中国农村的社会分化是以个人所处集团（以血、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区、家庭）为单元的分化，集团间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集团内却仍保持着很大程度的同质性和均等性。而且，由于市场发育程度很低，这种分化不可能依纯粹的劳动分工原则进行，各级社区政府的行政干预与政策指导往往对其起决定性影响。因此，尽管十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很大分化，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它不是依据市场力量长期自然积淀的结果，而带有不稳定性和突发性色彩。

（三）对若干关于农村分化观点的评述

1、阶层论。对于现阶段农村社会的分化，较为普遍的一种理论判定是：目前8亿中国农民这一世界最大的群体业已分化成若干具有不同利益要求的阶层。这种“阶层论”的依据，或者是农民中大量兼业者的出现，或者是农民在不改变身份的前提下职业门类的多样化。如有的论点将农民划分为纯农民、兼业农及纯非农，还有的论点从行业和产业的角度将农民分为“工、商、运、建、服”，并认为农民具有了不同的行业身份和产业身份。此外，另一较有影响的理论是将农民的职业分化认作阶层分化的标准，依此将农民划分为8大类，即纯农民、农民工、农民雇工、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农民知识分子、乡村企业管理者及行政管理者，并推算出以上各阶层的大致人数。上述几种观点将农民逐渐拉大的收入差距和职业群体的出现认作是农民“阶层化”的表征。

我们认为，现在言称中国农民已开始“阶层化”尚为时过早。因为一方面，原僵硬的身份体系已经松动，农民获得了改变身份的较大自由度。但另一方面，“接纳”农民身份转变的结构性体制尚不具备。改革以来，农业已逐渐被纳入发展着的市场经济的现代框架之中，但农业生产者却始终未被现代化城市所接纳，农民中各种萌芽中的边缘群体并未被城市导向的身份体系所接纳。

在财富、权力、声望的分配上，农民尚未形成相互区分开来的社会阶梯。在政治层面上，行政权力和家族控制仍占主导地位；在经济层面上，收入差别也是在社区间和家庭间的意义上展开的，在社会层面上，农民对自身相对城市居民较低的社会地位的认同远高于农民内各边缘群体的认同，对所处社区的认同远高于对职业、行业的认同。

我们认为，中国农民目前的分化尚处于量的阶段，而未发生质的转变：（1）各边缘群体缺乏地位认同和阶层意识；（2）各群体内部联结松散，没有横向联合，组织化程度不高，被家族、社区和区域所切割，（3）目前农民这种“边缘群体”是在短时间内受行政干预形成的，因而带有很大的突发性和不稳定性，如“农民工阶层”受政策的影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农村出现的职业的分化和收入的差距还没有象西方那样经过长期自然的流动积淀为稳定的阶层。

因此，我们在研究目前农村的社会结构时，应该从动态的角度而不是静态的角度展开，由此把握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分化特征、分化机制以及这一分化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影响。显然，要用某种标准去人为地分划一幅正在变动不居的社会图景是有困难的。

2、经济单一说。这种观点将经济变量作为刻画农村社会分化的唯一主要变量。一种理论代表是“梯度理论”，这种理论将区域在经济上的“全面差距拉大”（即不仅在绝对速度上而且在相对速度上）来划分当今农村分化的格局，即东部、中部、西部。另一种理论代表是“经济中心辐射论”，即依与经济中心（往往是大中城市）的距离来描述目前农村的分化态势。

我们认为，社会分化是受多元动力影响的。在中国，行政力量、原社会结构因素与经济变量具有同等甚至更强的作用。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出现的最有意义的变迁是各个地区之间社会结构和发展模式的分化或差异，仅以经济指标来刻画这一有意义的分化是粗糙而又欠缺的。（1）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势力的渗透和工业化的影响，中国农村形成了一个由西向东商品经济呈逐渐发展的阶梯，这一长期历史积淀而成的梯度格局，解放后在计划体制下得到一定的调节，但基本上维持了下来。改革后，虽然这种格局有所加剧，但区域间的分化不再单一地决定于原有的经济发展阶梯。由于地方利益的强化和自主权的扩大，各地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相异的结构组合（所有制的、产业的等）。东西部农村的社会分化不再是一种依自然经济分工为原则的经济分化，而是一种包括经济发展、行政控制方式、社会结构在内的多方面的分化。而各级政府利益的崛起使行政区划成为区域分化的边界，这种分化不仅表现在省与省之间，而且表现在省内县与县之间、县内乡与乡之问、甚至乡内村与村之间。这就使得我们在研究区域分化时，不仅要强调区域间（东、中、西）的异质性和不平等，而且还要着眼于区域内的异质性与不平等。以沿海的浙江省为例，在总体发展水平上高于西部地区，但其内部也存在着与西部相似的经济不发达、工业化水平低、社会控制弱化的地区。同理，在西部的陕西省内也有类似乎“苏南模式”的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控制强的乡、村社区。（2）由于工业化所采取的方式不同，工业化所导致的结果也会因乡村社区行政组织力量干预程度的不同而不同。这意味着，既便属于同一经济中心，同一幅射半径圈内的乡和村，其分化会因各自行政组织控制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强大的集体经济会调节社区内个体间的不平等并抑止异质性的出现，将社会分化仅仅限制在职业分化这个层次上。

二、如何刻画现阶段中国农村的社会分化

中国十年的农村改革是一个引入工业化和市场机制的过程，这就提醒我们必须围绕着这一历史过程来考察中国农村的社会分化。基于各种历史的、地域的、以及某种偶然的因素，各地工业化起步的快慢不同，它为各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提供了不同的前提。

如本文篇首部分所述，工业化对社会结构分化的影响要受到组织工业化的方式的影响，它制约着这一分化的程度与方向。改革使得各行政社区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和选择自己行为方式的自由，它们在组织工业化方式上的不同选择无疑是影响分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可用上述两个因素来刻画中国农村现阶段的社会分化。前者称为“工业化”变量，这里的工业化指的是改革十年来中国农村逐步建立和发展乡村工业的过程，一个社区的工业化水平是以非农产业的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例及非农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例来衡量的。由于农村的社会分化是以行政社区为边界的分化，对工业化的行政化的组织干预主要来自社区政府，而社区政府的控制能力与属其所有的集体经济的强弱成正比，因此我们将集体经济作为刻画农村社会分化的第二个变量，称作“集体化”变量。集体化从形式上讲是社区共享资源在社区总资源中的比重，实质上是党政组织直接控制的资源的程度。衡量集体化程度的具体指标是村、乡级经济在该社区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及乡、村企业所涉及的户数占该社区总户数的比例。如果把这两个变量的相互作用用一个座标系来形象地表示，则其横轴就是集体化程度，纵轴就是工业化水平，如右图: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农村各社区在这两个变化上的分布是连续的，图列4种类型是经过抽象概括的理想状态。

（一）高集体化、低工业化类型

改革前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均属于这一类型。公社制是因家高速发展城市工业的一种组织手段。国家要确保农村向城市工业提供足够的积累，就需要人民公社这样的组织作为依托，这就决定了改革前农村社区的基本特征是：强行政控制，生产要素高度集中且难于流动，以及低社会分化。

1、强行政控制。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功能融合的社区组织。每一级社区领导集党、政、经于一身，对社区成员实行强行政控制，他们拥有进行这种控制的所有资源，这些资源赋予了各级领导以绝对的权力与权威，也导致了社区成员对社区组织的人身依附。

2、要素运行的封闭性。农民具有某一社区身份，不仅限制了农民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甚至同一公社内各大队之间、同一大队内各生产队之间的流动也受到诸多限制，土地、资金的流动更是艰难。人民公社虽然打破了原来建立在血、地缘基础上的封建差序格局，但由于人民公社的社区所有制不允许其成员携带生产资料退出社区，因此血、地缘关系被以新的方式强化，如家长意识、任人唯亲等。

3、低社会分化。由于一般农民只具有人民公社社员这一单纯身份，其经济来源主要是从社区有限的农业收入中获得且按照均等化的原则进行分配，因此在一个社区内，一般农户虽然因劳力多少、技能高低在收入上有所差别，但这种差别微不足道。社区干部则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社区成员，又是国家行政链条上的组成部分。因此，这时的社区内部分化主要表现在社区领导与一般社区成员之间。

（二）低集体化、低工业化类型

农村改革使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可以分割的生产资料和集体财产都均等化地分散到农户，只有那些不能分割的东西留给了集体，家庭成为社区的基本结构单位，个人成为集多种角色于一身的独立的生产经营者，社区内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也已不再依赖于社区行政力量。加之工业化总体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低下，大部分农村地区（以下称“双低”地区）呈现出社会控制弱化、要素流动缺乏活力、社会分化有限等特征。

1、社会控制弱化。土地承包制的实行使乡村干部不再是生产的组织者和经营者，而成为单一的政府在农村进行社会控制的代理人，其行政权力的合法性主要源于上级的行政授权和历史惯性，国家并未赋予乡村干部以行使这种权力的法律的、经济的及制度的相应手段，致使“双低”地区的行政控制出现严重弱化的趋势。乡村干部在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生育、粮食订购等任务上遇到前所未有的障碍，而社会发展及福利所需资金仅单一地来源于向农民摊派和提留，干部由原“施与者”身份转变为“乞讨者”（农民称“有困有难不见人，要钱要粮踏破门”）。集体经济管理职能的丧失使乡村干部权力的合法性面临严峻的挑战，演化成“有权无威”、“有权无力”的半瘫痪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贫困地区集体经济虽然已基本上消失，但由于乡村干部握有国家给予的某些特权，例如扶贫款的分配、农用生产资料的供应等，仍对社区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性的状态。

2、有限的社会分化。由于工业发展水平低，这类地区的社会分化基本上局限于农业型社会这一层次上，分化程度不高，仅仅表现为有限的收入差别。由于缺乏组织力量，社会分化在该类地区完全是农户的一种自致性行为，虽然有极少数“能人”出现，这些“能人”或者是凭借着自身的地位“先富起来”的乡村干部，或借是有一技之长的技术精英，但这并未构成社会结构的改变。所以这类地区的社会分化主要表现在干群之间、少数能人与一般村民之间。

在组织层次上，当人民公社时期的行政组织力量弱化之后，传统的组织力量有不同程度的复兴，例如家族组织、宗教组织、传统经济组织、甚至帮会。这一方面是由于行政组织力量的弱化所带来的功能虚置，如民事纠纷、合作经营、社会保障等原来是由集体承担的功能。另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中介与国家发生关系的集体力量弱化之后，个人直接面对国家与市场，所面临的风险大为增加。

（三）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

上述两种类型是工业化尚未起步或发展程度极低的地区，它们在社会结构和行为方式上的分化主要源于集体化程度的差异。在工业化已经起步的地区，对工业化的组织则分为本文篇首所述的两种方式，即“工业化+市场”、“工业化+行政化的组织”。我国农村“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的类型类似于“看不见的手”模式。这类地区呈现出与英国工业化初期阶段相似的社会特征：社会控制减弱，社会分化显著，要素流动活跃等。不同的是，英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即伴随工业化，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其它各种要素也向城市集中。而“高工业化、低集体化”地区由于采取的是“离土不离乡”发展工业的政策，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同步。

1、要素流动活跃。在这一类地区，工业化的兴起刺激了要素的重新组合和流动，而控制要素流动的行政力量又大为削弱，各种生产要素按照市场原则自由流动，并呈活跃、流动率高的特征。

2、显著的社会分化。这类地区是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分化最大的地区，而且这种分化已被社会结构所容纳。工业化创造了大量的社会位置，要素的自由流动使社区成员按社会分工的要求分布到不同的产业和行业，社会成员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分化。这种分化既表现在不同的产业、行业之问，也表现在同一行业、产业内部不同身份之间。如雇主和雇工、带资入股工人和纯工资收入者等。社会的异质性大为增加。以浙江省黄岩县保全乡钟家村为例：十年前，全村均为种田农民，收入平均化，村民最多可分为干部、群众两大类。随着工业的建立与发展，往日高度同质的社会已被异质社会所取代，村民分化为农村企业家、手工业者、雇工、纯农民、个体工商业者、投资入股工人、贫民等7类，他们各占该村总劳力的7%、29%、17%、5%、15%、26%、1%。

在这一类社区，社会分化还表现为收入差距急剧拉大，出现了一个迅速积聚了大量财富的小群体，其中主要是企业主、个体户、专业户、供销员等。仍以钟家村为例，企业家的年均收入是雇工的5倍以上。同时，社会评价机制也发生了转变，经济成功成为人们评价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经济能人”在社区享有越来越高的声望。

在这类地区，阶层意识已开始代替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区意识，社会异质性与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已经使社会结构发生转变。

3、放任自流的社会控制。与“双低”地区相比，这类地区由于集休化程度的急剧降低，乡村干部同样丧失了赖以进行社会控制的资源。农民与集体的联系链条已被打断，其行为主要取决于市场导向，社会控制器从依赖于行政力量为主让位于市场的自然调控。这种转变导致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不同程度的瘫痪。据黄岩县的调查统计，该县乡村组织能正常发挥作用的只占5%，尚能发挥一些功能的占70%，基本丧失功能的占25%。在教育、参军、计划生育等方面农民完全按照市场的经济理性原则进行选择。以教育为例，由于预期收入与投入相比得不偿失，造成大量流失生，致使这类地区形成一种生活富裕与文化贫困的强烈反差。一些应由政府职能承担的社会公益、社会保障、乡村建设等事业难以发展，社会治安也出现了许多问题。

八十年代南方农村中边干活边带孩子的女工。[图源：kknews.cc]

在这类地区，社会控制方面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社会控制集团的结构的变化，在原有乡村干部的基础上一些迅速崛起的经济能人被吸收进来。这种变化是迫于集体资源的匮乏，通过让这些人参政获得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和乡村建设所需的资金，这也使得这些新兴企业家在社区事务方面具有了更大的发言权。

4、新型组织的发育。在这类地区，一方面是以血缘和亲缘纽带联系起来的传统家庭组织的大量存在，另一方面是超越了血缘与地缘关系的、以业缘为基础的专业性经济组织的出现，以及按经济原则自由组合的组织集团的萌生。行政组织的行政职能与经济职能也发生了分离。组织间的种种分化对个人分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职业和角色上，而不是表现在收入上，个人收入的差异则取决于市场。这些使得这类地区的组织现象相异于“双低”地区，尽管它们面临着改革后由于集体经济的丧失、行政组织控制能力弱化的相同背景。

（四）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

这种类型类似于工业化的第二种模式，其典型代表是“苏南模式”。这类地区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农村改革前的集体资源得以保存，未实行承包分田或虽然实行了土地承包，但其时社队工业已有了相当基础的地区。二是原有的集体资源在实行承包制时已基本消失，新的集体经济是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地区。这种以乡村工业为基础的新的集体经济较之原有的以土地为基础的集体资源更强有力，这就使乡村干部的权威基础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大大强化。这种以行政组织手段发展工业的方式使得这类地区呈现出强社会控制，要素流动与社会分化受到强行政干预，强化了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的社区壁垒。

1、全面的社会控制。这类地区的社区基层组织集行政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于一身，一方面，它凭借行政权力和组织手段动员和集中社区的一切资源快速形成新的生产力，使得它在社区间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它的行政职能又借助于集体经济得到强化。因此，这类地区的社会控制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其它地区乡村干部最头痛的行政任务，如计划生育、粮食派购、集体提留等，在这类地区已不成太大的问题。如江苏省昆山县某乡，对违反计划生育者采取将本人及其全部亲属从乡镇企业除名的惩罚措施，故而无一例计划外生育。在社会保障、乡村建设、社会公益等方面，这种类型社区也都获得了程度不同的发展。

这类地区社会控制是层控式的，朝向科层化发展。一个社区就象国营企业的一个大工厂，采用相同的控制方式（如目标责任制）。村、乡党政经三类组织的成员互相交叉任职，党居核心地位。党的书记通常是该社区集体经济的主要负责人，每一级社区党的负责人均由上级党组织任命。这种集党政经于一身的领导体制使党的各级领导人在社区中具有绝对权威。

2、集团性的社会分化。这类地区现阶段社会分化的最显著特征是集团性的分化，这一点更类似于城市的社会分化。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的社区之间异质性与不平等逐渐拉大，而社区内部则由于集体化的强大抑制作用呈现出较强的均质性。社区集体对社会分化的抑制主要表现在对收入不平等的调节和对异质性萌芽的限制。（1）乡村社区集体对于因劳动分工和经营效益本应导致的收入不平等进行调节，如在某些地区实行的“农工一体化”措施，就是把社区内所有产业都变成社区大企业中的一个部门或车间，全村土地由一个农业专业队承包，务农者与务工者一样都拿社区平均工资。因此，在这类地区没有出现“高工业化、低集体化”地区因工业相对高的收益而导致的农田撂荒现象。社区所属的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也采取均等化的分配政策，所有企业只能在平均收入的有限范围内浮动，即使效益极好的企业也不能超过这个范围。对于企业内部干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有严格的规定，例如相差不能超过2倍或3倍。（2）这类地区虽然因工业化的兴起出现了不同的行业、职业身份，但这种身份上的差异完全从属于同一的社区成员身份，这些具有不同职业、行业身份的社区成员之间并无实质性的差异。例如在“农工一体化”的社区，务工和务农主要是劳动方式上的差异，个人在收入、声望、权利、行为方式上的区别较小，社会结构并未朝向阶层化的方向发展。对于在异质性上有可能出现本质差异的分化则往往采取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如江苏昆山某些地区对私营企业采取“四不”政策，即不发执照、不给能源、村不给土地等。此外，有些地区即使没有明文规定，但由于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个体和私营企业的发展空间极其狭小。这类地区有限的社会分化主要表现在干群之间。

在这类地区，工业和集体经济的发展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社区利益边界的扩大。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个人的利益源于以生产队为边界的集体，改革后生产队基本消亡。由于工业化的主体一般是村、乡集体，这就使这种利益边界巳经扩大到了村，在个别地区甚至扩大到了乡。

公社人员集体上山人工造林。[图源：kknews.cc]

3、要素流动及区域壁垒。这类地区的要素流动一方面受制于传统因素，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另一方面以工业为基础的强大的集体经济追求的是社区利益最大化而非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社区会强行限制那些有损于社区整体利益的流动（即使这些流动对个人利益和经济效益是有益的）。这就导致了要素流动上的僵死性，在资金上表现为，“肥水不外流”，在劳动力上表现为“一个萝卜一个坑”。这种要素流动的僵死性在社区间筑起了一道道壁垒，使得社区成为一个个小“王国”。

三、困境与选择

十年来，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显著的社会分化，这种分化既表现在空间、组织、个人等不同层次上；又表现在经济、社会结构、发展模式等的不同选择上。这种分化既是社会异质性的增加，同时也是彼此间地位（收入、权力、声望）差距的拉大。因此，就农村社会整体而言，其分化不仅仅是一种功能的分化与重组，更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变迁。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这种社会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的分化，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既为中国农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前提和新的动力，也对其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其作出新的选择。

（一）三种类型农村社区面临的不同困境和选择

建立人民公社的宗旨之一就是消除小农经济的封闭性，但公社制的强行政控制最终导致了比原家庭小农经济更大范围内的要素封闭，即在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内的封闭。以引入承包制和发展乡村工业为主线的新时期的农村改革，使社会结构大为松动。由于各类地区工业化进程和发展工业的方式（市场还是集体组织）的不同，中国农村各地区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因而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和选择也各不一样。

1、低工业化、低集体化地区。这类地区代表了我国目前大部分农村社区的状况，处于传统农业型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前夜。这类地区在进一步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是，既要发展工业，又缺乏必要的资金，并且因为原行政组织的瘫痪而缺乏工业化赖以发展的组织依托。因此，这类地区当前首要问题是积累资金，而积累资金不外乎借助于市场力量或行政化的组织力量。在目前的情况下选择多种组织力量更为适应，包括家庭、氏族、民间合作组织、行政组织等各种类型。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行政组织。由于这类地区人员素质普遍较低，缺乏从事商品经济活动的经验，因此这类地区集体组织力量的发挥格外依赖于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应尽可能选用哪些热心为公众办事的经济能人领导社区。

2、高工业化、低集体化地区。对于这类地区来说，政府在工业发展初期采取的“无为而治”政策有利于市场发育，要素能够通过流动得到合理配置，经济效益高，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宏观调控，要素的合理配置有可能要付出较高的代价。因此，在这类地区，应在注意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加强宏观行政调控，并建立一定程度的集体积累。

3、高工业化、高集体化地区。“双高”地区以集体经济为依托，以强有力的行政化的组织手段发展工业的方式的确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果，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工业化过程中通常伴有的两极分化。但一方面，由于追求社区利益最大化加高了社区壁垒，致使要素流动低效运行，资源无法得到合理配置，另一方面党政经高度合一的体制使这类地区将会暴露出我国国营企业的一些弊端，如社区发展的惰性、社区成员的依赖心理、行政力量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等。因此，对于这类地区来说，紧迫的问题是引进市场机制，鼓励其它经济成份和多种组织形式的发育，以市场和组织的双重力量打破区域壁垒，给要素流动松绑。

（二）社会分化带给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整合问题

1、十年中国农村社会分化的显著特征除分化速度及分化程度远较改革前为快和高外，更重要的是这一分化是一种以社区为边界的分化，它使个人分化具有了集团性的色彩，西方国家伴随着工业化所带来的阶层和阶级现象在中国尚未发生。行政社区这一至关重要的社会单位将个人利益和市场切割在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社会集团和区域内，社区之间形成了程度不同的壁垒，它与要素难于流动相互强化，使超越血、地域关系的、以业缘和经济理性为基础的、跨区域利益的阶层与组织难以形成。

中国农村的这种分化特征为社会整合和经济发展设置了新的障碍。被切割的市场造成了资源和资金的浪费、效率低下以及社会冲突的加剧（如蚕茧大战、羊毛大战以及争水、哄抢山林等）、区域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抬头。这种对内“设卡”的局面与国家对外开放的大方向是相悖的。社会分化导致大量利益群体的形成，国家、集体、个人间的利益关系也呈现出新的格局，宏观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政策如果不能与这种新的利益格局相适应，农村已经焕发出来的地方和个人的积极性将再度受挫。因此，对于农村的进一步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利用统一市场的发育和组织网络的形成这双重力量来打破区域壁垒，寻找到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与整合力量。

2、象一切国家和地区一样，我国农村在实现工业化的方式上也存在着两种选择，即是选择强有力的行政控制的方式，还是选择自由放任的市场方式。我们认为，两者也许都不可少，但究竟采用哪种方式，应遵循权变原则。当某地行政束缚过强时，就应该着力加强市场建设，在市场已经发育而缺乏引导时，则要注意发挥行政控制的职能，建立必要的集体经济以防止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所可能产生的种种问题。

3、在影响社会发展的诸因素中，社会结构变盘是其中最主要和最稳定的变量之一。所谓社会结构就是人们在社会位置上的不同分布，一种分布形态会产生一种相应的结构性压力，它限制和规定着社会成员、组织和社区的发展和选择的空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应注意利用社会结构这一变量的作用。要使新的社会结构得以生长，就要求原社会结构的主体具有“容纳”能力。而现实是，农村新生结构要素或群体（如乡镇企业、农民工群体）受城市这一“中心”的拒斥而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这就造成一种“双向无动力”局面。一方面国营职工“贵族化”，国营企业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乡村新兴的企业和群体的积极性，由于不能突破二元格局的天堑而严重受到挫伤。乡镇企业往往成为国家转嫁经济压力的对象，农民工也因城市取向政策的变动而聚散不定。我们认为，目前应该做的是借助商品化的大潮将农村这些新生要素接纳进现代工业的城市体系，使之获得与城市平等的地位和均等的机会。

4、社会分化导致新的社会冲突和焦虑，以往很多以平息焦虑为目的措施都着眼于社会有限财富的平均分配。这种轮番安抚的措施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一些人，因而使各个群体都有一种相对被剥夺之感。我们认为，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如何把“蛋糕”分的更均匀，而要着眼于把它做得更大，力求在发展中解决因分化而产生的冲突。农村十年来的经历就是明证。农村的社会分化虽然高于城市，但由此产生的焦虑却大大低于城市，这无非是因为改革使农村经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

*本文原载于《中国农村观察》1990年第4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七十年代中后期，农民在麦场上学骑借来的自行车。[图源：kknews.cc]

〇编辑：一介  〇排版：岛民

〇审核：绿箩 / 花椒

〇专题策划人：盆栽

更多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