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茜特 | 作为无序的自然——妇女与女巫
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1936~），美国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科学史家。她最出名的同名理论出自《自然之死》（1980）一书，亦即本文出处。她目前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科学、政策与管理学系研究生院教授，研究兴趣集中在环境史、哲学及伦理学。[图源：ourenvironment.berkeley.edu]
专题导言
当地时间11月1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在英国格拉斯哥闭幕。大会达成决议文件，就《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达成共识，大会最瞩目的推进是达成了首个明确计划减少煤炭用量的气候协议。但也果不其然地争议不断，会场内减少煤炭用量的提案激起了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基于发展公平的质疑，事实上，发达国家在此前数次气候大会承诺给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补偿迟迟未得到兑现。会场外，“不再信任表演性的减排承诺”的全球环境活动家也不断抗议，要求实质性的改变（见〈“阿修罗在海上炼狱” ｜与此同时〉）。而在会议的同时，更遥远的度假村和发布会上，马斯克和扎克伯格们则在畅想着向宇宙进军，或进军不用理会世界的元宇宙；当然，他们也不懈余力地向世界售卖这一畅想。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潜在预设的进步历史观和强（男性）人类能动性主张曾在人类世的生态危机面前遇到了真正的挑战，那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发展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回应这一挑战而丰富批判社科理论的重要成果（见〈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入门书介〉）。但在社科理论之外，现在面对的另一玩世不恭、似是而非、却深具影响的思潮则是“马斯克主义”：极端技术进步主义曾经是资本和技术发展能够解决生态问题的盲目信心，而“马斯克主义”则对自然、生态、乃至宇宙采取了看似拜物（fetishize）实则无视的态度。本期策划拣选了一批兼具思辨性和具体性的选文，也集合了遍及经典生态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性、酷儿、去人类学中心、第三世界立场的视角，希望能够唤起重审生态的批判社科视角。
在现代早期变得重要的自然形象，是一个被征服被控制的无序而又混乱领域的形象。如同第1章描述的地母形象，野性的不可控制的自然也与女性联系在一起。自然和女性的两种形象都有两面性。贞洁的少女呈现出和平沉静，地母呈现养育和多产。但自然也带来疾病、饥饿和大暴雨。类似的，妇女既是处女又是女巫。文艺复兴的宫廷把她放在柱脚下，宗教法庭把她放在火堆里烧。女巫作为暴狂自然的象征引起暴雨和疾病，破坏庄稼……无法无天的妇女如同混乱的自然一样需要加以控制。
同时，宇宙、社会和自我中自然的旧的有机秩序，也通过“新科学”的发现、宗教改革时期的社会动乱和人们的兽性性热情的释放，象征性地让位于无序。在这三个领域中，女性象征和活动性都是有意义的。
文艺复兴时期和伊丽莎白时期的作家一直关心的是自然秩序可能打破。英国学者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Elyot）1531年担心地写道，如果秩序消除，混乱就占支配地位。在莎士比亚的叙事诗《特洛伊和克雷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1601~1602年间创作）中，尤利西斯（Ulysses）担心，如果等级阶梯去除了，整个“事业将有疾病”。“去除音阶，弦就没有声调，听到的将是不谐和的声音”。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1594年）担心，如果自然不再遵守她自己的法则，天国框架就会瓦解，月亮从她的轨道上离开，风灭绝了，云干枯了，地上的果实萎缩了，那么混乱将接着发生。
“新科学”的发现助长了对自然有机秩序之衰退和有疾病的感党，大宇宙的旧等级结构已被哥白尼宇宙学破坏。发表于1543年的哥白尼宇宙学提出日心假说，向托勒密的地心宇宙模型挑战。正像伯纳尔·丰特涅尔（Bemard Fontenelle）后来在《多元世界》（Plurality of Worlds，1686年）一书中所感到的，哥白尼用男性的太阳去取代女性地球在宇宙中的地位。
他把地球从宇宙中心抓起赶走，把太阳放于中心，这样更合理。……这样所有东西都绕太阳转，甚至地球本身。哥白尼因地球以前的懒惰而惩罚它，让她把她能做的一切，贡献给行星和天国的运动。剥夺她所有的天国装饰，她以前带着这些装饰如此荣耀地受到注意，现在只剩月亮还围着她转。
16世纪伊丽莎白一世曾被比作托勒密的原动天包围着的女性地球，而17世纪的路易十四成了太阳国王。
这幅肖像为伊丽莎白一世在世时绘制，属“无敌舰队肖像画”（Armada Portrait）系列之一，作者不详。画中伊丽莎白身后窗内是西班牙“无敌舰队”战败场面，右手覆盖美洲，寓意伊丽莎白作为女王铸就“日不落帝国”的功绩。[图源：exploring-london.com]
大宇宙的有机模型看来不再有理，于是需要有一种新的隐喻。约翰尼斯·开普勒（1571～1630年）看到了这一点。1665年他对一位朋友写道：＂我的目的是表明天国的机器不像神性的有机体而像钟表。”第谷·布拉赫1572年看到新的恒星1577年看到彗星，这已经提供证据表明，月亮以上的不变天国漏洞百出。伽利略于1609~1610年的望远镜观察看到月亮上的巨坑、太阳上的黑子、木星周围的卫星、金星的盈亏以及银河等大量屋星，这进一步使人们更加相信自然框架是有缺点的。
在微观宇宙或人体内，由古代医生盖伦（公元130～200年）描述的肝心脑三个器官系统以及与它们相关联的生命元精、天然精气和血气构成的等级结构，由于安德里亚·维萨留斯（1514～1564年），米切尔·塞尔维特（1511～1553年），安德烈·塞萨尔匹诺（1519～1603年），里尔多·哥伦布（1510～1559年）和威廉·哈维（1578～1657年）早期工作的发现而受到怀疑。哈维的工作于1628年达到顶峰，那时他出版著作《论动物心脏和血液的运动》，书中描述了血液循环。最终地界（geocosm）或活的地球正因它最纯净的溪流被污染而被污染，被向其内脏开采金属所污染。约鞠·多恩于1611～1612年写的关于世界之死的周年诗，以及格洛切斯特（Gloucester）主教戈弗雷·古德曼（Godrey Goodman）写的《人之堕落）（The Fall of Man），都已觉察到衰退和疾病症状正在整个有机世界蔓延。多恩的“世界的解剖” （写于年轻的伊丽莎白·德鲁里［Elizabeth Drury］去世后的第一个周年纪念会）哀叹死亡的不仅是伊丽莎白的灵魂，而且是世界灵魂本身：
有病的世界，是的，死了，腐烂了，因为仙宫
你内在的香膏，和你的防腐剂
再也不能更新，你不再活着。
诗中挽歌式的重复句，“仙宫，仙宫死了，仙宫死了”，反复讲述有机宇宙渗透着衰退和疾病：不仅人是可怜不足道的，世界也是残废丑陋的魔鬼，苍白的灵魂，干枯的炭灰。
命运是我们一半行为的统治者，我们愿把她和湍急的河流作比较，当它狂暴时淹没平原，推倒树木和建筑物，把土地从一方搬到另一方。每个人在它面前逃避，每样东西向它的凶险屈而不能反抗它。虽然如此，但当它平静时人们还是能通过堰堤和水渠来提防它。这样当它上涨时或者它可以通向沟渠，或者它的冲击不至于太狂暴和危险。命运也是如此表现她的力，没有什么办法能阻挡她而只能向她屈服，她知道没有什么堰堤、水坝能阻挡她。
但命运潜在的狂暴可以通过进攻来控制。
因为命运是个女人，如果你想控制她，就必须用力量征服她，可以看到她会被勇敢的人而不是冷淡的人制服。因此像一个女人，她总是年轻人的朋友，因为他们不太谨慎、热情似火、更大胆无礼地征服她。
通过采用动物似的狡猾和操纵的方法，王子可以装得像敌人一样来见他的敌人。“于是王子不得不熟知如何像野兽一样行动，去模仿狐狸和狮子。因为狮子不能逃过陷阱，狐狸不能在狼群面前防卫自己。所以人必须做一个狐狸去识别陷阱，做狮子去与狼群斗争。”
在《暴风雨》中，莎士比亚回忆了原始岛上的原始力如何通过普罗斯皮洛（Prospero）操纵性的巫术使荒原变为文明之地。自然的狂暴与生活的轻松相反，使人类的技巧和发明才能成为可能。如果无序的力量能被利用作动力，暴风雨本身就能被创造和操纵——这是诸如阿格里帕和德拉波特写的文艺复兴手册中教的东西。物理本性或人类本性都不应像野蛮的食同类者凯列班的兽类本性那样不受抑制。只有通过在物理和心智领域中完全行使力和控制，才能达到真正的文明。
凯列班（Caliban）莎士比亚剧《暴风雨》中的半人半兽形怪物，通常比喻丑恶而残忍的人。[图源：wordpress.clarku.edu]
在以歹徒为题材的文学中，自然和社会表现为一种野性，这些作品描述无赖主人公为了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存而斗争的冒险故事。虚弱和孤单的个人被用来与自然力相斗。解决的结果不是逃避到牧歌式的纯朴之中，而是为了前进和生存与其他人进行利己主义的竞争性的对抗。在《拉扎里罗痛苦的一生》（The Life of Lazarillo de Tormes，1554年）书中，拉扎里罗（Lazarillo）通过在可能时利用别人以及为了活着躲避有害环境而幸存。汉斯·冯·雅可比·冯·格里默尔豪森（Hans Jakob von Grimmelhausen，1625～1676年）笔下的流浪汉辛普里丘（Simplicius）在30年战争（1618～1648年）的社会野性猖獗之中，为了对付变化的、有敌意的环境，采取会说话的动物的角色。
作为荒野的自然，作为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的一个重要要素，曾是《旧约》解释荒漠的核心。荒凉不毛的荒野和富饶多产的伊甸园以及流满奶和蜜的有希望的土地，形成鲜明的对照。从伊甸园被逐到荒野，是把荒野等同于夏娃屈服于蛇的诱惑时被带来的罪恶。荒漠代表一种要被征服、被开垦的土地，它的肥沃程度直接与降雨量相联系。与倾向于强调仁慈自然的希腊传统相反，犹太传统把自然看作有待打败和征服的条件。即使在《旧约》书中能找到较温和的解释，它也是把自然认作在近世早期变得重要的荒野。对像约翰·洛克、约翰·加尔文这样的新教徒和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来说，上帝授权人类去统治地球。
欧洲和盎格鲁一萨克森民间传说的荒野故事被15、16世纪新世界的探险者变成剧本。航海家们带回了关于野性、荒凉、混沌的土地的报告，说那里对人类居住有敌意。新土地的凶猛成为能支配人类本性的野性和兽性的象征，虽然探险者许多早期的记录曾报导印第安人是和平与有爱心的，虽然在一个等级体系中他们处于野兽和欧洲人之间的某一层次，但到17世纪早期，这种形象已变得冷酷无情。起初，印第安人被多种多样地描绘为有礼貌的、“性情温和的”、“文明而快活的，是一个非常善于发明、敏于理解、有能力的民族”。但一些其他早期描述说，他们“生活得像野兽，没有宗教、没有政府、没有城镇，也没有家庭，不耕作土地，不穿衣服”。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还像初民：“没有文字、没有法律、没有王国、没有共和政治，也没有艺术。”他们“既不受纪律控制，也不是自然地文明起来，……没有房屋、乡镇和城市”。
在1622年弗吉尼亚大屠杀后，英国人关于印第安人的正面形象的描述消失，并转向反面。印第安人变成野蛮、残酷懒惰、粗野的歹徒。他们“极少人性，无视文明、艺术和宗教”，“比他们狩猎的野兽更野蛮”。被认为支配着印第安人并在所有人类身上都表现出来的这些兽欲，也由女人的肉欲和女巫造成的混乱来象征。
无序、性和女巫
与难以驾驭的自然相联系的象征是妇女的阴暗面。虽然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式的情人体现真、善、美，贞女玛丽被崇拜为救世之母，但妇女也被看作更接近自然、在社会等级中从属于男人的阶级、有着强得多的性欲。16世纪宗教改革的激变和女巫审判加强了这种看法。和混沌的荒蛮自然一样，妇女需要驯服以便使之呆在她们的位置上。
罗伯特·伯顿（Rohert Burton）在《忧郁的解剖学》（Anatomy of Melancholy，1621年）一书中大肆渲染年轻和年老妇女淫荡的爱的力量：“在女人中比在男人中更坏。在她是个老年寡妇、一个母亲时，她的确不像要急着结婚的样子。但就在她是这么老的皱皮老丑婆、一具纯粹的死尸、一个女巫、缺乏感情的时候，她还是叫春并必须有一个种马，一个斗士。她必须并将再次结婚，与某些年轻男人订婚。”他说，年轻女人一旦到达青春期就寻求性：“妇女在14岁就逐渐开始，然后她们出卖自己并有些直率的疯狂……。在非洲，男人在14岁很少找一个少女，而我们中许多人到十几岁就找丈夫生活了。”“母亲和女儿有时与同一个男人约会，父子、主仆与同一个女人约会。《亚里士多德名著》（Aristotle's Masterpiece，1684年第一版）是18世纪关于性的通俗手册，它仍然主张较早的一种通常的信仰，认为女人比男人从性中得到更多的快乐。女性被认为在14岁后就渴望性，“她们不关心她们多么快地就正当地去掉了贞洁”。16世纪末17世纪初在英国风行的“关于妇女的争论”中，贪心和淫荡的商人妻子受到挖苦。约瑟夫·斯韦特南（Joseph Swetnam）1615年的反女性主义攻击反映在假设妇人淫荡的标题上：“对淫荡、懒惰、早熟、无常的妇女的责问。”在辩护中，一部名为“斯威特南（Swetnam），妇女的憎恨者，被妇女责问”的戏剧，描写了他因虐待女性而被法庭定罪后走过街道时被上了口套拖着走。
谴责男性身体的堕落直接归咎于女性的肉欲和诱惑，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信条中很流行。那时人们常认为每次完全的男性性行为或“小的死亡”将缩短一天的生命。多恩在“世界的解剖学”（The Anatomy of the World）中描述了这种形象。他描写夏娃对亚当的诱惑，以及当他们进入生殖行为时男性情人的后果：
因为那婚姻是我们的葬礼：
一个女人一次喘气，就会把我们完全杀死
分别地，一个接一个地，杀死我们
我们自己高兴地听任
这样地消耗，并且极为盲目
我们在杀死自己而繁殖我们的种族
在艺术作品中，16、17世纪的妇女被描写为任性傲慢、殴打欺骗她们的丈夫、酗酒并淫荡地把他们拖到床上的人。《女人的欺骗》（1560年匿名出版）的题页描绘了一个女人骑在她丈夫的背上，同时用鞭子打着让他前进。一场家庭争吵则显示了一个老妇正击打与妻子争闹的年轻男人的头。德国艺术家汉斯·鲍登·格里恩（Hans Baldung Grien）的木刻“亚里士多德和菲利斯（Aristotle and Phyllis，1513年）描写亚里士多德像马一样被骑被驱使，而菲丽丝则展示妇女的力量，因为亚里士多德曾为女性指定了一个被动的角色。瑞士雕刻家厄斯·格拉夫（Urs Graf）描写两个妇女正在痛打一个也许调戏过她们的修道士。佛莱芒画家皮尔特布吕格尔（Pieter Bruegel，1525？～1569年）在他的“达利·格里特”（Dulle Griet）中用一个妇女“疯子玛格（Meg）”，来象征暴力和混乱，而在旁边的圣玛格丽特（St. Margaret）在绑住魔鬼。在村庄的欢庆会上，彩车上描绘着妻子打她们的丈夫、向他们扔石头和垃圾进行侮辱的形象。
左图为亚里士多德和菲丽丝，Hans Baldung Grien木刻。右图为两个妇女正在痛打一个教士，Urs Graf素描。
由淫荡女人制造的假定的混乱，表现在几百幅关于妖术的油画和绘画中。德国多明我会僧侣海因希·英斯提特（Heinrich Institor）和雅各布·斯普伦格（Jacob Sprenger）在15世纪末写过一本反女性主义的小册子《锤贝类的恶咒》（Malleus Maleficarum），或叫《女巫的锤子》（Hammer of the Witches，1486年）。这本书以及在汉斯·鲍登·格里恩和奥尔布雷克特·丢勒（Albrecht Durer）的一系列艺术作品中，完全明白地表述了一种教义。在这种教义基础上，后来的200年女巫审判威胁着欧洲各地妇女的生命，特别是在圣罗马帝国的国土上。女巫之宴会的现存图像代表了一种广泛流行的混乱和失控的自然形象，在从事精神横溢的、狂乱的活动中，由妇女支配着自然。1610年波兰雕刻家齐安科（I. Ziarnko）创作的一幅画“为轻率运动和冒失骚乱而战栗。通过所有这些狂暴和混乱喧嚣的疯狂的动乱，名士们在种野性的恶魔似的舞蹈中被推着走”。它以公羊正在向听众传道的形式来代表撒旦，两侧则是女巫。饭后，女巫与她们的魔鬼伙伴野性而又“粗鄙和淫乱”地跺脚和跳舞，伴之以用萧、竖琴、琵琶、琴弓弹奏的音乐。而其他女巫用切碎的蛇和癞蛤蟆在大锅里熬制毒药用来杀男人和牲口。汉斯·鲍登·格里恩的“女巫们”（1510年）用图画描绘三个女巫对社会的报复，她们在云和烟的混沌之中的魔鬼集会上泡制毒药，供女巫差遣的妖精和一个女巫正骑魔鬼山羊到达。
《女巫们》，Hans Baldung Grien木刻。[图源：metmuseum.org]
假定妇女淫荡提供了一个根据，让人们去指责并审判她们的巫术。亨利·博格特（Henri Boguet）的《论女巫》（Discours des Sorciers，1590年）描绘对6个被指控与魔鬼有性行为的妇女的审判，在12年时间内出版了12次。在“与男女巫师交配的魔鬼”一章中，当时是法国圣克劳德大法官的博格特解释道：“魔鬼这样利用他们，因为他知道妇女爱肉体的快乐，他打算用这种可答应的煽动使她们束缚于对自己的忠顺。魔鬼被认作以女人的形式，或与熟睡男子性交的妖精，出现在男人的面前，以及作为男人或梦鬼出现在女人面前。他装成妖精从男人那里取精，然后以梦鬼的形式把它送给妇女。按照博格特，设想魔鬼在行动时身体由稠密的可感知的气组成，所以是物理上真实的。
博格特报告说，女巫在自己家中的床上和在魔鬼集会上与魔鬼交配。并常在树林和田野从事这种活动。他和其他人一样坚持认为她们被妖精吞服。魔鬼撒旦常以这种妖精形式出现在面前。一旦被拘捕，她们就被脱下衣服，在她们身上寻找妖精的标记，考查与魔鬼交配的记号。在审判中，妇女被迫承认与魔鬼的交配是痛苦的，因魔鬼出现的形式很丑恶，而且肚子上来自魔鬼冰冷的部分感觉像火烧。1644～1645年在英格兰几百名妇女被认为有女巫标记——常常是在大阴唇上——而被英国律师马修·布金斯（Matthew Hopkins）处死，他在扑灭女巫的运动中获得“寻巫将军”的称号。
控制和保持社会秩序以及妇女在其中的地位，是女巫审判的许多复杂多样的原因中的一个。妇女构成了巫术起诉的绝大部分：让·博丹（Jean Bodin）1580年估计的比例是50个妇女比一个男人，詹姆士一世（James）在《魔鬼学》（Daemonologie，1597年）中估计为20比1。亚里山大·罗伯特（Alexander Roberts）1616年相信为100比1。英国国内巡回法庭执行的统计数表明，109个被处死者中有102个妇女。1585年，德国特里尔主教辖区的两个村庄，每村只剩一个女性居民。关于几个欧洲国家的近代联合统计表明，在总审判的大约10万人中妇女大约占83％。《女巫的锤子》作为最有名的对女巫的性指责，在1521年以前重印了14次，1576年后又重印15次。此书用女性的“女妖”一词而不是男性的“恶魔”作标题被起诉的大多数是妇女，而且牺牲品中主要是社会低层中的人民，虽然巫术被认为是在社会所有阶层流行。英国国内巡回法院起诉的600个女巫，有596个是商人、庄稼人、穷苦人及其妻子。在当时的社会中，对妇女的宗教、社会和性态度和它们的作用，在描写受害者时起重要作用。
在巫术实践的事实和范围背后，审问者的认识是不清楚的。可以得到的材料主要是女巫的起诉者和辩护者所写的。被起诉者大多数是文盲，没有留下关于他们真正信仰和活动的书面记录。那些写下报告书的人申辩自己是无罪的。但在几乎每人都相信万物有灵的这样一个有机的世界中，在物质和社会地位上均无能为力的人确实是利用巫术来作为一种报复和控制的方法。
《四女巫》，Albrecht Durer绘。图中女性的头饰表明，四人来自不同的社会阶级。[图源：Wikipedia]
与巫术相联系的自然观是个人的万物有灵论。女巫的世界是反等级的，并认为世界处处溶有精神。每一自然物体、每一动物、每棵树都包含精神、女巫可以凭意志召唤、利用并交换它们。女巫被认为通常通过动物妖精与魔鬼或恶魔订立个人契约。她们不依赖于精神的复杂等级机制来接受天国的影响，就像新柏拉图主义的巫术那样。她们也不依赖魔鬼的等级，就像阿格里帕的法术那样。个人与精神或魔鬼的关系的直接性以及报复和控制的可能性，可以说明巫术在被压迫妇女中流行的原因在女巫和她们的意志对象之间没有等级制。
通过召唤精神之咒的力量，妇女可以控制自然力，她们能够呼风唤雨，毁坏庄稼，带来疾病；她们能报复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吸引那些自己喜欢的人，或者把自己或其他任何人变成丑陋的生物。在社会最低层的文盲妇女很少有其他手段去控制和防卫等级社会中的压迫和不公正。在魔鬼的集会上释放出来的热情和暴力，象征着女巫与世界的疏远，这个世界对她很少提供人的舒适和救世希望。
“科学”和女巫
16世纪60年代，科学以巫术的自然主义解释的形式被用于为起诉辩护。在被迷信蒙蔽的时代，科学被判为唯明智和“客观的”。但当时一般并没有认识到那些保护妇女、反对起诉和审判的人，用的是流行的反女性主义论据。
早期为女巫的一种辩护是医生约翰·韦尔（Johann Weyer）在《魔法的魔鬼》（De Praestigis Daemonum，1563年）中作出的，尽管他企图通过自然的解释（基于导致忧郁的黑胆汁过多）来为女平行为解罪，韦尔的书反映了内在流行的自然哲学之中对妇女的态度。妇女之所以成为女巫是因为“她们性轻浮、不忠实，以及她们因年龄面不能清楚地思考。她们特别易受魔鬼诱惑”。因此老年妇女承认真的被魔鬼犯了罪，“而她们的心智受了伤、有问题、受到脑中的鬼怪和幽灵的扰乱。她们的脑已受黑胆汁或它的蒸气的腐蚀”。
韦尔相信，魔鬼实际存在，巫术可以解释成他们产生的恶魔的幻想。他认为妇女较弱，更轻信性，这种妇女观使他去为反对对女巫的肉体惩罚而辩论。妇女是魔鬼被动的牺牲品，因为她们是女性，她们愚蠢、志衰。然而男性巫术师在与魔鬼订契约中自愿地行动，因此应该惩罚他们。
韦尔在《争论论题的历史》（Histoires Disputes et Discours，1579年）中扩展了他的观点：因为她们在性方面的脆弱，妇女信仰轻率，没有耐心，优郁，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老年妇女特别愚，心智上很虚弱，因此女性很容易、很自然地受魔鬼诱惑，就像最初的夏娃一样。韦尔引证了一长列典籍和古代权威圣彼得（St. Peter）、圣马修（St. Matthew）和昆廷林（Quintillion）等，他们同意这样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和他的中世纪翻译者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1206？～1280年）都坚持认为女人比男人更易受欺骗，更容易绝望。作为最终的一条证据，韦尔产生了对智慧女神派拉斯·雅典娜（Pallas Athena）的赞美诗，宣告她的诞生只有父亲而没有母亲，因此与女人不同，具有智慧和预言能力。这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知识传自父亲的性别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母亲只提供质料。女人心智和精神脆弱，很容易被负担她们头脑的黑胆汁恶化她们的理性。
对韦尔为女巫辩护的反驳来自法律和医学专家们—法律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年）和海德堡（Heidelberg）的医学教授托马斯·伊拉斯塔（Thomas Erastus，1524～1583年）。博丹在法国法院当律师，提倡迫害巫术，他特别不同情女性。1680年他拒斥韦尔对巫术的自然主义解释，他企图反驳出自黑胆汁的论证。他说，妇女的体液与来自真正成年忧郁过程的黑胆汁相反，忧郁是热和干过多的结果，而妇女本性上是冷和湿的：
把忧郁的毛病归于妇女是显著的无知。适中的黑胆汁很少在妇女身上发挥值得称赞的作用，而它们使男人有智慧、认真或爱沉思。所有这些性质都不怎么，与妇女相容，就如同水火不相容。所以放弃这些人盲目的错误吧，他们竟说妇女是黑胆汁型的。
伊拉斯塔（1578年）接受忧郁假象的概念，但他论证说不是所有女巫都有忧郁，她们不是被魔鬼利用的被动工具，而是罪恶巫术的主动煽动者。
第二个女巫辩护者，雷金纳德·司各特（Reginald Scot）在他的《巫术的发现》（Discoverie of Witcheraft，1584年）中认为，影响女巫的忧郁侵害她们的脑，败坏她们的神智和判断。如果妇女的心智和意志没有被破坏和搞混，她们绝不会自愿地承认这些行为。妇女的脑和身体如此弱，使她们想象自己是能做奇怪的、不可能的事的女巫，在绝经后特别会这样，“这基于她们每月的黑胆汁流动或血的流动”。
血的渣滓中的黑胆汁影响脑时，害怕、迷信和假想的幻想就产生。女巫在梦中的经历使她们相信自己有奇异的力和视觉，那只是忧郁病和体液的内部作用。梦的类型依它们是由脑汁、粘液、黑胆汁或血造出而不同。
司各特说，夜间妇女出现的梦是身体真正的疾病。稠体液从肠管湿冷中产生并移向头部，用这种力负担和压迫脑，这些痛苦在晚上是不能求助的。把低声说话的人弄醒或把人翻过身来可以起治疗作用。
司格特说，人们通常相信，妇女每月充满过多的体液，忧郁的血在其中烧开带着蒸气冒到鼻子和嘴巴，迷惑任何碰到它的人。妇女自然比男人要更无恒和放纵。节制的困难常在于没有拘束的狂热感染并迷惑那些曾反抗她们的人。
关于原始社会以来的月经问题，可参考2020年的“人类学/社会学视野中的月经问题”专题。图为马基里努斯-彼得地下墓穴壁画《基督医治流血的女人》，该女人因持续流血而被认为处于经期、出现血漏症状，依《利未记》十五章，被视为不洁。[图源：Wikipedia]
17世纪关于忧郁病的权威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说，学生和那些“被自然冷落”的人，过着冥想的生活，最易害忧郁症。男人更常受影响，但女人得此病时，它们“要厉害得多，并麻烦得多。
与此相反，女权主义辩护者已把这些论证完全倒转过来。人类脾气由四种体液控制，因此男人较多受干与热的影响，女人较多受湿和冷的影响，可能既有正面也有反面作用男性干热体液可能引起过多的激情，阻碍理性思维。但在女人那里，湿引起热的缓和使她们在作决定时更考虑仔细，更少爆发暴怒。这也使她们在理解能力上优于男人。女人的湿的本性对于怀孕和养育孩子的重要生物功能是必需的。
妇女在自然秩序中的地位
把妇女和兽性认同为人类生活的较低形式，是基于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区别。这些区别对于像历史、文学、人类学这样的人文学科是基本的，被作为无疑的假设而接受。自然—文化二元对立在西方文明以牺牲自然而取得的进步中起关键作用。当旧等级宇宙的联系纽带被切断时，欧洲日益从代表自然的所有东西之外建立起文化。相似地，在美洲自然—文化二元对立是文明和西部开拓者之间张力的基础，并有助于证明继续开发自然资源是正当的。许多美国文学建立在这样的基本假设之上：文化优于自然。如果自然和妇女、印第安人和黑人要免受这种意识形态的谴责，那么必须进行对自然和文化范畴的激烈批判，如同在所有学科中要先组织许多概念一样。
人类学家已指出自然和女人都被认为处于比文化低的层次，文化在符号意义上和在历史上与男人联系在一起。因为女人的生理功能—生殖、养育和抚养孩子被看作更接近自然，她们在文化范围的社会角色比男人低。通过象征，女人就因为她们的任务和角色、因为被排除出共同体的功能之外受到贬低，而权力正来自共同体的功能。
在欧洲近代早期，自然—文化二元对立的假设被用来证明保持妇女处于自然既定等级秩序中的一定位置是正当的。她们在这种秩序中的地位比她们这一社会群体中的男人地位低。反对由妇女所象征的自然中的无序，矛头不仅指向较低层的女巫，而且也指向女王和贵族妇女，似乎在新教改革中是她们搞翻了自然秩序。
英格兰都王朝的玛丽（Mary Tudor，即铁血玛丽，从1553到1558年的女王）继承统治之后接着就恢复天主信条和迫害新教徒。1558年洛兰的玛丽（Mary of Lorraine）作为苏格兰的摄政女王——当时玛丽·斯图尔特（Mary Stuart，1561～1572年的苏格兰女王）被供在法国宫廷——禁止在苏格兰传授改革的教义。苏格兰新教改革家约翰·诺克斯（John Knox，1505~1572年）以他对女人充满恶意的论战：“反对可怕的女人摄政的第一声号角（The 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1558年）作为对这些女王迫害新教的反应。但对诺克斯来说，不幸的是在那同一时期伊丽莎白一世在英格兰继承王位，在英格兰恢复新教并帮助苏格兰新教徒反对他们的摄政女王。这样，在困难的政治条件下，诺克斯被迫因他对妇女统治者的观点而向伊丽莎白道歉。但她从没有真正原谅他。随着1560年洛兰的玛丽去世，1561年苏格兰宜布接受新教，1561年玛丽·斯图亚特成为苏格兰女王，一直统治到1567年失去权力。玛丽保持新教，但使诺克斯大吃一惊的是她在家里举行著名的天主教弥撒，使她成为可怕的“天主教徒妇女统治者”。
虽然诺克斯并不憎恨所有妇女，但他的“第一声号角”是围绕正在推翻自然秩序的妇女的更大范围论战的象征。诺克斯鼓吹妇女应保持她们在自然等级中的地位。他提出自然的等级分层和人体小世界之间相对应的小宇宙一小宇宙理论。在大宇宙中（与男性相联系）的精神和纯洁的性，越来越向上达到封闭的球形世界，而女性的地球在其中心。被动的、基本的质料象征妇女的地位，这种质料养育能动的精神本原，但又在它之下，比它低等。诺克斯认为，既然肉体服从于精神，那么妇女的地位就在男人之下。自然规律决定男人应命令女人，上帝创造物的秩序”和“自然之光”指令反对女人的统治，因为那样做是搅乱了“好的秩序”。照诺克斯看来，妇女的作用是顺从的奴仆。既然女人在体力上比男人弱，她的地位就要比男人低。女人被赋予“本性上的弱点”和“无节制的欲求”。如果妇女放肆地把自己提到男人之上她必须受到“拘束和压制”。众所周知的因不驯服的女人而挑起战争的社会是自然中的“怪物”。她们的低地位也反映在动物王国：“因为自然在所有兽类中，在雄性身上印有统治的标记，在雌性上印有某种从属的标记，这些都是不可违背的。因为从没有男人看到雄狮在母狮前服从或屈身，也不能证明，母鹿指挥鹿群中的公鹿。”
斑点鬣狗为母系社会，由体型较大的雌性统御雄性。图中一只母狮正被四只斑点鬣狗追赶。[图源：westend61.de]
诺克斯主张，自然的秩序既显现在人类身体中，也显现在社会中：上帝已在“国家和公民团体”上建立秩序，它对应于“男人的自然身体”。男人的眼睛像镜子一样地观照自然秩序。身体的每一部分有其自然位置，头在顶上，其他部分在各自合适的位置。在社会中统治头目必须是男人，因为女人统治将产生怪物，因此绝不允许妇女作为女王。因为“女皇帝来统治是颠倒自然：“提拔妇女去统治是与自然忤逆的。上帝通过它的创造秩序已掠走了妇女的权威和统治权。”男人在允许女性统治时自己就变得低于野兽：“任何女人去统治男人都是颠倒自然秩序的事。因为上帝拒绝给她领导职务。……我已认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贵族低于野兽，因为他们这样对待妇女。普通种类的兽类中没有一个雄性会被证明这样去对待雌性兽类。”诺克斯下结论道：“提拔妇女去领导和统治男人是倒转自然，是与自然秩序相矛盾的，而这样的秩序是上帝在他建立并用他的话统治的国度中认可的。”
克里斯托弗·古德曼（Christopher Goodman，558），安东尼·吉尔比（Anthony Gilby，1558年，可能是诺克斯的笔名），乔治·布坎南（Ceorge Buchanan，1582年）和让·博丹（1576年）所出版的著作支持诺克斯的观点。但女性贵族已经拥有一批有学识者为其辩护者，并且与上流社会达成沟通。伊丽莎白一世1558年接替玛丽继承王位，她激烈反对诺克斯，她的官员约翰·艾马（John Aylmer，1558年），约翰·莱斯利（John Leslie），罗斯的主教（Bishop of Ross，1559年）和戴维·钱伯斯（David Chambers，1579年）也激烈反对诺克斯。诺克斯的死和1587年玛丽和斯图尔特的成就，均没有结束关于妇女统治权利的斗争以及男性权主义者的镇压企图，关于女性统治权的争论直持续到1603年伊丽莎白去世恢复詹姆士一世的男性统治为止。这些关于妇女在社会中地位的讨论，是同时发生的、更广泛的关于所有社会阶层妇女的争论的一部分。
妇女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当然在男人之下的观点，受到其他新教领导人的强调。约翰·加尔文在欧洲大陆宗教改革中非常著名，他的“评保罗的第一哥林多书（圣经）”（Commentary on Paul's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认为当一个女人承担了职权和在自然等级中所属的地位比指定给她的高时，天使会发现她的不顺从。男人应起支配智力的头脑的作用，女人起协助他的身体的作用。加尔文在“评创世纪”中说，“自然的秩序包含的意思是，女人应是男人的助手”，“她应学习保持这一由神指定的等级秩序”。夏娃的罪所得到的惩罚是被奴役并服从于她丈夫的权威的意志，而在被逐放之前她曾是个“自由的温和的服从者”。
据《圣经》的字面解释，女人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决定她的社会和宗教角色。16世纪70年代，新教牧师引用保罗的各种话，命令妇女在教堂中沉默，以表示不同意女人用本国语言来谈《圣经》。圣保罗的话被用来表示这样的意思：女人绝不应从男人那里夺取权威，不应去教别人，而应该沉默地受压制。她绝不应穿戴明亮的衣服或昂贵的珠宝，而应用朴索的衣服打扮自己。她应是她丈夫生育和日常生活上的助手。
诺克斯、加尔文和其他新教神学家对正在推翻自然秩序的妇女的反应，代表了宗教改革时期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新教的主要领袖不提倡改变妇女的社会角色，但他们确实开始改变了妇女家庭生活的意义。赫尔德利·兹温利（Huldrich Zwingli，1484～1531年）、在苏黎世讲道的瑞士的主要改革者和德国斯特拉斯堡的改革家马丁·布萨（Martin Bucer，1491～1551年），支持中世纪基于私通和无性能力的离婚法律扩大到疯癫和虐待。卡尔文提倡妇女离婚的权利，以及在家庭名誉和孩子们精神教育中的平等责任。
北欧改革运动中，妇女参加了宗教平等的斗争。在法国，贵族妇女在福音派改革中承担领导，而且是从1557年开始的法国加尔文派胡格诺派教徒的先锋，一直到70年代法国改革衰落。甚至在法国改革之前，识字的妇女已开始读《圣经》及用本国语言出版的宗教著作，并已从事神学思考，这些学习的妇女怨恨男神职人员对她们这些努力并不认真看待。
更激进的宗教运动为妇女提供了更大的机会去指出教会统治中的问题。16世纪早期英国罗拉德派（Lollard）教徒（宗教改革的先驱，他们读英语《圣经》，强调《圣经》权威以及一般信徒的管理）有三分之一是妇女。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再浸礼派（Anabaptist）1535年前以芒斯特（Munster）为中心，其追随者来自低层阶级，允许妇女讲道和预言，但坚持一夫多妻制、妇女早婚和服从。在英国，1568年脱离国教的第一个团体中妇女比男人多。他们中有些人去荷兰，因为那里允许妇女有更多的自由。这些人与那里脱离国教的教会联合在一起。英国内战时期的宗教派别在第四章中已经讨论过，它们也为妇女的参与提供更多的机会。
通过自然框架的消解和新世界的未开化的野性，无序在大宇宙中被象征化；通过那些控制自然力的女巫和推翻自然秩序的妇女，无序在社会中被象征化；通过印第安人和食同类者的兽性、女性的淫乱以及所有人类的兽欲，无序在自我中被象征化。这些无序的象征，预告了旧自然秩序的死亡。一种新的秩序在搅动的死灰中出现，它将重建自我、社会和宇宙。与女巫审判之苍白无力相对应的是，女性在生殖领域的被动性被重新主张、性的热情最终被压制、精神被从自然中除去。当中上阶级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变得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时，女性的角色日益被家庭功能所规定。一种新的实验方法被设计出来用于限制自然，探寻她的秘密。它将改善社会，使社会文明化。大宇宙将成为与秩序和力的新管理方式相一致的机器。还没到17世纪末，妇女对新秩序的反抗就采取了女权主义形式，因为她们自己开始维护自己的性的权利和特权。
*本文节选自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第五章，吴国盛、吴小英、曹南燕、叶闯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未标注图源的图片均来自原书。
**封面图西班牙画家Francisco Goya（1746~1828）所绘油彩壁画，题为Witches' Sabbath或The Great He-Goat。在画中，撒旦正以黑羊形态，面向一群惊恐的女巫。[图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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