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恩 | 飞跃之年：时间刚好来得及
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屡获殊荣的记者、专栏作家，国际畅销书《NO LOGO》《休克主义》及《改变一切》作者，作品已被译为超过30种语言。《改变一切》一书被拍摄为同名纪录片，于2015年9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首映。[图源：news.163.com]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经受彻底的价值革新。我们必须快速从‘以物为本的社会’转向‘以人为本的社会’。当机器和电脑、利润动机和产权，被看得比人更加重要，我们就无法克服巨大的三胞胎：种族主义、极端物质主义和军国主义。”
——马丁·路德·金，《越南之外》，1967
“基于有瑕的价值体系，发达国家造成了全球性的危机。我们没理由必须接受同一体系给出的解决方案。”
——马林·摩西，瑙鲁驻联合国代表，2009
2012年12月，在旧金山的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的秋季会议上，布拉德·维尔纳（Brad Werner）——一位复杂系统的研究者，头发粉红，表情严肃——穿过24000位地球与空间科学家构成的人群。在当年的与会者中，有些人声名卓著，从来自NASA旅行者计划的埃德·斯通（Ed Stone）——他解释了通往星际空间道路上的新里程碑，到电影工作者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他讨论了他在深海潜水器中的冒险。但是，维尔纳自己的议题吸引了大多数议论。它的标题是：“地球完蛋了吗？”（“Is Earth F**ked？”全称：“地球完蛋了吗？全球环境管理在动力学上的无意义，以及通过直接行动的行动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在会议室前方，这位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教授向人们展示了他用以回答这个尖锐问题的高级计算机模型。他谈论了系统边界、微扰、耗散、吸引子、分叉点，以及一大堆其他事物。对于我们之中那些不了解复杂系统理论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大多令人费解。但结果足够清楚：全球资本主义使得消耗资源变得极为快速、便捷、毫无阻碍。相应的，“地球—人类系统”变得极不稳定。当一位记者恳请维尔纳就“地球完蛋了吗”这个问题给出明确答案的时候，他把术语搁在一旁，回答道：“差不多。”
然而，在这个模型中，有一种动态提供了少许希望。维尔纳将它描述为“阻抗”——“采用了某些不符合资本主义文化的动力”的“人们或群体”发起的运动。根据他的演讲的摘要，这包括“直接的环保行动和源自主流文化之外的阻抗，如原住民、工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活动群体发起的抗议、封锁和破坏”。这样的大规模民众起义——沿袭废奴运动和民权运动的传统——代表了最有可能的“摩擦”的来源。只有摩擦才能让失控倾斜的经济机器放慢速度。
他论述道，从历史上看来，这一点很清楚。历史告诉我们，过去的社会运动“对主流文化的演进……具有巨大的影响”。因此，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要思考地球的未来，思考我们与环境的关联的未来，我们必须把阻抗考虑在变化之内”。维尔纳说，这不是观点问题，而“确实是一个地球物理问题”。
换句话说，如今，只有群众社会运动可以拯救我们了。这是因为，我们知道不受阻碍的现行体制正去往何方。我要补充的是，我们还知道，这一体制将会如何处理一系列和气候相关的灾害事实：牟取暴利，并推动野蛮的行为，从而将失败者和成功者隔离开来。想要实现这样的“敌托邦”（dystopia），我们只需继续沿着目前的路径快速前进即可。仅存的唯一变量就是，某些对抗性的力量是否会出来堵住道路，同时开辟一些替代的路径，让我们前往更加安全的目的地。如果这会发生，那么它将改变一切。
这本书中考察的运动——封锁区运动飞速增长的前哨基地，化石燃料的撤资/重投资运动，禁止高危开采的地方法律，原住民群体和其他人对法庭的大胆挑战——都是这种阻抗的早期体现。它们不仅找出了多个限制化石燃料公司扩张计划的瓶颈，这些运动提出并建构的替代经济还描绘了在星球上生活的方式。这些生活方式的基础是复杂的互惠关系，而不是残忍的榨取。这就是维尔纳所说的“摩擦”。我们需要这种摩擦来削减摧毁性的、破坏稳定的力量。
每当我为改变的前景感到绝望的时候，我都会回想起我在写作这本书的五年中目睹的一些事情。诚然，大多数都令人痛苦：从年轻的气候活动家在哥本哈根峰会上崩溃到在我肩头哭泣，到哈兰学会的气候变化否定者嘲笑灭绝的前景；从疯狂的科学家在英国的乡间庄园筹划屏蔽太阳，到英国石油公司的石油灾难导致湿地变黑、一片寂静；从大地被撕碎、发出咆哮，只为挖出阿尔伯塔的沥青砂，到令人震惊的发现——世界上最大的绿色团体自己就在钻探石油。
但我想到的不只是这些。当我开始踏上这段旅途的时候，绝大多数狂热对抗化石燃料的阻抗运动要么尚不存在，要么远远及不上现在的规模。那时，它们明显全都更加孤立。北美人完全不知道沥青砂是什么；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水力压裂；除了有几千人愿意共同参与非暴力反抗，北美还从未有过一场真正的对抗气候变化的群众游行；没有摆脱化石燃料的群众运动；德国的上百个城镇还没有进行投票收回他们对电网的控制，以加入可再生能源革命；在我所在的省份，还没有哪一个绿色能源项目大胆到足以让我们进入贸易法庭；从中国传出的环境新闻几乎都很糟糕。和现在相比，只有少得多的一流研究证明，100%由可再生能源驱动的经济触手可及；只有孤立的极少数人质疑经济增长的逻辑；几乎没有气候科学家愿意直率地谈论，他们的工作对我们狂热的消费文化来说有什么政治寓意。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所有这些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至于我不得不全速前进才能跟上。是的，冰盖的融化比模型预测的要快，但阻抗运动正开始沸腾。每一个在气候变化“零纪元”生存呼吸的人，都需要拥有一定的献身精神和想象力。在这些已经存在、正在发展的运动中，我们如今已清晰地窥见了这种奉献与想象。
因为碳记录不会撒谎。记录告诉我们，排放仍在攀升：每一年，我们都比前一年释放更多的温室气体，增长率节节升高——这些气体将会滞留热量，持续数代，让世界变得更加炎热、更加寒冷、更加潮湿、更加干旱、更加饥饿、更加愤怒。因此，如果有任何希望可以扭转这些趋势，昙花一现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气候革命反复发生，日日夜夜，无处不在。
维尔纳正确地指出，既然大众阻抗运动曾经掌舵，那就能再次成功。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事实：要想遵照气候科学家们急迫的警告，削减全球排放，就需要以骇人的速度和规模开启变化。为了实现以科学为依据的目标，意味着要把大量已经探明的化石能源储量留在地下，迫使这个星球上某些获益最为丰厚的公司放弃数万亿美元的未来收益。它还需要我们额外筹措数万亿美元，用来支付零碳、防灾的社会转型。假定我们想要民主地、不流血地完成这些激进的事情，那么，暴力、前卫的革命对路线图不会有多大作用。
于是，剩下的关键问题就是：历史上是否曾经发生过这种经济转变？我们知道，它可以发生在战时。那时，总统和首相是自上而下要求变革的人。可是，当领导人完全放弃了他们的职责，是否曾有普通人自下而上地要求转变呢？我梳理了社会运动的历史，搜寻先例。我得说，可以预计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复杂，充满了“某种”和“几乎”——但至少，还有一个“是”。
在西方，为了展现社会运动确实可以是一种摧毁性的历史力量，人们最常引用的先例就是上个世纪著名的人权运动——最突出的就是公民、妇女和同性恋权利。毫无疑问，这些运动改变了主流文化的面貌与性质。但是，鉴于气候运动面临的挑战取决于实行深刻激进的经济转型，我们必须注意到，对于这些运动来说，在法律和文化方面的战役总是比经济战役更加成功。
举例而言，美国的民权运动不仅抗击法制的隔离和歧视，也争取对学校和工作项目的大规模投资，因为这些项目可以一劳永逸地弥合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经济鸿沟。1967年，马丁·路德·金出版了《我们去往何方：混乱还是统一？》（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他在书中指出：“迄今为止，改变这个国家的实际代价一直很小。我们以低廉的价格获取了有限的改革。让黑人与白人分享午餐柜台、图书馆、公园、宾馆和其他设施，无需费用，无需税收……真正的代价即将来临……如果要实现优质教育，给予黑人的折扣教育将不得不以全价购买。创造工作比创造选票更难也更贵。铲除数百万贫民窟住房比整合公交与午餐柜台困难得多。”
《我们何去何从：混乱还是统一？》（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是非裔美国部长、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社会正义活动家马丁·路德·金于1967 年出版的书。他倡导人权和希望感，这是金在1968 年被暗杀前的第四本书，也是最后一本书。[图源：wikipedia.org]
尽管常常被人们忘却，但第二波女权运动中较为激进的派别也力主从根本上挑战自由市场经济的秩序。它不仅要求女性在传统工作上同工同酬，还要求她们在家中照料孩子和老人的辛劳得到认可，并以大规模市场补贴的方式获得补偿——本质上，他们要求的是财富的再分配，其规模比罗斯福新政大得多。
可是，就我们所知，尽管这些运动对制度性的歧视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用马丁·路德·金的话来说，对于那些不能以“低廉的价格”购买的东西，胜利依然难以捉摸。非裔美国人依然没能在工作、学校和良好住房方面获得大笔投资，就像1970年代的妇女运动对“家务工资”的需求没能得到满足（事实上，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带薪产假仍然是一场战斗）。分享法律地位是一码事，分享资源就是另一码事了。
如果这一规则存在例外的话，那就是劳工运动在大萧条的余波中所赢得的巨大成就——大规模的工会化浪潮迫使所有者们和工人分享更多的财富。反过来，这又帮助创造了一种环境，使人们要求更具雄心壮志的社会项目，诸如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和失业保险（大部分非裔美国人和许多女性工人显然被排除在外）。作为对1929年股市崩盘的回应，人们引入了无情的新政策来管理金融部门，不受约束的逐利付出了实实在在的代价。在同一时期，在整个工业社会，社会运动的压力为罗斯福新政和类似的项目创造了条件。这些项目为公共基础设施——公共事业、交通系统、住房等等——投入了大量资金，其规模可以与气候危机的需求相提并论。
如果将搜寻历史先例的范围扩展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在这一方面，这是一个大到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值得一试），那么，经验也与之类似，好坏各半。自1950年代以来，众多民主选举的社会主义政府将他们的大部分采掘部门收归国有，开始把此前流入外国银行账户的财富重新分配给穷人和中产阶级。最著名的有伊朗的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和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但是，在这些实验发挥潜力之前，它们就被外国赞助的政变打断了。事实上，后殖民独立运动——它们的核心使命常常是重新分配不公正地集中的资源，不管是土地还是矿产——总是遭到破坏，比如政治暗杀、外国干预和近来的一系列债务驱动的结构化调整项目（更不要说本地精英的腐败了）。
尽管南非在反种族隔离的斗争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经济平等的战线上，它依然遭受了最惨重的失败。值得铭记的是，这个国家的自由斗士们不仅仅要求投票和自由行动的权利。正如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官方政策纲领——《自由宪章》（Freedom Charter）——所明示的那样，他们努力争取经济的关键部门——包括矿藏和银行——的国有化。它们的收入被用来支付社会项目的费用，让有色人种居住区中的数百万人脱离贫穷。南非黑人赢得了法律和选举的核心战役，在种族隔离中积累起来的财富却原封不动。在后种族隔离的时代，贫穷显著地加剧了。
《自由宪章》（Freedom Charter) 是1955年6月在南非柯利普城（Kliptown）召开的南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重要文件。它象征着自由和平等，它指导和鼓励着南非一切民主力量进行斗争，成为1996年南非宪法的基石。[图源：abebooks.com]
然而，曾经有过一些社会运动成功地挑战了根深蒂固的财富。要是我们想要避免气候灾难，今日的运动也必须采取类似的方式。它们是废奴运动和第三世界脱离殖民力量的运动。这两种变革性的运动迫使统治精英放弃了他们获利巨大的行动，其量级相当于今日的化石燃料开发。
尤其是废奴运动。它向我们表明，曾经发生过一个转变，就像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转变一样巨大——事实上，它被人们铭记心中，被当作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正如许多历史学家和评论家所观察到的，废奴运动在19世纪中叶的经济影响与急剧减排的后果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014年，记者和播音员克里斯·海耶斯（Chris Hayes）写了一篇题为《新废奴主义》（The New Abolitionism）的获奖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气候正义运动要求一整套现存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被迫挥别数百亿美元”，并总结道，“除了废奴运动，我们不可能找到任何其他先例”。
毫无疑问，对于那个时候的大部分统治阶级来说，失去剥削奴隶的权利意味着经济上的重创，其损失与埃克森和理查德·布兰森之类的活动家如今必须承受的一样巨大。正如历史学家葛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所提出的：“在经济学的领域，奴隶的重要性远超过他们的无偿劳动产生的财富。奴隶制是让美国市场革命转动的飞轮——不只是在美国，在整个美洲都是一样。”在18世纪，完全依赖于奴隶劳动的加勒比糖料种植园是大英帝国最有利可图的哨点，它创造的利润比其他殖民地要多得多。在《埋葬锁链》（Bury the Chains）中，亚当·霍克施尔德（Adam Hochschild）引述道，狂热的奴隶贩子把买卖人口描述为“世界上所有贸易运动的枢纽”和“我们商业的基础……以及我们国家的工业和财富的第一因”。
尽管并不完全等同，但美国经济对奴隶劳动的依赖——尤其是在南方各州——必然可以与现代全球经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相提并论。
据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所说，在内战开始时，“作为财产，奴隶比这个国家里所有的银行、工厂和铁路加在一起更值钱”。为了强调奴隶制与化石燃料的可比性，海耶斯指出：“在1860年，奴隶相当于全美国的总家庭资产——换句话说，所有财富——的16%。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惊人的1000亿美元。”如果我们想要有机会把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必须留在地下的碳差不多就值这么多钱。
但是，众所周知，这一类比还远远说不上完美。燃烧化石燃料在道德上当然不等同于拥有奴隶或占领国家（不过，领导一家石油公司去积极破坏气候科学，咄咄逼人地游说反对排放控制，对诸多埋藏地下的碳提出要求，毫不考虑由此产生的气候影响足以淹没孟加拉国这样人口稠密的国度、让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热浪沸腾的恶果，这确实是十恶不赦的道德犯罪）。终结奴隶制和击败殖民统治的行动也并非完全避免了流血：尽管抵制和抗议之类的非暴力策略起到了主要作用，但加勒比的奴隶制还是在多次被野蛮镇压的奴隶叛乱之后才变得非法。还有，美国无疑是在内战的屠杀之后才废除了奴隶制。
这一类比的另一个问题是，尽管这一阶段解放了上百万奴隶——英国殖民地约80万，美国约400万——代表了那个时代（或许所有时代）最伟大的人权胜利，这一斗争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却小得多。本地和国际的精英常常想方设法榨取不合理的补偿，以弥补在人身财产上的“损失”，却不给从前的奴隶提供多少东西。在内战临近结束的时候，获得自由的奴隶被许以美国南方大面积土地的所有权（通俗地说，就是“40亩地加一头骡子”），可华盛顿却没有遵守承诺。相反，土地被还给了从前的奴隶主。他们继续通过佃农契约劳役雇佣奴隶。如前所述，在废奴之时，英国给了奴隶主大量的外快。最令人震惊的是，法国派出了一支小型舰队，向新解放的海地要求大笔赔款，以补偿法国王室损失的固有劳动力——不然就发动进攻。赔偿，但却是反向的。
从海地到莫桑比克，人们仍然在用生命偿付这些可怕的不公勒索。这些新解放的国家被强加了反向赔款，人们背负了可憎的债务，因此丧失了真正的独立。而这些钱却帮助加快了欧洲的工业革命，巨大利润必然缓和了废奴带来的经济上的冲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化石燃料时代的真正终结并不能给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产业的活动家提供类似的慰问奖。当然，太阳能和风能能够挣钱。但是，鉴于它们分散的本质，它们永远无法提供化石燃料巨头们过于习以为常的那种集中的超级利润。换句话说，如果气候正义获得胜利，我们的精英将要付出货真价实的代价——不仅仅是由于留在地下的碳，也是由于目标转变所需的调控、税收和社会项目。实际上，这些对超级富豪的新需求将有效地终结不受束缚的达沃斯（Davos）寡头政治时代。
未竟的解放事业
许多伟大的社会运动都未能完全实现它们的愿景中最为昂贵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被视为惰性甚或绝望的原因。如果连它们都未能按计划迎来一个更加公平的体系，那气候运动怎么才能期望获得成功呢？
然而，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看待这一记录：这些经济上的要求——要求有效的基础公共服务，要求体面的住房，要求土地的重新分配——只不过代表了过去两个世纪中那些最有力的解放运动——从民权到女权到本土主权——未竟的事业。想要应对气候威胁，人道地、平等地适应我们必将面临的严酷气候，避免我们仍可避免的真正灾难性变暖，需要大量的全球投入。这些投入是一个改变一切的机会。这次我们可以完成它。它可以实现从殖民统治和独裁独立之后本该发生的公平再分配农业用地；它可以带来马丁·路德·金梦想的工作和住房；它可以给原住民群体带来工作和洁净用水；它最终可以给每一个南非乡镇通上灯火和自来水。这就是针对地球的马歇尔计划所允诺的。
绝大多数英勇的社会正义运动在法律战线获得胜利，却在经济战线惨败，这一事实恰恰就是我们的世界依然从根本上不平等、不公正的原因。那些失败留下的遗产是持续的歧视、双重标准和根深蒂固的贫穷——每一次新的危机都使得穷困加深。但是，与此同时，这些运动确实赢得了一些经济战役，它们正是我们仍然还保留了些许公共机构的原因——从图书馆到公共交通，再到公立医院——其基础是一个狂妄的理念：真正的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那些使生活具有尊严的基础服务。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过去的运动在今天依然以某种形式继续斗争——争取完全的人权和平等，不管种族、性别、性取向，争取真正的去殖民化和赔偿，争取食品安全和农民权利，对抗独裁统治，以及保卫并扩张公共领域。
因此，气候变化并不需要一些光鲜的新运动，不需要以此在其他运动失败之处魔术般地获得成功。反之，气候变化是榨取主义者的世界观创造出的最深远的危机，这个危机给人类制定了一个无法动摇的最后期限。气候变化可以成为动力——巨大的推动——把所有这些仍然活跃的运动集合起来。奔流的大河成于无数的小溪，集合了群体的力量最终抵达海洋。“根本的对抗看似是殖民主义对反殖民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它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在1961年出版的著作《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中，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写道：“对于今天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封锁人们视野的东西，就是财富的重新分配。人们必须处理此事，无论会有多么破坏性的后果。”气候变化就是我们的机会，让我们最终可以更正这些腐朽的错误——未竟的解放事业。
为了获胜，必然需要以闻所未闻的规模聚集各种各样的支持者。这是因为，尽管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在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完美的参照物，但过去的变革运动定然可以教给我们一些东西。一个此类经验是，如果经济的力量平衡发生变化，它们往往源自高水平的社会动员。在那些节骨眼上，执行行动的不再是一个文化群落中的一小撮人，无论是先锋、激进分子还是一小部分聪明的专业人士（尽管他们各自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它变成了整个社会中全然寻常的活动——它是租房者协会、妇女辅助机构、园艺俱乐部、邻里集会、工会、行会、运动队、青年团等等。在杰出的历史时刻——世界大战，大萧条的余波，或民权时代的巅峰——“活动家”和“普通人”这样的惯常分类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改变社会的项目已经深深地织入了人生企划。显而易见，活动家就是每一个人。
这把我们带回了我们的出发点：气候变化和时运不济。我们必须一直铭记心间：阻碍人类面对气候危机的最大障碍并不是为时已晚，也不是我们无计可施。时间刚好足够，绿色科技和绿色计划令我们应接不暇。然而，为数众多的人之所以倾向于对布拉德·维尔纳挑衅式的问题予以肯定的答复，是因为我们害怕——理由充足——我们的政治阶层完全无法利用那些工具、实施那些计划。因为为了这么做，需要抛弃令人窒息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核心原则，而正是这些原则支配了他们获取力量的每一个阶段。
不仅仅是那些被我们选入政府然后遭到埋怨的人——也是我们自己。对于生活在后工业社会的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1930年代的大罢工、1940年代的胜利花园、1960年代的自由行刺刺啦啦的黑白影像记录，大多数人完全无法设想亲身参与到如此深广的动员中去。别人可以那么做，但我们肯定不行——我们的眼睛粘在智能手机上，注意力分散在新闻噱头上，忠诚因负债和不稳定的合同工四分五裂。我们能在哪里组织起来？谁能得到足够的信任以领导我们？还有，“我们”是谁？
换句话说，我们是我们时代的产物，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计划的产物。它频频教导我们，只把自己看作微小的寻求满足的孤立单位，想要最大化我们狭隘的利益。同时，它把我们从更大的群体上分隔出来，而群体的集体技能能够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这一计划也致使我们的政府无能地袖手旁观了二十多年，让气候危机从一个“孙辈”的问题变作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所有这些原因将使任何回应气候挑战的尝试成为徒劳。除非，它被视为更广大的世界观之战的一部分，在多年的攻击和忽视之后重建并革新关于集体、公共、平民、公众和公民的概念。因为气候挑战让人难以应对的一点就是，它需要立刻打破众多规矩——写入了国家法律和贸易协定的规矩，以及一些强大的不成文的规定：它们告诉我们，政府不可增加税收、保持强权；不管投资带来的损害多大，都不可对大笔投资说不；就算是经济中危及所有人的部分，也不能计划逐渐缩减它们。
然而，所有这些规则都出自相同的、一致的世界观。如果那种世界观的合法性被取消了，那它所包含的所有这些规则就会相对无力、更加脆弱。横跨政治谱系的社会运动史还教给我们另外一点：当基本的改变来临之时，它通常不是均匀分布在数十年间、点点滴滴地制定法律；相反，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接二连三地取得重大突破。右翼称之为“休克疗法”，左翼称之为“平民主义”，因为它需要极为广大的支持和动员（想想罗斯福新政时期涌现的管理结构，或者说，就气候问题而言，想想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环境立法）。
所以，怎么才能改变世界观，改变无可质疑的意识形态呢？部分的解决方案包括，选择正确的早期政策斗争——改变游戏规则的斗争不仅以改变法律为目标，还要改变思维模式。这意味着，争取最低碳税可能比不上组建一个要求保障最低收入的大联盟。这是因为，如前所述，最低收入使工人们可以对污染能源的工作说不。不仅如此，力主普遍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打开了一片空间，使人们能够放声为价值观辩护——根据我们共享的人性，我们彼此亏欠多少，以及在我们的集体价值观中，是什么比经济增长和公司利润更重要。
事实上，大量深刻的社会变革工作都把辩论包含在内。在辩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讲述新的故事，取代让我们失望的那些。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想要有望做出重大的时代所需的那种文明飞跃，我们必须（再度）开始相信，人性并不是不可救药地自私贪婪——从真人秀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东西都在不断向我们宣传这样的形象。
自相矛盾的是，这或许还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个人对气候的不作为，容许我们中的许多人同情地看待过去（和现在）的失败，而不是对其抱有愤怒的评判。我们之中有如此多人没能行动，如果其部分原因并不是我们自私到不去关心抽象或看似遥远的问题——而是我们完全被我们过度的关心压倒了，那会怎样呢？如果我们默不作声并不是出于默许，而部分是因为我们缺乏集体空间、无法对抗陌生的生态灭绝的恐惧，那会怎样呢？毕竟，如我们所知，世界尽头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亲自面对的东西。在《活在否认中》（Living in Denial）这本书中，社会学家卡里·诺加德（Kari Norgaard）令人着迷地探索了几乎我们所有人如何压抑气候危机这个完全的事实。正如书中提出的：“否认可以——我相信它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证据，见证了我们人类共情、同情的能力，以及必须做出回应（即使我们没能这么做）的潜在道德感。”
根本上，我们的任务不只是找出一套替代性的政策提案，更是找出一种替代性的世界观，与生态危机的核心世界观相竞争。内嵌在这种世界观里的是相互依赖而非过度个人主义，是互惠而非通知，是合作而非阶级。我们不仅需要这种价值观来创造急剧降低排放的政治环境，也需要它来帮助我们应对我们无法避免的灾难。这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排放已经使炎热风暴的未来变得不可避免，而文明和野蛮之间唯一的阻隔，就是对人人平等不可动摇的信念和深切同情的能力。
过去的变革运动还教给我们另外一点：他们全都理解，转变文化价值的过程——尽管有些短暂、难以量化——是他们工作的中心。因此，他们公开做梦，展现更好的人性，构建不同的价值观——以自己的行为和解放政治想象的过程，迅速扭转了对可能性的知觉。他们也毫不畏惧道德的话语——暂停关于实用主义成本收益的论争，谈论正确与错误，爱与尊严。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批驳道，奴隶制与道德关系甚微，而与盈亏紧密相关。他论证道，获取薪水的劳作“最终必比奴隶劳作更廉价”：他说，这不仅是因为奴隶主需要担负他们的人力资产的“损耗”，更是因为，获酬的劳动者有更强的动机努力工作。许多大西洋两岸的废奴主义者都会欢迎这样实用主义的论证。
然而，当废止奴隶贸易（之后是奴隶制本身）的推动在18世纪晚期的英国激增之时，这一运动更多地是在强调奴隶制对道德的歪曲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腐蚀性的世界观。1808年，英国废奴主义者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在作品中把奴隶贸易之战比作“一场战争，斗争的一方深深感受到他们同类的幸福和尊严，另一方借由邪恶的习俗和贪婪的冲动践踏他们本性中神圣的权利，甚至试图从自己的意识中抹去神圣形象的所有称号”。
美国废奴主义者的修辞和争论甚至更加明白，更加坚定。在1853年的讲话中，著名的废奴主义演讲者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坚称，人们有权对那些捍卫奴隶制的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现在，请向我证明，严厉的呵斥、义愤的指责、尖刻的挖苦和无情的讽刺总是毫无理由；如果不能，那么，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我们不敢抛弃任何一件武器。它们使我们可以打破无知偏见的外壳，唤醒麻木不仁的良知，羞辱骄傲的罪人，或者，以任何方式改变人类的行为。我们的目标是改变公众舆论。”和这一目标密不可分的，还有获得解放的奴隶们自己的声音。就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rick Douglass）这样的人。在他的著作和演说中，他以这样的问题挑战美国爱国主义的根本：“对于美国奴隶来说，你们的独立日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一场牵连甚广的战争来说，这些热烈的、高度偏激的修辞是非常典型的。历史学家大卫·布里翁·戴维斯（David BrionDavis）写道，废奴主义者知道，他们的角色不仅仅是废止一种可恶的行为，他们还要试图改变让奴隶制一开始为人接受的深入人心的价值观。“新世界的奴隶制之所以能够废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取决于作家、演说家和革命家。从18世纪中叶开始，他们涌现出来，愿意谴责一种数千年来都获得认可的制度，并努力使人类社会超越贪婪和权力的无尽争斗。”
在所有重大进步胜利的核心之处，都存在着同样的领悟：主张生活的内禀价值是必要的。从全民选举到全民医保都是这样。纵然这些运动在建构合理性的时候都把经济论证包含在内，但是，它们之所以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它们给赋予平权和自由标注了经济价值。它们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它们主张，这些权利和自由价值太高以至于无法衡量，而且它们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类似的，越来越多有耐心的投资者意识到，有很多坚实的经济论证支持我们超越化石燃料。这一点值得指出。然而，如果我们试图在他们自己的游戏中打败这些账房先生——例如，论辩现在投资减排比灾难发生后做出反应性价比更高——这种做法无法让我们赢得战争。想要赢得战争，我们需要主张，这些计算道德败坏。因为它们暗示着，容许整个国家消失、让数不清的人因干旱而死、使今日的儿童无权生活在一个充满瑰美生灵的世界上，这些都有一个可以接受的价格。
气候运动还没有在世界舞台上找到它完全的道德呼声，但是，它确实清了清嗓子——它开始展现决策必然导致的真切的盗窃和痛苦，用来嘲讽国际气候承诺以及历史上最值得谴责的罪行。有一些道德清晰的声音来自极为年少的青年，他们在街头呼吁，并逐渐在法庭上吁求代际之间的公正。有些声音来自过去伟大的社会正义运动。就像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前开普敦大主教那样，他热切地加入了化石燃料撤资运动，宣称“造物监管人并不是一个空衔；它要求我们加以行动。这可怕的处境有多危急，我们的行动就得有多迅速”。最重要的是，那些清澈响亮的声音来自封锁区运动的前线，来自那些直接被高危化石燃料采掘和早期气候失衡影响的人们。
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1931— ）1986年当选圣公会开普敦大主教，1995年领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促成南非的转型正义与种族间的和解。他被广泛认为是“南非的道德良心”，现为“国际长者会”成员。[图源：ilixiangguo.com]
突然，每个人
近年来，总有社会团体突然决定他们受够了，让所有的专家和预测者都落了空——从“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悲剧、背叛以及一切）到欧洲的“广场运动”（示威者将市中心占领数月），到占领华尔街，到智利和魁北克的学生运动。这些罕见的政治时刻似乎立刻融化了犬儒主义。墨西哥记者路易斯·赫尔南德斯·纳瓦罗（LuisHernández Navarro）把它们描述为“反叛的欢腾”。
这些涌动最让人震惊的特点是，当社会需要变革式的改变，它们常常突如其来——尤其是对于运动的组织者而言。我多次听闻这样的故事：“头一天，只有我和我的朋友在幻想毫无可能的计划，第二天，好像整个国家都和我们一起来到了广场上。”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真正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比我们被告知的更加伟大——我们渴望更多，而同样渴望的伙伴比我们曾经想象的更多。
无人知道，下一个这样的欢腾时刻何时到来。也没有人知道，一次经济危机，另一场自然灾害或某种政治丑闻是否会将它促成。悲哀的是，我们确实知道，一个变暖的世界绝不会吝于提供潜在的火花。对此，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的高级科学家斯万·卡尔塔是这样说的：“要是再来几次卡特里娜飓风、超级风暴桑迪或宝霞台风，政治上现实的东西和现在的将会大不相同。”确实如此：当我们毕生努力积攒的东西突然漂在街道上、被碾成碎片或变成垃圾，世界可能会看起来有点不同。
世界和1980年代晚期的时候也不太一样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气候变化进入公共议程的时候正值自由市场的巅峰时期，人们怀有终结历史的必胜心态。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机。然而，它的生死时刻却在一个极为不同的历史关头到来了。如今，阻止人们严肃应对危机的障碍很多已然显著受到侵蚀。数十年间不断加剧的不公和腐败已经让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失去信用，剥夺了它的大部分说服力（如果还没剥夺它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话）。多种多样的奇想曾经转移了宝贵的能量——从盲目信仰科技奇迹到崇拜好心的亿万富翁——现在也迅速丧失掌控力。我们之中的很多人慢慢意识到，没有人会参与其中、解除危机；如果改变发生，只会是因为从下层中产生了领导。
就算是和十年前相比，我们也明显比那时的大多数人更加团结：尽管后现代生活使我们分离开来，但是，从新自由主义的瓦砾中建立起新结构——从社交媒体到工人合作社，到农夫市集，到社区共享银行的所有一切——帮助我们找到了群体。事实上，尤其是因为社交媒体，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持续性地参与到杂乱的全球性对话中来。尽管它有时候令人极其恼火，但它在规模和力量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考虑到这些因素，如果有另一场危机，我们几乎肯定会再度走上街头和广场，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真正的问题是，哪些进步力量将会促成这一时刻，什么样的力量和信心会抓住这一机会。因为不可能突变为可能的时刻极为稀少，极为珍贵，它们必须尽可能促成更多的东西。当它下次来临之时，我们必须驾驭它。不仅要用它来斥责世界，更要建立每一个稍纵即逝的自由空间。它必须成为催化剂，切实建立保障所有人安全的世界。我们的赌注太高，时间太短，不能失败。
一年前，我和某些新朋友在雅典共进晚餐。我向他们询问，我应该向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希腊官方反对党的年轻领导人，被紧缩政策破坏的欧洲中少有的希望之一——提什么问题。
有人建议：“问问他：历史敲了你的门，你回应了吗？”
这是个好问题，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
*本文节选自《改变一切：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李海默、冷哲、管昕玥、黄智敏译，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17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改变一切：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书封。[图源：yuedu.163.com]
〇编辑：新月 〇排版：时远
〇审核：孤星 / z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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