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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瓦娜·迪·奇罗(Giovana Di Chiro),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环境科学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科学与政策的交叉领域,重点关注社会和经济差异以及人权。[图源:swarthmore.edu]
身体是我们的家 ,但前提是要能够理解身体可能会被偷盗,被灌输谎言和毒素,被从我们自身中撕裂开。它们在我周围出现——被饥饿、战争、乳腺癌、艾滋病、强奸;艰苦劳动、血汗工厂、罐头厂、锯木厂的日常工作;私刑的绳索;冰冷的街道;疗养院和监狱偷走的身体。……残疾人被当作瘸子和悲剧被抛弃;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被反复告知他们是扭曲的、不自然的;穷人要对自己的穷苦负责。刻板印象和谎言像子弹一样尖锐地藏在我们的身体里。它们存在,发酵,偷走了我们的身体。
——伊莱·克莱尔 (Eli Clare)
正如性别酷儿作家伊莱-克莱尔所指出的,身体被盗、侵犯和被毒害的方式有无数种。克莱尔列举了由他的同性恋和残疾等导致的“不可改变的差异”,他一生都生活在“身体仇恨”的各种话语中——反常的、不自然的、有缺陷的、悲剧性的——克莱尔解释了这些关于“不正常”的话语如何“沉入他的皮肤之下”,并将他与他的身体撕裂(2001,362)。身体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强奸、谋杀、贫穷、疾病、创伤、麻木)被撕裂和盗走,克莱尔键入了各种相互交叠的技术,而不公正正是通过这些技术塑造了身体。
我想到了那个因为语言障碍而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但语言障碍实际上是一种常见的性虐待的迹象。我想到了自身免疫性疾病、癌症、各种化学敏感症,这些疾病标志着生活在一个充满毒素的世界里意味着什么。我想到了那些因为剥削性的、危险的工作条件而致残的人。我想到了生活在核污染下风向的人,想到了因无法获得医疗服务而死亡的人,想到了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强奸作斗争的幸存者。“但是,正如身体可以被偷走一样,人们也可以重获身体(363)”。根据克莱尔的说法,这意味着“重绘世界”,使之成为一个对这个世界和所有生活于此的人来说,独特而宝贵的身体组成的世界 。身体可以被找回,并被重新塑造为家——那个令人向往的,由链接感、家庭和幸福感组成的地方——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身体/家有时会暴露在那些恰恰相反的东西之中:虐待、饥饿、污染的水和空气。克莱尔对位于身体/家的差异和连接的分析,以及他基于对那些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违背自然的、破碎的和畸形的被盗身体的重获和解读的社会环境政治,产生了卡特琳娜·莫蒂默·桑迪兰兹(Catriona Mortimer-Sandilands)所说的酷儿生态学,即“既要在世界的伤口中看到美,又要承担责任,并热爱这个世界原本的面貌” (Mortimer-Sandilands 2005,24)。在环境研究中,”生态学(ecology)“一词——其词根来自希腊语oikos,意思是有人居住的房子或家庭——描述了有机体和它们的“家”(社区或生物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相互联系的网络(Ward and Dubos 1972)。将身体视为家园/生态,特别是考虑到那些被侮辱、忽视和污染的身体、社区和环境,为构建一个体现多样性、相互依存、社会正义和生态完整性概念的生态政治提供了一个具身(embodied)的比喻和物质基础。近年来,环境正义运动阐明了贫困社区和有色人种社区在现代工业社会负面的外部性中承担着不平等的负担——他们的土地、家园、社区和身体被剥削,被毁灭,被有毒排放物污染,导致高比例的环境疾病、生殖损害和土地退化。与主流环境保护主义不同的是,主流环境保护主义历来将社会和生态问题视为独立的问题,环境正义活动家构建了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愿景:人类——自然的互动产生一种生态政治学,将环保主义融入对“家”的想象,并将环境定义为我们的社区(communities):“我们生活、工作、娱乐和学习的地方”。此外,除去将自然界视作鲜活的生物圈这种日益普遍的观点,环保活动家们还接受了有人居住/建造的场所——城市、村庄、保留地、农田、工作场所,以及位于危险工业设施旁边的贫困和低收入社区——作为值得认可和保护的环境(environments)(Di Chiro 1996)。此外,环境正义对主流(主要是白人、中产阶级和男性)环境运动的挑战,支持人类多样性作为一种共同的价值,并将其历史脉络定位在民权和社会及经济正义的斗争中(Bryant and Mohai 1992; Bullard 1994)。这样一种致力于包容性和多样性的生态政治学——它对环境运动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纠正——是否也能接纳克莱尔所写的那些看不见的身体、家园和环境,并认为其值得认可和保护?在这一章中,我讨论了主流环保主义如何采用有力的措辞反对毒性话语,即有毒的化学污染应当对“自然”的破坏或变态负责:自然的生物/生态,自然的身体,自然的生殖过程。这种当代环境焦虑诉求于文化上的恐惧,即暴露于化学和干扰内分泌的毒素之中会扰乱和破坏人类和其他动物正常/自然的性别化的身体,导致一些人所谓的“化学阉割(chemical castration)”或“自然的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nature)”(Cadbury 1998; Hayes 2002)。尤其令人焦虑的是我们“在雌性激素的海洋中游泳(Raloff 1994b,56; Sumpter and Jobling 1995,173)”对人类造成的危害,根据许多环境科学家的说法,这是排放到我们的水、空气和食物中的雌性激素合成化学物质水平上升的结果。这种对雌激素污染过量的担忧(有些人称之为“卵子污染”)在流行的科学媒体中通常被表述为解释了泛物种的男性性别不稳定性,并将自然男性气质的未来存在置于危险之中。这种反污染论调引用了一个经常使用的环保主义比喻,警告人们在“低等”动物物种(如青蛙、鱼和蝾螈)中观察到的从男性到女性的性别转变和双性状况的上升,代表了最新的“煤矿中的金丝雀”,预示着人类雄性和正常性生殖在未来的不确定命运(Roberts 2003)。此外,这种反污染话语认为,许多雌性激素化学毒素破坏或阻止了正常的产前(prenatal)生理发育,扰乱了自然的生殖过程,导致不孕不育的案例不断增加,产生了残疾的、有缺陷的、甚至是畸形的身体。然而,许多环保主义者所提出的关键科学事实(并且的确值得警惕),会努力创造一种"性恐慌",重新唤起人们熟悉的异性恋主义、同性恋恐惧症和优生学的论点,将一些身体归类为不正常:错误、变态或负担。这种版本的反毒害环境主义,虽然自称有值得称道的进步目标,但却促动了知识/权力政治的不确定性和规范性,并强化了同性恋和残疾理论家所分析的,基于什么和谁被构建为正常和自然的主导制度的强制性社会——环境秩序。克莱尔对同性恋理论、残疾理论和环境正义政治的批判性融合,阐明了主流环保主义中正常人的霸权概念所进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刮开一个自由派的环保主义者,你可能会发现在其下面潜伏着强制执行"生态(异性恋)规范性[eco(hetero)normativity]"的污染政治;残疾成为环境问题,同性恋者成为残疾人——这是由被污染、不纯净的环境所导致的意外后果,因化学品入侵而发生的不公正的影响。被称为POPs(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险化学品在身体组织中的广泛污染和世界范围内的生物累积,这一原本真实的问题被对毒性故事中的一个部分的危言耸听而扭曲。这种有选择地讲述有毒化学品在扰乱荷尔蒙系统、破坏生殖器官、造成性不稳定和性损伤方面的作用,策略性地引发了社会对正常性别秩序遭到破坏的忧虑和异性恋正统主义受到挑战的恐惧。如果旧观念的复苏和新的生态规范形式的异性恋主义还不够引发焦虑,媒体就把性腺畸形和性/性别异常作为最危险的关注点,最终危险地淡化了与POPs有关的其他严重健康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也被自然化和正常化了。乳腺癌、卵巢癌、前列腺癌和睾丸癌、神经系统和神经行为问题、免疫系统崩溃、心脏病、糖尿病和肥胖症。本着对这些"污染政治"的反驳以及对自由主义环保立场的酷儿化的精神,我考察了几个研究实践、环境批评和社会活动的例子,这些例子包含了反对毒害的重点,并宣称忠于生态女权主义和/或环境正义政治。生态女性主义和环境正义观点的关键原则之一是所谓的对包容性、多样性和社会正义的规范性政治的承诺。那么,这些进步的社会运动到底有多么包容和多样?被污染的政治有何种未被承认的有毒残留物?它们继续宣扬正常化的身体和自然化的环境,因此阻碍了联盟政治形成的潜力,使我们走向一个更加公正、绿色和可持续的未来。我们能否想象环境——女权主义联盟能够形成一种批判性的、规范性的环境政治(我们都应该生活在一个干净的环境中;我们都应该有权利拥有健康的身体),抵制对规范性的呼吁?——弗兰克·J.·迪南博士(Frank J. Dinan)
2008年春,《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报道,据耶鲁一位生物学家研究,美国东南区域的高级城郊区域出现了数量惊人的“雌雄同体”(hermaphrodite)青蛙(即在测试中生出卵巢的雄性青蛙)。文章以此开场白夺人眼球:“随着青蛙的繁殖季节将至,一位耶鲁教授的研究提出了令人不安的问题。有多少青蛙将会清楚,自己将在一年一度的春季传统中,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从1990年代初期,来自野生生物学、进化生物学及发育生物学界的生物学家,已注意到某几类鸟类、爬虫类、哺乳类及鱼类的生理机能有所发展,也观察到已知两栖类品种超过百分之三十,都出现了全球范围的下降。尽管如此,该信息的象征意义与传播,却在近年催发了新的危机感。科学及新闻媒体中的头条纷纷拉起警报,表示动物研究中物种适度与生态恶化间的种种联系,足可证明“隐患匿于自然之中”,且势必会波及人类。鱼生肿瘤、贝类病变、白鲸患乳癌子宫癌、两栖类消失,此类发生率日渐上涨,吸引了不少环境保护圈的关注;与此同时,青蛙、鱼类、鸟类及短吻鳄性别弯曲(gender-bending)、同性性欲(homosexual)及阉割(emasculated)的现象,则引起了主流媒体与博客空间的注意。大青蛙科米(Kermit the Frog)是跨性别(transgender)?双性鱼(intersex)?女同鸥(lesbian)?雌雄蛙(hermaphrodite)?“小小弟弟”?“沉默精子”?还是“大自然中的性混乱”呢?1970年代后半及80年代,自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明令禁止致癌持久性有机氮DDT及PCB以降,学者纷纷研究上述化学有毒物质与另外数种卤化芳香污染物,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毒性极强的2,3,7,8-四氯二苯并二恶英(TCDD,二恶英),查明它对健康持续长期的影响,尤其针对乳腺、子宫等癌症。1990年代初,毒物学与公共健康领域期刊迎来一大批论文,共同提高了对一个主题的关注,那就是环境暴露(environment exposure)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具体来说,是人暴露在所谓内分泌干扰物的污染中。内分泌干扰物是一种化学物质,会扰乱内分泌信号传导的途径。在那之前,已证实二恶英及相关化合物对野生动植物、实验动物的危害。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展开调查,假设其他会直接与雌激素受体(包括有机氮PCB、DDE、PVC、TCE,及避孕药中的合成外源性雌激素)结合的内分泌活性化合物,如雌激素等,可能会危害环境及人体健康。西奥·柯尔鹏(Theo Colborn)及其同僚的成果率先敲响了警钟,证明环境污染引发的野生生物问题已无处不在,尤其在繁衍与发育方面。他们建议,大众应将这些动物研究成果视为前哨。它在警告我们,人类健康危机迫在眉睫,人类前景已悬一线(Colborn,Dumanoski and Myers 1996,258)。据柯尔鹏及其合著者所说,内分泌干扰物最令人忧虑的后果,也许不是影响“个人命运或老幼妇孺,而是人类潜力的广泛削弱”(232),后者我们已有所目睹,正是当下“家庭破裂”、“人类社会中失常行为”的现状(186,238)。他们警告问题将“超出癌症”(198),预测内分泌干扰物或将事物的正常秩序搅得天翻地覆:“我们相信,更多的实验将会证实,未成熟胚胎发育关键阶段的荷尔蒙体验,将会影响成年人类的行为,影响择偶、育儿、社会行为,及全体人类其他诸多重要维度”(238)。这套所谓内分泌干扰物论的框架,源自科学与生物医学信息的“新合成”(new synthesis),于1991年威斯康星州拉辛市举办的Wingspread研讨会上首次提出。这场会议上,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齐聚一堂,评估手头上不断增长的材料,似在证明合成化学物质妨碍了野生生物及人类的荷尔蒙信号,改变了他们的正常性发育。这群生态学家、人类学家、内分泌学家、毒物学家、野生生物学家、免疫学家、律师及精神病医生,共同起草了一份共识声明,意在结合并评估学术文献中的发现,针对现存不明晰之处,建立一套研究议程,并提出政策建议,保护公共健康(Wingspread Statement 1991)。如今,内分泌扰乱物论自赋一种科技—环境理论的地位,这种理论“将反常或干扰物的概念置于理论框架中心。这一理论无关正常过程,而是关于反常”(Krimsky 2002,139,斜体为原文所加)。更确切来说,这一理论无关基因、生物或伦理的反常/越轨,其“反常”意指由于扰乱“自然”发育及生育进程,而导致的意想不到、可能致命的后果。尽管Wingspread声明中运用种种预示灾祸的文字,警告环境污染将广泛引致的发育生育扰乱;尽管BBC在1993年播放了一期纪录片(Cadbury 1993;在探索频道上播出),标题为《内分泌影响:男性受袭》(The Estrogen Effect: Assault on the Male),这些关于化学物质妨碍人类动物荷尔蒙系统的信息,并未吸引太多媒体关注(Myers,Krimsky and Zoeller 2001,557)。直到《失窃的未来》(Our Stolen Future)一书(Colborn,Dumanoski and Myers 1996)作为该主题首本广泛营销的书出版,彻底改变媒体环境,报道如潮。赖其煽动性的副标题“我们是否正在危害自己的生育、智力乃至生存?”,收获大量充满热情的媒体书评,将此书描述为一则“令人胆寒”、“惊世骇俗”、“灾难性”的警世故事,并将雌激素扰乱物的理论骤然投放到公众视野之中。虽此书按顺序记载了大量对人类与野生生物的害处,包括致癌及神经中毒——二者都与对DDT、PCB等数种“激素活性物质”的暴露有关——“最吸引媒体的概念,还是繁殖与性”(Myers,Krimsky and Zoeller 2001,557)。奇特缩形者/萎缩男(Incredible Shrinking Man)降世1995年,众议院卫生和环境小组委员会(House Subcommittee o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佛罗里达大学生物学家路易斯·吉耶特(Louis Guillette)面向一众美国国会代表(男性为主),报告丹麦内分泌学家尼尔斯·斯卡克贝克(Neils Skakkebaek)发表的惊人数据,即全球人类精子数已下降百分之五十。结语中,面对这群心灵受创的国会议员,吉耶特陈述:“今天在座每个男人,都只及其祖父的一半。难道我们的子孙,也将只及我们一半男人吗?”(Twombly 1995,4)。吉耶特证明,就佛罗里达州阿波卡湖鳄鱼数量下降一事,他的研究代表了其他过往动物研究,一致显示出某种新出现的“症候”,信号就是世界范围“下降的男性生育能力”(Raloff 1994b;Sharpe and Skakkebaek 1993,1393)。鳄鱼数量急剧下降的数座佛罗里达湖泊,正毗邻一个超级基金场址(译注:Superfund site,指美国的一级严重土壤污染场所)。自1980年代起,这个有毒废物污染清除场址便受激素活性农药污染,包括三氯杀螨醇和毒杀芬。较之阿波卡鳄鱼数量的实际下降,显然更令人震惊的是,它们的不育,可能正基于雄性的“微小阴茎”。经数年观察,它们的生殖器官已萎缩至正常大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Colborn,Dumanoski,and Myers 1996,151)。吉耶特及其同僚也注意到,雌鳄鱼的“卵巢和卵泡出现异常”,雄鳄鱼的睾丸也有问题。但在这之中,还是“小小弟弟”引起了“成群记者”的最大兴趣,让他们甘愿跋涉过泥泞湿地,拍摄鳄鱼的阴茎(151)。据研究者调查,阴茎萎缩可部分归因于阿波卡鳄鱼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五的孵卵失败率。这导致了数量下降,也同样导致了雌雄鳄鱼激素配比失衡。雌鳄鱼成了“超级雌性”,雌性激素达到普遍水平的两倍,而雄鳄鱼的睾丸素则几近于无(Guillette,Gross,Masson,Matter,Percival and Woodward,1994)。鸟类的早期动物研究,在调查DDT、DDT之代谢物DDE等雌激素化合物,如何关联1960、1970年代,海峡群岛的西美鸥及安大略湖的银鸥数量急剧下降时,也证明了“向雌性倾斜的性别比”,带来了所谓的同性恋海鸥(gay gulls)或蕾丝边海鸥(lesbian gulls),因观察到雌海鸥与其他雌性共同抚养宝宝(Colborn,Dumanoski,and Myers 1996;Fry,Toone,Speich,and Peard 1987,30)。同样,这些雌鸟也显示出“极度女性化的生殖系统”,雄鸟生殖器则 “兼具卵巢与睾丸组织,属于雌雄间性或混合的生殖器”(Fry et al. 1987,31)。鸟类毒物学家假定,雄鸟对雌鸟缺乏性欲,很可能是因为这种雌雄间性状态,也导致了共居雌鸟的“同性恋行为”。1972年,两只海鸥成为美国同性恋平权运动的先知。[图源:douban.com]
还有许多其他野生物种充当前哨研究对象,证明暴露在许多经确定的激素活性/内分泌干扰物质中,会对人类健康和繁殖有潜在影响。这些化学物质污染了水源、空气、土壤与食物来源。(Fox 2001)。1990年代晚期,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S)成立数个小组委员会,关注(1)动物作为环境灾害的监测器,及(2)大自然中的激素活性物质,并总结道: 经报告,野生生物的繁殖障碍包括形态异常、蛋壳变薄、数量下降、后代生存力削弱、激素水平变化,及社会群体内性关系行为转变……许多野生生物研究显示,繁殖及发育不全,与暴露在环境污染物中有关,部分污染物是激素活性物质。(NAS 1999,21)
继《失窃的未来》1996年出版,众多野生生态学家、内分泌学家及毒物学家都在争论中支持运用“野生生物健康的数据,嵌入作为更大流行病学证据权重方法论的语境中,在接触化学物质对人口影响的议题上,以此作为决定与政策的基础”(Fox 2001,859)。然而,内分泌扰乱物论的人类研究证据却一直更富争议,尽管许多科学家已假定,这些激素活性物质关联到部分“人类异常情况”,包括“男性生育能力”的问题,乳房、睾丸和前列腺癌,还有神经系统及神经行为的影响。与野生生物研究一道,大众媒体在传播有关接触毒物对人类影响的研究时,也采用了“对脆弱男性的攻击是最骇人之事”的假设。虽然证据显示,内分泌扰乱毒物会关联到乳房、卵巢、睾丸和前列腺癌,免疫系统功能,新陈代谢疾病,致突变性,以及神经系统问题,真正冲上头条、广受科学文献及大众读物争论的,还是这些污染似在无休止进犯人类男性生育能力及人类性取向的稳定可靠。试举几例:- 证据显示全球精子数量、能动性及质量下降,并有后续大量研究支持(Tummon and Mortimer,1991)。
- 子宫内接触高剂量雌激素强效合成雌激素药物己烯雌酚(DES)对男性后代的影响(Wilcox ,Baird,Weinberg,Hornsby,and Herbst 1994;Raloff 1994a)。
- “正常”出生人口性别比男女比例1.06—1.0的下降(Davis,Gottlieb,and Stampnitzky 1998)。
- 男婴尿道下裂及隐睾症病例的国际上升(Paulozzi 1999)。
科研集体及大众媒体中,就精子数下降、男性不育、畸形生殖器及男婴消失等议题,拉警钟的种种表述,也遭到了同样有力的否定反击。反击者批评某些断言,认为扰乱内分泌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包括杀虫剂、塑胶和溶剂,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并不会对男性生育与性取向产生威胁。部分科学家挑战了内分泌扰乱物论从野生生物推断到人类的可信性(Safe 2000),也有其他评论者,将精子数与生育率下降归咎于“生活方式”的选择,如饮酒、抽烟、肥胖,及穿过于紧身的裤子(Larkin 1998)。在一篇《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文章中,保守派分析员约翰·贝劳(John Berlau)对与内分泌有关的危言耸听嗤之以鼻,视之受到了不断增生的厌男女权主义者操控:“人造化学物曾被塑为死神,现在又成了断根女罗伦娜·巴比特(Lorena Bobbitt)的代名词”(1995,45)。“毒物侵害”的证据,挑战了社会对男性预设的男子气概与钢铁之躯,也让社会忧虑阳刚之气出现危机。反应分为两派:内分泌扰乱物论的反对者,激烈反对真[CYC3] 男人会受到负面影响(大致可归为“保守”立场);以及该论的支持者(趋向于“进步”环保主义者),深深苦恼于这一令人胆颤的命题,即内分泌扰乱物会使人类性别二态性错乱,模糊男女的自然边界,制造出异常的身体——阴柔的男性,雌雄莫辨的个体,还有雌雄同体。不论哪派,是反对还是恐慌,有关内分泌物质对男性生育能力的种种恶毒争论,都不仅关乎即将发生的人类健康问题,而着眼于一种混乱的新型男性气质,正威胁着要“动摇不仅是社会性别,而是整个社会秩序”(Daniels 2006,69)。土地里写着“农药,危险,请勿靠近”的提示牌。[图源:foodfreedomactions.blogspot]如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国家科学院(NAS)召集的专家小组采取内分泌干扰物论(重命名为HAAs),对环境中与激素有关的毒物及其对野生动物和人类的影响的科学文献进行了严格审视。1999年发表的最终报告反映出17名小组成员之间的深刻分歧,并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数据没有体现出决定性的相关关系,特别是对人类的影响方面。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证实了世界范围内尿道下裂、隐睾症、睾丸癌和性别比例变化的研究结果,并且认为这些情况的原因尚不清楚,"目前还不能确定与环境中的HAAs接触有关"(NAS 1999,135)。在国际范围内,大多数环境科学家、内分泌学家和毒理学家都同意,科学证据的重要性表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全球传播与许多野生动物物种的减少和灭绝以及许多重大人类健康问题的上升率有关(Schapiro 2009;Steingraber 1997,2007;Whitty 2007)。尽管美国政府声称证据是"不确定的",尚且需要更多的研究,但其他国家已经采取行动,禁止最危险和最常用的化学品来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例如,欧盟在2004年批准了联合国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鉴于对有毒污染问题的这种总体共识,有关科学家、环保主义者和其他"进步"分析家在2000年代是如何参与内分泌干扰物论的?我感兴趣的是,为了引起公众的兴趣和对严重环境问题采取行动的紧迫感,进步论调的环境科学和政策制定者用一种矛盾的方式促动了对同性恋者的恐惧。关于内分泌干扰物论调的知识政治是否掀起了性恐慌,它依赖于这样的假设:公众会对即将发生的性别变态的前景做出更强烈的反应,更加关注这类消息,认为它们更加可怕、不自然和不可接受,而其他常规化的疾病则显得普通,如环境诱发的癌症、哮喘和心脏病,哪怕它们正在以惊人的数字夺走生命?辛西娅·丹尼尔斯(Cynthia Daniels)(2006)认为,一些保守派将男性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men)和自然男性气质的流失(erosion of natural masculinity)归咎于女权主义(而不是内分泌干扰物)(表现在精子数量减少和发育障碍,也表现在工作场所中女性增加和大学中女性学生人数超过男性的情况)。然而,即使是女性主义的环境保护主义,在对社会和环境不公正的非自然破坏进行批判性分析时,又会以何种方式无意中采用这些生态(异性)规范性的假设?并且,我们如何发展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而不是被污染的)政治,在不复制"正常/自然"的优生学话语的情况下,论证身体、家庭和社区的完整、安全和健康?*本文节选自Queer Ecologies: Sex, Natural, Politics, Desire, Chapter 7,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10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封面图为不加节制的使用农药化肥造成严重的面源污染问题。[图源:news.takung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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