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杰 | 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

刘少杰，曾任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兼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学理论社会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文摘》执行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主要研究领域是理论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网络社会学。[图源：mstd.bnu.edu.cn]

专题导言
前日，会社推送了渠敬东老师的《语言与文字的社会学问题》一文，勾勒了语言与社会的复杂关联和广阔学术前景。事实上，以此为研究对象的社会语言学长期处于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传统中，与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针锋相对，却鲜少与社会学领域正面对话。本专题的意图即是邀请社会学的读者进入社会语言学的世界，展现语言学在社会科学分析中的穿透力。 本专题既以“邀约”为名，将以两篇社会学家的文章为起点，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说明为什么社会学需要关注语言，接下来则拣选社会语言学中别有生趣的中文实证文章（尽管该领域主流文献仍是英文的）。这些文章大致涉及语音、字形、词汇、会话、言语社区、方言和语言政策等经典研究对象，展示了问卷、语料库和民族志等多种基本方法。更值得一提的是，它们背后的问题意识或明或隐地呼应了从古典到现代的不同社会理论，体现了语言在人际互动、族群认同和社会规范中的作用。专题本身但求精辟有趣而不求经典全面，若想要系统了解社会语言学，游汝杰老师的《什么是社会语言学》或许是不错的入门读物。

内容提要
语言问题应当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但因为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限制，社会学一直未能把语言问题研究纳入自己的视野。直到本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学主流才普遍重视语言问题研究，实现了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社会基本矛盾由人与自然关系转为人际关系的后工业社会是社会学语言学转向的现实基础。处理人际关系、寻求社会和谐成为社会中心任务，不仅突出了语言交往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且也促进了社会学研究在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并实现了社会学研究从本体论向生存论、认识论向理解论、绝对论向相对论，以及科学世界、生产世界向生活世界的理论变革。

在人类有史以来变化最剧烈的20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学，同它直面的社会现实一样发生了持续不断的变化。尤其是60年代以来，社会学在其主要流派那里发生了新的转向，即语言学转向。人们经常谈论哲学语言学转向，却很少有人谈论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哲学经过语言学转向真实地进入了社会，而社会学经过语言学转向则深刻地切入了生活。值此世纪之交，审视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对于把握社会学一个半世纪以来的演化脉络与发展趋向，清理社会学的理论局限和明确社会学的跨世纪使命与未来展开形式，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传统社会学的语言学失落

社会学是以直接面对经验事实的面目出现的，而经验事实是人们通过日常交往行动展开的，借助语言沟通的交往行动是经验事实的基本内容。因此，当孔德和迪尔凯姆为社会学规定了直接面对经验事实来研究社会现象这个任务时，就已内在地注定了社会学回避不了语言学问题。然而，社会学最初却未能做到这一点。这首先与社会学刚刚从哲学怀抱里挣脱出来，传统哲学的影响在社会学的创立者那里还根深蒂固有关。

尽管孔德和迪尔凯姆都是在反形而上学的旗帜下创建社会学的，但是，对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概念框架和目的追求，他们都未能深入批判和认真清理。他们十分明确地提出要从形而上学玄思中走脱出来，抛弃对抽象本质的逻辑推论和理想幻觉，面对活生生的社会事实，描述出具有确实性的客观性知识。然而，他们仅仅指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玄秘性和抽象性，却未能揭示出它作为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思维方式的本质。因此，尽管他们声言同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决裂，但是却仅仅停留在对其运思形式的指责上，并未抓住问题的根本，也未真正实现思维方式上的决裂。

早在17世纪，笛卡尔就概括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本质：主观同客观的二元对立；洛克则明确地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根本追求：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与规律。这两位哲学家在欧洲哲学认识论转向中所明确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框架和根本追求，是从古希腊直到20世纪甚至今天，一直都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本质与核心。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反映论、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等等，莫不如此。

当孔德和迪尔凯姆提出了实证主义原则，并为发现了这种新思维方式而兴奋时，他们没有认识到实证主义思维方式在本质上同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并无根本区别，仍然是在主观同客观的二元对立中追求着客观世界的本质与规律。孔德主张直面客观的经验现象，坚持只问是什么，不问应当是什么；迪尔凯姆把社会学研究对象规定为纯客观的、外在的、不可还原为心理现象的社会事实。他们的这些主张都是在主观同客观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提出来的。因此，他们实质上并未越出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限制。也正因如此，他们在创立社会学时，虽然极力强调直面经验现实，但是这个现实是非经验的，因为现实在他们那里是抽象的，现实中的主观因素被净化了。作为人们亲身经历和体验着的现实不仅有客观性，而且具有主观性。现实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在语言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社会学抽象化了经验现象，忽视了日常语言，因而仍然游离于经验现实之外。

马克斯·韦伯从历史主义立场批判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抽象性，认为社会学只有以具有主观意愿的人的社会行动为出发点或根本研究对象，才能把握到真实存在的社会生活。同孔德和迪尔凯姆相比，应当说韦伯已经进了一大步。当韦伯把社会行动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并且强调行动者的意愿时，他看到社会是人的社会，而不是被当作物看待的社会，也正因如此，韦伯的社会学被视为人本主义社会学。然而，韦伯研究社会行动，不是研究它的现实经验过程，而是研究它的理想类型和理性根据，并通过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划分，而把社会行动的研究上升到社会理性结构、制度和权威结构，以及社会控制模式层面上。这就是说，韦伯的社会学是进入现实生活又离开现实生活的过程。

韦伯的社会学实质是对社会现实开展的理性批判，或者说是对社会生活理性结构的分析与概括。理性批判是启蒙运动以后，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题。理性批判的根本目的是揭示人、社会和自然存在的根据，这是一个由经验表层现象而深入其内在本质的过程。因此，理性批判建立的理论是内在论和本质论，它的理论结果是现实生活的抽象。韦伯虽然有意识地抑制了本质论，但他并没有超越本质论，他仅仅在理论表现形式上同传统的本质论不同。韦伯的核心范畴是理想类型，是具有超现实性的理论概括。虽然理想类型具有现象学色彩，但是理想类型不是经验现象本身，是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形式化概括。其实，形式也具有本质论意义，特别是韦伯根据的这些具有一般性的理想类型，就更具有本质论意义了。追问内在根据和普遍类型的理论，不可能驻留于经验生活，也不可能对日常语言给予关注。因此，语言学问题未被纳入韦伯的社会学视野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把语言学问题引入社会学首先应当归功于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强调经验一元论，坚持经验过程的不可分离性，要求对经验生活的研究应当是完整的、具体的。在社会学领域里，首先把语言问题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是米德（G.H.Mead），而米德正是在詹姆斯（W.James）和杜威（John Dewey）等人的实用主义理论影响下开展社会学的语言学研究。按照实用主义的经验一元论原则，不仅理性根据、情感意志、价值要求和感性活动等属于经验过程不可缺失的要素，而且人际交往和语言沟通等因素也被充分注意，因为这些在经验过程中都是同时存在的。在米德的社会学视野里，经验过程被作为包含着多种因素具体地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他的姿势对话、符号互动、意义象征等概念以及围绕这些概念展开的讨论，都具有这种含义。

米德虽然把语言问题引入了社会学研究，但是他并未实现语言学转向，而是通过语言学研究转向了心理学，即创立了社会心理学。米德的理论追求是：把语言沟通和符号互动看作外在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观察而透视出其内在的心理过程，特别是揭示出自我意识的分化与成长。如果说孔德、迪尔凯姆的经验研究是物理主义的，那么米德的经验研究则是心理主义的。心理主义的专注同物理主义的渴求一样，最终都将导致对经验生活整体性理解的片面化，区别不过在于：物理主义执着于物的世界，而心理主义则执着于心的世界，而心与物在经验现实中本是同一个世界。

图为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1967）封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图源：book.douban.com]

尽管米德对语言学问题的研究称不上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但是他把语言问题作为研究社会心理问题的基本层面，为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吹响了前奏曲。在米德之后，符号互动论、人际交换论、结构功能论、社会冲突论等社会学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论述了语言问题，这与米德的语言问题研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对语言问题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在结构功能模式论中和社会现代化过程论中，帕森斯都论述了语言的功能和作用。但是，帕森斯关于语言的论述都被复杂而庞大的结构功能模式理论湮没了。

二、当代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

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真正开始于本世纪60年代以后。在利科（Paul Ricoeur）等人的解释学社会学、哈贝玛斯的交往社会学、布迪厄的反观社会学、福柯、利奥塔德等人的后结构主义社会学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语言学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学主流的主题。

解释学起源于对语言的释义，在神学解释学、史学解释学和哲学解释学那里，解释学的研究对象都没有离开语言文本。当韦伯把解释学引入社会学时，语言问题的研究却被行动类型的概括和主观意识的理解而遮盖了。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H-G Gadamer）阐述的是哲学解释学，他的主要工作是对语言给予哲学解释。然而，正是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语言问题回到了经验世界。像海德格尔（M.Heidegger）一样，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人类最基本的存在。在生活中，语言不仅展开了自我，而且也把自我带入了社会。人们不仅在谈语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语言在说我们。伽达默尔说：“语言和世界的基本关系并不意味着世界成为语言的对象。倒不如说，知识和陈述的对象已经包括在语言的世界中”即语言同现实世界是内在统一的，不是主观同客观的对立关系，而是统一过程，因此，研究现实世界就应当关注语言。

利科从文字文本的解释转向对行动文本的解释，把解释学的语言学研究同社会学的社会行动研究直接统一起来。他认为解释学不仅必须表现语言学（谈话的语言学，对语言的语言学），而且必须表现说话行动的理论。可见，活生生的语言在行动之中，同时现实的行动一定是言谈着的行动。因此，研究语言应当面向社会行动，而研究社会行动又必须面对语言。面对言谈着的行动，解释学不仅在研究对象上同社会学达成了视野融合，而且也使解释学的社会学理论发生了内容上的变化，解释学社会学不再像在韦伯那里那样注重理性根据的追问和理想类型的划分，而是注重行动的意义，行动的沟通，注重语言在行动中的存在、交流和共识。

受解释学的社会学影响，哈贝玛斯把自己的理论视野集中于以语言沟通为主要内容的交往行动上，建立了别开生面的交往社会学。1960年，伽达默尔出版了哲学解释学的重要代表著《真理与方法》，全面阐述了哲学解释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哈贝玛斯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非常重视，但是他对伽达默尔的许多观点持有异议。1967年，哈贝玛斯发表了他同伽达默尔论战的著作《论社会科学的逻辑》。在这部著作中，哈贝玛斯赞成把语言理解为人的生命活动，但是，他反对伽达默尔在语言问题上的保守性，他主张语言学研究的批判性。在他看来，语言作为生命形式和存在形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存在的，是受特定意识形态控制并扭曲的，因此把语言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必须开展批判性的研究，他指出语言也是控制和社会权力的媒介，它服务于有组织的权力关系的合法化。只要权力控制表现为合法的语言就是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是语言中包含欺骗，而是用语言进行欺骗。

图为伽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1960）封面。[图源：wikipedia]

哈贝玛斯从意识形态批判开展对语言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开始了他对社会学理论的重建。在后来回顾《论社会科学的逻辑》一书的基本精神时，哈贝玛斯指出：他的讨论不仅是继续阿多尔诺（T.W.Adorno）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同时直接注意非传统的途径——包括后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语言分析哲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和舒茨（A.Schutz）所建立的现象学的俗民方法论——这些，正如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在10年后所说的一样，产生了‘社会理论的重建’。可见，哈贝玛斯关于社会学理论的重建是在吸收了六七十年代哲学社会学的重要成果基础上开展的。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在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中影响很大。日常语言是生活世界中的对话，是与日常经验生活直接统一的。当维特根斯坦把语言学研究转入日常生活中时，他实质上已经进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或理论境界。舒茨在其现象学社会学中，把语言同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对日常语言进行了丰富的社会学研究，其中关于对话、沟通、意义、行动等方面的论述，都是哈贝玛斯重建社会学的思想来源。

集各家精华，哈贝玛斯建构了以语言学的社会学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交往行动理论。所谓交往行动是指以语言沟通为主要内容的日常生活行动，因此，交往行动理论也就把语言沟通问题作为最基础的部分加以研究。哈贝玛斯把自己的语言学理论称为“普遍语用学”，他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在其它场合，也被称之为‘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而我更喜欢用‘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这个说法，因为我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是最根本的东西”（哈贝马斯，1989）。可见，哈贝玛斯要通过语言学研究解决以达到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动的前提条件问题。遵此宗旨，哈贝玛斯论述了日常语言与生活世界，语用行动的显示功能、表达功能和人际功能、语用学的经验性与规范性、言语沟通的有效性基础、以言行事的意义等等，这些都是进入社会学视野的语言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哈贝玛斯还把语言学的研究同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系统联系了起来，进而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种层面。以语用学或言语行动理论为主要内容，哈贝玛斯发表了《论系统扭曲了的交往》（1970）、《语言的破坏与再建》（1970）、《解释学的普遍性要求》（1971）、《什么是普遍语用学》（1976）、《交往与社会进化》（1976）、《交往行动理论》（1981）等重要著作，开展了语言行动或言语交往问题的系统研究。可以说，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在哈贝玛斯的论著中得到了最充分、最深入的表现。

福柯、利奥塔德和布迪厄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社会学，在60年代以来也开始了语言学转向。米德关注语言问题的思想基础是实用主义，哈贝玛斯转向语言学研究的思想基础是解释学和马克思（K.Marx）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而福柯等法国社会学家转向语言学的思想基础则至少要追朔到索绪尔（F.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符号体系，语言的意义只有在符号体系亦即语言结构中才能理解，索绪尔仅仅停留在语文分析层面上的语言结构理论，被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运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建立了把语文分析、心理分析同社会结构分析统一起来的结构主义社会学或人类学。他曾预言：这种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不仅会使语言学发生革命，而且会使人类学和一切社会科学都发生革命。”（伊·库兹韦尔，1988）拉康（J.Lacan）、利科等人都对法国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真正通过语言学研究而使社会学发生革命的首先是福柯。

福柯的语言学研究，既不注重语言的语义学分析，也不注重语言的心理学分析，而是把语言看作人们的基本生命形式，要通过语言达到人们生存困境的解释，他指出：我们生活的这个历史世界不可能脱离话语的各种因素，因为话语已经扎根于这个世界而且继续存在于这个作为经济过程、人口变化过程等等的世界中（刘北成，1995）。与哈贝玛斯不同，福柯不去追问现实交往活动的内在根据或交往行动理性化，而是在历史过程中揭示由语言表现出的“知识型”的演化过程，进而揭示当代人类异化的生存方式是如何演化而来的。简言之，福柯注重的是通过语言而把握人类基本生存方式的历时性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自己的社会学理论称为“知识考古学”。

福柯的语言学研究具有激进的批判性。虽然福柯的语言学研究同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传统有着直接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彻底的否定。福柯也像结构主义语言学那样注重语言的结构分析，但不是认可分析出来的语言结构，而是要摧毁日常语言中的结构，亦可称之为“拆构”或“解构”。福柯在语言学研究中提出的中心任务是“打破中心，即不给任何中心以特权”。福柯要打破的中心是“人类中心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他认为，人本主义者过度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科学主义者过度强调语言的结构规则和外界事物的逻辑规律，二者实质是在主观同客观的二元对立下思考问题和回答问题，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不仅不能真实地解释现实生活，而且作为千年不变的思维模式禁锢着人们的社会行动，引起社会生活各种层面的普遍异化。所以社会学理论的根本任务在于摧毁结构和拆除中心，而不是再揭示出什么新结构，确立何种新中心。

布迪厄像福柯一样用否定的眼光审视语言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他认为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突出地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社会生活的变化改变着语言，语言的变化也改变着社会生活。各种趋向特定政治目的和控制形式的语言，变成越来越有力的统治工具，“语言的暴力”已经成为扭曲人生的最严重因素，因此，布迪厄指出：“社会学家的真正任务是描述控制词语的斗争的逻辑，……社会学家对他必须使用的语词应该抱有疑问”（布迪厄，1997）。这就是说，社会学不仅应批判地审视语言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而且因为所有的语言都对社会生活有控制作用，所以社会学也要反思自己的语言，要批判地反省自己的语言是怎样介入社会、参与生活的。

布迪厄把自己的社会学称为“反观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其宗旨在于：一方面，从社会行动或实践活动出发超越主观同客观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在摧毁语言中心论的旗帜下重新审视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把研究社会生活的这些原则同样贯彻到对社会学理论的自身反思中，在开展社会问题的研究中不断反思社会学语言的偏失或误区。这种“反观社会学”标志着西方社会学理论进入了学科建设的更高层次。自19世纪30年代社会学问世以来，西方社会学新流派不断产生，但却很少提出社会学理论的自我反省问题，这与实证主义强调客观对象的自在性和主观观念的自明性是直接相关的。当布迪厄提出反思社会学理论时，这意味着社会学开始怀疑自身，批判的原则不仅针对社会生活，而且也针对社会学理论本身。布迪厄能够这样明确地提出社会学反思任务，同他把语言问题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是分不开的。

三、社会学语言学转向的现实基础

西方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不仅有其理论演化的逻辑根据，而且有其全面展开的现实基础，即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无论把研究视野转向语言学的社会学家们是否认识到这一点，这都是一个不可否认的深层根据。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不仅指出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还揭示了后工业社会实质及其引起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经历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历程。前工业社会是采集社会、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类社会的主要任务是从自然中直接获取生活资料，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亦是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工业社会虽然有了巨大变化，但是人类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矛盾并无改变，变化的不过是在人与自然中间增加了机器这个中介，人通过机器从自然中获取生活资料，人类获得了空前的生产效率和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人与自然关系；后工业社会来临却使问题发生了实质的变化，人类社会的主要任务不是从自然中获取生活资料，而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寻求人际沟通与社会和谐，社会的基本矛盾也由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为人际关系。

图为工业革命时期，工厂工人劳作情景。[图源：tw.littlestprettythings.com]

丹尼尔·贝尔的观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会自60年代以来发生的深刻变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进入长期平稳发展时期，尤其计算机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空前增长的物质财富使西方大多数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进入了富裕社会，物质生活资料匮乏问题在这些国家已经基本解决。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矛盾之所以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展开，根本原因是物质生活资料匮乏问题，而当这个问题得以解决后，社会主要任务和基本矛盾也就不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了。

人际关系成为社会主要任务和基本矛盾，首先在西方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产业结构的主要部分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亦即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而后工业社会到来后，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迅速下降，服务业即第三产业的比重却迅速上升。在美国等发达西方国家，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已经达到60%以上。

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是物质生产活动，展开的基本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而服务业是直接为人提供服务的活动，展开的基本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服务业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产业结构，最充分地证明了为人服务、处理人际关系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任务和基本矛盾。丹尼尔·贝尔指出：“后工业化社会的中心是服务——人的服务、职业和技术服务，因而它的首要目标是处理人际关系”（丹尼尔，1989）。并且，后工业社会是一个更加组织化的社会，人际关系不是简单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群体或组织之间的关系，罗蒂（R.M.Rorty）称之为“社团关系”。丹尼尔·贝尔进一步指出：“社会组织的这些变化，在一种无形的方式中也许已经预示了更多的变化——在意识和宇宙观上的变化”（丹尼尔，1989）。这就是说，后工业社会的变化不仅是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且必然引起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思维方式的变化对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至关重要。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回答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为己任，人际关系一直在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之中。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看待社会生活和研究人际关系。只有到了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对社会中心任务和基本矛盾的转变有了清楚认识之后，必须从人际关系出发，在人与人、人与社团、社团与社团关系中认识人类社会，才能成为越来越多社会学家的共识。用现象学的话来说，从人际关系出发亦即从主体间关系出发。如前所述，从主体间关系出发看待社会生活，同从主客关系出发看待社会生活有本质区别。在主客关系中，社会学看到的社会现象是客观化的、剔除了人们的情感意志和理想选择的自然过程；在主体间关系中，社会学看到的社会现象是都具有自身存在价值和主体地位的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不仅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人际交往关系是主体间关系，而且社会学家或社会工作者同他们的对象之间也是主体间关系。社会研究者不是站在社会生活之外的观察者，而是同他的研究对象一样，都是有选择，有意志的现实的人，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关系。

正像哈贝玛斯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的交往关系最基本的形式是语言沟通，最核心的内容是通过语言沟通而达致理解、形成共识。正是明确地认识到人际关系是当代社会基本矛盾，处理人际矛盾是当代社会中心任务，后结构主义社会学、新实用主义社会学、解释学社会学、反观社会学等当代重要社会学流派，同交往行动理论一样纷纷把语言学问题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主题，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才全面展开。这一点充分说明，社会学语言学转向既有后工业社会来临的现实基础，也有适应后工业社会基本矛盾和中心任务变化而发生的思维方式变革的思想基础，亦即世界观的基础。

在社会学语言学转向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哈贝玛斯，站在反对后现代主义、维护现代化性原则立场上开展语言学研究，许多学者指责他不适时宜地坚持现代主义原则。其实，哈贝玛斯交往行动理论的出发点和理论框架，同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变化和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实质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像各种流派的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哈贝玛斯也把交往行动的矛盾关系看成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他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生产与交往是社会发展的两种基本动力，它们共同推动社会发展。马克思集中注意力从生产与经济方面揭示社会发展的根据和规律，而未来得及对交往行动这个方面做出充分论述。哈贝玛斯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完成这个未竟事业。事实上，哈贝玛斯三十多年来对交往行动问题的研究，不仅是马克思理论遗愿的实现，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后工业社会基本矛盾和中心任务的深刻理解与理论批判。这就更进一步说明了后工业社会来临对社会学语言学转向的基础意义。

四、社会学语言学转向引起的理论变革

语言学转向引起了社会学理论的深层而多方面的变革，其中最根本的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当代社会学关注的语言首先是日常语言，是人们在社会交往和人际沟通中的对话，只有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才能真正理解和运用这些日常语言，并且也只有进入日常语言的过程及其展开的境界，才能真正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主体间关系亦即在人际关系中理解社会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及其思维方式的变革是互为前提的。

转向语言，社会学的理论追求从本体论转向了生存论。自柏拉图到黑格尔，西方哲学都一直在追求本体论，即“透过现象看本质”，建立了“理念”、“物质”、“实体”、“自在之物”和“必然规律”等一系列说明事物内在规定性的概念。这些概念不可感知，只能玄思。孔德、迪尔凯姆和韦伯等人都试图超越这种本体论追求，但是他们因为未能实现思维方式转变而不断地回到本体论追求之中。孔德论述社会发展“三阶段规律”、像物理学规律一样的社会秩序等等，这十分明显是本体论追求；韦伯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理想型”等概念，莫不过是表达形式上有所变化的本体论追求。对于转向语言学的社会学来说，社会生活是人们不断选择、不断创造的生存活动，不仅没有稳定不变的本质规定和必然规律，而且也没有内在深层的固定结构。因此，本质、规律和结构等本体论概念已从社会学的话语中隐退，代之而起的是那些直接关注人类生存状况的概念。

社会学转向语言后，不仅不再去追求本质与规律，还无情地摧毁经典社会学创立的各种结构论和模式论。作为社会结构论和模式论集大成的帕森斯结构功能模式理论，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社会学和新实用主义社会学的嘲讽与斥责。帕森斯苦心孤诣建构起来的各种结构功能模式，被指责为本体论追求的变相、形而上学理论模式的迷恋。面对语言，社会学提出的问题是：对话途径的断裂与疏通、交往关系的扭曲与重建、社团话语的冲突与宽容等等。简言之，社会学通过语言学转向真切地面向了社会生活，而不是在生活之下寻找“支撑”生活的本体。

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还实现了研究方式的转变——从认识论转向了理解论。韦伯首先在社会学领域里提出用理解的方式开展社会问题研究，解释学的许多方法被他引入社会学研究。然而，韦伯动摇于理解论与认识论之间，他一方面强调社会学研究要直接面对具有主观意愿的社会行动，用“投入”和“体验”的理解论方法来研究社会行动；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价值中立”，认为在被研究对象面前应当克服研究者的价值评价，寻求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性。韦伯的动摇说明他对主客二元论思维方式克服的不彻底，亦可说是对传统认识论的本质认识不足。传统认识论的实质就是把事物区分为主观与客观，然后探究主观如何正确认识客观，其实这不过是科学认识过程或认识方式的哲学概括，因此，传统认识论对于寻求客观本质的科学认识活动来说具有不可否认的意义，但是对于面对人的活动过程的社会学来说，传统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显然是难以成立的。因为人的活动过程不是一个纯客观过程，是主观同客观统一的实践过程，所以既不能单纯强调社会现象的主观性，也不能单纯强调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否则都将重新陷入传统认识论的窠臼。

语言是一个主观和客观统一的过程，不仅用语言交往的人们不能把对方的语言作为客观来认识，而且把交往中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家也不能把它单纯看作客观现象去把握。面对语言就一定要进入交流、沟通，就一定要设身处地去体验和领悟。由此获致的不是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而是人际之间的理解与共识，捕获到的是创造着的意义。用符号学的话说，语言是最普遍的符号，符号包含着人们的选择、设定和赋予，符号中没有确定的客观本质与必然性的规律，符号中包含着理解者和被理解者共同赋予的意义。

符号是可能性，是被创造的动态过程。符号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了不同的意义。面对语言符号，社会学发现世界是一个不确定的随着限制它的条件变化而不断流动和重组的世界。孔德的实证原则、迪尔凯姆的社会事实客观性的观点、韦伯的权威类型划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模式，实质都在动态的社会中寻找确定性，试图用确定性的理论模式来给出普遍性的解释，这些解释都具有传统哲学的绝对论特点。当代社会学一个共同趋向是从绝对论转向相对论。不仅从传统哲学的观点看，后结构主义、新实用主义和解释学社会学都具有相对主义色彩，而且它们也明确声言要以相对论取代绝对论。它们用“无中心”、“非结构”、“分延”、“变易”、“无序”、“无深度”、“选择”、“信念”、“评价”等概念来阐述现实生活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

语言学转向把社会学引入了一个交往世界或对话沟通世界，一个呈现为万紫千红符号流变过程的可能世界。这是一个区别于科学世界和生产世界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人疾声呼唤的即将失落的人类家园。“返回生活世界”这一当代学人的共同心愿，在语言学转向中得到了实现。用日常语言沟通、通过日常行为交往的生活世界，是一个没有明确主题、也没有专业化的原初世界。不像在科学世界中那样，人们在生活世界中既不去认识客观规律，也不去反思主观思维逻辑，而是凭着直感去体验生活、领悟意义，真善美在生活世界中直接统一在一起，成为人们的感性追求，而不是作为科学、伦理和艺术的分别对象被限定；也不像在生产世界中那样，人们扮演某种专业化的制造者和控制者，而是作为日常生活中的自在者追逐着直接生活利益，人们的多方面需求都有登场和兑现的权力和机遇。概而言之，生活世界是一个未主题化、未专业化的、人们自在地凭藉本性活动的世界，是一个只能把他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自主的人才能理解的交往世界。在寻找客观确定性，为征服与控制服务的视野里看不到这样一个原初的、真实的生活世界。

进入生活世界，从本真的日常生活中的人的交往行动来理解社会理象，是转向语言学后的各派社会学的共同趋向。传统的或经典的社会学没有做到这一点，孔德、迪尔凯姆、韦伯和帕森斯等社会学家，所谈论的社会现象都不是日常生活，他们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封闭了通向生活世界的道路。虽然他们也谈论要真实地理解人生，但是在这些话语的背后是探寻社会控制的模式与途径的价值要求。孔德把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归结为社会进步和社会秩序，并且认为最根本的是社会秩序，社会进步只有凝结为社会秩序才具有真实意义。他所说的秩序是资产阶级控制社会其他阶级的权力与法律，是被统治者无条件服从统治者的顺从。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论、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模式论，都带有为统治者提供控制社会方案和策略的性质。因此，在经典社会学那里，社会生活是控制的对象，社会生活中的人则是应当被规范、管理和限制的失去完整人格的人。

BBC《学习语言技巧》专栏插图：学习语言任何时候都可以。[图源：bbc.com]

从生活世界的境界研究社会生活，社会学的根本价值取向不是社会控制，而是人性解放，是社会和谐和人生自由。社会学不再去构造能调控社会的种种理论模式，而是在人们的交往话语和行动符号中揭示虚假，批判异化，通过对各种文化的和实践的文本阐释而析理出被深埋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社会学也不再像创立之初那样去建构理论体系，试图为统治者提供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依据。单纯的客观性描述和量化分析，越来越受到冷遇。代之而起的是具有强烈人文主义精神的启示与教化，呆板的科学面孔逐渐消解，艺术的语言和道德的评价在社会学的论著中正在成为主要内容，翻开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哈贝玛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这些变化便跃然纸上。

*本文原载于《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文章《你的语言如何影响了你的“思考”？》插图。[图源：4th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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