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 | “兄弟伯叔”与“哥们儿”：语言社会学的视角

郑也夫（1950年8月—），中国社会学家，曾任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现已荣休。研究领域涉猎城市社会学、消费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文化人类学等。著有《代价论》《信任论》《后物欲时代的来临》《知识分子研究》《阅读生物学札记》《神似祖先》《吾国教育病理》《文明是副产品》等，也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相关阅读：读社会学有什么用；后物欲时代的来临）[图源：culture.ifeng.com]

专题导言
前日，会社推送了渠敬东老师的《语言与文字的社会学问题》一文，勾勒了语言与社会的复杂关联和广阔学术前景。事实上，以此为研究对象的社会语言学长期处于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传统中，与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针锋相对，却鲜少与社会学领域正面对话。本专题的意图即是邀请社会学的读者进入社会语言学的世界，展现语言学在社会科学分析中的穿透力。 本专题既以“邀约”为名，将以两篇社会学家的文章为起点，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说明为什么社会学需要关注语言，接下来则拣选社会语言学中别有生趣的中文实证文章（尽管该领域主流文献仍是英文的）。这些文章大致涉及语音、字形、词汇、会话、言语社区、方言和语言政策等经典研究对象，展示了问卷、语料库和民族志等多种基本方法。更值得一提的是，它们背后的问题意识或明或隐地呼应了从古典到现代的不同社会理论，体现了语言在人际互动、族群认同和社会规范中的作用。专题本身但求精辟有趣而不求经典全面，若想要系统了解社会语言学，游汝杰老师的《什么是社会语言学》或许是不错的入门读物。

语言社会学的视角

本书希望在前人较少涉足的语言社会学的蹊径上作出一点探索。在下面的章节中，着意从最流行的一些社会语言认识社会。

语言是极为庞大的社会现象，语言研究包括众多的类别。即使是其中一支——社会语言学，在研究对象和目标的选择中也是有所侧重的。有些人企图从文化交流和社会变更出发解释语词的产生（即所谓“语源”），有些人则从人口迁徙认识地域方言的形态和变异。社会语言学家们所具有的一个共同倾向是从社会认识语言，或是两相印证。而语言社会学的最终认识对象是社会，语言是它的视角、出发点。它将不厌其烦地描述分析的是语言赖以产生和流行的社会背景。

为达到这一目标，我们选择了“最流行的社会语言”，即目前或曾经有着极高使用频率的语言——无论它是寒暄语、是称呼、是口头禅、是官方的报刊辞令，还是流行的骂人话。以这种选择去达到这一目的的道理其实上节中已说到。中华民族惯于和长于语言审美，而语言美感中的第一要素是“得体”。一个社会广为使用的词汇实际上已被众人有意无意地推敲、琢磨、比较和筛选过了。它必然是高度适合于人们每每逢到的社会场景，必然简练又恰当地表达出了人们在这种社会场景中所要表达的情，也必然暴露出这个社会的结构和其价值观；从那些官方提出和频繁使用的字眼中，我们看到社会的另一极——掌权者们的思想性格。

语言，以其特殊的方式向我们透露了社会的底蕴。

书中上节说到，中华民族无论传统文人，还是普通民众，都把绝大部分美学智慧都投入到语言娱乐之中，如侃大山、听评书、猜灯谜、对对联等。[图源：视觉中国]

兄弟伯叔——人伦之秩序

我们在本书第二节说过，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有千百种描绘“雪”的词汇，阿拉伯人和蒙古人的语言中有丰富的词汇描绘“骆驼”和“马”。那么汉语呢？汉语着意区分的是“人”，准确地说是“亲属”。与英语brother对应的是“哥哥”（兄）、“弟弟”（弟）。虽然英语里也有elder brother（哥哥）和younger brother（弟弟），汉语中也有统称两者的“兄弟”。但在一般称呼中英语不区分长幼，只一个brother即可，而汉语在日常对话中，几乎总是具体指明究竟是“兄”还是“弟”。如果细分起来，古汉语中的“伯仲叔季”日常称呼中的“大哥、二哥、三弟、四弟”，更是英语所不习用，甚至无对应的成词的。

同理，与英语中sister对应的是“姐姐”（姊）、“妹妹”（妹）。但汉语比其他民族语言更复杂的主要还不是“兄弟姐妹”。

请看，其他很多民族的个词汇——英语的uncle、法语的oncel——等于汉语中的五种称呼：伯父、叔叔、舅舅、姑父、姨父；英语的aunt、法语的tante相当于汉语的伯母、叔母（婶子）、姑姑、姨、舅母。

“一表三千里”，表亲是无边无界的，什么“表叔、表舅、表哥、表弟、表婶”，多是外域语言无以相对的，正像“文革”期间流韵全国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所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如果再加上亲属与亲属间的俗称妯娌、连襟、“一担挑”等，愈发显出汉语中亲属称呼系统的发达和复杂。

复杂本来也是为了简便的，有时这种效果竟直接达到了。英语的父系上辈人称谓分别是grandfather、Great-grandfather、Great-Great-grandfather，真是有点绕口令的味道了，汉语则异常简洁：祖父、曾祖、高祖。

汉语亲属称谓与西语对比有两大特征：一是区分父系母系亲属，比如叔与舅、姑与姨：二是区分了直系同辈及父系男姓亲属的长幼，如兄与弟、姐与妹、伯与叔。

汉语中的亲属称谓虽然繁多，却杂而不乱。表亲、远亲、“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乱不了家族与家庭的阵营。古代的先哲早已为后人明确划定了家族与家族、家族与外人的界线。这个界线即所谓“五服”和“九族”，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九族即以己为一代，上推四代：父、祖父、曾祖、高祖，下推四代：子、孙、曾孙、玄孙，共九代亲属组成的家族。所谓“灭九族”即是要将如此众多的亲属斩尽杀绝。“五服”是一种丧制，它以丧服的轻重和丧期的久暂显示生人与死者血缘关系的远近。“五服”如下：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服”之内的成员称为“家族”，“出了五服”的同祖族人称为“宗族”，只有同居共财的才称为“家庭”。同家族的成员，如“五服”所形象地显示的，要依与“自己”血缘上的远近亲疏关系而有别。所谓“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礼记·丧服小记》）即是说，关系最亲切的是父、己、子直系三代，属第一圈：从祖至孙，合为五代，是第二圈；从高祖到玄孙包括族兄弟，为第三圈。（杜正胜，1983）

汉语中这样发达的亲属称谓本身就十分雄辩地说明了，汉民族的社会成员曾经更多地生活在复杂的亲属关系中，即所谓“聚族而居”。较早摆脱了采集、狩猎和游牧的生活，率先跨入农业文明的门坎，却又迟迟没有迎来商品经济的新世纪，使中华民族趋向于定居，因而为“族”的繁荣准备了沃土。虽然每个中国人都承认自己是皇权下的臣民，但是这个国家说到底是建立在以汉字为基础的共同文化和高度发达的官僚机器之上的，国家的各地域间并无有机的联系，老百姓的实际社会生活只在其邻近四周。而历史上的连年战乱、弱肉强食，又迫使他们聚族相伴，以至最终发展出族内的共同习俗和政治关系。传统中国的社会生活是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国家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家天下”，因此孔夫子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欲治其国者，先治其家……家齐而后国治。”

那么“家”及由家拼合成的“天下”该怎样治呢？那就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伦秩序和被“五服”形象地表现出来的“差序格局”。因为这之中没有固定不变的道德与行为准则，一切须视对方与自己的远近亲疏而有别，因此各种亲属关系被明确命名，混淆不得。又因为在中国的“家”与“国”的统治中长者与男性居于支配地位，因此在其亲属称谓中对长幼之别及父母两系亲属作了格外细致的区分。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是用社会科学方式诠释中国文化最经典的概念之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吴飞｜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以及“宗法伦理”专题等推文。图为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这种建立在血缘基础上视所施对象与自己关系远近亲疏而有别的道德，极易为家庭带来强大的凝聚力。在近亲中促成一种无偿相助的道德，遂有“上阵亲兄弟，打虎父子兵”之俗语。而在家庭承担着重要社会功能——生产、生活、繁衍后代——时，这是至关重要的。但同时中国传统大家庭中的内耗及其对个性的压抑也久已为人们所厌恶。今天无论城乡，人们多生活在小家庭中。不过因为居住在同一村落中，虽然关系相对松弛了，农村人依然生活在由叔叔、大爷、堂兄堂弟、侄子外甥及众多表亲共同组成的“同宗”的环境中。语言有着自身的顽固性，特别是在亲属的称谓上。当“马”从一个民族的主流生活中消失后，有关马的词汇会渐渐淘汰，虽有待时日。但“人”却会一茬茬生出来，即使称谓所代表的价值观已改变了，也很难改变称谓，比如今天的“兄”与“弟”已完全平等，你却很难使人们在称呼上合二为一。

不过，有着五千年以上历史的亲属称谓体系在今天将第一次面临严峻的挑战。计划生育造成了众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他们失去了“兄弟姐妹”，或是以新的概念去理解这些曾经是最亲密的称谓。明天，他们的后代将普遍缺乏前人所富有的“伯父、叔父、姑姑、舅舅、姨”等。不过因为中国的传统和语言的顽强性，加之国策解释者说过“1胎制非长久之计”，笔者预料，中国传统的亲属称谓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因人口与价值观都在巨变，亲属称谓大约多少也会有所变化。

“哥儿们”——关系之网

上节我们是从“哥”（兄）与brother说起的，这节则要从“哥儿们”说起。凡生活在中国社会中的人都知道“哥儿们”不是“哥哥”。“哥”是一种血亲关系，“哥儿们”则是非血亲的、特殊化的朋友。既是属于朋友关系为什么要冠以“哥”字，为什么朋友间要“称兄道弟”？这是因为“兄弟”关系对生活在亲属网络中的中国人是极为重要的，将朋友比附为“兄弟”可以缩小双方感情上的距离，使关系大大超越一般朋友。如我们上节所述，中国人生活在繁复的家族关系中，他承担和享受着种种不同的义务和权利，比如对父母要孝敬，对子女要哺养。而在他青壮年之际，在这众多关系中，能与他携手并肩参与生存竞争的非兄弟莫属，因此有“兄弟如手足”之说。在“血缘与宗族”的大学校培养出的人走入了社会后，自然要效仿和搬用宗族社会中的习俗和规律。于是在“哥哥”不够用的地方，“哥儿们”产生了。所不同的是“哥哥”是父母带来的，“哥儿们”却要自己寻求。

“哥儿们”现象是宗族社会中的价值观在宗族之外的体现，是古已有之的。几部著名古典小说中均留下了“哥儿们”的印记。《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是典型的事例。关云长身在曹营心在汉，为寻找大哥刘备拒绝了曹操的高官厚禄千里走单骑，成为千古美谈；而刘备在痛失关张后，为复仇心驱使一意孤行，使蜀国形势急转直下，却很少为人谴责。从关羽被尊奉为“关帝”，更可以看出社会和民众在道德上对“忠信”的推崇。何为忠信呢？正如孔夫子两千多年前所说：“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在另一部古典名《水浒》中，“哥儿们”义气更是至高的信条。此书英译本的名字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倒是更反映小说中主人公们的道德信仰。梁山泊一百零八人结拜的关系就是“哥儿们”，虽然不能不说反贪官是他们聚义的出发点，但哥儿们义气却是维系这个团体维系的纽带。“哥儿们”在中国社会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甚至在《西游记》中也到处可以听到八戒“猴哥、猴哥”的叫喊。只了解家族和宗法。不了解“哥儿们”，至多只是认识了中国式人际关系的一半。

兄弟是靠血统系结在一起的，虽然“哥儿们”是被相互间自愿承担的义务（与兄弟近似）系结起来的，但受血缘关系熏陶长大的人们总觉得哥儿们间缺少那种浓于水的血缘的纽带，非找到一点替代物才行。于是种种仪式被发明出来，磕头拜把子、歃血为盟、交换金兰谱、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都体现出这种用心。今天随着社会上其他组织系统的发达，人们不再像刘关张和梁山一百单八将那样企图拜把子夺天下、反朝廷，也不像青红帮、山大王那样想称霸一方，因此相互间负有极强义务感的战斗堡垒式的“哥儿们”关系已较为罕见，而那套仪式也基本不复存在。但在现实社会的利益分割中，人们利用各自内心中没有根绝的“哥儿们价值观”，仍然努力建立互助互利、彼此负有一定感情义务、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哥儿们关系网。

王安忆的小说《弟兄们》中，老大、老二与老三是班上唯有的三个女生，将各自的丈夫称作老大家的，老二家的，老三家的。图为王安忆中篇小说集（卷五），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皇权、宗族势力、帮派关系是支配社会生活的三支主要力量。大一统的皇权虽然是至高的，但因其行政手段的有限，直接支配的往往只是官场、官学、官商，无力“一竿子到底”操纵基层的社会生活。在皇权较少进入的底层乡土社会中，宗族、家族的势力支配着社会生活。而在宗族盘踞的“乡土”之外，在都市、州府、县镇、码头、交通网络等皇权不直接干预的领域中，还存在着一个“江湖”。支配江湖的完全是哥儿们结成的帮派因为这三支力量各辖其所，因此其余两者虽受皇权制约，但冲突不大，三者并存于中国历史之始终。1949年的革命把一个大一统的政权同现代化的管理手段结合起来，统治深入到了基层，覆盖了一切领域。家族、宗教势力被政权极大地制约着，江湖几乎被灭绝，“哥儿们”关系淡化到了最低点。然而“wen'ge”结束了“新大一统”的全盛期，首先瓦解的是意识形态，人们不再相信大家都是同志关系，不再相信虚饰的平等，不再甘心扮演“驯服工具”的角色。他们开始挖空心思地建立互利的朋友网络，人际关系再次趋向多元化。“关系学”复活了，且以水银泻地之势迅猛地渗透到一切领域中。今天，“哥儿们”一词获得了其前所未有的“高频率”，没有哪个社会阶层的人不知道“哥儿们”在今天社会中的分量。甚至像“铁哥儿们”、“掰了”这些相关的俚语都作为戏谑语进入了社会主流语言中。

哥儿们关系与家族主义是以一种共同道德观为基础的，即社会学家们所习称的“人格化”道德，也即一种标准因人而异的道德。与此对应的是所谓“非人格化”的道德，即一种不因对方是谁而转移的固定道德标准。这两个概念是马克斯·韦伯最早提出的，韦伯还明确地指出“人格化”道德是现代化的障碍，他说：“人格化的道德无疑对于非人格化的理性是个障碍，它趋向于不断把个人与亲属结合在一起，在任何场合中，对‘某人’代替了对职能的工作。”（M. Weber，1915：237）以后帕森斯（T. Parsons）发展了韦伯的“人格化”与“非人格化”道德，提出了“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区分。前者依特殊的标准（亲属、朋友、熟人、某种爱好）来判定价值，决定行为：而后者依一般的标准（如金钱、考试分数）来判定。（Parsons ＆ Shils，1951：82）家族主义和哥儿们关系显然是一种“特殊主义”的价值观。生活在今天中国社会中的人们日益感到“特殊主义”对于一种便利的公共社会生活的阻碍和干扰，但同时又感到消除它的艰难。

然而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又不禁要问，为什么要消除“哥儿们”关系呢？难道完全生活在一种同志或公民的关系中，完全生活在一种普遍主义的原则（如金钱、分数）中就会愉快吗？恐怕一个理想社会并不要铲除“特殊主义”，只是要调节好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适当比例，并在社会生活中使必要的普遍主义原则制度化。我们并不否认韦伯的理论，但当代一些民族的实践无疑对之发出了挑战。日本的企业酷似一种家族，维系其成员的是一种感情的、互利的、排外的纽带，然而这一特征并未妨碍它获得极高的效率。这事实应使我们避免简单、肤浅地看待传统价值观的风气。在作出适当的调整和限定后，谁能说哥儿们关系对社会发展不会是一种动力资源呢？

*本文节选自《语镜子》“语言社会学的视角”“兄弟伯叔”“哥儿们”三篇，中信出版社，2014年，标题为会社自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网络整理的华人亲属关系称谓表。[图源：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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