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林楠 | 无法整饰的心灵：情感社会学的另一条理论进路
田林楠，南京大学博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情感社会学、网络社会学。 [图源：jsass.org.cn]
对食品处理人员和保险业务员的定性研究都未能证实霍氏的理论命题。莱德纳（Leidner）的结论更是与霍氏命题根本相悖，他发现，这两组工人实际上都从情感劳动中受益。对于快餐店员工而言，公司所提供的情感劳动脚本使其保护自己不与不满的顾客直接接触，而对于保险业务员来说，他们所获得的情感劳动培训则提供了与客户以及潜在客户互动的必要工具，而这有助于他们成为更为成功的销售人员。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工人并不是被动地屈服于情感劳动的心理代价，而是积极地抵制情感劳动的要求，并提出了情感抵抗（emotional resistance）、互惠情感管理（reciprocal emotion management）等概念。来自中国的经验研究也发现，情感劳动者会主动地通过所谓“边界工作”创造积极的情感体验。有关情感劳动后果的定量研究则将关注点放在了霍氏所说的情感倦怠之上，但这些研究也无法完全支持霍氏的论断。有研究发现，需要在工作中表现出特定情感的工人并不比其他工人有更大的倦怠风险。另有研究发现，只有浅层扮演才与情感倦怠呈正相关，而情感劳动的其他维度如深层扮演与情感倦怠无关。一些研究甚至还发现情感劳动能够产生积极的后果，例如从事情感劳动的工人比不从事这一劳动的工人工作满意度要高很多，深层扮演可以通过增加个人成就感从而对工人产生积极影响。胡鹏辉、余富强对网络女主播的研究也表明，情感劳动并不必然带来情感异化，深层扮演反而极大地增加了个人成就感。因此，沃顿（Wharton）总结道，霍氏所指认的那些需要大量情感劳动的工作，并不会使工人面临更大的情感倦怠或其他形式心理问题的风险。
霍氏的情感劳动理论在经验研究中的左支右绌，根本而言，乃是源于其情感理论的内在矛盾，也即她虽然意识到了情感具有生物性基础，但为了情感劳动命题的成立而不得不坚持情感的社会建构论，进而导致无法完全捕捉到劳动者复杂、多维的情感轨迹，具体来说：第一，霍氏的情感理论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强建构主义立场，因为只有当情感是一种被决定和被管理的被动客体，劳动者才能根据感受规则塑造情感的形态。但这种完全将情感视为社会力量的结果，忽视情感的生物性、自主性的观点，霍氏也自觉不妥。因此，在离开其情感劳动理论框架，一般性地谈论情感时，她又承认情感的生物性，也非常清醒地指出超越生物有机论并不意味着忽视情感中生理机能的重要性，而是要以比有机论者更加复杂精细的方式分析社会力量、认知能力如何与生理感受相互作用。但作为社会学家的霍氏片面强调公司和劳动者对情感的操纵及其负面心理效应，忽视了互动中生成的具身性感受及其情感能量对劳动者的赋能。事实上，她在为情感劳动研究所做前期基础调查时已经发现，人们有时是在情感的影响下行动，而不仅仅是将情感视为需要努力管理的东西。
第二，霍氏的核心概念“感受规则”对现实中诸多不按情感剧本上演的情感缺乏解释效力，而这依然与其强建构主义立场有关。感受规则要想有效，要有两个前提：一是情感必须是认知性的，有明确的意向性对象并涉及对这一对象的评价判断；一是必须赋予某种感受以文化标签，并将其与特定的社会情境相匹配。换言之，感受规则必须以情感的社会建构论和认知主义作为基石，否则如若情感是自然产生的、非认知的，那么情感就没有社会性规则可言。但是，一种情感没有被社会性地命名并不意味着这种情感无法被感知，具有社会意义的情感很可能是在意识阈限之下被体验到的，例如成年人通常以“如此低的可见度来体验骄傲和羞耻，而不会注意它”，而此类绕过了意识的情感则是感受规则所无法穿透的。不仅如此，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没有（特定）意向对象的感受，例如丧、忧郁等，这种感受没有具体来由，也不明确指向任何人和事。对于此类缺乏认知根据的情感，显然也难有个人可以内化并执行的规则。
第三，霍氏虽然提出了表层扮演和深层扮演的概念，但对于感受规则所要求或禁止的情感究竟如何被唤起或压制，则未能提出有效的理论模型。一方面，她在书中只是给出了两个基于认知主义情感建构论的例证，例如，一个年轻人为了让自己在听到朋友遭遇精神崩溃时具有恰当的震惊感受，而努力想象朋友被送去电击室的情景。但另一方面，在那篇高引论文中，霍氏给出的却是完全相反的生物有机论模型。在其中，霍氏提出了其他两种深层扮演的模式：一是身体性的，例如通过深呼吸来抑制愤怒；一是表达性的，例如通过尝试哭泣让自己感到悲伤。霍氏在此不自觉地滑入了“詹姆斯-朗格学说”（James-Lange theory），因为这两种模式其实都是通过改变身体状态进而改变情感和感受，而这正是其在《心灵的整饰》附录中极力批判的生物有机体论。这种根本自相矛盾的观点，表明她所持有的认知主义建构论无法单独对情感劳动的诸多环节、诸多向度做出有效解释，因为情感毕竟不是如同认知信念一般完全是被社会建构的，而是具有复杂的多维度性。总之，在霍氏所开启并示范的这一认知主义建构论情感社会学进路中，被重新挖掘出来的情感范畴不过成了又一个被社会决定的范畴而已，我们日常在在所见的情感对个体行动和社会进程的能动力量，以及独立于或先于主体意识的自发性情感行动，都被“心灵的整饰”这一被动意象遮蔽掉了。而这正是霍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情感社会学家后，情感社会学的理论困境所在。
“詹姆斯-朗格学说” （James-Lange theory of emotion）亦称 “情绪外周说”，由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1884年和丹麦生理学家朗格1885年相继提出，从生理学的角度解释情绪经验的性质、组成和原因，认为情绪就是个体对自身生理变化的感觉。[图源：verywellmind.com]
二、超越规则的感受：情感社会学的其他理论路径
乔纳森·特纳（Jonathan Turner）和简·斯黛兹（Jan Stets）在其联袂编辑的《情感社会学手册》中强调，“社会学再也不能简单地宣称生物学是一个社会学家不应涉足的‘黑箱’而忽视情感神经学……必须以最完整、最有力的形式来理解情感”。同时，特纳还指出，应该在感受规则等文化规范之外将社会结构纳入情感唤醒的模型，拓宽“心灵的整饰”情感意象所限定的情感社会学界线。而早在特纳以及斯黛兹的呼吁之前，作为奠基者的柯林斯（Collins）和肯普尔就将生物有机论和社会结构要素纳入社会学，开辟了一种异于建构主义的情感社会学路径，其中的理论要素构成了走出“心灵的整饰”意象所带来的理论困境的重要资源。
上文已述，在建构主义者那里，情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被动性，被个体认知和文化规范所束缚、管理和建构。肖特就曾明确指出，“如果问情感的社会学相关性在哪个领域最明显，那可能是社会控制的领域”。而情感这一被动意象导致，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层面的情感社会学研究，都更为普遍地将情感视为被决定的“因变量”而非具有决定力量的“自变量”。事实上，直到今天许多社会学家仍然对将情感范畴应用于社会学解释抱有不同意见。如果说建构主义关注的是社会与自我对情感做了什么，那么，柯林斯则关注情感对自我和社会做了什么。他认为情感社会学本质上是以回答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什么因素将社会结合在一起……以及什么动员了冲突”——为目标的，而答案就是情感，它既构成了团结的黏合剂，也是一种能够导致冲突的群体能量。因此，与这种能动的情感意象相对应的是柯林斯对情感之能量和力量的强调：当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较高时，情感便鼓舞个体，使其坚信自己是正义的，并激活身体，积极采取行动，主动加入社会互动之中；而当身处低情感能量状态时，则“降低了活跃的程度，不仅带来身体的倦怠和退缩，而且使社会互动变得被动、拖沓和敷衍了事”。肯普尔以韦伯（Weber）和科尔曼（Coleman）为例，提出了情感在科层制组织中的能动作用。情感并非理性需要控制的对象，相反，情感对社会组织的理性具有不同影响：科层制机构要想以纪律性的、稳定的、无感情的方式履行职责，必须以积极和消极的情感作为基础；同时，情感可能会破坏以金钱悬赏作为执行重要社会任务的激励措施。事实上，社会学真正将情感视为一种能动的自变量，则晚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运动研究中兴起的情感转向，虽然仍不深入。
（二）情感的社会建构与情感的生物学基础
社会学与生物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但自从涂尔干将社会学研究和对人类行为的生物学分析对立起来之后，两者之间就有了一道几乎不可穿越的屏障。在情感社会学中，社会建构主义者强调人类情感的可塑性，将其与生物学几乎完全脱钩。最激进的建构主义者甚至认为，我们不应该谈论情感，而是应该分析“情感文化”和“情感词汇”，因为情感的分析单位是社会和文化，而非生物性个体。
但是柯林斯和肯普尔则保持了情感与生物学的重要联系，并尝试着把生物有机论和社会学立场结合起来。柯林斯认为人类的基本情感都有其生理基础，或者位于大脑的特定区域，或者是大脑的认知与情感功能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他并不是将情感还原为生理机能，而是坚持社会互动是情感的原动力。在他看来，大脑的情感生理机能并不是自动的，而是需要被激活，激活的条件便是身体共同在场的互动仪式，“生理机能是其基础，而因果关系形成于社会互动”。
肯普尔则提出了更明确的整合路径，他指出，完整的情感理论最终必须处理情感是以生物学为根基的这一事实。建构主义者认为所有情感的生理唤醒都是基本相同的，因此在一个非常宽泛的范围内“生理状态的情感标签可以被操纵”。但肯普尔援引心理生物学的观点认为，情感的生理过程并不相同，不同的社会刺激会唤起不同的生理过程，而正是这些不同的生理唤起让人产生了不同的情感；在他看来，情感的生理基础与社会刺激是有着某种联系的，类似于锁和钥匙的关系：特定的社会刺激钥匙适合特定的生理锁，一旦匹配成果，就会产生特定的情感。
（三）情感的文化分析与结构分析
建构主义者认为情感与生理过程无关，因此其机制不是跨文化的和普世的。相反，情感由社会通过情感词汇、情感语法等文化规范来引导、增强或抑制，而这些文化规范能够告诉个体在何种情境下应该具有何种感受。因此，建构主义者更为注重对情感进行文化分析，例如霍氏和肖特就强调个体只有在其身处的文化框架内解释、定义并标签他们的情境之后才会体验到情感。
在这种文化分析之外，其实一直存在着一种更为社会学的社会结构分析。例如埃利亚斯（Elias）便开启了从社会型构也即不同权力位置的人如何相互组合来分析情感的传统。肯普尔接续埃利亚斯的思路，认为是个体之间的特定权力地位关系，导致其具有特定的行为模式和情感，而后才出现一种文化规则，它力图通过维持这种情感模式以保护既定的社会结构性关系。因此，“社会结构（即社会关系的权力和地位结果）而非文化（即规范和期望），是决定一个人体验什么情感的主要因素”，这就意味着地位的丧失会让个体愤怒，而文化规范无法将其转化为高兴或满意。同样，不同于霍氏等建构主义者对认知、文化规则的强调，柯林斯更为关注身体、社会结构在情感中的作用。上文已述，柯林斯认为是互动仪式通过激活大脑进而唤起情感，因此这种情感不是认知判断的结果，而是在互动仪式中“通过生理上有节奏的连带过程而发生”。同时，个体感受到何种情感，是兴高采烈、热情兴奋的高情感能量，还是沮丧消沉、抑郁低落的低情感能量，也不是根据感受规则进行整饰的结果，而是取决于个体在互动仪式中的权力和地位。例如，在互动仪式中，处于群体边缘地位或者被群体排斥的成员会因为无法以同步的身体节奏融入到群体互动之中而产生疲惫、不安、羞耻、冷漠等感受，以及较低的情感能量。
（四）超越规则的感受
情感是一个复杂的经验现实，建构主义只强调了其认知和文化面向，忽略了其生物学基础和社会结构面向，导致情感生活的许多方面变得不可见或无法解释：化学干预影响情感就必须被忽视了，非人类的动物就必须被否认具有情感了，无法被意识认知并转化为概念的情感就无法解释了。当然，我们在此对建构主义者“文化还原论”倾向的批评，以及对强调情感生物学基础的社会学理论资源的重新挖掘，并不是要社会学回到“生物还原论”，而是让超越文化规则的感受及其能动力量重新进入研究的视野。
“心灵的整饰”这一情感意象之所以成为社会学的焦点，除了认知建构主义之外，一个深刻的根源便是情感与理性相对立的传统观念。传统上，情感被视为一种强制性的力量，让人们远离他们所做的决定、所给出的理由，因此要想保持人的理性，就必须对心灵按照规则进行整饰。而最近的神经科学以及对情感/情动的哲学研究正在削弱情感与理性之间，以及情感的生物和文化属性之间的对抗性叙事，因此，要想进一步走出心灵的整饰所代表的情感观，还必须转向情感研究革命，寻找跨学科的理论资源，而这充分体现在“情动转向”思潮之中。
三、情动转向：情感研究的反意向主义路径
社会学在回归情感议题时，虽然意识到了其他学科的研究，但是融合程度并不高，仍然主要是以社会学的理论资源发展了社会学的固有主题。霍氏在《心灵的整饰》“2012年版序言”概述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30年来的发展时，完全没有提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情动劳动（affective labor），便是其中的典型。事实上，在霍氏的认知主义建构论成为社会学最具影响力的情感理论的同时，心理学却是汤金斯（Tomkins）和艾克曼（Ekman）所开创的反意向主义（anti-intentionalist）的“基本情感/情绪”（basic emotions）理论占据主导。而这一强调情感与认知分属两个截然分离系统的研究范式之影响并没有局限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它还使一大批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为之着迷，这些汲汲于汤金斯—艾克曼范式的研究者所共同掀起的知识潮流正是“情动转向”（affective turn）。基本情感理论与情动转向所刻画的独立于认知、意向和信念的反意向主义情感图景，为走出“心灵的整饰”这一情感意象提供了关键的理论资源。
克劳馥（Clough）在《情动转向》导论中指出，“情动转向以一种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路径”，而这种跨学科的最显著表现之一便是在情动理论中使用某些生物学的观点、模型和实验结果。那么，女性研究、文化研究等领域对源自斯宾诺莎（Spinoza）的情动概念进行研究的学者，为什么会对以神经科学为基础的基本情感理论着迷？这种着迷首先源于一种知识潮流的转变，人文社科学者从远离生物学转变为拥抱“生物学的礼物”。德勒兹（Deleuze）之后最重要的两位情动理论家之一的塞奇维克（Sedgwick）为基本情感理论创始人汤金斯的著作集所撰写的导言指出，驱逐生物学，语言和符号化在解释中的优先地位，以及自然/文化的二元对立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文社会科学中某些领域的统治性正统观念。但自1995年以来，理论概念领域开始重塑，而情动转向和对生物学的拥抱是其核心。2004年，斯里夫特（Thrift）所给出的“好理论”标准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向，“远离生物学不再被看作是社会和文化理论的主要标志”，相反，重要是的“存在的生物性构成的优先地位，以及情动在社会理解中的核心地位”。
The Affective Turn: Theorizing the Social, P. T. Clough et al.,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图源：dukeupress.edu]
那么，对于情动理论而言，生物学提供了何种“礼物”？让我们以德勒兹之后的另一位情动理论代表性人物马苏米（Massumi）为例进行初步回答。马苏米不仅非常关注神经心理学对情感的研究，而且将其实验成果用于论证自身的观点。在《虚拟的寓言》中，马苏米开篇就引用了“雪人实验”和“丢失的半秒”两个实验。在雪人实验中，参加测试的孩子被要求按照“高兴—悲伤”评价雪人融化视频中的每一个单独场景，但结果让人吃惊，场景的悲伤度越高，引发的情感也就越愉悦。马苏米就此评论道，情动/情感的首要特征就是内容与效果的分离，也即情感并不会与意义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合乎逻辑地相关联。因此，情动/情感是“一个非意识的（nonconscious）、永远不会成为意识的自发/自治性残留物（automatic remainder）”。而在“丢失的半秒”实验中，神经科学家利贝特（Libet）发现，被试者弯曲手指这个行动发生在被试者决定弯曲手指的0.2秒之后，但是脑电图显示在做出决定之前的0.3秒就有明显的大脑活动。马苏米据此认为，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显然是由自治的、身体的反应来行使的，这反应在大脑中但在意识外发生……先于行动和表达”，而情动/情感因此也不是心智介入后进行评估的结果，而是自发性的非意识的身体反应。马苏米的情动理论非常复杂，这些实验结果非常简单，而他之所以对这些实验着迷，乃是因为他与这些科学研究共享着反意向主义这一观念，“情感过程甚至与某种智力活动，在身体中都是独立于认知和意志进行的，而大脑的反应往往过于迟钝，而无法介入其中”。
事实上，情动理论与神经科学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的，达马西奥（Damasio）就公开承认他的研究思路受斯宾诺莎影响甚深。他专门讨论“感受（feeling）及其相关现象的性质”的著作就以“寻找斯宾诺莎”为题，而这正是因为斯宾诺莎“把感受过程与对引起情绪的物体的认识过程明确区分开来。快乐是一回事，引起快乐的东西又是另外一回事”。总之，生物学和神经科学如今越来越被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等用来建立某些关于情感的主张，人文社科的情感理论也对神经科学的研究思路有所影响。这一人文社科与生物学相互融合的反意向主义情感路径，对于走出“心灵的整饰”窠臼有如下启示：
进行评估之后的产物，物质性的身体并不参与其中。在汤金斯及其追随者看来，存在着若干种基本情感，它们深植于身体当中，被大脑中的某种情感程序所控制，一旦被激活，就会产生特定的面部表情以及心理和行为反应。因此，情感本质而言是一种无对象的身体反应，情感的真实原因（也即情感程序被激活）与个体对引发情感的解释之间有着深深的鸿沟。同样，情动转向也强调情感在心灵维度之外同样涉及身体，为此，他们特意在emotion之外选取了强调身心平行的情感词汇——affect。哈特（Hardt）与奈格里（Negri）明确指出了这两个词的差异，“与只是心灵现象的情绪（emotions）不同，情动（affects）同等地涉及身体与心灵。事实上，情动，例如愉悦与悲苦，揭示了整个有机体当下的生命状态，表现了身体的某种状态和思维的某种模式”。马苏米也认为，情感不仅仅只有一种逻辑和秩序，在被社会语言结构限定的主体评估内容之外，还存在着情动的维度，这一维度的情感具身呈现于身体与事物交界的地方，是一种与生理功能相关的强度（intensity）。换言之，作为情动的情感乃是产生于身体与其他身体（物体）的感触之中，是与身体从一种体验状态到另一种状态变化相对应的前个体强度（prepersonal intensity）。
第二，情感的非意识性（nonconscious）。情感是具身的，而非认知的，意味着情感的唤起及其体验并不一定需要进入意识当中，也即人们并不一定像霍氏所默认的那样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感受并进行管理。根据基本情感理论，情感是由漫长进化历史过程先天设定的机制决定的，因此是一种快速的、自动触发的大脑-身体反应。后续的研究进一步提出，由于情感刺激所使用的信息处理神经回路可能与有意识的决定所使用的回路并不相同，因此情感可能独立于有意识的知觉而发生。情动理论借用了这种观点，上文已经述及马苏米如何利用“丢失的半秒”实验来说明，对于情感过程而言意识的介入太晚了。因此，肖斯（Shouse）也像其他情动论者如哈特与奈格里一样，区分并强调了作为情动的情感，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总是在意识之前和/或之外，“感受（feeling）是个人性和传记性的，情绪（emotion）是社会性的，而情动则是前个人的……情动是一种非意识的强度体验；它是一种未形成的、未被结构化的潜能的时刻……无法用语言完全表达”。
第三，情感的能动性（agency）。认知性的、意向性的、语言性的情感是有规则的，可以预测的，因而是受社会文化力量规训的。与此相反，具身性的，非意识的，语言无法完全表达的情动/情感则没有意识和表征的干扰或限制，因而是自治的，并且充满能动力量。这种能动力量充分体现于战场中的杀戮行为。普洛特威（Protevi）指出，在战场中杀人并不像军队以外的人所想象得那么容易，大约98%的士兵对面对面的冷血杀戮有着根深蒂固的抑制倾向。因此，在战场上杀人的并不是个别士兵，而是战斗过程中所唤醒的前个体的非意识的情感过程和力量，“军事单位与非主体性的反射以及基本情感交织在一起，从而绕过了士兵主体性所控制的意图行动。此种情况下，杀戮行为的实际代理人不是个人或主体，而是……同样非主体的‘情感程序’（affect program）”。事实上，斯宾诺莎从一开始，就把情感/情动理解为一种身体的力量，“我把情感（affect）理解为身体的感触，这些感触使身体活动的力量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因此，这种意识没有进入也无法理解的身体对外界刺激的情动反应，能够能动地作用于个体，而非被其管理。
总之，基本情感理论以及情动理论，刻画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心灵的整饰”的情感意象，让深受霍克希尔德影响的社会学者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想象情感及其在社会生活的角色与作用。通过重申“存在的生物构成”，用以弥补人文和社科主导范式对身体物质性的忽视，进而“处理具身的经验如何有助于某种能动性，而这种能动性又不能被还原为主体所置身的社会结构”。换言之，情动理论能够让社会学者从社会与文化力量决定人类情感与行为的局限中走出来，进而发现具身性的、非意识的、自治的情感在社会生活中的能动力量。
目前，情动理论已经开始对社会学家产生影响。例如古尔德（Gould）发现社会运动中不仅仅是愤怒在发挥作用，还有很多“在我们意识之外运作，而且往往是无结构的、模糊的、矛盾的”的情感状态在发挥作用，这些情感具有巨大的政治潜能，并使个体以一种没有预先确定的方向行动。同时，这种反意向主义的情感观，还被研究者用于对互联网时代看似“非理性”的集体行动的研究。有研究表明，互联网运动的参与者其实是一种“情动公众”（affective publics）：例如，在以Twitter为中心的网络集体行动中，重要的不是推文的内容，因为这些推文所传达的信息基本一致。相反，重要的是人们不断转发并主观重述后的推文所构成的信息流，这些信息流也并不是在传播观点，而是在不断触动、传递、连接非意识的情感。换言之，这些信息流其实就是情动流，就像音乐一样，在还没有通过认知处理而喜欢一首歌之前，我们的脚就轻轻拍打，在还没有理解这场运动之前，人们不断地转发、表达进而聚成公众。毕竟，“许多形式媒体的力量并不在于它们的意识形态效果，而在于它们创造独立于内容或意义的情感/情动共鸣的能力”。
四、在认知主义建构论与反意向主义之间：情感社会学的未来进路
虽然古典时代的社会学家们都不同程度地对情感有所论述，但情感社会学成为社会学的分支领域已经是1975年的事情了。由于情感的运行涉及到生物、神经、行为、文化、结构和情境等诸多层面，因此情感社会学的奠基者们沿着这些可能的进路分别前进。其中，霍氏的情感劳动理论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但这一认知主义建构论几乎只强调了情感的文化和情境层面，其生物和神经层面被完全摒除了。其结果就是，情感“仅仅只是文化价值和线索的反映或建构……几乎没有将情感作为行动基础的空间”。换言之，情感成为被管理、被决定，甚至是根据文化规则可以预测的社会文化效应。这种理解和想象情感的方式显然无法有效契合情感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因为很多时候情感不仅仅是社会效应，还是社会动因。有鉴于此，本文提出情感社会学必须走出被文化规则管理的情感观，努力探索理解情感的其他维度。为此，本文从几乎被遗忘的其他早期情感社会学家、心理学的基本情感理论以及跨越多个学科的情动转向中，挖掘出“心灵的整饰”这一意象所摒弃、忽视的反意向主义维度。将情感的反意向主义维度带进情感社会学，并不是要用基本情感理论和情动理论反对和替代认知主义建构论，而是希望拓宽社会学对情感的空间。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ylor）看来，作为一种广泛共享的合法性信念的社会想象/意象（social imaginary）既是事实性的，又是规范性的，它一经形成就为未来行动的展开设定了框架与意义。因此，要想走出“心灵的整饰”情感意象对情感社会学研究的限定，我们必须将“超越规则的感受”“无法整饰的心灵”等意象纳入考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和整合。
其他学科已经示范了如何利用神经生物学有关情感的发现来更新本学科的研究，例如历史学家斯梅尔（Smail）和亨特（Hunt）通过综合历史学、脑科学和情感科学的研究，开创了神经历史学的研究领域。目前，我们在情感社会学中也看到了这种整合的努力，这些学者试图在互为对立的认知主义建构论和反意向主义之间寻找到一块中间地带。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思路也构成了情感社会学未来研究中富有启发性和操作性的进路：
雷迪（Reddy）试图对情感研究中的生物学-心理学路径和建构主义路径进行整合，提出情感既不可能被彻底管理，也不是完全无法整饰，而是位于两者之间的“导航”（navigation）状态。在他看来，情感是一系列联系松散的思想材料（thought material），这些材料通常数量庞大，因此在被激活时，短时间内超过了注意力的转译能力，无法全都转化为有意识的行动或言语。这就意味着，人们无法围绕着规范性目标对情感进行管理，因为情感体验在被表达的时候可能会在主体意识之外发生自我改造。换言之，情感表达（emotives）可能导致管理失效并改变目标和意图。因此，他提出，“相对于‘管理’，‘导航’是一个用来说明情感表达的影响的更好的比喻，因为‘导航’既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航向的可能性，还包括为了保持既定航向而不断修正的可能性”。
易洛思（Illouz）的思路与雷迪非常相似。她强调，情感既是心理实体，也是文化和社会实体。不过，情感的社会性并不意味着情感是被社会因素建构的被动客体，相反，正是因为情感中被压缩了太多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关系，因此才具有前反思和半意识（semi-conscious）的特性。同时，正是这种被不可分割地压缩在一起、超出了意识容纳能力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关系使情感“满载能量”，推动人们展开行动。这种充满能量的情感也与其他社会力量相互纠缠影响，20世纪以来，最为明显的便是情感与经济话语和实践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情感被商品化，情感生活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情感生活遵循着经济交换的逻辑，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也在情感化，人们消费的并不仅仅是商品，更是商品所代表和蕴含的“浪漫乌托邦”（romanticutopia）。
希尔（Sheer）则调用了布迪厄（Bourdieu）的理论资源来整合并超越既有研究，后者站在二元对立的立场上，或者将情感简化为身体的机械过程，或者简化为心灵的认知过程。相反，他提出，情感是一种实践，产生于受社会环境制约的身体倾向，而社会环境总是具有文化和历史的特殊性，因此，“情感的定义必须包括身体及其功能，但不是普遍的、原始的、生物意义上的身体，而是固有的以及学习而来的能力的交汇点，深深地被惯习和实践所塑造”。换言之，情感虽然是自动和自发的，但却并不是“纯生物的”，因为它所依靠的是社会力量镌刻在身体上的知识和思想。依循这一理论进路，情感的历时性变动，就既是因为塑造情感的规则、期望、概念被修改，也是因为具身呈现情感的实践以及身体本身发生了变化。
总之，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情感社会学发展出了丰富的概念、观点和理论，情感管理和情感劳动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其他领域对于情感社会学的认识。但“情感社会学要进步，偏狭主义必须让位于更多的综合理论和研究项目”。因此，情感社会学不仅不能继续停留在感受规则、深层扮演的框架之中，甚至不能停留在社会学的理论传统之中，而是必须关注跨学科尤其是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情感研究进展并有效地吸收整合。从更大的视野来看，社会科学不能也不再应该忽略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能与其他同样研究人类但方法不同的学科进行合作的话，我们就能够一同提出一些更宽广的、更少倾向性的理论”。
*本文原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一则插画，显示了情感兼具社会性与生物性。[图源：enterprisersproject.com]
〇编辑：时远 〇排版：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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