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修业 | 涂尔干思想中的情感力面相：论《自杀论》中现代社会的心态危机

杨修业，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情感社会学。[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专题导言

情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情感研究也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学术潮流。会社已经推出过一期“情感社会学”专题 ，所以本期策划是一次接力，共选取了9篇论文。这9篇论文可以分为四个模块：首先是一篇导论性质的论文，即成伯清的《情感的社会学意义》一文；接下来的两篇论文可以说是对情感社会学的学术史梳理和研究，包括淡卫军的《发现情感之旅》和田林楠的《无法整饰的心灵》，前者发表于2009年，后者发表于2021年，在这段时间差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情感社会学的发展近况。再接下来的三篇论文是对经典社会学作家的探访，包括罗朝明的《布迪厄式的情感社会学》、王佳鹏的《羞耻、自我与现代社会——从齐美尔到埃利亚斯、戈夫曼》和杨修业的《涂尔干思想中的情感力面相》。最后的三篇文章是对特定情感与相关社会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包括成伯清《怨恨与承认》，罗朝明的《从快乐算术到监控社会：现代性的情感筹划》，王佳鹏的《羞耻、伤害与尊严》。可以看出，本期推出的文章都是理论研究，我们可以期待下一期“情感社会学”专题的接力可以推出一些经验研究。

摘要

理解涂尔干的社会有多种方式。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作为物理力量、观念力和情感力的三个面相。物理力量主要体现在涂尔干解决“拒不妥协的个人主义”的困境，而观念力和情感力则用于解决个人如何融于社会之中又同时保持其个性的难题。社会不仅具有个人难以左右的外在客观性，还能作用于个人内心，通过观念力和情感力激发个人对社会的热情和崇敬之情从而获得神圣权威。在此，情感力作为集体欢腾、集体热情的一面得以影响个人。而《自杀论》则体现了社会作为情感力的另一作用方式：社会整合与社会规制的失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心态危机，并通过情感力将这种社会病症传达到个人身上。冷漠、激情、恼怒与厌恶不仅成为自杀者所持有的情感基调，同时也是现代人独有的情感状态。

一、引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方面工商业破产频发，雇主与工人之间无休止地斗争，社会动荡不安；另一方面硝烟四起，社会几近崩溃。面对接踵而至的社会危机，涂尔干在积极地寻找出路。他关心的是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并对其所处时代的个人主义做出回应（Douglas，1967：15-16）。这种回应即突出社会之先在性：社会既是整体，又是结构；既是根源，又是目的（渠敬东，1999：31）。涂尔干的社会具有诸多面相：不仅用来指代如法团、集体意识等具体对象，还被用作抽象的分析概念，甚至是一种理想形态（李英飞，2013：2）。而将“社会”赋予双重含义，即“环境或外部观察到的社会整体”与“理想的中心和尊敬、热爱的对象”，可能会造成无尽的歧义与麻烦，神圣社会的概念甚至会具有神秘主义倾向（阿隆，2015：368）。

在抽象层面谈论涂尔干笔下的“社会”含义或其对个人-社会的理解恐怕会造成无尽的歧义。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以下简称《宗教》）中明确区分了社会作为物理力量和社会作为道德力量，而道德力量又可细分为观念力和道德力。社会的这三个面相始终贯穿了涂尔干的作品，但是早晚期侧重点有所不同。并且这三个面相与其面临的学术困境和现实难题有关：第一个难题即如何处理“拒不妥协的个人主义”，涂尔干通过强调社会作为物理力量加以解决；第二个难题即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如何融入社会但同时又得以保持其个性”，涂尔干通过突出社会作为情感力和观念力加以解决。

《自杀论》体现了情感力的作用方式，只是与《宗教》中的作用方式有所不同。本文拟在证明涂尔干思想中存在社会作为物理力量、观念力和情感力这三个面相后，重点阐述《自杀论》中情感力的另一面相。情感力不仅体现在集体欢腾、情感能量的迸发之中，也表现为社会失序所引起的冷漠、激情、恼怒与厌恶等情感基调。从情感力这一概念出发，可挖掘涂尔干思想中情感的面相。

二、力的概念与作为“物理力量”的社会

涂尔干的社会力至少有两层含义：物理力量和道德力量。首先，原始人的图腾制度“是关于一种匿名的和非人格力的宗教”（涂尔干，2011：262），而宗教力的本质即社会力（涂尔干，2011：277-279，286-288）。社会力先是体现为物理力量：“当我在说这些（图腾）本原作为力的时候，我并不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这么说的；它们表现得如真正的力一般。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甚至是能够机械地产生物理效应（physical effects）的物理力量（physical forces）”（Durkheim，1995：192）。如果原始人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就接触这些力，就会遭到触电般的打击，甚至引发疾病或死亡（涂尔干，2011：263）。

其次，非人格的力不仅具有物理属性（physical nature），还有道德属性（moral nature）。原始人之所以奉行祖先流传下来的仪式，不仅因为图腾生物中蕴含了物理上令人畏惧的力，还因为他感到道德上不得不如此行事，他感到自己正遵从一种律令（imperative），履行一项义务（Durkheim，1995：192）。因此，社会不仅是一种外在于个人的物理力量，还是内在于个人的道德。这种道德力量表现为观念力（force of idea）和情感力（emotional force）：“宗教力不过是实体化的集体力，也就是道德力，它是由我们从社会角度出发在内心中唤起的各种观念（ideas）和情感（feelings）构成的，而不是来自对物质世界的感知。”（涂尔干，2011：438）涂尔干在说社会作为观念力和情感力时，意在强调社会通过观念和情感而非外在强制作用于个人内在心灵。

以上相关论述足以证明从力的角度来解读涂尔干思想有其依据。社会具有物理力量和道德力量，而道德力量又可以细分为观念力和情感力。这三个面相在涂尔干的作品中均有体现，只是早期作品涂尔干强调社会作为物理力量，后期则强调社会作为观念和情感力量。接下来，我们将探讨社会的这三个面相与涂尔干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何关联。

将社会视为物理力量与涂尔干面临的“拒不妥协的个人主义”有关。首先，涂尔干理论的形成与自然权利学说和法国大革命遗产给西方现代文明带来的现实困境密不可分（渠敬东，2017：10）。困境的根源即“1789年的原则”“拒不妥协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认为“社会存在的理由即个人的物质和道德幸福”（涂尔干，2003b：224-225）。如果承认这一说法，那么“社会就会成为自然的对立面，成为宣泄在我们最基本的倾向上的暴力”（涂尔干，2003b：225）。当社会成为个人暴力宣泄对象时，社会也即将面临瓦解的危机。因此，追溯这种个人主义的来源，并提出其他可行的、协调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设想成为必要。

在涂尔干看来，“拒不妥协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来自社会契约论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这些思想假定孤立或独立的原始人因相互合作的需要而产生了联系，即从个人之中推断出了社会（涂尔干，2017：236）。然而，以机械团结为主的原始社会，“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观念和共同倾向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了成员自身的观念和倾向”，“这种团结的发展与人格是逆向而行的”（涂尔干，2017：90）。从个人推出社会，宣称“自我主义（egoism）是人性的出发点，利他主义（altruism）才是最近出现的现象，这种理论简直荒谬至极！”“无论何时何地，社会中都有利他主义，因为社会是团结的”（涂尔干，2017：156）。

因此，“集体生活并非产生于个人生活，相反，个人生活是从集体生活里产生出来的。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我们才可以解释社会单位里的个性为什么能够得以形成和发展，而不至于对社会产生破坏作用。”（涂尔干，2017：236）将合作视为“一系列充满自私自利的经济关系和私下安排”的做法，排除了社会道德因素。其实道德生活弥漫在构成协作的所有关系中，因为如果社会情感以及道德情感没有为其提供合法性的话，协作关系将不复存在（Durkheim，1984：199-221）。所以说，个人之间的协作并非仅仅为了满足个人目的，社会有着高于个人的目的。

如何证明社会是高于个人的存在？涂尔干的策略即将社会比作物，从而给予社会特殊地位，将其思想与社会契约学说区别开来。在他眼中，霍布斯与卢梭声称人天生抵制社会生活，只有依靠力量才能让他们接受共同生活；以及斯宾塞等人主张的社会是自然物，不承认社会独特性，并到个人本性中寻找社会基础的做法忽略了社会的特性（迪尔凯姆，1995：132-133）。社会是一种物理力量：社会不仅是自成一格、类似于物、高于个人的存在，还能机械地产生物理效应，因而符合某种因果律。一方面，涂尔干将社会比喻为各个部分相互依赖、负责不同功能的有机体（Durkheim，1984：23），从而具有结构上和形态上的特征；另一方面，他将“社会事实视为物”，并采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的因果分析原则。

物外在于我们自身，是要通过客观观察与实验才能看到、理解的存在（迪尔凯姆，1995：7）。涂尔干把社会作为“物”来看待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需要坚持因果解释原则：“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找，而不应到个人意识状态之中去寻找”（迪尔凯姆，1995：12）。社会过程的基本起源要到内在的社会环境之构成中去寻找，而构成社会环境的要素无非是物（things）与人（persons）。物不仅包括有形之物还包括先前创造的社会活动（如法律与风俗）等无形之物。但决定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并非这些有形或无形之物，而是人间环境（human environment）。人间环境包括社会容量（social volume）与动力密度（dynamic density），前者是指社会单位的数量，后者是指人们的凝聚程度，这种凝聚不是指简单的人口聚集，而是指人们的道德凝聚（moral concentration）。动力密度才是社会变迁的驱动力（Durkheim，1982：135-136）。

从物的角度看社会容易让人认为涂尔干是物质论者（materialist）。虽然涂尔干本人极力避免这种误解，宣称自己是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Durkheim，1982：33），但难以否认的是涂尔干的作品，特别是早期作品中社会不免有物质论和观念论（idealism）两种解释方法：社会既是某种类似于物的结构性存在，又具有某种超结构特征（如集体意识）（渠敬东，1999：32）。为了解决这些争议，《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二版序言中涂尔干澄清说，社会生活完全由表征（representations）构成，不论是社会意识还是个人意识都不是物质性的存在，而是一系列自成一格（sui generis）、多少有些系统化的现象之组合。如果从外部认识的事物与从内部认识的事物是对立的话，那么物与观念也是对立的。所谓的社会事实作为物来对待，指的是社会事实具有与物质之物（material things）同等地位，但却表现不同（Durkheim，1982：34）。由此可见，涂尔干力图将社会的基质建立在表征这一概念上（陈涛，2015：77），偏重于社会作为精神力量的一面。帕森斯将之解读为，社会实在不可观察，是类似于形而上学的实体（metaphysical entity）和精神实体（psychic entity），只有自杀率等客观素材在经验上才可观察并进行科学研究，这些都是社会的表征（帕森斯，2008：350-352；Parsons，1966：356）。涂尔干后期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社会表征入手，这表明他看待社会的侧重点有所转移。

三、社会的情感力与个人-社会的关系

突出社会自成一格，作为“物理力量”的特性旨在强调社会并不是为了个人而存在。社会是拥有自我（social ego）、人格（collective personality）以及目标的“特殊之物”。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个人与社会如何联系？个人如何自然地接受社会的约束？仅仅指明个人生活来源于集体生活，社会对个人具有外在约束作用是远远不够的。

（一）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及其解决方法

在《自杀论》中，涂尔干提出人具有二重性：

如果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人是二重性的，那是因为社会人（social man）将自己置于自然人（physical man）之上。社会人必定假设了一个他所表达和服务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解体了，我们再也不能感受到关于自身与超出自身的存在和行动，不管我们身上的社会性是什么，都将失去其基础。剩下的仅仅只是幻象虚假的结合，一经反思便消失的幻影；即，没有什么可以作为我们行动的目标。然而，这种社会人是文明人（civilized man）的本质，他是存在的杰作（Durkheim，2005a：171）。

人的这种二重性实质上就是涂尔干1914年在《人性的两重性及其社会条件》所提出的个人性（individuality）和社会性。个人性是个人的生理性、器质性、感官性方面或“本能需要”，而社会性是社会的扩展，体现为道德活动和概念思维（Durkheim，2005b：44）。二者同时存在于个人身上，处于难以调和的敌对之中。一方面是力求征服个人的、来自社会的集体力量，另一方面是试图反抗社会的个人力量。社会为个人染色，个人则为保持自我而设法逃离。正是这种紧张关系，使个人要参与社会生活，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自己的个性；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即社会对个人的约束，才使个人从自然人变成文明人。

因此，不仅要说明个人与社会如何联系，还得解决对个人的强调不至于分裂社会，对社会的推崇不至于压制个人之难题。涂尔干力图说明在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个人主义才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而观念力和情感力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涂尔干通过对灵魂观念的探究来说明个人的人格是社会的产物。个人的观念由非个人要素和个人要素组成：非个人要素是指集体的灵魂，并构成了个人灵魂的基质；个人要素指个人的肉体，担任着分离人格的作用。因为肉体使个人之间相互区别开来，占据着不同的空间位置，因此每个肉体都可形成一个独特的中心。即使所有肉体的意识都导向来自群体的、道德统一的观念与情感世界，这些意识也不完全相同。灵魂是人格的象征性表达，因此灵与肉的关系同人格与肉体的关系相类似。灵魂寄生于肉体，但死前可暂时出离于肉体，死后可离开肉体，支配着肉体而非相反，它借助于肉体达到个体化，但是却不依靠于肉体。总之，灵魂（即人格）有很大的自主性。肉体由有机体各部分的表象、印象所组成，而灵魂则由社会和社会所表达的观念与情感所组成。传达了社会生活的表征世界是加在物质基础之上，而非导源于其中。因此，来自宗教、科学的观念，道德生活的信仰与情感以及社会所唤起的高级形式的心理活动都不追随我们的身体状态。换言之，能够将人们从自然力量中解脱出来的唯一办法即使用集体力量（collective force）与之对抗（涂尔干，2011：364）。

用灵魂与肉体的关系来比喻人格与肉体的关系，是想说明人格的基质是社会观念与社会情感，但每个人反映的社会观念与情感因其所处社会位置不同而有所差异，这就是造就个性的基础。不是肉体上的个体化，而是来自社会的观念、信仰与情感上的个体化才能真正地铸就个性（Durkheim，1995：274-275）。肉体上或个人之中的个体化只会让人走向孤独，走向内陷，社会也会随之土崩瓦解。而建立在集体观念、信仰与情感上的个人化，则使人挣脱肉身的束缚。在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个人主义，即利用集体的力量来进行思考与行动，个人也就更能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同时又因其个性来源于社会，自然可融于社会之中，社会自然也不会瓦解。是社会的力量帮助个人超越其肉身以及仅限于自身的感觉、观念、情感，能够使用集体的观念、情感来成就自我。集体生活拥有着建立观念、信仰、理想的能力，并将这种能力授予个人，是个人自主性、个性发展的源泉。

（二）情感力的基本内涵

观念力与情感力贯穿于涂尔干的作品之中。《社会分工论》中的集体意识就体现了社会通过情感来表达自身：一种行为不是因为犯罪才会触犯集体意识，而是因为它触犯了集体意识才成为犯罪（涂尔干，2017：44），而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ence）又是“一个社会中一般成员所具有的信仰与情感的总和，它构成了社会自身确定性的生活体系”（Durkheim，1984：38-39）。

涂尔干对社会作为物理力量的强调逐渐让渡于对观念力和情感力的强调。如希林所说，涂尔干早期强调集体约束对个人的作用，晚期则强调社会积极地将个人整合到社会与道德秩序的共有符号与情感过程（Shilling，2002：18-19）。《宗教》中指出，社会存在于情感能量的迸发之中。社会需要表现自己的符号——图腾，这种符号能够激起个人对社会的尊崇之情。平时分散的状态使社会生活萎靡不振，但通过对图腾符号的崇拜，仪式所制造“集体欢腾”（collective corrobbori）使个人完全出离于自身，感受到社会的存在（涂尔干，2011：285-297）。仪式过后，图腾符号作为集体表征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唤起人们对集体的神圣情感（涂尔干，2011：571-572）。

图为Edward Roper所绘Big one Corroborree，画面中描述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西部原住民的一个节日仪式。[图源：menziesartbrands.com]

最后，观念是情感的产物。观念为世人所接受也离不开集体情感的追捧，观念本身就是根据情感而成体系地加以安排，观念是情感的产物（涂尔干、莫斯，2012：99）。现代社会中，人们认为集体情感不复存在。产生这种观点首先是因为现代社会中情感逐渐让步于科学的逻辑思维。逻辑分类界限是明确的，但是情感本质上是飘忽不定、变动不居的存在。情感的感染力无穷无尽，会蔓延到所有与之相关的事物上。而科学分类的历史则是社会情感的要素逐渐削弱，并让步于个体反思的历史（涂尔干、莫斯，2012：99-102）。其次，现代社会关注群体、家庭、国家利益的集体情感日益衰弱，而诉诸个人的情感逐步加强（涂尔干，2015：126-127），这似乎都在说明集体情感的消逝。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集体情感也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在集会上，集体情感不断地被唤起、加强，某一事物或概念之所以被顶礼膜拜，也是因为集体情感的追捧。在革命时代或创造时代的集会上，社会成员一道追捧共同信仰而使信仰重新被唤醒。个人感受到比自身要伟大得多的道德力量支撑着他，他仅仅是它的代言人（涂尔干，2011：291）。此时，社会不断地从凡俗世界中创造出神圣事物与神圣观念。这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及其基本观念直接地、未经任何变形地成了真正崇拜的对象（Durkheim，1995：215-216）。即使是标榜客观的科学之所以获得权威也正是因为人们集体地形成了科学有价值的观念和情感：“科学作用于舆论的必备力量恰恰是在舆论中获得的”（涂尔干，2011：603）。

四、自杀分类中的情感状态

《宗教》中，社会作为观念力和情感力在学理上用于解决个人与社会尖锐的矛盾。而《自杀论》存在着情感力的另一种形式。19世纪末自杀如潮水般席卷欧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Douglas，1966：252）。涂尔干为岌岌可危的现代社会寻找可能出路，自杀研究成为他对现代问题的一个诊断（Lukes，1985：193-194）。如果从情感的角度出发，将社会心态视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共同体验与感受，表现为思想意识与情感状态（成伯清，2016）的话，那么现代社会危机在情感方面的体现即心态危机，直接表现为异常的自杀率。我们即将看到，社会通过情感作用于个人的方式，不仅体现为集体欢腾、集体热情等积极情感，还体现在冷漠、激情、恼怒与厌恶等消极情感之中。

（一）消极情感何以是社会的

我们首先需要论证社会与个人情感如何关联。在《宗教》中，社会通过集体欢腾让个人感受到了超出于个人之外的社会之存在，因而集体情感是社会作用于个人的方式。但冷漠、激情、恼怒与厌恶等看似是个人的消极情感何以是社会通过情感力作用于个人？涂尔干称，“存在一种集体心境（collective humor）与个人心境一样，能够促使人们变得悲伤或高兴，使其用喜悦或忧郁的眼光审视事物”（Durkheim，2005a：172）。这种集体心境就是社会通过情感作用于个人的表现。因此，情感力不仅体现为积极情感力，也体现为消极情感力。“因为我们（个人）就是社会的作品（handiwork），社会不可能没有感觉到其作品失去了价值就意识到其自身的衰退。因此，抑郁和幻灭的潮流（currents）不是发源于个人，而是表达了社会瓦解（disintegration）的状态”（Durkheim，2005a：172）。抑郁、幻灭、冷漠、激情、恼怒与厌恶等情感是一种社会性潮流，体现的是消极情感力作用于个人的方式。

正是因为社会本身出现了问题，才会导致个人心态和情感出现问题，这在《自杀论》中是毋庸置疑的。即使一个社会中产生了鼓动人们自杀的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也不是导致自杀的原因，而是社会躯体（social body）遭遇危难的结果（Durkheim，2005a：172-173）；即使当个人努力地想要摆脱社会环境时，他仍遭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不管个人有多么地个体化，他身上仍留有集体的东西——由过度的个人主义所引起的抑郁与忧郁”（Durkheim，2005a：172）。由此也可以解释后文中反常自杀率所体现的个人身上社会的不充分在场（insufficient presence），仍然是消极情感力的一种表现。

图为Edvard Munch所绘The Scream（1893），这是fin de siècle（“世纪末”）的一个突出文化符号。Fin de siècle通常指代19世纪末，这一时期被广泛认为是一个社会堕落的时期，有着倦怠、愤世嫉俗、悲观主义等文化特征。[图源：edvardmunch.org]

（二）自杀类型与相应的情感基调

为了论证现代社会中的集体心态危机来源于社会本身，社会被划分为两个维度：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与社会规制（social regulation）。社会整合是指个人与其所属社会的结合程度或个人对社会的依恋程度（迪尔凯姆，2001：214-215）。而这种结合又是通过共通的集体意识、集体情感、信仰与仪轨以及集体目标来实现。社会整合侧重于社会为个人提供情感与意义，将之纳入集体，作为观念力和情感力的一面。而规制不仅是一种习惯上还是一种义务上的行为模式，它不允许个人任意行事（涂尔干，2017：17），社会规制强调社会对个人欲望的遏制效力（迪尔凯姆，2001：276-277），体现的是社会限制、规整、纪律性作为物理力量的一面。

社会整合和社会规制分别对应了自我主义自杀（egoistic suicide）—利他主义自杀（altruistic suicide）与失范性自杀（anomic suicide）—宿命性自杀（fatalistic suicide）四种自杀类型。而自我主义、利他主义以及失范被涂尔干视为引起现代社会自杀的主要原因。三者以不同比例的形式存在于社会当中。当三股力量相互牵制时，道德的主体处于均衡状态，促使其不受自杀念头的侵扰；而当其中任何一股力量强于其余二者时，这股力量便会个体化，成为自杀的诱因（Durkheim，2005a：285）。自杀潮流犹如笼罩在人群之上的幽灵，俘获那些易受社会状态影响的个人。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自杀潮流是难以避免的。越是文明的社会越充满悲伤，忧郁伴随着文明的成长，这种悲观倾向虽未必会淹没其他倾向，但注定不会消失。而其存续定会有其机制基础，社会中必定有些人特别能代表这种悲观的集体情绪，而这些人也注定易受自杀观念的侵扰（Durkheim，2005a：333）。一定的自杀率是社会的正常现象，但反常的自杀现象体现了社会的不充分在场，社会未能发挥其整合和规制的作用，由此而生的情感状态也就集中地体现在自杀者身上（Durkheim，2005a：219）。社会整合与社会规制的不同状态如何影响了个人心态，是理解消极情感力的关键。

当社会整合不足，即情感力和观念力未能发挥其效用时，个人与社会纽带被削弱。个人将自身与社会割离（detach）开来，将个人目标置于集体目标之上，为个人利益牺牲集体利益。个人不能从社会中获取道德支撑和人生意义时，这一社会与个人的状态被称为自我主义（Durkheim，2005a：167-168）。这是智力和反思能力过度发达的结果，由此引发的自我主义自杀常见于现代社会。在这一状态中，个人丧失了信仰和相关的仪轨。个人体验到只有他自己才是真实的，将人格提至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又自觉无用，毫无生活目标，造成无法治愈的厌倦（incurable weariness）和悲伤的抑郁（sad depression）。忧郁的疲惫（melancholic languor）时常造访他，伊壁鸠鲁式的无动于衷（Epicurean indifference）成了他的座上宾。

而当社会整合过度，观念力和情感力过度发挥其作用时，个人感到自身不为他所有，而属于高出于个人之外的群体。个人无关痛痒，只有群体才是真实的状态称为利他主义（Durkheim，2005a：180），由此引发的自杀称为利他主义自杀，常见于原始社会。利他主义自杀，都体现了为集体献身的热情（enthusiasm）和无尽的能量（energy），这种热烈来自希望，依靠生命之上的集体信仰，人们对生命本身厌弃和满不在乎，以此彰显集体美德与集体信仰。

代表社会限制、规整、纪律性一面的社会规制难以发挥作用时，驱动人们无限追逐欲望的激情（passion）不能得到有效遏制，这种状态即社会失范（social anomy），由此引发的自杀类型称为失范性自杀（Durkheim，2005a：208）。经济危机与经济繁荣都能引起自杀率的上升，这一社会现象表明，人的欲望不仅仅来自有限的、器官性的需要（organic needs），还来自社会。正是社会的变动造成了人们心境的波动。涂尔干阐释道，儿童、妇女的自杀率之所以低于成年男性，是因为他们较少地参与社会生活，其欲望大多限于生理需求，少有因受到无尽欲望的折磨而自杀。而男性因经常参与社会生活容易受到社会状态的影响。其欲望受到社会极大的刺激，但巨大的社会变动，使个人有所得又不得不有所失，欲望被压制，产生自杀念头（Durkheim，2005a：208-209）。

还有一种与失范性自杀相对应的宿命性自杀，这种自杀产生于过度的管制，自杀者的前途被无情地断送，激情受到压制性纪律的粗暴压制，如原始社会奴隶自杀以及现代社会年轻丈夫的自杀（迪尔凯姆，2001：298）。涂尔干虽未对该自杀类型多做阐述，仅在注释中提到该类型，因其主要发生在早期传统社会，对现代社会意义不大。但是，现代社会依然面对着这种宿命性：经济活动的扩张一方面极大地刺激了欲望，另一方面却未形成让大多数人满足欲望的制度（赵立玮，2014：127），激发的欲望被葬送，使人产生绝望的情绪。

总体而言，冷漠、激情、恼怒与厌恶是不同自杀类型中所体验到的情感基调。自我主义自杀的情感基本特点为冷漠（apathy），带着自我陶醉的、无关痛痒的忧郁（indolent melancholy with self-complacence）与怀疑论者幻象破灭后的冷静（the sceptic' s disillusioned sangfroid）。利他主义自杀为激情与意志的能量所主宰，持有责任所带来的冷静、神秘的热情、平静的勇气，如战士为荣誉而死。失范性自杀大多是由于社会地位发生变动引起，这类人胸中充满了恼怒（irritation）与厌恶（disgust），或猛烈地指责一般生活，或谴责一个特定的人（Durkheim，2005a：257）。以上这三种基本的自杀类型是基于病因学的分类所得之结果，病因学的自杀分类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理想类型，现实生活中自杀的这三股潮流可相互结合。三种病因不同组合形式所造成的自杀者情感状态也有所不同，涂尔干详细述了这些自杀者的心理和情感状态。

（三）自杀的各种形式及其情感状态

最有趣的莫过于斯多葛式自杀，这是一种自我主义、利他主义的结合，是现代人最真实的写照。这种类型的人对生活的一切感到厌倦，过多地关注自我、进行自我反思而与周围世界隔离开来。因为反思本身就是个人的和自我主义的，只有个人从外部世界分离开来并退至自身，反思才有可能，思考必须从行动中悬置出来。越是反思，我们便与他人他物距离越远。如果意识把自己和他人他物分离开来，交流将变得毫无用武之地，只能创造内在的虚无（inner nothingness）。

这类自杀者质疑所有事物，又没有承受其无知的能力，不断地质疑自己以及一切事物的合法性基础，最终否定所有现实。这是社会整合不足的结果：因为社会无法为个人提供奋斗目标，个人不断地从一个自我主义的享乐跳到另一种享乐之中。但斯多葛式自杀者不满足于暂时的欢愉，他们渴望一种持久的目标来赋予人生意义。加上他们不满现实，于是创造了一个理想的现实（ideal reality）。越是沉浸于其中就越是对有缺憾的现实感到不满；越是与现实分离开来，现实在其眼中就越是无用的象征。对于现实世界而言，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因其舍弃了所属的群体，舍弃了社会责任与义务；对于其理想目标而言，他们却是极端的利他主义者，为了抽象的理念而放弃宝贵的生命。

斯多葛式自杀将自我主义的忧郁与利他主义的强烈能量结合了起来。但斯多葛式自杀仅仅是一种基于自我意识的自我主义，只能意识到自身的虚无，想要超越自身却只能停留在表象上（Durkheim，2005a：252-253）。对抽象政治理想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盲目追求何尝不是现代版的利他主义呢？涂尔干对斯多葛式自杀的刻画，实际上是在讽刺当时极端的个人主义为膜拜自己树立的抽象理念而放弃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自我主义也常常和失范联系起来，二者具有某种亲和性，是一个社会状态的不同面相，可以共同地作用于个人身上。自我主义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受规制的倾向，因为他自动地与社会隔离开来，社会自然难以规制他。如果他生活的激情慢慢退却，这是因为他转向了自己，外部世界不再吸引他。这类人不完全是纯粹的自我主义者或焦虑症患者，他同时扮演了二者的角色。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他不断地猎取新的感官刺激，但又没有狂热者那么富有激情，很快就产生倦怠感，这种倦怠感使其回归于自身，加强原先的忧郁。同样，社会失范时自我主义倾向从来不会缺席。当失范并不那么强烈时，自我主义发挥其效用。欲望难以得到满足时，使人向内去发泄失望的激情。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寄托，由此引发的忧郁促使他再次自我逃避（self-escape），增加其不安以及不满的情绪。这种混合型的自杀充斥着激动与抑郁、梦幻与行动、不断变换的欲望和反思性的忧伤。同样，失范和利他主义也可以结合起来。社会危机会毁掉一个人的生活，扰乱他与周遭环境的平衡，同时驱动其利他主义倾向促使其自杀，如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被罗马人占领时大批自杀（Durkheim，2005a：251-252）。

五、涂尔干情感力的两个面相

涂尔干花了大幅笔墨在描述三种类型自杀者和混合型自杀者的心理和情感状态，其实是试图在社会危机与个人心态危机之间建立联系。方法即先将社会划分为社会整合和社会规制两个维度，前者体现社会作为观念力和情感力的一面，后者体现社会作为物理力量的一面。由这两个概念划分出引起现代社会自杀的三大原因：自我主义、利他主义和社会失范。三种病因分别引起自杀者冷漠、激情、恼怒与厌恶的情感基调。这种情感论述有何特殊之处？

目前诸多研究情感的方式，如进化论、生物学理论、符号互动论、拟剧论、交换论等都首先以个人为研究起点，进行微观研究（Turner，2009），在这些研究中越来越有将情感作为独立变量进行考虑的趋势（Thoits，1989）。此外，情感社会学试图解释社会涌现的问题。如托马斯·谢夫将羞耻和自豪视为社会控制的核心要素，通过激起个人对羞耻和自豪之经验来保证社会秩序（Scheff，1979；Kemper，1990：7-8）。受涂尔干《宗教》的影响，柯林斯提出通过仪式和情感能量形成了社会团结与分层的机制——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柯林斯，2009：79）。

但无论是在《宗教》还是在《自杀论》中，涂尔干论述情感的起点是社会， 强调情感研究中社会的决定性作用。一如他强调社会的（组织）结构决定了社会成员的观念一般（涂尔干、莫斯，2012：96），情感也随着社会状态而发生变化，是社会作用于个人的方式之一。社会积极发挥其作用时，情感呈现出作为集体欢腾，充满热情和能量的、积极的一面；当社会失序时，情感呈现出消极的一面。在对《自杀论》的解读中体现也出了这一点。社会关系的结构和内容生成情绪结构，而情绪结构的整合、规制效应塑造了不同的自杀类型。如悲伤（sadness）或者罪感（guilt）易引起自我主义自杀，羞耻（shame）引起失范性自杀（Abrutyn & Mueller，2014；Giddens，1966），或者不同的失范状态引起诸如绝望、羞耻、意外、惊讶等消极情绪（TenHouten，2016）。

因此，不是情感建构了社会，而是社会建构了情感。在《宗教》中涂尔干用情感力在学理上解决个人如何融于社会而又保持其个性的难题。而在《自杀论》中，社会作为一种情感力表现为冷漠、恼怒、厌恶与忧郁等负面情感，是一种消极的情感力。个人的消极情感源于一种集体心境，是这种集体心境促使个人用冷漠、忧郁、悲伤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即使自杀者不同时在场，分别行事，不管他们有多么地个体化，那也是社会促使其陷入如此境地。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造成自杀潮流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还是来自社会意义，即共享的情感与道德（Dougles，1967：41-42）。

正是因为社会本身出现了失序，所以才塑造了现代人独有的情感状态。涂尔干笔下现代人体验着对现实世界失去兴趣所带来的冷漠与忧郁，对追逐欲望的无限激情，对其能力不足的恼怒以及对自身、他人的厌恶，都是一种心态危机，体现着反常的社会状态。虽然涂尔干没有开辟情感理论专题，但是他提醒了我们导致情感问题的社会结构原因，消极情感状态是社会病症的表现。因此，情感诊治的根源还在于社会。涂尔干离我们并不遥远，当代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心态危机，社会恶性事件频发，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理疾病。对此，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本文原载于《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2期，转载自“社会学视野”微信公众号。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苏格拉底饮毒而死。苏格拉底的自杀是雅典政治与他的哲学的冲突，苏格拉底为了自己的正义而死。[图源：zh.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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