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你知道吗，并非所有职校学生都是中考落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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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职业教育观察，关心具体的职校生。
谁在读职校？
农村孩子、打工子弟、家庭收入较低学生更易进入职校。
根据该研究调查结果与哈尔滨市全体高中 (包括普通高中和职业学校)学生的家庭概况，可以发现，职业学校学生来自非常态家庭的比例较高，其家长为工人、农民、个体劳动者、下岗人员的比例较高，其父母的文化程度在高中或高中以下的比例较高。
农村小孩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机会始终少于城市。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 年的数据显示，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农村学子在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就步入了社会，这种情况直到 90 后这一代才有所改观。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对广东、四川、贵州三省 30 所中等职业学校的跟踪研究也发现，在这些学校，70% 的生源都来自于农村。
当城市家长在焦虑如何让孩子“超前培养、突出特长、挤进名校”，研究择校和学区房时，大多数的农村小孩，如果不想初中毕业就去打工，多数就只有中职这一条路可走。
和从小在农村长大、上学的人类似，跟随打工父母到城市上学的流动儿童，他们中的多数人也不得不考虑中职。
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整体来看，相比本地初中毕业生超过六成上普高的比例，流动儿童能升读普高的比例一直以来都不到 40%。
（详情见👉 在中国，考不上高中的孩子去哪儿了）
考试真的公平吗？
社会福利与户籍挂钩的模式意味着没有本地户籍的流动儿童属于外来人员，不能与本地儿童在城市中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
在择校方面，流动儿童难以在流入地享受法律所规定的免费义务教育，常常需要支付高额择校费以进入公立学校，或进入教学质量通常较差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
在升学方面，流动儿童亦遭受着多重限制。举例而言，2012年北京市教委等四部门颁布的《随迁子女在京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方案》规定，随迁子女仅被赋予在京参加职业学校录取的资格，高考仅允许异地借考、回原籍招生录取。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中的《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初中后”流向哪里？——基于北京市1866名流动儿童长期跟踪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是一项针对北京市1866名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调查研究。
研究发现，初中毕业后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继续在各类学校学习，且就读职高比例远远高于就读普高比例。
根据广州市招考办公开数据统计，因为针对非户籍考生的学位限制，流动儿童在2018年进入公办高中的几率其实仅有13%（约为8个里选1个），即使符合异地中考资格条件的流动儿童，进入公办高中的几率也只有26%，远远低于户籍儿童考入公办高中73%的几率。
（该文作者来自关注流动青少年的公益机构“青草公益”。了解打工子弟难以升读普高的困境，可阅读青草公益创始人文章👉 如果没法上高中....）
阶层不是影响教育获得的唯一因素，重点学校制度和学轨制同样造成了教育机会不平等。
根据CGSS2008数据，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学生，越有可能进入重点学校，或更可能选择学术教育轨道而非职业教育轨道。
这一发现印证了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其提出者卢卡斯认为，如果优势阶层的教育需求饱和 , 从而导致总体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 , 教育不平等仍会以有效的方式维持着。教育不平等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数量上的（即总体受教育机会）, 另一个是质量上的 , 即同一阶段的教育存在着质量的差异 , 有的学校更好（如重点学校或学术教育轨道）, 文凭更加有价值 。
他进而认为 , 即使数量上的不平等下降但质量上的不平等仍会维持 , 即优势阶层更可能获得质量更高的教育机会。
“隐性”排斥是指在升学决策时，因为低阶层对升学风险承担能力差或对教育预期收益评估低，一些人会过早地退出升学竞争。
隐性排斥的发生不是因为没有能力支付教育的直接成本，而是觉得相对的机会成本太大。它不像直接排斥那样赤裸裸地设门槛实现排斥，而是在机会均等的名义下，让低阶层家庭基于理性选择，在自愿的表象下隐蔽地实现排斥之目的，故称之为 “隐性” 。
户籍限制的低升学率下，民办打工子弟学校面临着市场竞争和政府监管的双重压力，因而采用基于成绩的分班分层，将稀缺的教学资源集中在更有可能升学的“优等生”身上。
与“中考班”相对地，校方对“普通班”“大专班”以及“中专班”的期望仅有“别搞事”，对其纪律的关注甚于学业。越是临近初三和中考，非“中考班”班级的主科课时量就越低，甚至很多教师选择播放电影、视频消耗课堂时间。为提高中考上线率，校方倾向于用劝退或开除非广州户籍的“坏孩子”。
“差生”感受到学校对自己的“针对”、“区别对待”，用“混日子”回应无趣的应试课堂、频繁流动且敷衍的教师，以及学校对自己的低期待、低评价，用不屑和调侃回应学校的严重误解、污名和惩戒。
（详情见👉 向芯 孙瑜｜超大城市流动青少年的亚文化生产机制）
念职校，
仅仅因为考不上普高吗？
具体的人并非结构下的提线木偶。
《学做工》一书通过展现一个工业城镇里12个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子从毕业前18个月直到工作半年这一期间的学习生活经历，以及与参照群体的对比，描绘了两幅不同的图景：
那些最终获得中产阶级甚至更高地位工作的孩子们，不管是否具有中产阶级的家庭背景，总是那些在学校里遵守纪律、刻苦读书的好学生；而那些出身工人阶级家庭、 自己最终也成为工人阶级的男孩子们，不仅抽烟喝酒、逃学旷课、挑战教师权威、觉得学习无聊乏味却对打工挣零花钱兴趣盎然，而且崇拜 “男子汉气质” （masculinity）、看不起“好学生”的“女生气”——他们把 “好学生” 称为“耳油” （the ear’oles），自己却被别人称为“小子” （the lads）。
威利斯发现，“小子们”并不是一群只是被动地接受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再生产命运的“被淘汰者”，相反，他们对学校权威的抵制 （resistance）——威利斯称之为“反学校文化”（counter-school culture）—— 表明他们倒更像是“自我放弃”了向上流动的资格（self-disqualification），自愿从事工人阶级的体力劳动。
反学校文化意味着，一方面，打零工等经历使得“小子们”认为自己已经“看穿”了学校教育的谎言甚至资本主义的本质——中学文凭不过是牺牲自由换来的一纸空文，对他们找工作没有实质的帮助。一方面，他们却接受了体力和脑力分工以及性别分工的合法性，并将其作为自身文化最重要的标志。威利斯将此称为“部分洞察”（partial penetration）。
（引自吕鹏《生产底层与底层的再生产——从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谈起》）
陈向明在《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了——一位辍学生的个案调查》中说：“导致他（王小刚）辍学的原因可能很多，做出决定‘不上了’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
“择校”同样不是一次单一的行动或事件，这里所说的“合力”并不是“在坐标轴上画出几条向量”那样简单。在时间的维度上，学生们的想法不断变化；在空间的维度上，不同的想法之间不断互动，冲突、互斥、协作，都在所难免。的确，最终总会有一个结果，而在尘埃落定之前，每个学生的内心世界也许都曾有过不为人知的波澜壮阔。
因此，择校作为一种实践，是复合的，也是流动的，即使是看起来最日常的策略，其中也可能暗藏着无穷的微妙性。
程猛在《“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一书中，对“懂事”做了这样一番解释：懂事意味着爱，意味着对父母的理解，也意味着疼惜，还意味着自立和回馈。
同样是想要自立，同样想要回馈，“读书的料”和“职校学生”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程猛所说的“‘读书的料’的‘懂事’是与‘不懂事’交织的”：他们选择的是漫长的求学之路，将对父母的回馈锚定在了遥远的未来。我们同样可以尝试去理解职校学生的“懂事”：他们放弃学业，希望尽早进入社会，将“回馈”的时间拉得近一点，再近一点。
家庭经济状况窘迫是学生选择就读职业学校的主要原因之一。当问及“为何选择职业学校”时，三类学生中均有一部分选择了“早点挣钱，减轻家庭负担”。“超过普高分数线”的学生所占比例最大，达到 29.3%。“可以自费上普高”的学生中，43.2%的学生选择了另一个选项，即“自费金额太高，家里负担不起，只好上职校”。
看重职校的升学功能也是选读职校的一个主要原因。36.5%的“超过普高分数线”的学生和37.3%的“可以自费上普高”的学生认为“即使上普高，考上大学本科的可能性也不大”。三类学生当中有半数以上因为“可以通过考高职提高学历”而选读职校。
当然也有不少学生抱着升学的目的来到了职校。在我研究的“郊外学校”，所有准备升学的高三学生组成了“高考班”。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不少职校都提供升学服务。实际上，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确实可以参加高考，而且相比于普通高中的学生，他们升学的渠道更为多样。虽然学生们大多只能升入本省内的大专，但试题更加简单，成功升学的概率也更高。对于那些学习成绩较差、对普通高考不抱信心的学生来说，职业学校的升学方式显得更有保障。可以说，职业教育是来自农村和贫困家庭的学生在成本有限的情况下，获得更高学历的最可行办法。
总之，并非所有职校学生都是中考落榜者，有些学生考上了普通高中，但是却选择了职业教育，原因有很多——普高和大学教育的学费压力更大；念普高意味着承担三年以后考不上大学的风险；只有借助职业教育才能实现升学的梦想；家庭经济情况需要其尽快进入就业市场……学生们的择校理由很多时候是非常生活化的，例如，友情（结伴报名）、爱情、面子，这些都是学生及其家庭在择校时会考虑的因素。
固然，他们的家庭出身、社会阶层给他们带来了限制，所以他们只有有限的选择；但在有限的选择里，他们并非毫无想法，并非“完全是被迫的”。进入职校，可能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是综合考虑了家庭负担、个人成绩、未来职业的“最优解”。
（详情见👉 职业教育的困境：从不可见的职校生，到无保障的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