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格特、赞德 | 社会主义不利于创新？两家蔡司公司的自然实验

布鲁斯·科格特（Bruce Kogut），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领导力和伦理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治理和公司薪酬、社会资本市场和社会指标，以及机器学习在解决社会问题研究中的应用。

乌都·桑德尔（Udo Zander），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工商管理教授，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和瑞典皇家科学院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管理（包括跨国公司的战略、组织、变革和学习），企业的知识和理论，以及思想的力量。

专题导言

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实验方法是量化研究中的重要分支，但在国内却不温不火。许多量化研究课程和教科书对实验方法的讨论仍然限于实验室实验（laboratory experiment），并认为许多社会议题不能够通过实验室实验进行模拟，例如社会流动、社会分层、社会结构等，因此将其排除在主流的量化方法之外。但是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实验方法已然脱离了实验室的局限，成为一种指导量化研究的模型，并发展出基于虚拟情境的问卷实验、基于历史材料的自然实验、在现实社会情境中实施的实地实验、实验室实验等多样的实验方法。本专题选取了美国社会学评论自2000年以来使用上述实验方法的部分文章，其探讨的议题横跨微观的社会行动逻辑与宏观的社会道德观念变迁，展示出经过恰当设计与论证的实验方法的有效性与适用性。本专题意在提供一种方法论上的新视角，因而选用了翻译文章摘要并简短介绍实验方法之设计的方式进行推送，如有需要，请依照推送参考文献查阅原文。如果对本专题的推送模式与内容有任何建议，非常欢迎各位通过留言与我们联系。

摘要

两家卡尔·蔡司（Carl Zeiss）企业为探究社会主义体制和市场体制各自的影响提供了自然的实验样本。通过分析1950年至1990年间的专利记录，我们追踪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蔡司·耶拿公司（Zeiss Jena）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蔡司·奥伯科亨（Zeiss Oberkochen）各自取得的技术成就。研究表明，蔡司·耶拿公司虽逐渐发展起优势技术实力，但碍于社会主义体制下创新潜力的匮乏，公司的核心事业部面临着“按计划”创新的政治压力。这些发现表明，在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初期，拥有一定技术实力的公司也可能会经历失败。在问题诊断过程中，不仅要认识到被市场改革所“治愈”的创新匮乏与管理激励机制失效病症，还需了解社会主义企业的真正实力，以及宏观经济体制剧变带来的残酷冲击。

研究问题

问题1：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实力对比？

（熊彼特曾预测，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的创新实力应与官僚资本主义（bureaucratic capitalist）企业不分伯仲；而哈耶克认为，本质差异体现在“计划性创新”（planned innovation）与市场竞争下创新创造的“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之间。）

问题2：德国统一后，市场经济的激励作用是否能够抵消宏观经济剧变为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研究对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蔡司·耶拿公司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蔡司·奥伯科亨公司

历史背景

东德的经济政策：1. 对所有商品进行价格管控；2. 政府投资计划完全由中央规划；3. 大部分工业、农业均逐步国有化；4. 阻碍创业，鼓励公司并入大型工业联合体。

东德转型的情况：1. 转型过程中，政府对东德企业工资的补贴较高。2. 统一后，西德对东德出口激增，东德工业产出崩溃，到1990年9月，东德工业产出已下降到89年9月的51%以下。

公司情况：1. 二战前：公司总部位于耶拿，业绩突出，国际市场表现优秀，吸引外国资本直接投资；2. 二战后：大批原公司职员被美国遣送至西德，在奥伯科亨成立新公司；原总部耶拿的固定资产也几乎被苏联没收，职工被遣散，只剩下空厂区。3. 1991年，随着德国统一，蔡司·奥伯科亨收购了蔡司·耶拿的部分产业。

研究方法

自然实验法：通过测量把握对照组对因变量的影响，区隔出实验组的影响。非随机样本选择。数据来源：公开资源、公司档案及专利相关数据。

首先，对比相似企业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体制下各自的发展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宏观经济大转型对企业的影响。

观察结果

蔡司·奥伯科亨：1980年代，产品卖往全球，出口产品占全部合同额的50%以上，设有20个海外生产基地，在75个国家有代理机构。

蔡司·耶拿：二战结束后的十年间，恢复其在光学产业的竞争力，尽管产品无法卖往西方，却是苏联阵营的第一供应商。但是，瓦尔特·乌布利希的领导集体推行经济改革，倡导科技企业专业化。公司的生产线被转移，总部专攻科学装置；通用产品制造亦被转移，总部只做最前沿的专用设备。质量管控问题频出，加之交通运输、进口管制等问题，公司运营日益不善，1968年实际上已经破产。7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让公司一度复苏，70年代末80年代初，东德对微电子技术的重视让蔡司·耶拿投入半导体行业。沃尔夫冈·比尔曼（Wolfgang Biermann）自1976年起出任耶拿公司总经理，他与政权联系紧密，积极引导公司从事半导体研发，简历科研小组，强调与高等教育相结合。1976年至1984年间，雇员规模几乎不变的情况下公司生产量翻倍，出口份额约60%。耶拿公司始终是技术密集型企业，科研投入比例与科研人员比例都极高。德国统一后，耶拿公司被一分为二，一部分并入奥伯科亨（即Carl Zeiss Jena GmbH），另一部分（即Jenoptik GmbH）迅速面临生存危机。东欧市场与苏联联盟的军事需求曾是公司的主要客户来源，如今已萎缩。Jenoptik在政府与资本介入补助后获得了新生，公司整合了100多家活跃在半导体、激光光学、脉冲物理学、工业测量技术、自动化和信息技术领域的小公司。1997年，Jenoptik的营业额达到20多亿马克。有了世界市场供应链的协助，Jenoptik得以放弃其他产品领域，专精半导体与激光领域。

专利数据分析结果：1. 两家蔡司公司的专利相关性极强，原因可能是两家公司始终关注彼此的发展。2. 两家公司也有所不同：蔡司·奥伯科亨的化学和冶金专利份额更高，扩张更快；蔡司·耶拿的电子领域专利份额较高。3. 在1980年之前，耶拿比奥伯科亨专利领域更加分散，原因可能是耶拿的供应链问题比较严重，无法集中资源投入至专精领域，必须分散精力研制不同领域的技术产品。80年代后，耶拿的专精程度提升，向奥伯科亨靠近。

讨论分析

1. 蔡司·耶拿公司的专利表现证实了熊彼特的观点——大型社会主义企业可以成功创新。1950年至1990年间，从国际专利分类表的207类来看，两家公司专利总数的相关性极高。然而，与熊彼特的预测不一致的在于，公司档案调查可发现，耶拿公司受到了政治政策、按计划创新以及被迫供应广泛“客户”的压力。

2. 耶拿公司常常遇到供应短缺问题，在这方面，熊彼特低估了市场对劳动分工多样性的重要作用。耶拿公司缺乏技术先进的客户与供应商，被迫自行研制多领域产品，即使是那些已经尝试失败的领域，耶拿公司无法仰赖外部创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在面临失败时，无法依靠“扩展秩序”带来的外部创新度过难关。因此，企业就无法发展出自身的专精领域。

总结

1. 应摒弃以下成见：社会主义下的企业毫无创新机制，德国统一后东德企业面临的困境完全由社会主义体制导致。事实上，蔡司·耶拿已经展现出适应其社会主义体制的创新能力。同时，德国统一带来的宏观经济变化（包括原有市场的崩溃）是东德企业面临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得将其忽视。

2. 社会主义经济体的一种重大问题在于缺乏协调各企业经济与技术发展的机构。宏观经济剧变揭示出，面对市场的多样性，东德的大企业不够专业化。

文献来源：

Kogut, B., & Zander, U. (2000). Did socialism fail to innovate? A 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two zeiss compan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2), pp. 169-190.

Available at:https://doi.org/10.2307/2657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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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为蔡司·耶拿公司图片。[图源：zeiss.com.cn]

〇专题策划人：臧英钰   

〇翻译：林猩 

〇校对：啊啊

〇编辑 / 排版：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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