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 | 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

专题导言

探寻中国社会学之道，必须直面时代问题，而时代之问要想扎根大地，生长出新的社会生命可能，就还必须接续和反思传统。本专题主要聚焦于晚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早期传统，意在呈现中国社会学传统内在生命的多样性，也可算作对会社另一专题《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的接力。传统是个蛋，自孕有生机，研究工作何尝不是一种孵蛋的活计，满心期待着新生命的破壳而出。

鸣谢

专题策划人：吕雕（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周晓虹，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社会学院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中国研究，主要著作有：《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等。（相关阅读：江村调查：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试论社会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摘要

作为20世纪上半叶居于主流地位的社会学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孙本文在其从事研究的近30年间对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经历直接影响到他从文化和心理因素入手，建构社会学综合学派的学术努力，这使他的学说带有鲜明的文化决定论和心理还原主义的色彩。在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的年代，孙本文充当了中国社会学建设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角色，最早尝试用社会学理论来推动苦难中国的社会建设，并致力于创建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这些努力，既反映了知识分子面对危机时的天真与无奈，也反映了社会学家介入现实时的执拗与不甘。而1949年革命胜利之前由他个人写成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庶几也就成了即将黯然退场的旧中国社会学家们的集体谢幕词。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时代：一方面，王朝崩溃、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内战频仍，将中国人民一次次置于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民国初生、思潮汹涌、民情鼎沸、百业待兴，亦带给苦难的中国一次次重生之希望。在这一时期中，因急速的社会变迁而获得生命力的中国社会学，也在传入中国之后获得了第一次勃兴，尤其在1937年日本入侵之前达到了欧美以外的巅峰地位（O'Hara，1961；阿古什，1985：73），迄今难以超越。而赋予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以学术灵魂的，当属孙本文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或“综合学派”（赵承信，1948；郑杭生、李迎生，1999）和在社会主义思潮基础上生发而来的唯物史观社会学（赵承信，1948；李培林，2009），以及吴文藻等人创建“中国学派”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文将讨论的孙本文及其代表的综合学派是在那个时期的学院社会学中居于正宗地位的主流形态。

一、从踌躇登场到仓促退场：历史的馈赠与剥夺

1892年1月23日，孙本文生于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吴溇乡张港村（现为七都镇吴溇村），后随父迁至邻近的薛埠村。孙本文4岁开始启蒙，在父亲孙禄开设的私塾中苦读10年。13岁后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并在小学毕业后考入苏州的江苏省立第一师范。1913年，孙本文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在三年级时，选修了留学日本的康宝忠（字心孚）教授首次开设的社会学课程，这不仅对他由哲学转向社会学的职业选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因为康宝忠心仪美国社会学家富兰克林·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旧译“季亭史”）的学说之故，孙本文后来也成为像吉丁斯一样的具有鲜明心理还原主义色彩的社会学家。

1918年9月，大学毕业的孙本文受南京高等师范附中之聘，担任国文及哲学教员。1920年孙本文考取江苏公费留美生，翌年4月赴美。1922年秋，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研究院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孙本文前往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追随吉丁斯和奥格本（William F. Ogburn，旧译“乌格朋”）。两年后，因考虑节省开支，孙本文从哥伦比亚大学转至纽约大学，师从美国早期社会学中心理学派的另一代表性人物莱斯特·沃德的追随者彭德尔（R. M. Binder）。1925年孙本文凭《美国对华舆论之分析》一文，获纽约大学博士学位。这一年的9月，孙本文前往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从事访问研究，受到托马斯（William Thomas，旧译“汤麦史”）等人的深刻影响（孙本文，1989/1948：241、261）。

1926年初，回到上海的孙本文在大夏大学讲授了一学期课程后，于当年9月应聘担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3年后，应地处南京的中央大学之邀，担任社会学系主任和教授，并在此后20年中先后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1930—1932年）、中央大学教务长、师范学院院长等职，1941年担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首批“部聘教授”。1949年后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1953年院系调整中社会学专业被取消，孙本文调任地理系教授，讲授统计学及国民经济计划；1963年，孙本文调任政治系教授，从事资产阶级社会学之批判；1977年南京大学哲学系恢复后调任哲学系教授。1979年2月21日，孙本文病逝于南京。

孙本文（1892一1979），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最早把文化学派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之一，并建立了他自己的“系统社会学体系”。（相关阅读：家庭、家族、宗族和宗法；中国社会学五十年回顾与前瞻）[图源：Wikipedia]

从1892年到1979年，孙本文人生绵延87载。但令人遗憾的是，因为1949年后社会学在中国被无情“取缔”，孙本文真正的学术生涯从1921—1949年实际上不到30年。在此之前，从4岁开始启蒙，13岁接受新式教育，一直到北大哲学系毕业后28岁那年考取公费留学，是孙本文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在这第一个阶段的近1/4个世纪的时间里，从“四书五经”到西洋哲学，旧学和新学的熏陶为孙本文后来的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数十年中西方思想的浸润，不但使后来的孙本文立志“始终以阐明社会理论为职志”（孙本文，1998/1932），而且事实上也影响到他后来的社会学中国化之努力。

从1921—1949年，是孙本文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其中1921—1926年留学美国的5年，是他的学术思想形成的主要时期。在这5年中，孙本文受到了美国早期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派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自其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也来自其后来短期访学的芝加哥大学。尽管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持一种齐美尔式的互动观点，并不能够归入心理还原主义阵营，但他们和信奉心理主义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吉丁斯、纽约大学的彭德尔一样，都对社会心理学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孙本文的另一思想来源是文化学派的奥格本，虽然孙本文一再申明自己“属于综合派之林”（孙本文，1989/1948：242），而不是单纯的文化学派或心理学派，但他又坚信：“人类社会活动的根本活动的要素，就是心理影响和文化影响”（孙本文，1928：24）。

孙本文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始自1949年，终于1979年，长达整整30年。尽管孙本文本人并未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但1949年的革命毕竟在客观上提前结束了他的社会学研究生涯。1949年后的孙本文仍然一直在南京大学担任教授之职，但在这30年中他和社会学惟一沾边的工作，就是用他早先就熟悉但并不激赏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自己一生心仪的学科。作为长期受西方文化熏陶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社会学家，孙本文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态度是可以想象的。如1949年前，孙本文写道：“我们反对用唯物史观解释社会学，使社会学误为一种史观，一种主观的见解”（孙本文，1948，下册：235），乍看上去是想维护社会学的实证或经验品质，但却表明了他对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敬而远之的疏离心态。1949年后，迫于急速转变的政治形势和越来越强大的外部压力，孙本文几度宣布“与资产阶级社会学”决裂（孙本文，1956，1957），转而学习马克思主义，甚至回信给向他索要著述的西方学者说：“我终于明白，我的所有著作只值得付之一炬，因此我无可奉送。以前我忽视了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的学习，现在我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来读他的书。请不要再来信”（O'Hara，1961），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毕竟是被动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情愿的。如果说，孙本文在1949年后的30年中有什么值得庆幸的事的话，大概要首推他竟然躲过了大多数社会学家都没有躲过的“1957之劫”。历史的吊诡在于，或许孙本文因为1949年前与国民政府走得太近，革命胜利后的他对政治乃至对自己的专业一直报以谨慎的态度，这反而使他未像北京的社会学家一样因幻想着恢复社会学而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被一网打尽。

纵观孙本文的一生，1920年代和1950年代是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如果说1920年代后的孙本文受到了历史过多的馈赠，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舞台上的主角；那么，自1950年代起，一场新的、更为激进的革命却迫使他提前仓促退场，并几乎将他先前获得的一切剥夺殆尽。虽然孙本文为人谨慎，加之有“革命烈士”亲属的身份庇佑，除了“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横扫一切外，他并未受到激烈的批判或冲击，但是他内心却十分清楚，作为“前朝遗老”，在新的时代像他所心仪的学科社会学一样，自己早已处在社会和学术的边缘。

长期以来，社会学家与中国革命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一直为人所不解，其实，他们的命运是由其投身的学科本身带有的激进和保守的双重性质决定的：前者追求“进步”，后者维护“秩序”。如此，一方面，在1940年代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都同情共产党，除孙本文外，他们大多成了这股改朝换代的新兴力量的同盟者，在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眼中他们是蛊惑民心的“左派”。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因迫切需要解决秩序问题而带有浓郁的保守性质，在中国也不例外——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也都对“革命”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希望以渐进式的改良来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因此，在倡导不断革命的共产党人尤其是其领袖人物毛泽东眼中，他们又是标准的“右派”。

可以说，正是这种激进和保守的双重性质，使得社会学1949年前不被看好，1949年后更是不受待见。从这样的意义上说，1949年后社会学在中国“被废黜”的命运是与这一学科的固有品质和那一时代的社会性质之间的内在冲突紧密相关的。

二、文化决定论与心理还原主义的综合学派

自1927年孙本文出版《社会学之上的文化论》一书，至1949年前的22年间，他出版的个人著作有19种之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社会学原理》（1935）、《现代中国社会问题》（1942，1943）、《社会心理学》（1946），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学》（1948）。在这些著作中，孙本文系统阐发了自己的社会学观点和理论体系。有意思的是，尽管孙本文一生鼓吹文化和心理两大因素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决定性作用，但他却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列为“整体论者”或“综合学派”。在他看来，综合学派“代表一种综合的趋向，其要点在于认识社会的整个性，及其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并欲确立社会学派的体系”（孙本文，1989/1948：257）。

尽管孙本文将自己归于“综合学派”，并一再声称：“著者重视文化，同时也重视心理因素，而且并不蔑视其他如地境及生物因素”（孙本文，1989/1948：241），但事实上真正贯穿其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线索就是两条：文化和心理，就像他多次表示的那样：“著者个人见地，以受美国乌格朋、汤麦史两教授的影响为最大”（孙本文，1989/1948：261）；而“人类社会行为的根本活动的要素，就是心理影响和文化影响”（孙本文，1928：24）。

孙本文的文化决定论观点来自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奥格本。奥格本在1922年写成的《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了后来为文化学派所恪守的两个原则：第一，社会变迁主要是文化的变迁，促成文化变迁的四大因素是发明、积累、传播和调适（Ogburn，1950：377）；第二，“由于现代社会变迁的源泉主要在于物质文化”，而知识、信仰、制度和风俗等非物质文化或适应文化总是略慢一步，因此，在不同文化及其变迁之间存在差异，即所谓文化滞差或文化堕距（culture lag）（Ogburn，1950：200）。

作为奥格本的弟子和传人，孙本文对上述文化理论的传播称得上不遗余力。不仅他自诩为“国内社会学界提倡重视文化研究的第一人”（孙本文，1989/1948：246），而且人们也公认：“在中国，孙本文是第一个介绍和研究文化理论的，因此他被视为文化社会学家”（Li et al. ，1987）。在他“最有分量的代表作”（韩明谟，1987：120）《社会学原理》中，孙本文以一种与奥格本酷似的语气写道：“文化为人类社会普遍的要素，无文化既无社会。人类之所以异与禽兽者以其有文化，故文化为人类的特产，亦即为人类所不可或离的要素”；如果用简单的语言来说，“文化实为社会成立的基本要素”（孙本文，1935：297—298）。既然孙本文和奥格本一样将文化视为社会的基本要素，他自然也会进一步将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划上等号：“社会变迁，简单说，就是社会现象的变迁”，而最终“社会变迁似只是文化变迁而已”（孙本文，1935：544—545）。

尽管孙本文是中国社会学界倡导文化研究的“第一人”，但显然这一时期对“文化”有兴趣的绝非一个孙本文。用孙本文自己的话来说，包括“孙（本文）、黄（文山）、陈（序经）、吴（文藻）、费（孝通）五氏，可说是中国社会学中文化论者的重镇”（孙本文，1945）。虽然观点各异，但上述5人多数受到奥格本的影响，其中孙本文、黄文山和吴文藻还是奥格本的学生。在奥格本之外，中国社会学家对文化研究的另一兴趣，来自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及其功能论学派。尽管奥格本强调文化的变迁尤其是物质文化的变迁，而马林诺夫斯基则强调文化的“功能”，即它对“应用文化的人们所具有的意义”（费孝通，1999a/1937：510），但学者们对文化的宽泛理解并没有什么不同，以致同时受惠于两者的吴文藻会说：“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因此，也可以说，社会学便是社区的比较研究，文化的比较研究，或制度的比较研究”（吴文藻，2010/1940：4—5）。其实，无论是孙本文还是吴文藻，将文化等同于社会，既受到英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影响，也是倡导从文化入手革故鼎新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倾向。比如，倡导“全盘西化论”的上述“五氏”中的陈序经氏，在1933年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讲演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陈序经，2004/1933：3）。如此，无论是改造中国文化，还是引进西方文化，通过文化的变迁推动中国社会之改造自然会成为包括孙本文在内的那一代社会学家的共同看法。

如果说孙本文的文化决定论的观点来自奥格本，那么他的心理还原主义的观点则来自一系列美国早期社会学家。按时间顺序，孙本文接受的此类影响先后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吉丁斯、纽约大学的彭德尔和芝加哥大学的托马斯。除托马斯外，上述美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基本上都是倡导心理进化的还原主义者，是19世纪下半叶生物还原主义退场后的顶班人。此时，凭借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而崛起的形形色色的自然主义社会学派，已经无法依赖粗俗的生物学甚至是机械学类比应对人们进一步揭示社会生活本质的要求，解释社会的力量开始从斯宾塞时代的生物学转向冯特时代的心理学。如此，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一种后来被称之为“心理学主义”（psychologism）的思潮开始在社会学领域蔓延。借用索罗金的话来说，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始于将个体的心理特征作为研究变量，并试图将社会现象解释为心理特征的衍生物或具体体现”（Sorokin，1928：600）。心理还原主义在欧洲的代表人物是那个痴迷于人类非逻辑行为的意大利人帕累托，以及那个将模仿视为“最根本的社会事实”的法国人加布里尔·塔德；而在美国的代表人物则包括了沃德、萨姆纳（William Sumner，旧译“孙末楠”）和吉丁斯，他们对用心理规律解释社会过程怀有坚定的信心，因此确信：“社会，就其词语原意来说，是指同伴关系、交谈和交往，一切真正的社会事实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心理事实”（Giddins，1896：3）。

从哥伦比亚大学到纽约大学，再到芝加哥大学，孙本文在美国的5年学术生涯决定了他与心理社会学进而与心理学主义的终生纠葛。他的心理还原主义倾向鲜明地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1）和自己的老师吉丁斯一样，孙本文认为社会事实就是心理事实，因为“从本质上讲，社会只是人与人的活动——人与人的行为；仅就这‘行为’的观点说，竟可以把‘社会’看作‘心理’的现象”（孙本文，1989/1948：242）。（2）既然“我们所见人类社会上种种方面的活动，无非是人类社会行为的表现”（孙本文，1928：24），那么，十分自然的是，“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凡与社会行为有关系的各种现象，社会行为的共同特点，以及社会行为间的互相关系，社会行为的规则及其变迁等，都在社会学研究范围之内”（孙本文，1944b：16）。（3）受到托马斯的影响，孙本文对“社会态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较早用此来解释在社会问题的浮现过程中主观建构的意义（Blumer，1971；Spector＆Kitsuse，1987），他意识到“社会问题的有无，须视社会上多数人态度为转移”，因此，“社会问题的产生，其关键在社会态度”（孙本文，1989/1948：242）。其实，单单论及社会态度对社会问题的建构作用并不足以说明一个人就持有心理主义立场，孙本文的问题在于止步于此，未再进一步追述社会问题的客观基础，以及人们建构时所依赖的解释性框架还受制于客观的社会及舆论环境（Gamson，1992：52）。（4）正因为信奉心理主义，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代宗师，孙本文的“社会心理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却并不属于“社会学家的社会心理学”。我们这样说的理由是，孙本文虽然“视‘社会心理学’为社会学中一基本部门”（孙本文，1989/1948：242），但他研究的却是“社会中个人的行为；一方面研究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一方面研究社会所受个人的影响”（孙本文，1991/1946：21），或者说，“现代社会心理学在内容方面注重个人在社会中的调适行为，并重视整个社会情境的背景”（孙本文，1944a），在他的这些表述中，研究的焦点是“个人”，而从齐美尔到乔治·米德所倡导的个体和群体间的“互动”是没有位置的。因此，他的“社会心理学亦可谓之‘个人社会学’或‘心理社会学’”（孙本文，1991/1946：22），与倡导群体和互动研究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基本上还是南辕北辙。

三、中国社会学的建设者与评论人

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而言，孙本文最重要的贡献并不是上述社会学思想、体系和观点，而是在1926—1949年的20余年间，他对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学术建制对一个学科的专业化发展具有奠基性作用。例如，在社会学不到200年的短暂历史中，美国人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W. Small）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1892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1895年，他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本社会学专业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AJS）；1905年，他又创办了至今统治着美国社会学界的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前身——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如此学术建制的重要性在1978年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也再度体现，如费孝通将“学会、研究所、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和书刊出版部”称之为“五脏”，将与之对应的包括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心理学在内的六门课程称之为“六腑”（费孝通，1999e/1982：287），他亦藉此“五脏六腑”为重建中国社会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说，孙本文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此前斯莫尔在美国社会学中的角色，以及此后费孝通在1980年代重建中国社会学中的角色。虽然早在1903年严复就翻译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成为“西洋社会学输入中国的起点”（许仕廉，1931）；1906年京师法政学堂首次开设社会学课程；1913年，美国人葛学溥（Daniel Kulpll）在上海私立沪江大学首创社会学系；甚至1922年留美社会学家余天休还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社会学团体——中国社会学会，并出版了双月刊《社会学杂志》；但是这些零散的努力在20年代之前并未形成气候，“中国社会学会”更是在成立不久便无形消散（许妙发，1983）。历史似乎在等待着孙本文出山。

1928年，留学美国的吴景超博士回国出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途经上海时，复旦大学教授孙本文为吴景超洗尘，遍邀上海各大学社会学教授作陪。席间，清一色留美博士孙本文、吴景超、吴泽霖、应成一和钱振亚提议成立地区性的东南社会学会，10月学会成立（陈新华，2003），并出版会刊《社会学刊》，孙本文等出任首任编委。这一地区性学会的成立推动了全国性的社会学团体的成立。1929年，已经出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孙本文联袂北京的许仕廉、陶孟和、陈达以及东北的刘强，联合发起在原有东南社会学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社会学社并担任第一任正理事（会长）。1930年2月，中国社会学社在上海成立，《社会学刊》也改为中国社会学社会刊。

在此后近20年内，尽管其间“中经国难，进步迟缓”（孙本文，1945），中国社会学社仍然先后召开过9次年会，主题涉及人口、家庭、社会规划和战后社会建设等等，而“中国社会学社的中心人物是孙本文”（Wong，1979：21）。鉴于中国社会学社是1949年前近30年间中国社会学界“惟一的学社”（孙本文，1989/1948：279），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社的地位事实上反映出他在整个中国社会学界的地位。作为那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界的领头羊，孙本文不仅是社会学的建设者，而且常常跳出局外、充当了“首席评论人”的角色。我们这里一再引证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就既是中国社会学的一部简史，也是其发展状况的一份诊断书。

《当代中国社会学》全书20余万字，分上、下两编，但两编的篇幅却极不相称。上编占全书正文的80%，述及中国社会学的起源与发展，包括普通社会学、社会进化与社会变迁、社会问题、社会心理学、社会思想与社会学史、农村与都市社会学、社会学方法、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以及其他社会学等8个部门的发展进程，并在最后一章介绍了实地调查、社会学课程、社会学团体和刊物的具体情况。下编仅占全书正文的20%，讨论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的主要派别和基本观点，其中包括注重心理、文化、生物、经济、整体（综合）、社会问题和社会实地调查等7个社会学学派。孙本文之所以能够在社会学界纵横捭阖，不仅在于他留美期间曾受到了最好的社会学训练，而且在于他回国后“始终参加这20余年以来的社会学运动；比较对社会学有贡献的学者无不相熟，他们的个性和造诣大体上知道得还清楚”（孙本文，1989/1948：3），这一切使他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学最合适的评论人。

但是，无论是作为建设者，还是作为评论人，严格说来孙本文的行动和视野都基本限于学院社会学或经院社会学的大墙内，他忽视了同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界发生着的其他重要甚至更有意义的努力。比如，尽管在8年抗战期间中国社会学者基本上悉数转移到大后方，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继续研究，使得“社会学不仅未见衰落，反有进步的气象”，但在孙本文眼中其成就还是限于“社会学知识渐见推广”、“社会学学理渐见系统化”，以及“注重社会学应用的研究”（孙本文，1944）；他没有看到，“抗战把以前门禁森严的大学疏散到了后方的乡村里，把以前可以终日和普通人民毫无接触的学者送入了破庙和农舍里，书籍的丧失和国外杂志的断绝，使他们无法在图书馆里去消磨研究的精神，再加上国家的危机，实际问题的严重，他们无法不正视现实”（费孝通，1999c/1947：413）。这种现实的逼迫，使得抗战前为吴文藻们所倡导的社会研究，通过此时在中国西南地区所进行的一系列实地研究，“成了战时中国社会学的共同风气”（费孝通，1999c/1947：413）。

如果说孙本文对深入现实的实地研究还只是忽视的话，那么他对导源于社会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社会学则基本上持警惕的疏离态度。早在1933年，孙本文就一再申明，要了解社会学就必须厘清有关社会学的两种误解：一是将社会学与社会主义相混；二是将社会学当作唯物史观（孙本文，1933）。抱着与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撇清关系的“纯学术”态度，孙本文及其综合学派，未介入过唯物史观社会学在20世纪30年代所引发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诸种大争论（李培林，2009），它们处在费孝通所说的“碰不上的平行线上”，以致这两个学派虽然都因“五四运动”而起，但在“激烈的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却最终“分道扬镳”（费孝通，1999c/1947：413，410）。

既然不愿将社会学演变为社会调查，或将社会学锻造成“社会革命的实际运动”（费孝通，1999c/1947：410），同时恪守“书生事业之大半，在读书研究”（孙本文，1998/1932），孙本文所代表的学院派社会学自然最终只能执著于“影响社会现象的各种因子间孰为重要的辩论”，陷入“西洋的社会学不论哪一个派别，都反映着一部分社会现实，但是当它被带进中国来，却只剩了一套脱离了现实的空洞理论”（费孝通，1999c/1947：411—412）之窘境。其实，希望将社会学“关在教室里”（费孝通，1999c/1947：411）成为一种“特别的学问”（孙本文，1944a），不仅源于孙本文的书生本性以及因此形成的与现实生活的隔膜，而且更重要的恐怕也是为了防止社会学与倡导“革命”的社会主义或唯物史观纠缠不清，并因此伤及单纯的学院社会学在实行“思想统制”的中国社会的成长。

事与愿违，尽管孙本文一生都刻意与“社会主义”尤其是“革命”保持某种距离，但是在翻天覆地的中国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心仪的学科最终都没能摆脱革命的“眷顾”：轰轰烈烈的革命不仅将他的儿子孙世实卷入到洪流之中，也促成了他作为社会学家角色的仓促退场，同时还“废黜”了从西洋流入、在中国生长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学。考虑到《当代中国社会学》初版于1948年5月，这离国民党政府的彻底溃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过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几乎可以说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院社会学的“掌门人”，孙本文似乎已经觉察到一个时代的行将就木，而恰逢此时由他个人写成的这本《当代中国社会学》，庶几也就成了即将黯然退场的旧中国社会学家们的集体谢幕词。

四、从社会学建设走向社会建设

孙本文终生从教，是1949年前学院派社会学家的杠鼎式人物。尽管孙本文一直恪守所谓“纯粹学术之精神”（孙本文，1947），以免社会学成为一种像唯物史观那样的倡导社会革命的“主观见解”，但他也一直尝试着将其所学知识服务于社会。这种服务社会的动机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像那个时代的所有知识分子尤其是留洋知识分子一样，孙本文也希望用所学之知识，造福民众，推动中国社会之进步。如他在早年写成的《士说》一文中，就借“士”之形象直抒胸襟：“用则出其经纶，展其抱负，以福尔黎民”（孙本文，1915）。其二，可能更为根本的是，孙本文希望通过将社会学知识服务国家与社会，弱化这一学科的左翼性质和批判锋芒，从而为社会学在控制严密、险象环生的中国社会的发展赢得“合法的”空间。正是在这双重动机的推动下，自1930年代起，孙本文就一直力求从相对狭隘的社会学建设走向更为宽广的社会建设。

在一般人的头脑中，“社会建设”一词始于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2004），但事实上这一概念却早在1910年代和1930年代就曾两度流行（陆学艺，2008；鞠春彦，2008）。1917年，在张勋复辟之后，孙中山先生有感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缺失，撰写了《民权初步（社会建设）》一文，其后收入《建国方略》，构成了他关于国家建设基本构想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孙本文在《社会学原理》中专辟“社会建设与社会指导”一节，并于次年写成“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再作深入探讨。1942—1943年，孙本文出版了4大册《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从社会建设之角度讨论了中国社会因变迁而导致的家族、人口、农村和劳资等4大类40小类社会问题（孙本文，1943，第4册：202）。1943年，担任副理事的孙本文主持了以“战后社会建设问题”为主题的中国社会学社第7次年会，1944年则联合中国社会学社和国民政府社会部合办了《社会建设》月刊，自任主编，连续多年探讨社会建设问题（韩明谟，2005：73—74），并最终“确立了现代社会建设思想的基本体系”（宣朝庆、王铂辉，2009）。

图为孙本文（前排右三）参加中国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图源：sohu.com]

尽管都使用了“社会建设”的概念，但孙中山侧重的是政治建设，他将宪政和民主自治视为现代国家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而孙本文虽然认定“社会建设的范围甚广”，但他侧重的却是原本意义上的“社会”的建设。1934年，孙本文写道：“凡依社会环境的需要而从事的各种社会事业，通常谓之社会建设”（孙本文，1934）。1936年，他进一步论述道：“我们所谓社会建设，其实质言之，只是谋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各种建设的总名。凡可以维持社会的生存，促进社会的发展的，无论其为物质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心理建设、文化建设，均应在社会建设范围之内。我们故不必谓一切建设，都为社会建设。如此广泛的意义，殊不能表明社会建设的真谛。但社会建设的范围，确为最广；物质、经济、政治等建设，确不能完全划出范围之外。要之，社会建设是整个社会的建设，其着眼点在整个的社会，而不在物质、不在经济、不在心理等等，却同时注重物质、经济、心理、政治等等的建设”（孙本文，1936）。

从193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1940年代末期的社会建设运动，是在现代化或社会变迁和民族复兴的双重变奏下推进的（宣朝庆、王铂辉，2009），其转折点是1940年国民政府社会部的建立。从现代化或社会变迁的角度说，自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后的近百年间，一方面，在来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示范面前，中国被迫踏入现代的门槛，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文明在向自己十分陌生但却充满生机的工业文明做出“让步”之后，也开始了向后者的曲折但越来越迅速的转变；另一方面，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传统的农耕文明几近崩溃，旧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濒临瓦解，贫困问题、人口问题、劳工问题和农村问题日益突出，连曾任孙中山秘书的国民党元老邵元冲也提出，为了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国家基础的建立，需要从社会方面做一番切实的建设工作（邵元冲，1934）。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但当时的国民政府在慈善公益、劳动救济和合作互助方面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而且许多知识分子也开始投身社会变革与社会建设，希望以一己之力，实现“民族自救”或“民族富强”。1930年代晏阳初和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孙本文的“社会建设”主张都是这种努力的典型体现。其中，孙本文更是明确提出，中国社会建设的主要动因，就是解决剧烈社会变迁造成的种种社会失调问题（孙本文，1936）；而在《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一书中他更是明言：“我们研究社会问题，谋社会问题的适当解决，无非欲挽救国家的危亡”（孙本文，1942：59）。

除了社会建设的内涵和动因之外，孙本文还充分阐明了社会建设的目的、要素和途径。就社会建设的目的而言，简单地说，就在于充实增进社会生活的内容，使全社会及各个人均得到全面完满的生活，并向上发展。而实现社会建设的四种基本要素是：人才、资源、计划和组织。社会建设的主要途径则为法令、教育和宣导三条。他认为由此推进，“那么社会建设的完成，自有相当的把握”（参见鞠春彦，2008）。

1937年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不仅乡村建设运动陷于失败，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面临的生存危机更是空前紧迫，一时间百业萧条、人民流离失所，难民问题及相关的社会救济成为战时国民政府面临的巨大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鉴于社会建设系一切建设之基础，深感有建立社会行政专责机构之必要”（秦孝仪主编，1983：1），国民政府于1940年11月将原先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央社会部改隶于行政院，希望将社会建设纳入国家建设的轨道。尽管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最初的建立目标，是为了强化国民党对社会的控制，将其作为所谓“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手段，但其建立尤其是改隶之后，作为国民政府推行民生主义和建设现代国家的措施之一，社会部还是在民众动员、社会救济、慈善捐助、稳定秩序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王超，2011），成为中国“现代社会行政之肇始”（秦孝仪主编，1983：1）。

面对社会变迁尤其是民族生存的双重压力，以孙本文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家意识到了用社会学知识改造中国社会，实现救亡图存的重要性，他们积极参与了国民政府社会部的工作，帮助拟定社会政策，建立社会行政体系，推广社会服务，培养社工人才（阎明，2004：219—225）。在《二十年来之中国社会学社》一文中，孙本文写道：“自社会部成立以来，本社社员历次被邀参加社会行政设计，拟定社会政策，编制社会法规等项实际工作，均经审慎研究，尽力贡献意见，俾期对国家民族有所裨益。凡此，皆系依据本社共同意志，以谋社会学理论之实际应用”（孙本文，1947）。而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孙本文更是深谋远虑，他意识到了在战后恢复中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因此将1943年在重庆、昆明和成都三地举行的中国社会学社第7届年会的主题定为“战后社会建设问题”，并于次年率中国社会学社与国民政府社会部合办起《社会建设》的刊物，探讨社会行政、儿童福利、劳工救济、国民住宅、社会安全等诸多问题（宣朝庆、王铂辉，2009）。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孙本文一生希望恪守“纯粹学术之精神”，为此刻意与社会主义和各种社会运动保持距离，但由于他信奉“三民主义”的政治立场，曾经供职于国民政府的个人经历，以及在学术圈内的主流地位，还是使他不可避免地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态交织在一起。他不仅是国民政府推行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造的积极倡导者，而且也是各种社会政策和社会行政的参与者；甚至在1948年，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的社会大势下，孙本文还想着“切实研究中国社会建设方案……借供政府参考”（孙本文，1989/1948：285—286）。在旧的社会大厦将倾之际，书生气十足的孙本文还在思考着修补之策，既反映了社会学家介入现实时的执拗与不甘，也反映了知识分子面对危机时的天真与无奈；而他为之呕心沥血的社会建设之宏图，最终也只能是水中月与镜中花。

五、创建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

社会学是发源于欧美社会的一门社会科学，因此，自社会学在清末进入中国之后，长期以来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学者都面临着如何用西方的知识解释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早在1930—1940年代，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在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时，就产生了使社会学知识适用于中国社会即使之中国化的具体设想。在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波浪潮中，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燕京人类学家和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综合学派”都做出了自己的艰苦努力。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吴文藻等人的目的在“认识国情和改造社会”（李培林，2008），而孙本文等学院社会学家的着力点则在建立符合中国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在学院社会学家的“中国化”努力中，孙本文是一个中流砥柱式的人物。早在1930年2月中国社会学社成立之时，在孙本文的主导下就明确提出：“把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作为自己的目标；而孙本文则清楚地意识到：“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学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界“今后之急务”（孙本文，1932：18—19）。虽然这种设想未必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但毕竟社会学“中国化”的概念始自孙本文，而“这标志着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中国的正式开始”（陈新华，2003）。

孙本文建构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努力，突出地表现在他的《社会学原理》（1935）和《社会心理学》（1991/1946）两书中。最早在撰写《社会学原理》一书时，孙本文就力图“引证事实之处，凡可得本国材料，即用本国材料……盖欲使此书成为我国人适用之书”（孙本文，1944：（例言）2）。10多年后，在撰写《社会心理学》一书时，孙本文更是集22年教学之大成，“以取材本国历史故事为主，兼及西史与报章时事，并尽量采择重要实验例证”（孙本文，1991/1946：序），这使得《社会心理学》一书在作者自己看来，“确已做到社会心理学中国化的地步”（孙本文，1989/1948：131）。

1957年后，孙本文销毁了他保存的1949年以前的全部著作，只留下一册《社会学原理》的精装封面，并在扉页背后写下了两段题记。[图源：sohu.com]

在这一系列努力之下，1948年，孙本文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中，继续阐发了3年前在《五十年来的社会学》（1945）一文中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设想。孙本文将这一设想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社会学，其具体的路径包括：（1）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2）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性；（3）系统编辑社会学基本用书。第二，建立中国自己的应用社会学，其具体的路径包括：（1）详细研究中国社会问题；（2）加紧探讨中国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3）切实研究中国社会建设方案（杨雅彬，1988）。第三，训练社会学人才（孙本文，1989/1948：284—286）。

尽管孙本文在1949年前的20多年间，为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他甚至也在《现代中国社会问题》（1942，1943）一书中依据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深入讨论了家族、人口、农村和劳资等主要的社会问题，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孙本文及其20世纪上半叶整个学院派社会学家们“有关‘社会学中国化’的认识是肤浅的，所作的努力也是初步的”（郑杭生、李迎生，1999）。我们看到，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中，孙本文给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基本路径是：“充分收集并整理本国固有的社会资料，再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审的理论创建一种完全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孙本文，1989/1948：285）。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完全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欧美社会学家的理论+中国固有的社会资料。这种中国化的努力显然可以归入费孝通所批评的“用西洋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与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费孝通，1999c/1947：415）的旧模式。

客观地说，和同一时期吴文藻们创建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努力一样，孙本文及其综合学派的社会学中国化的设想也没有忽视中国的现实，甚至没有忽视中国社会的特点，他意识到了中国社会与欧美社会的巨大差异，并由此意识到了改造西方社会科学，使之成为中国化的社会科学的必要性。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中，孙本文清醒地告诫社会学界：“除整理历史材料以供研究我国社会的特性外，尚应从多方面对现实社会作详尽精密的调查与研究，借以彻底了解我国社会的本质”（孙本文，1989/1948：284）。显然，在孙本文那里，对中国社会本质的了解无外乎两个方面：传统和现实。这没什么错。真正有问题的地方可能是，孙本文的中国化设想或分析模式一开始就等于假设欧美社会学家的所谓“精审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此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拿来”解释中国社会的现实。在这里，借用马克思的术语论之即“批判的武器”本身是不需要经过“武器的批判”的。

西方理论对中国社会的解释力的问题，自西方社会科学进入中国以后就一直是一个常常引起争议的问题。今天，大多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都已经认识到，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现代社会科学都是18—19世纪欧洲社会转型或所谓“现代性”的产儿，这一点决定了社会学及一般社会科学中的基本理论都源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和西方人对社会结构及人类行为的认识。有鉴于人类社会及人类行为存在不同程度的共性，应该承认这些知识体系也具有不同程度的普适价值。但是，如果我们不假思索地就将这些舶来的观点用于中国社会的解释与分析，不但会出现用西方的理论“裁剪”中国社会的现象，而且也会在有关中国社会的研究中最终丧失中国学术的主体性或主体价值（黄宗智，2007；吕德文，2007）。

孙本文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设想不可谓不宏大，但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可谓不鲜明。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造成孙本文的设想停留在“肤浅”层次的主要原因恐怕来自两方面：其一，像那个时代的许多社会学家或社会科学家一样，最早接触西方思想的这一代人，常常迫于为近代以来越来越窘困的中国社会找出路，为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文明在面临外部世界冲击时的孱弱不堪寻良方，他们自然倾向于将那个船坚炮利的“西方”视为改造中国的样板或希望，同样容易将西方社会科学视为解释人类社会之奥秘的圭臬。孙本文也不例外，严格说来此时的他限于西方化和学院化的立场，还难以形成对西方社会科学本身的反思意识，因此其人生宏愿不过是“彻底研究社会理论”，并在中国文献中“搜集足为印证之实例”（孙本文，1998/1932）。其二，就像我们前面一再论述的那样，由于不愿与现实发生过多的纠缠，尤其常常刻意回避与中国社会的走向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孙本文的中国化努力不过是要建立一种能够在中国社会找得到事实印证的、同时又与西方学术本质上不相左的理论体系而已。换句话说，正是他终生信奉的“纯粹学术之精神”，成了最终阻碍他将自己和“学院社会学”带入既严酷又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中的羁绊。

在孙本文却步的地方，由费孝通所笑称的“混在社会学系”的人类学家所组成的那个“旁出的学派”，在探讨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上却走出了相对坚实的一步。1940年，吴文藻在为《社会学丛刊》作序时，胸有成竹地表述了自己的中国化设想：“我们的立场是：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揉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吴文藻，2010/1940：4）。在这里，社会学中国化似可分为三大步骤：（1）“试用”西方理论。和孙本文不同，这种“试用”一开始就对西方理论抱着审视的态度，试用者意识到西方社会学理论是18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变迁的产儿，因此它与一个传统厚重刚刚走向现代性的中国不可能没有相当的隔膜，所以他们抱以的态度是“试用”，有时甚至主张“调查者不要带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的在上射影”，这虽然会“埋没了很多颇有意义的发现”（费孝通，1999b/1940：224），但也确实避免了用西方理论“图解”中国现实的危险。（2）运用实地调查的方法来“证验”理论。既然对来自西方的理论的态度是小心翼翼的“试用”，吴文藻们自然会去寻找验证这些理论的“试金石”——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现实。这“验证”的过程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通过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验证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可靠性或普适性；另一方面，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实地调查认识中国国情。虽然孙本文也并不忽视中国社会的现实，但是，如果说吴文藻们了解现实的目的是为了用理论服务于现实；那么，受追求“纯粹学术之精神”的学院派立场之影响，孙本文了解现实的目的则是为了建设一种符合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这最终使他止步于中国社会的现实。（3）社会学中国化的目标是“理论和事实揉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短短的一句话中包含着诸多值得解读的思想。显然，社会学中国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彻底抛弃“理论”或西方理论重起炉灶，而是为了使外来的社会学知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相符合，同时用中国的事实检验、启发和修正原有的西方理论，从而获得一种新的、在解释力上更为贴切的理论。这样一种通过新的综合形成的理论，既不会与一般的社会科学知识相背离，又能够解释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并因此最终能够实现将西方舶来的社会科学植根于中国社会土壤之目的。

从1940年代到今天，70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也有了30个年头。单单从规模上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学早已达到了令1949年前的旧中国社会学“望其项背”的地步，但是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非但没有彻底解决，而且因为现在越来越迅疾的全球化的到来而显得愈加突出。比如，如果说70年前的中国与西方和世界多多少少还隔着相当的距离，能够读洋书的不多，能够直接去西方留学、“啃洋面包”的更是少之又少，那么，今天大规模的“留学潮”和“出国热”，以及更大规模的西方思想和学术的即时引进，“过度进食”使得中国人原本就“食洋不化”的问题更加严重。又比如，如果说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学家们还只是面对如何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问题，那么，今天随着海外中国研究的崛起，我们开始面对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在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现实，而我们则常常不得不接受“读着‘洋书’去认识中国的场景”（刘东，2004）。还比如，尽管我们曾经设想在中国研究领域建立一种“主客体并置”的研究范式，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升，在不同的研究主体之间甚至在研究主体和行动主体（研究客体）之间，通过相互间的理解产生某种共识或知识的共通性（周晓虹，2010）；但显然，只要不同的研究主体之间、研究主体和行动主体之间在社会地位、政治支配、资源获取、国际背景、文化资本甚至语言使用方面存在差异，平等地取得共识或共通性就依旧只是一种天方夜谭。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无论今天有关社会学或社会科学中国化的讨论如何深入，也无论今天给出的理论设想与孙本文时代相比如何精进，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及问题的性质并没有改变，而这也许就是我们在这位社会学家120周岁诞辰之际，重新咀嚼其思想的价值之所在。

〇本专题策划初稿由吕雕提出，经会社编辑部稍作调整后推出。

〇本文原载于《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孙本文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时的师生合影。[图源：zhi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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