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实录】王楠 | 悲怆的先知：马克斯·韦伯的现代世界“预言”
王楠，社会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典社会学理论、西方早期现代社会理论、影视与社会文化。著有《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约翰·洛克的现代社会观》《涂尔干的〈自杀论〉与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等。
导语
2022年12月7日下午14时至16时，郑钢社会学人讲座第十八期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401室举行。
南京大学“郑钢访问学者”、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楠老师以“悲怆的先知：马克斯·韦伯的现代世界‘预言’”为题，围绕韦伯思想中有关现代社会之起源、基本特质及其困难等问题展开了一场精彩演讲。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成伯清教授担任本次讲座的主持人，郑作彧教授担任评议人。
讲座伊始，成伯清教授简要介绍了“郑钢访问学者”项目及王楠老师的学术背景和研究领域，并对王楠老师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成伯清教授为王楠老师颁发了“郑钢访问学者”聘书并合影留念。
内容回顾
首先，王楠老师指出，韦伯作为一个有着跨学科的巨大影响力的思想家，对其思想的诠释却充满了诸多分歧。相对于同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和涂尔干，作为德国新教徒后裔的韦伯与二人在思想的总体旨趣上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如果说马克思的思想是向前和指向未来，而涂尔干的思想是向后并强调传统，那么，韦伯的思想则是居于他俩之间而重视现代的本位。
接下来王楠老师指出，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宗教改革之后，“预定论”带来的“救赎确证”难题迫使新教徒不得不作为孤独个体来直面生命意义的虚无感，就此而言，新教徒的此种状态就是现代人的普遍状态。在这种断绝了与上帝的联系、被抛入此世的生存处境中，他们只能通过实践基督徒“生活之道”的切实行动来化解这种紧张，进行自我救赎。这种新教人格将主观信念通过伦理实践来实现的特征，既反映了韦伯对于康德传统的内在继承，也体现了笛卡尔孤独“我思”的某种处境，从而使新教伦理研究具有更深层次的历史意义。
韦伯既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揭示了现代个体的这一出发点形象，也在其他著作中，刻画了与之相伴而成的现代社会是如何展开的。这一过程既呈现于带有新教伦理意涵的现代人的生活意识和日常要求之中，也体现在17至18世纪的自然法学家的思想中，并通过自然权利的法律和政治实践，转变为某种对普遍权利的保护，以及对所有人理性之可能的信任，进而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在韦伯看来，西方文明传统区别于其他“静态总体文明”的突出特质即在于，其内部各种对张力量的“紧张性与一种独特的调整”，具体表现在天主教会内部、天主教会与封建国家之间、以及市民、贵族与君主之间的身份与权力分化等方面形成的均衡状态。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这种“张力中的平衡”被打破了，使得传统秩序崩解并转化为新的社会与政治结构。王楠老师通过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莱特》中的几段台词和老勃鲁盖尔的画作《向髑髅地行进》（1564），生动展示了这种秩序崩解在艺术中的反映。
彼得·勃鲁盖尔《向髑髅地行进》，1564年，木板油画，124×170厘米，维也纳：历史博物馆。[图源：ifeng.com]。
伴随着普遍权利平等和经济活动自由的到来，现代“抽象规范世界”的大门也被打开，官僚化和资本主义的扩张随之而来。这一从封建家产制和教阶制的传统秩序向现代秩序转化的过程，其外在的表现，正像中世纪以高耸入云的教堂为中心的城市，向现代“无限伸展铺开的城市”的转变。原本处于政教体系之外的城市，恰恰成了孕育现代“国家—社会”新秩序的摇篮。基于普遍贸易和分工秩序的现代资本主义，和以保障权利作为社会治理的任务、具有官僚行政色彩的现代国家，是现代社会的两个重要支柱。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以资产阶级地位的上升和他们完成的各种革命工作来实现的，资产阶级的本质乃是市民，即bourgeoisie，这一市民阶层及其城市生活，乃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某种雏形。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观点并无本质差别。
传统秩序向现代秩序的转化
因此，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重要根基。从洛克到笛福再到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体现的高度分工和商业化的社会形态，自然要求普遍的贸易活动和世界范围内的商业经营的扩张。当然，在现代社会理论发端的18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学中，仍然表现出一种“启蒙的乐观”。这一点，在作为自然神论者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中，有清楚的体现。
从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末，整个现代社会理论最关心的问题就在于，这个看似极为世俗的现代社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其实内蕴着某种神圣性，指向超越单纯世俗生活的目标。这是传统社会的张力平衡结构坍塌后，形成的现代社会的新的核心张力。传统的基督教会和上帝的权威都式微了，但人们仍然要去探求至高的神圣目的与此世世俗生活之间的关系。从斯密到19世纪法国孔德和圣西门的社会学，再到19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斯宾塞展现的社会进化论的两副面孔，都体现出这样的追求。
而到了19世纪末，涂尔干和韦伯面对现代社会的危机时，已经难以对某种世界总体目的的图景抱有信念。他们尝试发展出一套比较历史和文明研究的方法，去理解不同社会对神圣性的追求，从而完成了“从神圣的社会秩序到社会的神圣秩序”的转变。20世纪的社会理论，只有在美国，帕森斯还尝试过构建带有总体性的社会理论体系。
前面已经讲到，基督教社会需要借助不同部分之间的张力来形成平衡结构，而由此转化而来的现代社会，也有着内在的张力平衡。在现代社会的普遍秩序和特殊差异、个体自由和总体秩序之间，就内在具有对立统一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体现在诸多领域，如在商业社会中，在专业分工和总体社会秩序之间就存在张力。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就是对此种矛盾的揭示。而在个体自由和总体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某种两极化的趋势。在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和涂尔干等人的思想中都能看到，英国的地方乡绅以及文化精英阶层、美国的教派团体和地方自治、法国的职业团体，都承担着组织基层社会、消解孤立个体与权威国家之间张力的角色。此外，还有伴随着官僚制出现的大众民主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平衡问题，以及在自然权利和公民宗教中表现出的世俗秩序与政治神圣性之间的平衡问题。
随后，王楠老师从多个方面对现代社会的困难进行了讲解。首先，在韦伯的洞见中，新教徒“对于外在事物的顾虑”这件本该只是披在圣徒肩上的“随时可以卸下的薄斗篷”最后却变为了“钢铁般的牢笼”，这实际上表明了理性社会的极度扩张与内在自由之间的张力特性。寻求“救赎确证”的自由，本来是推动理性化的力量，但理性化的过度扩张，却可能反过来威胁自由，这就与它自己的前提发生了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官僚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形式理性的扩张，社会的原子化、去伦理化与权力的集中和非人格化并肩而行，这正是韦伯说到“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享乐人，这空无者竟自负已登上人类前所未达的境界”时的担忧之处。这又促使自由的追求走向更为多元和差异的方向。
紧接着，王楠老师指出了“现代社会的困难”的第二方面，即本体虚无与价值多元的问题。在韦伯的思想中，世俗化的推进和理性化的扩张，也令人们日益相信自身认知和支配外物能力的无限可能性，即所谓“世界的除魅”，但这也令学术或科学本身丧失了其形而上学的根基。人似乎有着无限的“生之幸福”，但必死的个体却如此渺小而有限，这反而日益促进着人们的非理性冲动。而另一方面，生命经验的多元化与对惟一神的否定相伴而行，这就形成了他所谓的“诸神之争”与“祛魅”并行的状态，体现出现代社会的经验丰富性与反宗教总体实体化之间的某种共生关系。
面对这一吊诡的处境，韦伯试图守持“作为文化科学与历史科学的社会学”这一“薄弱的中间地带”，来捍卫学术或科学的某种根本地位。社会学的价值在于揭示人类文明与社会的各种伦理与人格、信仰与组织以及相应的生活之道，为人类指出文明可能的方向，以及相应的现实后果。而在科学之外，韦伯也认可现代人自行诉诸宗教来寻求个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理性的科学与非理性的宗教对于现代社会来说都有其价值，而现代人需要直面世界的多元性并守持某种理性的底线，这就是韦伯所说的，教师的职责在于“启人清明并唤醒其责任感”，而不是做一个讲台上的布道者。
然而，这种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巨大张力却是现代社会无法避免的，科学及其力图捍卫的这个“中间地带”，在此种文明状态中，自身必然存在着某种薄弱性。但吊诡的是，正因其薄弱，现代人才有自由，如果这种理性的根基过于“坚实”，自由反而难以存在。韦伯充分认识到现代西方的自由传统在实践中的某种悖谬性：必须基于此等矛盾和吊诡的出发点，才能充分展现自己的力量，而它自身的发展非但不能解决这种矛盾和吊诡，反而依赖甚至进一步加深了它。所以在普遍自由权利和一般社会秩序之间的这一矛盾，特殊性要如何发展才能不至威胁到自身所依赖的普遍性，这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当然，韦伯并不认为这一问题能够“解决”。他还是主张，每个现代人，既要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守护神，也要坚持某种“距离感”和“理智清明”。
随后，王楠老师从“大众民主的极化与理想政治的恐怖”这第三个方面讲述了现代社会的困难。具体来说，随着大众民主的发展，现代国家难以避免一种凯撒制即卡里斯玛领袖和大众民意结合的倾向，而缺乏议会传统及基层自治的国家，对政治领袖的限制更弱，依赖官僚行政完成治安的倾向也就更强。在韦伯对于现代国家的定义（“国家是一种以正当的武力为手段而存在的人支配人的关系，国家的存在，在于被支配者必须顺从支配者声称具有的权威。”）中，我们不能从表面上把韦伯的说法视为赤裸裸的权力主张，而更应该看到，在武力统御的背后，存在着民众普遍的信仰和同意。这种政治权威固然一方面带有命令—服从的性质，而另一方面则又因国家的现代化与民众的普遍启蒙，带有更强烈的理性行动色彩。
这一点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现代政治的发展，源于宗教改革后在现代世俗国家中建立一种总体性神圣秩序的努力，也就是韦伯所谓“一般新教仍把国家（也就是武力这种手段）无条件地正当化为神所赐予的制度”。因此，这种政治权威的领袖实际上会变成民意的集中体现和某种理念的化身，从而既容易具有虚荣、不切事和道德优越感的人性弱点，也可能带领民众，狂热献身于某种抽象理念。这就是政治的非伦理化与高度理念化所蕴含的巨大危机。韦伯之后的德国历史正印证了他的洞见。对此，韦伯明确主张，政治家应该充分意识到自己手中巨大权力的危险性，并对运用武力来实现纯粹的理想信念保持警惕，必须以责任伦理来平衡乃至约束信念伦理。
最后，王楠老师在结语部分总结道，面对现代世界的“荒原”，韦伯仍能坚定地守持其出发点，这体现了他自己作为社会理论家，必须清醒面对现实的责任和勇气。就此而言，韦伯是现代社会的“悲怆的先知”。而反观我们自身可见，后发现代化国家会比西方面临更大的困难，这是因为，传统的瓦解与薄弱的现代性资源，更易于使之落入现代的陷阱。不过，另一方面，或许也正因为没有那么“现代”，也会比“荒原”拥有更多土壤，有更多长出庄稼和森林的可能。
讲座述评
接下来，郑作彧教授对讲座进行了评议。在简要总结了王楠老师讲座主要内容之后，他指出，韦伯时代尚没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社会理论”概念，当时的社会理论似乎更近于一种“社会建立和改造的理论”。另外，作为一个从社会政策领域进入学术研究的学者，韦伯的学术有很强的政治涉入性，尽管他一方面对信念伦理很警惕，但另一方面他也鼓励大家要勇于选择自己的信念，这是他很矛盾也很有意思的地方。
随后，郑作彧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在韦伯学说中，他一直在探讨我们在现代社会的种种处境，但问题是，谁是“我们”呢？例如说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论述的完全是资本家，并不包括工人；而他说的那个理性化，也是资本家的理性化，而不是一般小老百姓的理性化；韦伯所谓的政治志业，也跟一般小老百姓没什么关系。不知道韦伯的学说能够对于我们一般小老百姓（即以前的工人阶级和今天的“职员”或“打工人”）可以有什么启发呢？
王楠老师回应说，作为《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作者和韦伯最重要的英文文集“From Max Weber”的编译者之一（另有H.H. Gerth）的米尔斯，之所以去批评帕森斯的宏大理论，就在于他认为，美国20世纪中期以来所形成的精英阶层和美国社会的大规模制度化结构，对于自身的民主传统构成了极大威胁。从深受韦伯影响的米尔斯的角度来看，韦伯著作中的“我们”，当然不仅仅指资本家和精英阶层，也包括普通的劳动者，甚至每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拥有自由的人，这些人都是“小老百姓”。从韦伯自己对普鲁士易北河东部地区的社会调查中也可以看到，原本依附于庄园领主的农民，对于外界自由的那种期待和向往，在很多只会对生活表示不满的德国人那里，反而消失了。
所以，不管是米尔斯还是韦伯本人，都不会只将精英阶层当成自己思考和言说的对象。从这个角度说，每一个面对庞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现代人，都可能借助韦伯来思考自己的处境和想要的生活。反倒是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可以做一个前现代意义上的“小老百姓”，就根本不会遭遇韦伯提出的问题了。不同于费老笔下不识字也可以好好生活的“乡民”，我们恐怕无法在一方面必须做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职员”、官僚体系中的“螺丝钉”的同时，一方面仍然让自己相信，我们只是一个传统的“小老百姓”。当然，这也不等于说，我们就只是韦伯笔下的“现代人”。今天中国的特殊性就在于，我们或许还不知道自己是谁。韦伯当然不是我们世界的全部，但他仍然揭示了现代人处境中的某种最为困难之处。
最后，王楠老师还回答了听讲同学的问题，主持人成伯清教授对讲座进行了简要总结。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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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封面为马克斯·韦伯肖像。[图源：gcores.com]
〇编辑 / 排版：海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