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飚 | 1995：波折和回潮（上）
专题导言
2022年十月、十一月的广州康鹭疫情以及之后的系列治理措施，使城中村一时之间成为公共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城中村被认为是混乱、无序、危险的代名词，常常被列为整改的对象，却又在一次次改造中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在都市的钢铁森林间扎根。它既脱嵌于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生产方式，又与现代化都市保持着区隔，向我们展现了一种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可能性。事实证明，作为一种生产、生活空间的城中村并没有在都市治理、改建的浪潮中沦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注脚，而是逐渐退回日常感知、媒体报道所触及的范围之外——这样一种“消逝的附近”本身便值得我们深思。
因此，本专题希望通过对相关学术研究的整理反思过往对城中村的对象化理解。专题前三篇文章溯源城中村兴起的历史原因和制度背景，从宏观、比较的角度框定议题的讨论范围。同时，对城中村的深入观察也需要回到原初经验层面。第四、五篇文章脱胎于长期的田野观察，聚焦于城中村居民的生活情境，特别是大规模拆除改建中国家权力的介入对他们本就不稳定的生活、生产空间的冲击。第六篇文章则关注城中村中的女工群体，将性别议题纳入城中村研究的视野中。专题的最后两篇文章则从空间、全球资本主义等角度讨论城中村等更广泛意义上非正式地带存在的合理性基础。
由于本人阅读与专题体量的有限，不能将相关领域丰富的研究一一涵盖，尤其在劳工、性别等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有所缺乏，请感兴趣的朋友自行浏览相关文献。
鸣谢
感谢“关注康鹭corona筹备小组”在专题策划时的宝贵意见！
项飙，牛津大学人类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口流动和社会、经济变迁。主要著作有Making Order from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Labor, Recruitment Agents and the State in Northeast China， Global Body Shopping，《跨越边界的社区》。
突然的变化
1995年9月底，事情突然起了变化。中央某大报记者写了一份有关“浙江村”的内参，称“浙江村”的治安情况“骇人听闻”，属于“失控”状态。可能由于当时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是一个“热点”，此件被呈送给了国务院主要领导人。领导向北京市做了明确批示：失控状态不能任其发展。于是，对“浙江村”的清理就由北京市政府的一项日常管理工作，升格为“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这是后来新闻报道中所用的词句）而进行的重大任务，一时间成了北京市工作的重点，“大清理”获得了最高程度的合法性。
清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宣传动员，调查摸底；第二阶段，“动员自拆”；第三阶段，“强行拆除，全面结束”。清理工作的基调定为：以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为指导，以1995年7月份的两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精神为基准。行动将涉及16个政府部门，目标是把“浙江村”的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降到1比1的比例。按此目标，至少有70%左右的人将被清理出北京。
1995年10月25日，大红门派出所的警察开始在马村、海慧寺一带口头通知各大院，他们的违章建筑将被拆除，让及早准备。我10月27日碰见JW大院的周庆朝的时候，他到了神色恍惚的地步。“我问派出所的朋友了，问了两个，都说上面是真的想动了……这两天反正天天和他们碰面，都在问，急死了。”
一系列迹象也让人紧张起来：本来每月下旬“浙江村”内温州人的三轮车要交管理费，这次把管理费送过去都不收；凡未办暂住证的，不再办理；劳动局刚刚办了五六天的务工证（根据上面所说的11个法规中的有关劳务管理的法规，外来人口需要务工证），就不再办理；除了在京温市场内经营的摊主，其余的工商局一律不换营业执照。大量警察出现在“浙江村”内，随时检查各类证件。一时人心惶惶。“浙江村”内“有需求就有供给”的规律依然发挥作用，马上出现了一批专门替办各类证件的掮客，办一个证要80到200元的“手续费”（他们一般是通过关系到附近的区县办理）。但又发现其中有假证件，警察在验证的时候当场撕毁，又闹得托人办证的和给别人办证的之间一场纠纷。最后派出所等部门宣布，“浙江村”里的只能在丰台区办证，任何其他地区的都不予承认，那帮掮客这才销声匿迹。
10月26—28日，海慧寺、东罗园有人开始搬迁，而各院老板则众口一词，坚决地说：“绝对不可能拆。”
胡林山（也是一大院院主）劝自己的房客不要轻举妄动：“他（政府）赶有什么用呢？人从这个院子里搬出来，也要到那个大院里去。就算都拆了，人还是在你丰台。这里你做衣服、送衣服，随要随送，随送随到。真要搬到大兴去，有什么用？……乐清在北京的流动资金有20亿左右，流到全国的应该有50个亿，他能说赶就赶我们走？这次清理，我去区里问了，主要是针对马村的。”
27日下午，七八个大院的老板聚在JO大院，讨论当前形势。这可能是有了清理的风声之后的第一次会议。
会上先做一般性的分析。老板们纷纷发言：“你们（指北京方）不允许我来我不会来，既然已经让我们来了，就应该一分为二。”
“我们是改革开放才到这里来的，如果你不分好坏都赶，那就说明你这里的改革开放是失败的，没按邓小平的路线走。”
接着分析当前形势。“反正赶是赶不走的。这么多人都是借高利贷出来的，回去怎么办？”
“听说某某某（指当时的北京市长）说了，北京人要保护北京人，说我们把他们搞得太惨了。”
“那就看某某和某某某了（指两位浙江籍中央领导），他们这点老乡观念总还是有的。”
“这两天我天天买报纸看，过去的旧报纸能找到的我也翻出来看。我看某某某（北京市市长）说这里要成为城南一景，某某某（常务副市长）又说，不要围死。做事情不可能做得那么绝吧。”
最后提出三点对策。一是继续观察；二是积极找记者、律师（找了来干什么没形成意见，反正先找）；三是时刻要让浙江方面的政府机构了解事态进展。
10月27日晚，汪饶风过来说市里开过会了，准备要拆一部分、留一部分，是不是真有这个会谁也不知道，但也算个不小的安慰。
10月29日，《北京晚报》报载海淀区东风乡清理流动人口有成果。一个老板拿着报纸找我，问这里能不能看出什么苗头。
10月31日，由温州市驻京办事处牵头，“浙江村”的院主进行了第一次正式的碰头会。大家先说昨天的电视节目。中央电视台二台播了一则新闻，天津市有关部门对和平区的一家投资1个多亿的商场罚款50万。两个副区长都讲了话，说要管好市场的秩序，里头还提到了外来人口的问题，“看来这是天津向北京吹风”。
召集人先向大家介绍了丰台报给市里的报告，说明“这一点我们要看得很清楚。现在对‘浙江村’是否定的”。
他强调，现在各大院首先要积极配合北京市的综合治理，最少在态度上要这样，大家出去不要乱说。“这北京的事情，我们不能跟它硬着来。”
周庆朝等人提出凑钱打官司的主意：“每个大院都出它个2万，花上个100来万去打官司。打赢打不赢再说，先把这钱花出去。”这个方案马上被召集人否定：“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可不对了。现在这是大规模的事情，国务院下了令，市政府动手，你要和谁打官司？”
碰头会上集中商量了这么几点：
一、尽快搞清楚北京市的清理方案。无非是三种可能：一是全拆，二是全不拆，三是拆一部分、留一部分。大家一致猜测；全不拆不可能，但北京市不可能一刀切。现在就是要看他究竟是要拆哪部分，留哪部分。能不能留得多一点，拆得少一点。大家一致认为这些天要尤其抓好各院的内部管理，千万不要出现重大案件，不能失火，大院内部出现的纠纷，一定要在内部解决。
二、看有没有可能向外疏散。有人提出丰台附近的几个区对温州人是欢迎的。比如房山区、西客站、通县等地，地理位置也不错。“不行的话咱们也混到北京人中间去。”主动转移和疏散策略应该说不失为上策，但只引起很少一部分人的兴趣。会后还有人对我抱怨提建议的人：“眼前急死的事情他不说，老讲没用的事情。”显然，有了这大院，和以往的逃跑策略就有所不同了。
三、自己动手，改被动受击为主动出击。这个提议是王运利先提出来的：“我们自己先检查自己的院子，自己先动手拆。我的院子占了便道和厕所，我就先把这多出来的一块拆掉。我们大家都这样。然后我们自己起来写报告，提出哪些今年就应该拆，哪些两年以后拆，哪些五年以后再说。”
周庆朝对此还有些不放心：“你动一动，别人（指房客）更要搬了。”王运利急了：“现在都什么形势了！你不退，他肯定要来杀！最好马村那几个盖了四五年、钱早就赚回来的大院马上自己拆掉。——你看，他们几个今天来开会都没来！他们一点不着急。”
别人也纷纷表示赞同，“现在不是你顶着他们就会松的时候”。于是，碰头会上确定下来，主动向市政府提方案，提出拆一批，缓一批，保一批。
四、怎么在拆和留之间协调呢？拆谁留谁？这成了全会讨论最热闹的话题。陈存圣提出一个办法：“47个大院联合起来，大家都拿出钱，也别打官司，比方说放到（温州驻京）办事处或者放到银行里。谁先拆了，大家就用这个钱补助他。……不管怎么说，丰台来拆的那些人和我们温州人多少有点感情，我看他们拆个三四个也就差不多了。”
有人质疑：“这东西不好办。你现在说得好，没拆的补给拆的。等拆了之后，那没拆的会给吗？他说拆不拆和他没关系。这样的事谁不只管自己的头光生……”
陈存圣继续论证他的思想：“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温州人老吃自己不团结的亏！现在都到这个时候了还要只顾自己的脑袋，肯定都是死。谁要不愿意交也行，拆了谁也不管。这个事就要办事处出面，等于要搞个‘会’的样子。”
于是又有人提出，院子大小、投资多少不一样，是不是交的钱、赔的钱也应该不一样。刘世明说话：“那就跟保险公司一样，你自己看，你投得多，到时候拿得也多。按比例来。”
最后决定，过两天就凑。
碰头会形成八点意见。由召集人最后总结：
一、抓好大院内部管理，包括自己动手拆掉最碍眼的那部分。“北京人那么兴师动众地来，没一点成效他们是不肯，我们就认个输，自己动手，对他们也是个安慰。”
二、组织几个人搞个调查，究竟有几个大院，住在大院里的一共有多少人，投资了多少钱等等，作为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报告的基本材料。
三、成立由各大院联合组成的“风险互助基金”，但行政机构（办事处和联络处）不参与此事的管理，由各院院主成立联合管理委员会。
四、发动新闻媒介的力量，动员温州籍的在京记者出面帮忙。
五、联合各市场老板。因为市场也是临建，也有危险。
六、办事处和联络处再与丰台的有关部门加强联系，了解北京方的动态。
七、做好各种思想准备，互相加强联系，有信息尽快通报，避免措手不及。
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家都找自己的渠道，向上面“叫”。
但很快，第五点被证明行不通。虽然市场场主们也一直提心吊胆，但他们一开始就不愿意和大院联合。原因有二。其一是有“单位”给他们撑腰。尽管市场的手续也没几个是完备的，但它是和有关单位签订的，清理整顿小组可以断然否认外来人口和村里签的合同，要干涉和国家及北京市的有关部委局所的协议则是有困难。其二，也是由于和城市里单位的关系，市场的场主们避免和大院缠在一起。市场的这一态度，也是合作单位的意思。我也曾受某个大院非正式的委托去探问几个市场的态度，其他几个市场都含含糊糊，有一个老板则明确和我说：“前两天我去某某局了，他们让我们别动。别动是最好的，让他们（指北京的合作方）去跑。……他们让我现在千万别加入‘浙江村’的什么活动里去。”当几个大院老板得知这一反映，他们倒很平静，看来他们也很接受市场老板的这一态度，并不觉得他们做人不地道。
陈提出的“赔偿基金”也很难实行。当第一个大院被拆之后，怎么决定赔偿额呢？谁也没法预测一共有多少个院子会被拆掉。如果给得比较少，而且拆的也就是几个院子，基金的额度上没有问题，但被拆的人仍然很可能心里不平衡。如果被拆的较多，基金不够用，那问题就更大：越是后来被拆的越没人管它——不可能让已经被拆了院子的院主再拿钱去安慰后拆者。后来，这一办法果然未能被实行。
自拆阶段
11月初。北京市清理整顿工作领导小组成立，调集清理工作队。乐清联络处再次召集各院院主开会，强调内部安定和互相团结的重要，切不可互相拆台。同时向丰台区政府和公安部门提出：（一）分期分批拆；（二）希望在清理过程中有温州方面的参与。并给当地政府算经济账和“稳定账”，强调“浙江村”的经济贡献和拆除可能引起的负面效应。
11月3日。警察要求大红门路侧的服装摊摊主撤离，开始拆除摊铺。这些摊棚由大红门街道办事处搭建，以卖袜子、内衣内裤等为主，既针对社区内成员的生活需要，也有一定的批发量。摊主是山东和安徽人，大概有一半的摊位是从浙江人手里转过来的，一年租金低则1万多，高则近3万（高低不是按位置不同而不同，越早转租的越便宜。）摊主们是不指望退回租金了。“浙江人说自己都要赔死了，哪来的钱给我们！”清理中，一部分安徽和山东的客商转入了京温市场和新开的天海市场中去。到11月6日，大红门路上的临时摊棚计200余间，基本被拆除。
图为“浙江村”服装批发市场。20世纪90年代，因为大量的浙江籍移民落脚，北京城南的一片村落开始慢慢被统称为“浙江村”。[图源：zhihu.com]
11月4日。风声一天紧似一天，各大院间的小型碰头会也多起来，互相沟通、互相打气。陈胜江在一次和几个老板碰头的时候讲的话颇有代表性：“如果说是国家要用地，把它拆了，我没话说，但那也要有个时间。盖楼搞工程总是有个时间的。但你拆了要没用，就把地放在那里，我就跟你拼！你拆了我还要盖！”周庆朝手下管理院内事务的是原来某村的党支部书记，老人家说话间竟潸然泪下：“真要把我们这样好好的大院无缘无故拆了，那真要拼倒几个，不出人命是不行的。……我现在就等着买农药、买炸弹，死也要做北京鬼。”
他们质问这清理的合法性的主要问题是：“拆了到底有什么用？”这务实的逻辑让他们尤感北京的行动匪夷所思。
于是又给丰台算账，看“浙江村”到底给丰台创造了多少利润。在一次大约有10个老板参加的小会上，大家统计出了下面这张清单：
1万多个摊位，税收加工商费一年有5000万；
房租，最早的时候才15块钱一间一个月，现在涨到500，一年的房租收入应该也有5000万左右；
卫生费，一年500万—600万；
暂住费，一年4000万—5000万；
又不知是从哪里获得的数据：1991、1992年丰台区上交的利税是2个亿，其中的1个亿就是“浙江村”提供的。
还有两块“隐形收入”。一是对当地发展的全面带动。一个老板讲，“不说别的，我们来的时候，整个‘浙江村’没有一间小卖店。现在马村十来米就有一个，东西比城里贵好多。……长途汽车站就不用说了，我们一走，长途汽车要减掉80%还不止！”另一块则是消费在当地的“关系费用”。“我们赚10块钱，自己能留下来2块钱就差不多了。剩下的起码有一小半是给这些北京的‘糖儿头’给贪去了。我们碰见什么事情就要花钱。不管大事小事，一花就要几万。”
但是几乎所有的会议都没有形成行动上的方案。
11月5日左右。加工户普遍停止进皮。
11月6日。政府整顿的各项工作准备就绪，2000多名工作队成员组织完毕。6—7日进行分组培训、宣传，落实联络网，区财政拨出数百万资金作为整顿经费。据称，这只是整顿经费的小部分。
11月8日。“浙江村”清理整顿工作组进村。包括武警在内，从各局、各级政府调集的工作人员，共2000人左右，分成工作队，每支工作队有一二十人，配有公安、工商、劳动、街道办、区、乡、村干部，开始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并有宣传队在街头巷口用喇叭反复广播，动员外来人员另找住处，强调一户北京人只能搭配住一户外地人。群众不时围住工作队人员询问各种不解的问题：“你们要查我们证件，那为什么又不给我们续办暂住证和办理就业证？”“现在正是生产季度，为什么非在这个时间叫我们离开？”“清走的只是老实人，那些犯罪作案分子能清走吗？”工作队员们把这里不同的反映记录下来，未做争辩。
根据工作队员的总结，当时“浙江村人”出现五种反映。一是无所谓，随大流。让干就干，不让干就走。二是认为应该清除不务正业的人，不应该好坏不分全赶走。三是觉得拆除会造成损失巨大，抵触较大。四是不理解，觉得不应该拆。五是不相信整治会成功。同时也有私下商议、串联的。工作队同时指出“群众欢迎治理整顿”。“群众”指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的概念相对。
11月11日。政府召开清理工作誓师动员大会。2000名工作组成员、600多名公安武警参加大会。主会场设在光彩体育馆，同时设了6个分会场。
11月12日晚上6点。工作队通过保安公司命令马村里的6个大院的保安撤离，各大院老板直叫“没救”。一则这预示了政府拆除大院的决心，二则老板们怕保安撤走会出事。刘世明听说了这个消息，一下子就坐到了椅子上，跟我说：“现在社会正是最乱的时候。保安一撤，打劫的、敲诈的那帮人马上就来，出了事责任又全是我们的！”
11月13日。在“浙江村”内广泛张贴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通告》。
11月13日。开始强行拆除马村的菜市场。陈存圣连忙把原来的“存圣大院”的招牌用刀子刮掉。他还半开玩笑地和我说：“过去这两个字是驱邪的，现在再挂着要把鬼招来了。”
一些老板又找北京的村干部，给压力：“真要就这么拆了你们也不会好受。”
11月14日。我与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干部谈话，他向我充分强调了清理的“光荣性”，同时指出：“根据我们了解，现在‘浙江村’里还没有什么动作。现在他们都在看，瞄着几个大的。按他们的话说，叫北看LQ，南看JO。”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北看LQ，南看JO”的说法。在11月10日到15日，工作队报告“浙江村”内没有自拆的迹象，人员搬动得也不积极，甚至反而不如在10月份刚下通知的时候。决策层决定，要“加大力度”。
11月15日傍晚。陈胜江被拘留。
11月15日晚上开始。久敬庄的路上设警察检查来往车辆。
11月16日。刘世明对我着急地说：“你听见没有，外面都说什么北看LQ，南看JO。我的压力太大了。”
11月17日开始，各院的墙上刷写“拆”字。工作组进各院要求各院院主在违章建筑拆除通知上签字。
11月17日下午。浙江省驻北京办事处与北京市有关领导协商。当时北京方面表示原则同意浙江省的几点意见，要求于11月20日递交一个书面报告。
和“浙江村”有关的外围人员被暗示或要求不要再去“浙江村”。
17日晚。我和刘世明说话，忽见受雇于大院的北京电工（北京人）神神秘秘地把刘世明招出去，说派出所所长被“抓走”（后被证实是被调离），让刘世明小心。
17日晚。小范围院主再次开小会。梅安光提出，“要给大队里一些压力。今天我给市里检察院的一个朋友打电话问了，他说打官司是没戏了。现在看来就要把大队拉进来。我们自己分成几组，轮番到市里反映，让他们知道，这样会出人命！”
这是最后一次小会，刘世明婉转地请大家不要再来。“我今天上午就接到派出所的电话，问我昨天晚上讲什么了。……工作队里也有人和我说，现在公安都说我在村里叫：要是我的院子被拆了，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什么时候说这样的话！这两天……”
刘世明的合作伙伴姚信安大骂：“别再跟他们商量了，商量有个屁用！两次开会，都说是我们组织的，压力全给我们。”
各院院主之间建立同盟的可能性彻底丧失。
当夜稍晚，JO大院内部开会，商量下个月的房租要不要收，如果被拆，房客当初交的押金退不退回。刘世明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对收房租的人说：“如果拆，我们账里还有多少钱，这些钱都拿出来当押金退给他们。押金一退，名气搞出来，今后做别的生意就好做了。房租……”他扭头问我：“你看是收还是不收呢？——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把这批人稳住……还是收！跟他们说，房子拆不掉的。”
11月18日上午。浙江省驻北京办事处来JO等大院，表示：办事处会尽力争取，但是各大院一定要加强自我管理。
11月18日。海慧寺一带的温州住户，写信致北京市政府信访办，强调海慧寺一带是“没问题的”，和“浙江村”不是一个概念，不应该拆。
11月19日。乐清市驻北京市联络处分别给省、市的有关部门提交报告，表示将在20日与北京方做最后的协调，如果还是无效，则希望省、市能明确地表示，温州方不再参与此事，一切责任由北京方面承担。
11月20日。浙江方面提交报告，提出“三阶段论”，建议分三批拆除大院。第一批：元旦前，拆除脏、乱、差等社会问题较突出和严重影响交通的马村、邓村、时村、东罗园及海慧寺的违章建筑共33个大院，占总违章建筑的68.7%。第二批：春节前，清理高庄、果园及四环以内的10个大院，占总违章建筑的20.8%。第三批：春节后，最后拆除JO、JW、AG、JX、JH五座大院，占总违章建筑的10.5%。但此方案未被采纳。
强行拆除
11月21日。进入“强行拆除”阶段。从马村开始，工作队每天到未拆的大院里问情况。敦促未搬走房客必须尽快搬走。形势到了最严峻的时候。
11月21日。由温州某集团公司出面，与刘世明开始正式商讨“第二条路”。由集团和刘世明另找地方开发，首选地点是河北与北京接壤的燕郊镇，但刘世明迟疑。集团公司认为应由少数几个人投资、牵头，参与的人不能太多，刘世明则认为不应该限股。“光宣传没有用的，别人不听你的。你只要让20个大户入了股，宣传也不用做，人自然会来。他们说的是公司制，我要搞就搞股份制。”刘世明所理解的公司制，是指有明确等级、权力集中的经济组织，他所说的股份制则强调“大家一起做”。这个差别典型反映了“浙江村”的特点。
11月22—25日。我本人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和“浙江村”的联系暂时中断。
11月24日。大面积拆除大院。
工作队到JO大院要求签字同意拆除。这是最后一个未签字的大院。刘世明拉出汪饶风招架，表示困难极大，但表示在11月30日之前一定会有动作。
万佳友拿自己的录像机拍摄大院，说要留给自己的儿孙看：“看看在他们祖上的手里也起过这样的房子！”工作队的上前就要抢夺，险些厮打起来，被派出所的副所长劝开。
由于搬迁人员太多，“浙江村”往南去的道路堵塞。个别驻村工作队员甚至警察浑水摸鱼，拿衣服，乱罚款等，但没有形成冲突。
11月26日。北京市政府的通告发散到大兴等地。各地警察通知房东，浙江的外来人口一概不得接收。陈存圣和大兴的某食品厂前一两天已联系好，要从自己的大院里转去一部分房客，因此被迫取消计划。
有几户搬到朝阳区某乡，本已取得了该乡党委书记的同意。但刚一搬来，当地派出所发现上报，查是浙江人，即令搬走。
北京某单位通过人找刘世明，说该单位某处还有20多间的空房。刘世明让老婆去看，一再叮嘱要确保秘密：“（政府）要知道我们还有退路，就逼得更紧了。”
刘世明的思想出现转变。看到“顶”不住的可能，开始考虑去河北开发。
陈存圣和王运利开始在自己的院里贴出告示，动员房客搬走。院主们本来寄希望于院主和房客结成联盟。“只要人不搬走，他推土机就上不去。如果再拉几个老太太、老头坐在院门口哭，他也没办法！”这也是院主们当时一再对房客宣布“本院不可能被拆”的动机之一。现在房客不愿意搬，老板反而着急：“你们不搬，就是我们对抗政府。”
“浙江村”可以说已经乱作一团，但令人奇怪的是，京温中心内虽然客流量明显比平时少，但还在正常经营。
11月27日上午。工作队又来到JO大院，要走税务票和大院的账目。12点将刘世明召至设在“浙江村”内的“清理总指挥部”。2点开始谈税务问题，指出大院“偷税漏税”。一直到6点。
刘世明决定放弃大院。贴出通告：“请各户配合政府清理整顿，尽快落实新住地。”
据工作队的总结，至此，“浙江村”内909间违章房屋被拆除，部分人员仍持观望态度。大红门地区已基本结束自行拆除阶段，进入强制拆除阶段。已拆除房屋达应该拆除总数的89%。
图为北京大红门旧貌。[图源：user.guancha.cn]
11月28日。北京新闻单位宣布了对大红门地区的整顿成果。新闻称：“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北京市、丰台区对大红门地区进行清理整顿”，到当天为止，已有22个大院被腾空。
北京市一位主要领导视察整治“浙江村”的阶段性成果，表示满意，并提出三点要求：（一）认真贯彻市政府《通告》精神，宣传动员不符合在京居住条件的外地人尽快离京；（二）抓紧大红门北路的建设；（三）抓紧大红门服装城的建设规划。同时要求环卫部门积极清理垃圾，交通部门加开长途。
11月29日。看了新闻，听了北京市领导的讲话，“浙江村人”的信心居然又回来了——“拆也拆掉一部分了，成绩有了，可能就不拆了。”
北京市上报“初战告捷”的报告。国务院主要领导批示：“说明北京的党和政府各级组织是有战斗力的。”北京市主要领导批示指出，国务院领导的批示是：对我们北京市的最大支持、最大爱护，迅速传达到火线全体同志。
北京赵公口长途汽车站开往温州乐清的车辆爆满。北京市有关领导特要求交通部门，“多设点车，搞好服务。”
12月1日。温州方面有关领导来京协调，毫无成果。
12月5日。浙江有关领导再次表示关注，仍无实际效果，被告知应遵照“属地管理”的原则。
12月6日。大红门北路拓宽工程全线铺开，取得阶段性成果。
JO大院股东再次开会，决定转移到河北。
12月7日。与河北燕郊镇签下租用230亩地的合同，算是共同开发，按二八分成。当时已有共300户温州人搬到河北该镇。
温州的集团公司感觉到摸不透“浙江村人”的情况，退出。河北的开发主要由刘世明操作。
12月8日。刘世明给我打电话称，北京市税务局、检察院连续传话，他因为在河北没能联系上。他很想和有关领导谈话，表示一定拆，但希望允许拖延几日，把住户周转开。我将他的意见转达后，反馈是谈话无益。
12月10日前后。北京市有关部门收到马村部分群众致国务院主要领导的信，希望彻底整治非法的外来人口，对政府清理“浙江村”拍手称快。
12月13日。JO大院大部分人搬出。出现了抢劫。刘世明要求增加每夜巡逻的股东人数（JO大院本来就有制度，每夜由股东轮流值班巡逻）。说：“住户的东西要保护，今后我们还是想和他们在一起的。”
北京市公安局加紧收容工作，防止收破烂的流动人口转到大红门。
12月17日。推土机推掉半个JO大院。
12月18日。JO大院全部推倒。整个“浙江村”的清理整顿真正结束。
但“浙江村”也留下了三处大院：东罗园的三大院、马村东大院、汪饶风家自己的小院子（它和JO是一体的）。这三处均系北京的村委会或所谓“分公司”投资兴建的。
12月21日。马村。人去村空。十多个北京村民在村妇女主任的带领下，清扫被拆后的大院。村民见我便叫道：“你给反映反映啊。要么赶快把这儿划成市区，我们上班去；要么你还得让浙江人住回来。你说这地空着干吗使？我们上哪儿吃饭去啊！政府真要看着我们饿死啊！赶来赶去，折腾什么呀。”我问他们：“浙江人来了治安这么乱，你们不怕吗？”回答：“治安乱你得管啊。送点钱就放出来，能不乱吗？我们总得吃饭呀！”
〇本文节选自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第八章“1995：波折和回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北京“浙江村”街道照片。[图源：thepaper.cn]
〇专题策划人：岛民
〇编辑 / 排版：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