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美尔 | 性别问题中的相对和绝对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3.1-1918.9.26，另译西美尔或齐默尔），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货币哲学》和《社会学》等，是形式社会学的开创者。

人的内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是从内在性（Innerlichkeit）对于外在世界的认知和行动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人们正是在内在生活的所有这些方面把握贯穿其关系中的单个因素的意义和价值，或者把单个因素的意义和价值把握为它与另一单个因素的关系，而这另一个因素本身的性质是由前一种因素决定的。但关系中的两个因素并非僵化地处于这种相对性（Relativitat）中，毋宁说，其中一个同另一个交替成为一种绝对（Absoluten），正是这一绝对承载起或规范了两者的关系。精神的所有巨大的成对关系（Relationspaare）——自我和世界、主体和客体、个体和社会——都经历了这样的命运：它们每一方都曾滋生为一个宽广而深刻的意义，既包含了其自身的有限意义，也包含了其对立面的意义。

人类生活中的基本相对性在于男性和女性之间，这种相对性中也出现上述现象：一对相对因素中的一方作为类型成为绝对（Absolutwerden）。我们用这些价值的某些确定规范来衡量男人和女人的成就和信念、强度和成型形式；然而，这些规范并不是中性的、消除了性别对立的，而是具有男性特征。我现在暂时先不考虑这种行为的例外、颠倒和进一步发展之类的情形。艺术要求、爱国主义、普遍美德和特定的社会理念、实践判断的公正性和理论认识的客观性、生活的力量和深化等等范畴，就其形式和要求而言，看起来都属于人的一般性范畴，但实际上其历史形态完全是男性的。要是我们干脆称这些以绝对面目出现的观念为客观的，人类的历史生活中的如下公式就是有效的：客观＝男性。一对两极对立概念的意义和价值规定都是彼此由对方决定的。其中的一方凸现出来，以至于具有一种绝对的意义，涵盖了整个相互作用的游戏或者说均衡游戏（Gleichgewichtsspiel），从而在这对概念中占据了优势。这种完全人为的趋势或许具有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根据，而这种趋势在人类两性的基本关系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历史范式。

男性不单比女性占优势，而且成了人的一般性（AllgemeinMenschlichen），以同样的规范方式支配具体的男性和具体的女性。这是由男人的权力地位（Machtstellung）以种种中介造成的。要是将两性的历史关系干脆看成主人与奴隶的关系，那么属于主人的特权是：他不必总想着自己是主人这一事实，但奴隶的地位却让人为此操心；奴隶绝对不能忘记自己的地位。同样确定无疑的事实是：男人很少意识到自己的男性存在，相比起来，女人很少会意识不到自己是女性的存在。在多数情况下，男人似乎思考的是纯粹客观的事情，而其男性特征并没有同时在他的感觉中占有一席之地。相反，看起来好像女人决不会失去自己的感觉：我是女人。无论这种感觉清楚还是模糊，都构成了女性生活的所有内容中绝对不会彻底消失的基础。分化了的因素和男性因素，与相应的女性因素相比，更容易消失在观念化的图像和规范化的确定中，消失在作品和情感组合中，消失在其承担者的意识中。对于作为主人的男人来说，在其生活活动内，并没有将他对与女人的关系的兴趣看作性命攸关的，女人却在她与男人的关系中采取这种态度。可以说，男性的本质表现很容易上升为一种超出男性的特别性，成为中立的客观性和有效性的领域。即使人们注意到特别男性的色彩的存在，在这些场合，它们也被看作个人的和偶然的东西，并不引人注目。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女人将某些判断、制度、追求和利益作为完全男性的、甚至男性特有的东西，而男人却将这些只是简单地当作完全客观的东西。

另一种同样以男性支配为基础的趋势产生了相同的结果。每一种建立在主观的权力优势（Ubergewalt）基础上的支配，一贯希望为自己找到一个客观的基础，也就是说：将权力转化成法律。政治史、僧侣史、经济观念史和家法（Familienrecht）史中充斥着这样的例子。倘若家长（pater familias）的意志作为“权威”出现在家庭中，就不再是权力的恣意使用者，而是一种客观法制的载体，这种法制涉及家庭中超个人的一般利益。由此类推，在两性的相互关联中，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支配关系使男性的本质表现获得的心理优势发展成了一种所谓逻辑优势；这种本质表现要求具有规范的意义，因为男性的本质表现揭示了客观的、对所有不论男女的个体都同样有效的真实性和正确性。

男性的东西绝对化为客观的和实质的权威标准，也就是说，不仅属于男性的经验性既定事实，而且来自男性的、为了男性而提出的观念和理想要求，都成为超性别的绝对，这对评判女人产生了严重后果。一方面，这里出现了令人莫名其妙的过高估计女人的情形。一旦人们产生了无论如何总有一种生存是完全独立的、规范的基础这样一种感觉，而如果人们对这种生存又缺乏评判标准，就有可能出现过分拔高和崇敬陌生的人和不理解的人的情形。另一方面，比较容易理解的情形是，所有的误解和低估都是这样产生的：根据完全为了另一存在建立起来的标准来评判一个存在。由此看来，女性原则（das weibliche Prinzip）的独立性根本不会得到承认。只要女性的本质表现——无论就其现实还是就其价值而言——都被位于同一水平的男性的本质表现野蛮化，就依旧要指望向位于两者之上的精神法院上诉。可是，一旦这个高级法院本身也是男性的，那么就无法指望女人应该怎样找到一种适用于自己身上的规范来评判女人的存在方式。如果女人及其成就、信念、实践和理论的生活内容都与绝对标准（适用于男人的尺度构成了这种标准）相抵牾，那么，在绝对标准旁边或者对面，就出现了一种相对标准，这种相对标准同样源于男人的特权，并经常提出刚好与绝对标准对立的要求。男人要求女人的仍然还是这样的东西，对于他来说，女性仿佛在男人自己同她的两极对立的关系中作为另一方值得他有所期望。这就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女性特征，它并非自足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女性特征，而应该是以男人为取向的，令男人喜欢、为男人服务、补充男人。男人的特权强加给女人一种标准的双重性（Die Doppelheit der Massstabe）：男性的、作为超性别的客观物出现的标准，以及与这种客观物正好相关、但经常与之相对的女性特有的标准。这样，实际上就没有任何立足点可以毫无偏见地评价女性。一旦人们从一个标准范围出发赋予女性以价值，就会出现与之针锋相对的标准，从相反的标准出发，认定在这一点上女性刚好缺乏价值。于是，对女人的那些嘲讽性品评态度，就会显得如此彻头彻尾，但同时也如此平庸和无聊。在单个男人向女人提出的内在需求中，相互排斥的要求的这种双重性依然存在，仿佛保持了这些要求的形式，只是其规模有所不同而已。假定男人的存在方式就外在意义和内在意义而言都是由劳动分工且为了劳动分工而获得规定的（由此带来的较为深刻的结果这里暂不考虑，容后再述），那么，如此片面化的具体男人将力图从女人身上寻找可以弥补自己的片面性质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女人身上寻找一种分化了的存在（ein differentielles Wesen），而女人可以运用从接近的相似（annahernde Gleichheit）到彻底的对立这些程度千差万别的方式来完成这种弥补：男人的个体性在内涵上的特殊性要求女人具有与此相应的内涵上的特殊性。除此以外，作为生活形式的分化（Differenziertheit）一般要求其补充物和关联物，即要求一种统一的存在，它可能根本没有特别需要强调的内涵，并且置根于尚未分化的自然基础中。高度特殊化的个性化过程产生了这样的恶果；个性化经常以同样的强度提出两种相互排斥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另一方具有同样明确的个性化，只需要把表征与内涵颠倒一下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又要求原则上取消这种个性化。在任何时候，男性生活的特有内涵和一般形式若要实现它们的这种弥补、和谐和拯救，就需要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关联物（Korrelate）。这样一种关系经常出现问题，而且多多少少已经发展成悲剧：男人认为由女人实现这两种需要中的一种是理所当然的，而支配男人自己的意识的倾向是，认定女性只能非此即彼，这个她和那个她逻辑上根本不可能同时存在。看来只有那些具有所谓完美的女性特征的女人，才善于同时以两种形象来发挥作用：一方面是作为完全分化的个性，另一方面则是作为整体，其深层是以不可分离的统一性来涵盖一切分化的力量。这些女性有如伟大的艺术品，其效果同样来自这种双重性。而且，这些女性对这种双重性在概念上的不相容还得抱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在典型的情形中，这种完美的女性特征依然足以导致这样的结果：通过要求角度的变换，让女人在与男人的关系中任何情况下都作为男人有权从客观规范化的高度来要求和判断的对象。

“……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女性特征，它并非自足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女性特征，而应该是以男人为取向的，令男人喜欢、为男人服务、补充男人。”配图为美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女士》（The Marvelous Mrs. Maisel）剧照。该剧的开始，主角米琪是位从小令人艳羡的“精致女孩”，结婚后仍然每日早起半小时化妆，再假装入睡，让丈夫清晨醒来时能看到自己的完美容颜。

不过，上面这些论述所展现的外在的和文化史的发展，作为一种现象，其规定性或许仍然置根于两性差异超历史的基础中。整个现象的决定性母题就是上面已经说明的东西：两性差异看起来是逻辑上对等的对立双方之间的一种关系。就类型而言，这种关系对于女人仍然要比对于男人更为重要。就自己是女人这一点对女人来说，比起自己是男人这一点对男人来说，更具本质性。对男人而言，性别特性（Geschlechtlichkeit）是一种行为；但对女人而言，性别特性则是一种存在。不过，或许恰恰由于这个原因，如果人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性别差异（Geschlechtsunterschiedes）的重要性对女人而言，只是一种次要的事实；这一差异处于女人的女性特征中，仿佛一种绝对的本质实体，而且多少有些悖谬的是，似乎男人是否存在无关紧要。对男人来说，这种向心的、自为的性别特性根本就不存在。男人在性别意义上的男性特征，同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之间的联系，比起女人的女性特征同其与男人关系之间的联系，要全面得多。女人身上性别特性的独立性，在不受女人与男人建立的其他关系制约的怀孕过程中展现得最为充分。这种独立性还充分展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在人类的原始时代，显然有很长一段时期人们都没有认识到怀孕是由性交引起的。女人生活在存在与女人存在最深刻的同一性（Identitat von Sein und Weibsein）中，生活在自在地规定的性别特性的绝对性中。这种性别特性，就其本质而言，不需要同异性的关系。当然，从另一层面上看，这一点恰恰使两性关系的独特历史现象（这仿佛也是女性的形而上学本质的社会学位置），对女人而言变得特别重要。男人特殊的性别特性只有在两性关系中才能实现，但正因为如此，对男人而言，这种性别特性只是所有生活因素中的一种，而不像在女人那里，具有不可磨灭的特性（character indelebilis）。因此，尽管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对男人的性别特性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对男人来说，在整体上仍然不拥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的确，男人会因性爱经历暴怒或自杀。但如果我们可以就无法证明的事情发言，我们可以说，男人在心灵最深处仍然感到，这些经历与他无关。就连米开朗琪罗、歌德和瓦格纳这样生性喜好性爱的人，在他们发表的意见中，也有足够的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暗示了性爱经历在他们身上占据的等级位置。一种在现实中很简单的行为在其概念的表达方式中会变得过于精细，容易引起混乱。男人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上升到客观性的形式中，由此超越了性别特性的对抗事实。因此，对男人来说，这种性别特性就只存在于与女人的关系中。但对女人而言，性别特性乃是一种绝对、一种自为的存在（ein Fur-sich-Seiendes），与她们最终的根来自她们的女人性（Frauentum）的事实这一点密切相关，或者说完全一致。这种绝对在同男人的关联中只能获得一种外在的表现，一种经验上的实现。由于这种关联反映的就是女人的根本存在的现象，所以在其自身范围内，对女人来说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由此还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完全错误的判断：女人的确定本质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与这种关系（Beziehung）恰好相合，仅限于这种关系之中。其实，女人根本不是如此迫切地在一般意义上需要男人，可以说，在女人自身中就已经包含了性的生活（das sexuelle Leben），把它作为将其本质包含在自身中的绝对。如果这种本质应该找到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女人更需要的是作为个体的男人。男人的性感觉容易激动得多，因为对男人来说，性的生活不是存在的总体，而只是一种部分功能（Teilfunktion），为此男人只需要一种完全普通的兴奋。因此可以理解：女人更多地依恋具体的男人，男人更多一般性地依恋女人。

“女人更多地依恋具体的男人，男人更多一般性地依恋女人。”配图为电视剧《鹿鼎记》（1984年版）剧照。

从这种基本性的结构出发，人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心理学的本能历来将女人称为性别存在（das Geschlechtswesen），而女人经常反对这种说法，觉得这种说法无论怎样都不对劲。原因就在于：人们根据男人眼中性别存在的可能意涵，将性别存在理解为完完全全以另一性别为准的人。可是，这种情形从类型上说并不适用于女人。女人的性别特性恰恰是其内在的所造（immanente Beschaffenheit），无条件地、直接地构成女人原本的存在，因而，女性的性别特性不可能在针对男人的意向化过程（Intentionierung）中获得自己的本质，或者把这种意向化过程看作自己的本质。这一点或许在老年女人的形象身上显得最为清楚。女人要比男人早得多地丧失了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性感魅力。但是，除了少见的例外和特别年迈的衰亡表征外，女性决不会因此而男性化，或者无性别化（geschlechtslos），这一点在此尤为重要。虽然所有针对男人的性征都消失了，但就女性的整个本质而言，女性印记（das weibliche Cachet）仍然保持不变。此前，女人身上的一切似乎在跟男人的性爱关系中，才获得了目标和意义。但现在，这一切完全处于这种性爱关系之外，成为女性本质的一种以自身焦点、由自己决定的拥有。因此，我觉得，即使人们想将女性本质化解为同孩子的关系，而不是同男人的关系，这种本质也绝对不会仅限于此。当然，女性与孩子的关系，如同与男人的关系一样，对女人而言拥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里根本不必讨论。正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这也不过是从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得出的一个定义，是把女人转变为一种工具性目标关联的态度的一个变体，至多是把女性最独特的和统一的本质投射到一种时间序列中，投射到一种女性之外的多样性上。其实，所有这些只是女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现象，在这些现象中，女性的形而上学本质的自足性和内在性并没有化减。当然，女性本质就其最终可以探索的深度来说，仍完完全全是女性的，但是，女性印记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现象，不是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是“为了他人”而存在。为了避免误解，有必要指出，这并不等于说女性本质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Egoismus）。自我中心主义向来是一种同他人发生的关系，一种对自身的不满足（ein Sich-nicht-Genugen），一种向外看，想将外在吸纳到自己的本质中。虽然与流行的观点相矛盾，但我仍然认为，这种使自己成为手段（Sich-zurn-Mittelmachen）的做法，这种放弃自己的中心的做法，更贴近男人最深刻的本质，而非女人。男人创造客体，或者将自身投入到客体中，无论这种客体是表象的认知形式，还是现有因素的创新性构造。男人的理论理想及其实践理想都包含了一种去除自我（Entselbstung）的因素。男人总是将自己分散到以某种方式延展的世界中，虽然他可能让自己的个性贯穿这个世界，以自己的行为适应历史的秩序，在这些秩序的内部，男人即使非常强大，主宰一切，也只能充当手段和成员。女人的情况完全不同，女人的存在可以说建筑在纯粹密集（intensive）的前提基础上。和男人相比，女人在自己的边缘地带或许更容易遭受干扰和破灭。不过，尽管如此，这样的边缘地位仍然与中心具有紧密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的问题是一切女人心理的核心，女人的存在就处于这个毫不扩张的中心点上，脱离所有的外在秩序。

如果可以将生活理解为主观的内在取向，或者可以通过考虑生活在事物中的表现来理解它，那么，男性个体看起来总是向两个方面行动，在这两极的对立中，女人并没有卷入其中。就前一个方面而言，男人会受到纯粹感官性的东西的吸引（这与较为深刻的女性的性别特性不同，因为它较少是所谓肌肤之事[a£faire d'epiderme］，所以一般不具有特别的感官性），意志牵引着他，想将他吸住，控制着他；但另一方面，男人又受精神性、绝对的形式和超验的清心寡欲（Unbegehrlichkeit des Transzententen）吸引。与此相对，女人一直呆在自身之中，她的世界成为吸引这个世界的独特中心。女人置身于情欲的感官运动和超验的形式运动这两种离心倾向之外，人们恰好可以就此将女人称为真正的“人”，名副其实的人，而男人却“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从鞋匠和木匠到画家和诗人，男人的工作在向客体的转化中，是以主观力量完美地确定客观形式，从而使主体完美地客体化。尽管女人也不倦地忘我工作，在自己范围内通过同样丰富的工作和“创造”，运用同样显著的能力，按照自己个性的调子调整一幢房屋甚至整个生活区域，然而，在那种主体和客体相互交融但又彼此独立意义上的创造性，仍然不是女人的事情。认知和创造可以说是人的存在脱离自身的动态关系，是中心的位移，是取消本质的最终完整性，而对于女性来说，正是这种完整性在所有外在事务和对实践的全身心投入方面，确定了生活的意义。以某种方式拥有同事物的关系，对于人的存在来说具有普遍的必要性。而我们可以说，女人在赢得这种关系时，并没有抛弃女性借助一种与事物更直接、更本能、某种程度上也更天真的接触，并没有抛弃与事物的统一性所维持的存在。女性的生存形式并不基于主体和客体特别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有在认识和创造的特别形式中才能再次经历其综合。

所以，男人这种从事思维、生产、受社会控制的人，尽管其心灵内容都被绝对化了（男人的二元性也倾向于这种绝对化），和女人相比，其实更是相对性的存在。因此，男人的性别特性也只能在渴盼实现或者尚待开展的同女人的关系中得以发展。相反，尽管在较为肤浅的表层上，女性都“充满需要”（Bedurftigkeit），但在最深层的意义上，女性的存在所求并不多，可以说，她将性别特性直接包括在自身之中。虽然女性已经使自已形而上学的本质与这种被围绕起来的存在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但根据内在的意义，这种本质仍然与她所有的关系和她在生理、心理、社会方面的所有具有手段色彩的存在区别开来。几乎所有有关女人的讨论都只说明了在同男人建立的现实的、观念的和符合价值的关系中，女人是什么，而没有人问：女人对于自己而言是什么。这当然不足为奇，因为男人的规范和要求不是纯属男性的东西，而是作为客体事物和普遍有效的东西生效的。由于人们一开始就只问这种关系，由于人们基本上把女人看作仅仅生存在这种关系中的存在，才会得出如下结论：女人对自己而言什么都不是。这样，人们只不过证明了在提问中作为前提的东西。然而，当面对那个没有前提的问题，即女人对于自己而言是什么，或者绝对意义的女人是什么，要是人们想撇开她们的女性特征不谈，就只会错误地提出问题，或者错误地回答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不宜仅仅从女人和男人的关系出发来理解女性特征，好像女人存在本身只是一种没有色彩的形而上学本质。恰恰相反，女性特征一开始就是女人的存在，是一种绝对，它没有像男性本质那样位于两性对立之上，而是（不考虑其他一些意涵的话）在它之外。

在男性本质中存在一种形式上的因素，它为超越自己、达到一种非个性的、也就是超越现实的观念和规范作准备。男性在所有的生产性活动中都试图把握超出自身的东西，都同与他正面相对的一方建立全面的关系。男人致力于这对立的一方，同时将其纳入涉及面广泛的现实序列和理想序列。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从一开始就都包含了一种二元性，一种使统一的生活分解为上和下、主体和客体、裁判者和被裁判者、手段和目标的形式。女性本质将自己根本的（也可以说内在超验性的）统一性与这种完全的两极对立和上层建筑对立起来，与这种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分离形成对比。于是，男女两性各自的类型悲剧性（die typische Tragik）就展现出来了。

对男人而言，这种悲剧性就在于有限的成就与无限的要求之间的关系。这种要求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就男人的自我只愿意超出自身，只愿意有所创造地生活和经受考验而言，这种要求来自自我；在这种活动中，就其意图而言，是没有限制的。另一方面，在要求实现自身的对象性观念（objektive ldee）中，也不存在限制，在任何劳动中，绝对意义上的完成都是在观念上设定的。但是，当这两种无限性相互冲突时，就产生了漫无节制的障碍。纯粹从内在的角度看，主观能量没有什么界限可言，甚至没有什么尺度可言，但当它转向世界，并想在这个世界中创造一个客体时，就触及到自己的限制，因为，所有的创造都只能在同世界力量的妥协中才可能。只有借助心理力量和在现实化的过程中必然受到限制的力量，劳动才可能进行，所以，劳动的观念本身就相应地受到了限制。这种影响所有生产的降低、干扰和破坏，就是这种生产的前提本身的一部分。使所有创造成为可能的心灵结构和世界结构，在这种创造身上打上了如下矛盾的烙印：创造的无限的内在要求同实现这种要求的内在不可能性先验地联系在一起。当然，就这一点担负了人和世界之间实践的生产关系而言，这可以说是人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悲剧。但是，只是针对出于自身最终的必要性产生这种关系的性别（对于这种性别来说，客体——已有的和有待创造的客体并没有抛弃自身的生命，从其自身的根基产生出来），才产生出这种悲剧。

“对男人而言，这种悲剧性就在于有限的成就与无限的要求之间的关系。”配图为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家》的剧照。《家》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故事。作为高家长房长兄的觉新（图左）年轻时也曾接受新式教育，并满怀新思想与对未来的憧憬。但却为了家族放弃了理想的事业与深爱的恋人，最终造成了自己的终身痛苦，与恋人“梅”和爱人“瑞珏”的悲剧。

如果和这种深刻的内在必要性相对比，女性的类型悲剧就产生于其历史境况，或者至少产生于女性生命中更加外在的层面。女性身上没有分裂生存的根（die Wurzeln der Existenz）的二元性，正是这种二元性造成了那种所谓自发分裂的（autochthone）悲剧。在生活和体验中，女性将生活当作一种依自不依它的价值（ein in sich ruhender Wert），其意义聚集在自己的中心点，以至于即使说生活的目的就在于自身这样的表达方式仍嫌不着边际。手段和目的的整个范畴深深地建立在男性本质的基础上，根本不能用到女性本质同样深刻的层面上。这里出现了一种复杂棘手的局面：从其时间、社会和心理的命运来看，女性存在仅仅被当作纯粹手段来对待和评价，而且女性存在还发展形成了这样看待自身的意识：将自身看作是男人、房屋和孩子的手段。人们或许愿意将此称为悲哀的（traurig），而不是悲剧性的（tragisch），因为只有当一种毁坏性命运尽管和主体的生活意志相对，仍然来自这个主体的一个最终特征，来自这种生活意志本身的一种深度，才可能出现悲剧。纯粹外在的力量，无论如何可怕，使人受尽折磨，带来许多破坏，能够产生一种极端悲哀的命运，仍然绝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悲剧性命运。但是女人的情形特殊。为了进入不断延伸的序列，并为这一系列和它的其他因素服务，女性那种对她自身的超越、对生活深层整体性的抛弃，仍然不能看作是外在的强制。这些力量虽然并不存在于女人形而上学的生活意义中，仍然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女人所在的世界充满了“其他”（anderem），要同这个世界发生关系，就不可避免地要打破位于内在中心的纯粹安宁。女人不像男人，是在本性最深层的意识之内产生二元论，而是当本性被置于自然世界和历史世界中时，才产生了二元论，由此导致了女性的类型悲剧。

这一点也许也可以这样表述：所谓自然的悲剧性完全只是基于男性的本质（如果允许我们采用下述有些含糊的表达方式，可以说，自然的东西内在地构成了女人的形而上学本质基础的一部分，在女人这里难以发展出一种悲剧性的二元论）。男人经常可能为了一种观念而生和死，他总是面对着观念，观念是男人无止境的使命，在观念的意义上，男人始终是一个孤独者。由于超越观念和面对观念正是男人用以领会和经历观念的唯一形式，所以男人觉得：似乎女人“没有思想能力”（歌德）。就女人而言，她的生存和思想就是一回事，尽管一种命运注定的孤独偶尔可能驾驭她，但一般说来，她决不可能像男人那样孤独，她永远都在自己家里，而男人的“家”却在自己身外。

“男人觉得：似乎女人‘没有思想能力’（歌德）。”配图为电影《少年歌德的烦恼》（Young Goethe in Love）的剧照。

因此，男人一般比女人更加容易感到无聊：生命过程及其以某种方式带有价值的内涵，对男人而言，没有像对女人那样以如此有机的方式理所当然地连接在一起。家庭生活提供的连续不断、大大小小的任务，使女人比男人更能抵御无聊。这还只是一种在其深处具有显著差别的存在品质在外在历史性方面的实现。从方式和规模来看，诸如此类的生命过程对女人而言，显然具有一种与对男人而言迥异的意义。这同自然对于女人的形而上学的含义有关，这种含义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观念”包含在生命过程中。解剖学家已经确定：甚至在其身体发展的高峰阶段，在骨骼比例、脂肪组织和肌肉分布以及喉头形成方面，女人都比男人更接近小孩。这种相似并不限于身体，于是叔本华有机会得出这样一个并非必然的结论：女人“终生都是大孩子”。从心灵存在（包括与心理相邻的领域）的角度看，年轻人特有的做法是：将生活首先当作生活本身来感受，当作过程、当作统一流动的现实。年轻人想发挥生活固有的能量，仅仅因为这些能量就在那儿，而且想迸发出来。老年人则不同，对老年人而言，生活的内容赢得越来越多的支配生活过程的特权。至于女人，我们可以这样说：和男人相比，女人生活得更多，她们肯定拥有一种更集中、更可利用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对孩子来说肯定足够了。当然，这里还不涉及更大量的剩余力量，它们从外表上就能看得出来。生命过程的这种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这种所谓沉入生活本身的深处（在典型的女人身上，我们都能感觉到这一点）的方式，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在她们身上没有观念，可以抽象地以规范形式表达的、同生活本身在观念上分离的内容也没有发展出一种和男人一样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就女人的整个生存意义或生存样式而言，观念也完全没有作为这样一种本已生活的样式在女人身上固定下来。然而，就此认为女人的意义在于其生活过程，而不是过程的结果，并不完全适当。对女人来说，如果我们想说得清楚一些的话，这里的问题不是过程和结果或者观念的对立，而是统一意义上的生活。生活并没有分裂成过程和结果，这正是女人同年轻人的明显区别。生活和观念在这里的关系是直接的，从中形成了内在世界的价值，或者还有一个内在价值的世界，对男人而言，这一价值是以两者分裂的形式来实现的。

〇本文为齐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中《性别问题中的相对与绝对》一文的第一部分，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〇编辑 / 排版：阿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