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享受自由，就必须同时忍受肩负它的疲惫

这段时间，一打开美国电视台的新闻频道，或者翻开美国报考的新闻栏目，就总会碰到一个词：窃听。围绕着这个词，还有以下词汇在上下翻飞：总统，国家安全局，反恐，国会，听证。把这些关键词连起来，就是当前美国政治的焦点新闻：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窃听案。这个案件，简言之，就是美国总统布什曾在“9.11”之后，秘密下令国家安全局对“恐怖分子嫌疑人”进出美国的电话、电邮进行窃听窃取。

按一般人的直接来说，总统下令国家安全局对恐怖嫌疑人进行秘密监控，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情。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盯梢“嫌疑人”，这也是政府“为人民服务”的一部分吧，更何况这个行动发生在举世震惊的“9.11”事件之后。在当时的恐怖气氛中，政府对神出鬼没的恐怖分子嫌疑人进行神出鬼没的调查，似乎也属于情有可原之事。

但是，美国人对自己的政府、对自己的领袖么样这么“宽容”，在这个以自由和法治立国的国家，人们对自己的隐私权利、言论自由以及法律程序，有一种“神经质”的警觉。在他们的眼里，自由、权利、法律，“娇嫩”如婴儿的肌肤，需要一丝不苟的呵护。

应该说，民众对“窃听案”的不满，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对窃听本身的不满。在许多人看来，对民众言论广泛的监控，是极权统治的起点，是对自由原则的背叛。虽然政府号称其监控对象是“恐怖分子嫌疑人”，但是谁又能保证它监控的仅仅是“恐怖分子嫌疑人”，而没有越位到政治异见者、新闻记者，乃至普普通通的公民呢？第二层不满，集中在窃听的法律程序上：按照美国1978年制定的“外国情报监控法案”，美国政府对其公民的信息监控，必须首先申请一个特别法庭的批准，而布什在批准“9.11”之后的监控行动时，并没有依法申请特殊法庭的批准。这在法理上，严重违背了既定的法律程序。

当然，布什也宣传他的行动有法理基础。他的法理论据有两条。一个是“9.11”之后，国会给他的授权。根据这个授权，他有权采取“一切必要和合适的手段”来预防、反击恐怖分子的袭击。在布什政府看来，窃听、关押嫌疑人，属于这个“必要的、合适的手段”范围。第二个法理依据，据说是宪法。根据宪法规定，在战争期间，美国军队的最高司令，也就是美国总统，有权越过国会和法庭的批准，下令采取紧急军事行动，而反恐，布什政府论证，就是一场战争。

当然，他的这两个说法，很快引来了嘘声一片。首先，“一切必要和合适的手段”不能被无限地、任意的解释。而且，根据美国法律的惯例，当一个新法的含义（“9.11”之后的国会授权）可能抵消一个旧法（外国情报监控法案）的内容时，新法必须明确、具体地指出这个抵消的内容。其次，说反恐是一场战争，所以总统可以为所欲为，显然也是混淆了反恐战争和一般常规战争的区别。反恐战争中的决策，并没有一般战争中的紧急性，而且，它是无限期延伸的。如果用它来为布什政府的独断辩护，那么美国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就得无限期的搁置了。

然后，对于真正关心这个国家走向的人来说，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那被监控的几千个人，或者被拘留的那几百个人的权利，甚至不仅仅是这其中涉及到的被践踏的法律程序，而是美国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三权分立的失衡。在这个失衡的过程中，总统权力越来越大，国会和法院的权力越来越萎缩，从而使支撑美国政府制度的“三角架”越来越向一边倾斜，出现摇摇晃晃的迹象。如果说一个具体的法律程序被践踏，可以及时修补，宪政框架的倾斜，却可能是灾难性的。

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当初制定宪法时，初衷并不是建立一个强总统的制度。美国宪法的第二章，明确规定的总统权限是“保证法律被忠实地执行”。换句话说，按照宪法的原意，总统拥有的是“执行权”，他本身并没有立法权，不能自由地去“开发”权力。美国宪法的精髓，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法律条文，而是它所构架的权力制衡。

历史学家Athur Schlesinger在尼克松当政期间写了一本影响力很大的书，叫《帝王总统》，声称美国的总统已经从“宪政总统”变成了“帝王总统”。许多人认为，小布什是自尼克松以来最“猖獗”的总统，直接传承了尼克松的“帝王总统”风格。这不仅仅体现在他屡次绕过适当的法律程序，推行他所主张的政策，更体现在，即使他按照法律程序推动其政策时，国会和司法部门在小布什政权面前的软弱无力，从而从内部蛀空三权分立这个理念，破坏美国宪法的精髓。

美国社会是一个对政府权力高度“过敏”的社会。正是这种“过敏”，使得这个国家两百年来能够不断“狙击”专制的病毒，防患于未然，维系社会的健康。对于一个将宪政和法治视为灵魂的社会来说，面对灵魂里的杂志，小题大做、大惊小怪、吹毛求疵，可以说是一种美德。潘恩曾经说过，那些试图享受自由的人，必须同时忍受肩负它的疲惫。

摘自《动什么，不能动宪法》

作者：刘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