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是怎样引发中国清王朝的覆灭
文：王龙；编辑：先知书店店长、蓝凰、李强
1794年《法国大革命》铜版画系列之《马拉之死》
三年后的1793年1月21日。清晨，阴郁的天空飘着清冷的细雨。路易十六被反绑双手走上断头台，心中感慨莫名。面对黑压压的人群，国王向他的子民们发表最后的演说：
“我虽无辜而死，但我宽恕一切。我饶恕我的敌人，同时祈求我的鲜血将造福于法兰西，并祈祷我的鲜血可以平息上帝的愤怒。”
台下群情汹汹的喊叫声淹没了他的话。曾经忠诚恭敬，山呼万岁的子民们，此刻却迫不及待兴奋等待看他们的国王人头落地。寒光闪过，路易十六身首异处。刽子手抓起国王血淋淋的头颅，向四周的人们高举示众。
一阵奇异的短暂静默之后，人群爆发出排山倒海的欢呼：“自由万岁！”“平等万岁！”“共和万岁！”所有的帽子都抛向了空中。十分钟后，人们发疯涌向断头台，用手绢、领带、帽子，一切随身携带的东西涂抹着路易十六的鲜血，小心翼翼地将它作为宝贵的纪念品带回家珍藏。
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全都震惊得目瞪口呆：臣民，这次居然是臣民砍下了君主的头颅！
1856年，路易十六的头被砍下整整64年后，一部轰动欧洲的书《旧制度与大革命》诞生了。
作者托克维尔出身法国穿袍贵族世家。大革命时期，他的家族作为革命对象吃尽苦头。
托克维尔的外曾祖父马尔泽尔布是思想开明的法官，在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议会审判路易十六时，他挺身而出为落难的国王担任辩护律师，最后他被送上了断头台。
托克维尔的父母也被革命派逮捕入狱，判处死刑，因随之发生了热月政变，才幸免于难。
但托克维尔在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时，并没有像一般的保守主义者那样抨击革命的血腥与暴力，而是难能可贵地对大革命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思考。
他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下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在后来成为大革命主要发源地的那些地方，恰恰是法国进步最明显的地方。
相反，对大革命的反抗最激烈持久的地方，则是旧制度保存得最完整的地方。难道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
在托克维尔笔下，路易十六不是一个贪婪、昏庸的国王，他尊重公共舆论，鼓励发展经济，屡屡出台改革政策。
他关爱穷苦百姓，救济贫民。当御前会议判定，国王猎物在王室管理地区毁坏农田，应付农民赔款，路易十六慷慨地站在农民一方，亲自撰写赔款的各项理由。
正如历史学家米涅所说，就路易十六的胸怀和品德来说，是最适合于他那个时代的。当人们对独断专制的政治体制不满时，他就自愿地放弃专制；当人们对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感到愤恨时，他能够品行端方，生活俭朴。
在路易十六统治后期，尽管法国因为卷入北美战争而负债累累，但人们却依旧能继续发财致富，富有创造性。
然而，就在路易十六的改革步步推进，到了“深水区”的时候，反而激化了矛盾，引来了革命的风暴。这完全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到来的革命。托克维尔总结道：
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托克维尔窥见到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力的藐视，都源自“旧制度”多年“教导”的结果。法国的激进革命者希望推翻旧制度，建立一个理想的新制度。
但事实上，革命不仅没有摧毁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反而是以表面摧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几年后，在1789年消失的、旧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惯例又出现了，就像一条河流悄然演变成暗河，流经之地没多远，暗流就又重新出现，然后用老水冲刷新鞋一样。
这是一条奇怪的历史曲线，学者朱学勤先生称之为“托克维尔曲线”。
彼时的法国是欧洲唯一一个同中国高层建立固定联系的国家，凡尔赛——北京轴心早已巩固成形，但托克维尔的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也没能进入大清王朝的视野。
相反，路易十六的死讯在一位相隔一万六千多里的中国老人心灵深处掀起了惊天狂澜，产生了完全负面的影响和作用，从而加速了大清王朝的衰落过程。
他就是正统治着清朝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对法国并不陌生，与路易十六也可谓神交已久。自康熙以来，中法两国的关系就一直友好亲密。一生对祖父康熙深为敬重的乾隆皇帝，也非常重视同法国的关系，中法往来频繁。
清朝皇宫用来装饰皇帝房间的机器、工具、珠宝等很多物品，都来自法国，就连乾隆皇帝阅兵时士兵佩刀的刀身也是“法国制造”。
对法国产生浓厚兴趣的乾隆皇帝，决定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到法国会见路易十六国王，没想到，此时，也就是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
转眼之间，曾经与爱新觉罗家族有着几代人友好交往的法国皇室，居然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在乾隆皇帝内心激起的绝不仅仅是兔死狐悲的哀伤，更是对于民众反抗怒火的恐怖警惕。
当时的大清朝已如落日余晖，暗流涌动，所谓的康乾盛世已进入绝唱的尾声。社会矛盾和危机越积越深，乾隆皇帝没有从正面吸取路易十六的悲剧教训，而是相反：用更加强硬的铁腕手段，加强对民众的控制，把任何反抗的隐患都消灭在萌芽中。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对白莲教进行大搜捕。酷吏贪官趁此机会，一边高喊捉拿白莲教，一边对老百姓敲诈勒索。稍微有点家底的家族，在冤狱之下几乎全部破产。
人民要么在酷刑之下屈打成招，要么奋起抗暴，殊死一搏。这次大搜捕，导致官逼民反，天地会、苗民烽烟四起，令清政府疲于奔命。也正是同白莲教的战事，开启了清朝衰落的进程。
即便如此，康乾盛世在历史上却被大书特书。历史学者张宏杰写了一本《饥饿的盛世》，从书中不难发现：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站在今天的角度看乾隆盛世，那是一个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而已。满清衰落，并落伍于世界，实则从此时开始。
十八世纪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在国运角逐的接力赛场上，整个欧洲开始一路飞奔，远远地把封闭的中国甩在后面。
环顾乾隆时期，更是一个群星璀璨、伟人辈出的时代，罗伯斯庇尔、富兰克林、杰弗逊、华盛顿都令整个世界为之一振，从西欧到北美掀起社会变革的狂飙。
孟德斯鸠创立三权分立说，卢梭创立“天赋人权学说”，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帝王而由自由人民选举元首的国家，改天换地的政治变革引发的是史无前例的时代春潮……
乾隆皇帝留下的，是一份带毒的政治遗产。大清朝沿着这条势能巨大的政治轨道，不可逆转地滑向穷途末路。
袁伟时老师在《迟到的文明》中写道：一个国家在历史行程中迟到，这可是大事。轻则发展迟缓，重则饿殍遍野，血流成河。
从1640年光荣革命开始，人类历史正式步入了现代文明。然而，在了解法国大革命对满清的影响后，我们发现和以往认知不同的是，鸦片战争前的满清政府，并非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文明的迟到，绝非始于鸦片战争之后。
原来，早在康熙乾隆时代，中国就有顺应世界潮流的机会，遗憾的是，他们采取了封闭和对抗。结果，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而美国却出现了拒绝做皇帝的华盛顿，东西世界由此彻底分流。
如何才能拥抱现代文明，彻底摆脱“托克维尔曲线”的噩梦？我向您推荐这本《迟到的文明》。袁伟时老师在书中为我们深入系统梳理文明迟到的原因，以及拥抱现代文明必须具备的那些刻不容缓的观念革命。帮我们完成从“看到”到看懂，直至看透的认知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