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日本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绝路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
战术上，日本人取得巨大成功，但战略上，却是自杀。在深陷中国战区同时，又树敌于美国，决策如此无理性，堪称丧心病狂。难道当时的日本政客真是一群疯子？
堀（音同窟）田江理这本《日本大败局》通过对“偷袭珍珠港”决策过程的勾勒，展现出理性是如何被吞没的——每个人都是明白人，可谁也不敢说不，都指望别人出头、自己附和，最终酿成集体灾难。
事实证明，决策失误不仅是最高决策人的问题，更是决策机制的问题，当高层利益与底层利益分离时，疯狂蠢行在所难免。
1941年10月16日，近卫文麿首相宣布辞职，第二天，天皇召见东条英机，命他为首相，这让东条大感意外。
在近卫内阁中，陆相东条英机是个令人头痛的人物，他力主对美强硬，在决策圈中，人人都知道东条在瞎扯，就算和美国打，靠的也是海军，与陆军无关，且日本不可能打赢。
据估算，当时美国石油产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铁20倍，铜9倍，铝7倍，美国平均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如开战，日本年均损失战舰140万吨，远超补充能力，到第三年，所有民用船只都将消失。
近卫文麿出身贵族，做事犹豫，总想讨好各方，可陆军和海军为了抢资源，都在拼命折磨近卫，东条英机的绝招是：频频打出“反美”牌。在军国主义氛围下，“反美”等于“爱国”，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这比逻辑更有号召力。
中层军官多支持东条英机，他们出身寒微，靠个人奋斗爬上来，在升职的天花板前，他们觉得高层是一批投降派文人，应统统下台，好让他们放手大干一场。
明治维新后，陆军军人暗杀、政变被涂上悲壮色彩，因此前赴后继，决策圈人人自危，生怕被愤青误会，所以无人敢言反战，在东条英机咄咄进逼下，近卫文麿只好拖延，可东条拿出了绝招：设置解决问题的最后时间点。
在倒计时声中，近卫文麿干脆撂挑子，辞职了。
任命东条英机为首相，其实含有恶意：你也来尝尝近卫文麿的滋味，你还真敢和美国人开战？和平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
把东条英机放到首相位置，他也犯难，他当然明白，跟美国开战是找死，但对当年吹过的牛逼，总要有个交代！以他的地位和认知，也应该不会如此失智，牛逼吹着吹着，自己就信了。
麻烦源于“七七事变”，日本陆军以为几个月就能取得对华战争的胜利，没想到深陷其中，造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匮乏，连皇宫的铁栏都被拆掉，送进炼钢炉。
逃避指责的最好办法，是主动出击！陆军产生了激进想法：进攻东南亚。
东南亚有橡胶和锡，可以威胁荷属东印度提供石油，同时切断中国物资供给线，逼蒋介石投降。可那里是列强的殖民地，美国不可能坐视不管。
果然，日军刚迈开脚步，美国便下令石油禁运，日本陷入恐慌，储备用油只够一年，只能尽快向美国屈服。其实，美国也有意与日媾和，此时罗斯福已决心对德开战，他不想同时和日本打仗，他愿意让出实力，保留道德制高点。
可东条英机更需要面子，以保证他“反美”表演不穿帮，在条约中，他设置了太多复杂措辞，对皮毛问题寸步不让。其实，美国提出过大幅度让步的方案，但日本人没看懂，在最后日子里，日本人也提了让步方案，可美国人也无法看懂。
直到日本军机起飞瞬间，美日仍有达成和平的可能！
如果没设置倒计时，日本外交官本可以发挥作用，罗斯福甚至对他们说“朋友之间总有商谈的余地”，但负责最后斡旋的来栖知道，已经没有时间了。
同样，如果能在面子上妥协一点，日本将尽收实利，可怎么向爱国派交代呢？又要“里子”又要“面子”，结果全部丢掉。
在冲向战争的进程中，日本有几方面力量可以踩刹车。
首先是裕仁天皇，他是反战派，还因此遭遇过暗杀，面对战争动议，他的一连串反问让将军们目瞪口呆。可明治维新以来，从没有天皇否决过内阁意见，他最终选择了退让。
其次是海军，山本五十六是坚决的反战派，可他没勇气反对上级，却主动提出“要打赢就先动手”！
在反对错误决策方面，远没他在备战方面下的功夫多，在决定开战的内阁会议上，海军竟将预计年损140万吨战舰的预测数据压缩了50%，变成了日本造船能力足以弥补损失的战舰。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反正天皇会否决。
第三是东条英机，他“反美”是为了拉票，未必发自内心，可大权独揽时，各方送来的都是利好消息，完美而大胆的“偷袭珍珠港计划”放在桌面上，他敢否定吗？那样他将失去政治基础，他用口号绑架了日本，可口号也绑架了他。
第四是日本外交官，来栖、野村等在国际社会拥有极佳口碑，他们了解世界，是坚决的反战派，但他们谨小慎微，宁愿大船沉没，只要不先淹死自己，就绝不主动作为。
日本自由派成了摆设。当时日本还有自由派，坚决反战，可他们朝中无人，民间亦应和者寥寥。
在大正（裕仁天皇的父亲）年间，自由派一度左右政局，带来空前的自由氛围，却遭遇戾气剧增的局面。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各阶层变动极快，可上层却相对封闭，这让人人都觉得自己利益被剥夺了。
有怨气，又缺乏政治表达空间，仇外成了最好的泄愤渠道，在教育、媒体推波助澜下，“爱国主义”一家独大，可透过这面扭曲的镜子，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日本！
面对现实的种种不如意，日本民众将责任推给了“卖国贼”，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为众矢之的。
首相近卫文麿是自由派大佬西园寺公望一手提拔起来的，但西园寺本人差点在政变中被杀，他后期和近卫观点差异越来越大，甚至不再往来。
两人都反战，但近卫基于实力分析，认为开战必败，而西园寺则基于“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的价值观，反对为本国利益放弃道义准则。
事实证明，西园寺具有先见之明，在“偷袭珍珠港”决策过程中，没有一个高层人物从道义立场上提出异议，他们都是彻底的功利主义者，而没有道义高度，靠贪婪很容易结成罪恶同盟。
值得反省的是，西园寺的自由主义思想为何在日本没市场？这确有思想传统、文化传统的责任。
当所有脚都不去踩煞车时，结局可想而知，其实，这样的悲剧在近代东方绝非个案，而是在反复发生！从这本书中，我们不难得出四层体会：
首先，后发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后发者借鉴别人来减少“试错成本”，是为“后发优势”。可进入相持阶段，又会出现“后发劣势”：一方面，未经试错，社会就缺乏训练，无法化解高速增长带来的集体浮躁心态。
另一方面，后发者天然有方向感，只需跟着强者就行，可一旦持平或领先，就会出问题，因为其发展不是内生的，是模仿而来的，是在“与别人比”中获得的，比的对象一旦消失，就可能走向盲目。
盲目加浮躁，必然无视普世性，陶醉于自我的特殊性，最足酿成灾难。
第二，要警惕民族主义绑架社会：
民族主义是美好的情感，也是值得尊重的价值追求，但政治理想应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
社会生活丰富多元，不能用政治标准来衡量。
万物进化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人类也如此，政治与社会的分离是大势所趋，也是迈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执着于不分彼此的混沌状态，不仅约束整体进步，还会造成历史退步。
政治标准往往神圣，能给人存在感与激情，从而忘掉现实的平庸与挫折，日本之所以走向战争，中层军官是重要推力，由于制度遮蔽，他们看不到全部真相，特别容易被神话、激情所欺骗，如果高层以为用制造神话、煽情就能凝聚中层、把握更多的资源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生物界经常是牛摇尾巴，但在权力场中，常常是尾巴摇牛。
第三，有人反对总比没人刹车要好：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来栖、野村能不顾一切，果断向美国让步，结果会不会改变呢？但，在专制的刺刀下，勇者早已牺牲了，剩下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只有工具价值，人类的尊严与情感完全被阉割掉。
正如山本五十六反对自杀潜艇，但依然在实战中使用，表示一下异议，已是有人性的最高证明了，靠这样的人，怎么能对抗专制主义？专制的特色就是不接纳反对派，进而变成消灭反对者，然后是消灭反对声音，最后是消灭不赞同的声音。
一个社会缺乏“忠诚的反对者”，只会增加“不忠诚的赞同者”！
逼人天天喊伟大，是在批量培养佞臣，而佞臣哪里会踩刹车。
第四，警惕从错误走向更大的错误：
日本原本有足够机会来修复错误，既然受侵华战争拖累，退兵就是，虽然没得到想要的，但至少不用再付代价了。
然而，在专制社会中，高层权力缺乏合法性，只能扮演全知全能，才能号令手下，它决不能犯任何错误，当大家都看到他犯错误时，他只能用更大的错误来掩盖这个错误。
因为做决策层不要直接承担错误后果，选择让别人去送死，总比选择让自己死要容易，说到根上，还是制度问题。
值得商榷的史观本书搜求材料甚勤，展现出历史更丰富的侧面，但遗憾的是，作者往往逆推当事人心态，这很难被视为严肃的历史研究。毕竟人的想法在不断改变，再多材料，也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确实是这么想的，在貌似合理的遮蔽下，其实推销的是作者的历史观和认识水平。
将写历史还原为写人，确实更好看，但这就混淆了历史与文学的界限。作者试图证明：错误决策出台的根本原因在于决策群整体素质不行，不如明治维新那一代。这固然是日本社会对“二战”的主流反省之一，但它忽略了对社会、文化、制度等层面的反省！
换言之，如果找对了人，日本就能走出困境，却忘掉了明治维新也有太多妥协，在当时，优秀人物弥补住了制度的裂缝，可这个裂缝随着发展的压力日益变大，终会发展到谁也补不了的地步。
就算东条英机这一代没出问题，将来也会出问题的。
记得20年前，曾和友人闲聊“未来最担心什么”，我说社会发展后，最大危险是民族主义狂热。友人不以为然，认为我没有到“底下”看一看！腐败、贫穷、无秩序、愚昧比比皆是，哪个不比民族主义更可怕？
然而，20年后却证明，这一切都能转化为民族主义的资源。如果说未来20年最担心什么，那就是历史倒退，相信很多人会说，怎么可能，曾经的时代不可能再回来了，因为大家都已经是明白人了。而这本书告诉我们，即使都是明白人，也依然可能携手走进灾难，依然会集体抛弃理性。
还是说那句最俗的话吧：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