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公公陈立夫

▍走进陈家

我与陈家结缘是在1973年，那一年，我父亲陪同陈伯伯——那时我还喊他“伯伯”——去西班牙接受马德里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正好我在西班牙留学。他觉得我很开朗，另外，虽然我在国外长大，但还比较符合中国人的礼数，于是收我做干女儿。
　　

我父亲林尹，是章太炎、黄季刚的学生，研究传统国学。到台湾后，蒋介石本想请他给蒋经国做国学辅导，但父亲希望能普及国学基础，他在台湾师范大学开了一门课，叫“小学”—小众的学问，中国文字、声韵、训诂学，是很偏门的一个学科，对台湾的文字、文化教育有卓越的贡献。父亲在台师大教了40多年书，学生众多。

小时候上学，老师一听说我们是林尹的儿女，就会说：噢，那是我们的老师或太老师，然后我们就比较“惨”，老师就要我们背唐诗三百首，因为大家觉得林尹的儿女是一定要会这些的。回到家，我们问：爸爸你是谁啊，为什么人家都认识你？
　　

其实我娘家和陈家很早就认识。我的父亲早年曾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过，两家一直非常熟悉。我小时候读书时就知道陈立夫，知道他早年追随蒋介石先生，是他身边的幕僚，但书本给人的印象是僵硬的，会觉得他是很严肃的政治人物。近距离接触，感觉他很和蔼，没什么架子。
　　

不过，不论那时的“陈伯伯”还是我，都没想到日后我们会成为一家人。
　　

1976年初我从西班牙放假回台湾，恰好陈家三儿子陈泽宠也从美国回台湾度假——那时候他从普渡大学毕业后已经工作，我们在一个餐会上认识。起初也没什么特别印象，但聊天时发现彼此很投机，他像陈家其他成员一样很温和，也很懂礼貌。

我回西班牙后，他经常写信或打电话来，彼此印象也不错。我母亲起初有点疑虑，因为他比我大12岁。但我觉得我们很谈得来，恋爱一年我们就结婚了，所以最后走到一起是我们自己的缘分，并不是别人想象由两家撮合而成的。
　　

我公公和婆婆都是浙江湖州人，是指腹为婚的。13岁那年订婚，直到23岁公公出国前才第一次见过面。虽然是老式婚姻，但他们感情很好，共同生活了65年，公公自己总结的婚姻经验是“爱其所同，敬其所异”。

婆婆孙禄卿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公公虽然位高权重，却很注重家庭生活。我先生还记得童年时，他父亲有一次托朋友从美国带回一双溜冰鞋，他们父子俩各穿一只，溜滑起来，滑倒了他们相拥而抱的情景。
　　

公公、婆婆养育了3男1女。陈家的第二代基本上都从事文化、学术的工作，公公并没说过反对我们从政之类的话，他只是让每个人自由发展喜好。

大哥陈泽安毕业于台湾大学农学系，赴美深造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植物病理学家。二哥陈泽宁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姐姐陈泽容16岁时就赴美学音乐，他们都在国外定居。

我先生陈泽宠是家里最小的儿子，是普渡大学航空工程系和工业设计系的双科硕士。1982年，我们回台湾定居，和公公婆婆共同生活了二十几载，我也得以近距离了解我的公公、了解陈家。

▍陈氏兄弟

在大陆历史教科书中，蒋、宋、孔、陈被定义为“四大家族”，蒋、宋、孔是有姻亲关系的，而陈家能“忝列”其中，我想大概源于陈家与蒋家的关系。
　　

蒋、陈两家的渊源，始于陈其美与蒋介石的关系。蒋介石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认识了比他大9岁的陈其美，两人结拜为兄弟。

陈其美，字英士，早年追随孙中山，正是陈其美介绍蒋介石认识孙中山的。1916年，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当时没人敢去处理，只有蒋介石来为他收尸，在祭词里自称“盟弟”，由此可见两人交情匪浅。

陈家的下一辈也习惯称蒋介石为“蒋三叔”（注：当年陈其美与蒋介石、黄郛结拜，按年龄，陈其美为老大，黄郛为老二，蒋介石为老三）
　　

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叫陈其业，字勤士，是陈其美的大哥。陈家以前经商，在湖州也算是地方士绅。公公早年接受传统的中国私塾教育，1911年，陈其美任革命军沪军都督，受他邀请，全家都搬到了上海。在这里，公公有机会接触到新式教育。
　　

1917年，公公在上海以第5名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学工矿，毕业后又赴美留学。1924年，他取得美国匹兹堡大学冶矿硕士，在史克兰敦当了8个月的实习矿工后回国。就在他准备接受中兴煤矿公司聘请、任采矿工程师时，大哥陈果夫转来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报，蒋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广州协助自己。

公公的志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劝说以及与蒋介石的叔辈关系，还是去了广州。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讲，原以为帮忙一段时间，马上再回去投身采矿。但蒋先生先是客气地挽留，后来干脆要求他留在身边，公公从此踏入政坛。没成为一名工程师，公公引为终生憾事。

公公最初身份是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实际是在蒋介石官邸里，处理他的私人重要机密文件。任命状中，蒋介石用他的号“立夫”为正式称号，此前，公公一直用“陈祖燕”这个名字，从此他便以“陈立夫”行世，正如原名陈祖焘的哥哥被称为“陈果夫”一样。

公公知道蒋先生的脾气，他在蒋公馆工作时也常见蒋介石骂人。所以在接这个职务前，他就对蒋先生说：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不能骂我。“校长如果对我发大脾气，第二天我便辞职不干。”在他为蒋介石服务的25年里，蒋介石也果然没有骂过他。
　　

陈家兄弟姐妹共5人，陈果夫和陈立夫最为有名。陈果夫是家里长子，很早就出去工作养家，把希望都寄托在弟弟立夫身上，他的全部学识全靠自修。我们至今还保留他当年写给自己父亲或弟弟的一些东西，一张纸写完翻过来再写，十分节俭。陈果夫比弟弟大8岁，他们兄弟俩的感情非常好，陈果夫膝下无子，公公把大儿子陈泽安过继给陈果夫。
　　

很多历史资料在提到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时，将他们称为“CC派”。南京国民政府时候，立法院旁边有一个中央俱乐部叫Central Club，“CC”本是这个俱乐部的缩写，但碰巧“陈”的英文缩写也是“C”，久而久之，它不知怎么演化成了“二陈”的缩写，给大家印象似乎有一个CC派，并且势力磅礴，但公公从来没有承认过有这样一个CC派。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近代史上，陈果夫、陈立夫的确是一对比较特殊的兄弟，陈果夫曾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江苏省省长等职；弟弟陈立夫则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组部部长等职。

诚然，他们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兄弟两人在经济上却并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样积下万贯家财。公公后来远赴美国，转行靠办养鸡场谋生，晚年回台湾住的房子，是4个子女凑钱为他买的。而终身受肺病困扰的陈果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连医药费都无力支付，还是蒋介石特批了一笔钱办了丧事。

▍政治巅峰

最近《色·戒》的热映，中统那段历史又引起很多人兴趣，这里面也有公公和丁默邨的一段故事。
　　

1927年，公公奉命成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下面有三个组：第一组组长是徐恩曾，第二组组长是戴笠，第三组组长为丁默邨。

后来一组、二组分别发展壮大成中统局和军统局，丁默邨的三组被撤销。丁默邨交友甚广，和周佛海很熟，最终被拉进汪精卫的伪政府，成立76号秘密工作室，倒过来对付军统和中统，戴笠的不少人都被他害了，所以军统的人特别恨他。
　　

但丁默邨跟了汪精卫数年以后，很快发现汪精卫也坚持不住，他托关系找到我公公。公公说你回来可以，但要将功折罪。他列了三件事——坦白说，都是为了避免新四军地盘扩大——让丁默邨帮助完成。

丁默邨当时在汪精卫政府里任“浙江省主席”，能量很大，也完成了任务，其实他也算被我公公“策反”了。公公兑现诺言，答应保他的命。
　　

这段时间如果丁沉寂的话，他完全可以保住命。他后来保外就医，但不甘寂寞。有一天游山玩水，被中央社记者认出来了，写了篇文章《丁默邨逍遥玄武湖》，结果被蒋介石看到了，这让他颜面过不去。他很生气地说“丁默邨应该枪毙”。

我公公写了封信给丁，大意是这次你触犯得实在太大了，我无法帮到你了，是你自己不好。丁默邨在被处决前也写了封信给公公：“我很感激你，我也知道你很帮我的忙，我自己不当心，都怪我自己铸成了大错……”
　　

公公在世时，和我们聊天时偶尔会说：“人啊，要守本分。我过去有一个姓丁的手下……”我们那时就当故事听，也不知道这“姓丁的”是谁。最近这部电影出来，我才知道原来就是丁默邨。

公公的一生经历了无数政治事件，他随口说出一个故事往往就是一段历史。他晚年写了本《成败之鉴》，也对很多历史事件有所提及。
　　

很多正史或野史，往往花大量笔墨记述陈立夫与中统的故事，但他在抗战期间做过7年教育部部长的经历似乎并不像那段历史，被外界所熟知。
　　

抗战爆发不久，公公就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任部长后的首要工作，便是主持了大学内迁，迁得最远的便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初迁长沙，合设长沙临时大学，再迁蒙自和昆明，改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后来也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一个奇迹。

此外，大学全国统一招生制度、全国各级教育和师范教育培训制度等，也都是他在任教育部部长时创立的。

公公晚年在《成败之鉴》里，花了大量篇幅回忆他出任教育部长时所做的工作，很显然他非常看重自己这段经历。其中他认为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战时为贫困学生创设的“贷金制度”。

因为考虑后方的年轻人，都是国家的未来栋梁，兵荒马乱年代，很多学生无力继续学业，像杨振宁、李政道都靠贷金完成了学业。他后来到美国开会遇到一位大陆学者，对方还充满感激地告诉公公，他当年就是拿着这笔贷金完成了学业。
　　

那时任财政部长的不是孔祥熙就是宋子文，他跟这两人要钱，他们说战争时期需要钱的地方多着呢，哪里还有钱给学生？公公说，那我以自己的私人名义借钱，成立了贷金，就是现在的助学贷款。

当然贷给这些学生的钱至今没有还过一分，但是债务人是陈立夫——所以如果今天要查账，陈立夫还因为这些学生的贷金借款而欠国家许多钱呢！我想他能借到钱，也说明他清廉、有信用，不会贪污。
　　

从踏入政坛第一天起，公公的仕途便一帆风顺。他29岁任国民党秘书长，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31岁任国民党中组部部长，38岁任教育部部长。1947年，他还成了《时代》周刊某一期的封面人物。

▍远离台湾

1950年8月4日，在国民党改造会议的前一天，公公被要求在24小时内离开台湾。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我先生后来回忆，他那时还在上小学，连跟同学打招呼告别的时间都没有。
　　

现在很多文章在提到这一段时，往往形容是蒋介石将陈立夫“赶走了”。但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公公与陈诚的矛盾，而“24小时离开台湾”这道命令就是陈诚通过蒋介石下的。

当然，为了让大家互相有个面子，还要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蒋介石跟张道藩（他跟公公也比较熟）商量，这时刚好在美国有一个“道德重整大会”，于是顺水推舟地以这个名义让他去参加，“顺便”长住。
　　

陈诚和陈立夫在大陆时期就有矛盾，个中原因一言难尽，但已很公开化。国共的第一仗是陈诚打的，溃败后又被派到台湾。陈诚在台湾有一段非常弱势，当时甚至有“杀陈诚以谢国人”的说法。但谁也没想到，国民党最后也会败得一塌糊涂，退到台湾，而这时在台湾经营数年的陈诚已经打下一定基础。
　　

公公到台湾后，要求成立一个改造委员会，来检讨失去大陆的原因。但别人认为他想邀功或作秀，再者大家都是刚从大陆败退，人心不稳，说任何人有罪无罪都不好，还是先安定下来再说。

后来我公公主动提出兄弟两人退出改造委员会，免得人家再纷纷扰扰，他们也想暂时离开，让蒋介石先安定下来。所以1950年成立的“中央党务改造委员会”并没有陈果夫和陈立夫的名字。
　　

此时的国民党与美国也经历了一段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我相信这里还有很多秘密有待时间来发掘和验证。美国原本支持孙立人未果，转而支持陈诚，而退守到台湾的蒋介石因为急需稳定住局面，不得不屈就陈诚。

陈诚后来成了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形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势，从客观上讲，此时的陈诚也有了足够控制蒋介石的能力。在那个阶段，局面连蒋家人自已也支配不了。陈诚一直认为陈立夫与他是对立的，虽然他们一是武官一是文官。在陈诚与陈立夫之间，蒋介石不得不选择前者，而委屈了陈立夫。
　　

后来有人说，公公离开台湾前拒绝与蒋介石辞行，也有人说他去蒋介石那里辞行的时候，蒋不见他，总之都在说两人结了怨。实际上公公一生充满了中国传统礼数，不管对方如何，他都要坚持作为一个部属的礼貌。而蒋介石不见他，他完全能体谅——见了面，蒋介石该对他说什么？说什么都不合适，所以公公说蒋介石不见他也是对的。
　　

公公那时人气比较旺，如果他硬着不走的话，很可能翻盘，但他最终采取了回避矛盾的方式。我想蒋介石心底是清楚这个状况的。
　　

1951年，陈果夫在台湾去世。当时蒋先生给公公来了封信，告之已处理陈果夫的丧事，暗示他不要回台湾。1961年，公公第一次获准回来探望他病重的父亲，他回台湾的时候来机场接他的人爆满。为了避免猜忌，公公并未久留就回了美国。
　　

在他身边的这么多年，我从没有听公公说过一个“怨”字。我记得有一个美国记者后来到台湾采访他时问：“你有没有过怨言？”他回答说：“‘有’或‘没有’，是时间过程里的想法，人总是有不开心的时候，但归结到结论里，是‘没有’，我可以说无怨无恨。我尽自己的本能去帮助他，他接受与否是他的事情。你不能觉得他没有做到你希望他做的事情而有怨言，因为你只是替他做事的。”

▍美国20载

1950年，公公、婆婆带着女儿和只有8岁的小儿子到了美国，经朋友介绍，在新泽西州开起了养鸡场。我们后来也问过他：“你为什么要养鸡？这又不是你的专业。”他幽默地说：“鸡不会像人那么复杂，鸡比人听话，鸡比人好管。”
　　

我先生后来回忆，他们那时候的生活非常规律，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饲料、孵鸡、捡蛋、大小分类、洗蛋、秤蛋、包装和运送外，还得请专家打针。

鸡场很大，养了5000只鸡，生活清苦，一家人却也其乐融融。公公出力最多，100磅的饲料，他一弯腰就扛起来，每天重复很多次这样的动作，久而久之，反而把腰痛的毛病治好了。

有时他会邀请客人到鸡场里参观或跟他一起去捡鸡蛋，但那些客人一到鸡房里就被满地的鸡屎熏得受不了。那时的生活，跟他们在南京时期的生活，简直有天壤之别。但公公也能坦然放弃官宦身份，过这种俭朴的生活。
　　

那时候很多人去看公公，包括宋子文等，有人看到公公打着领带在鸡场工作的照片，怀疑他养鸡只是“作秀”。李敖后来有一次跟我先生一起吃饭，他说：陈先生我冒昧问一句，你父亲打领带养鸡是不是在作秀？我先生说：你太不了解我父亲了，他非常尊重中国传统礼仪。他觉得见客人不穿正装很不礼貌，所以平时他就打个领带，再带上围兜，如果有客人来，他赶紧摘掉围兜，不然还要进去换衣服。在他的想法里，衣服不见得要华丽，但一定要整洁。
　　

但他没想到，鸡有鸡的麻烦。美国地广人稀，有时会燃起一股无名火，把鸡场烧了。有时又来了群黄鼠狼，把鸡都给吃了，或是一场鸡瘟，鸡也死了一大半。

台湾那时有不少转型的大地主，政府资助他们转型投资别的产业，他们跑到美国：“陈老，你养鸡，一定赚了很多钱！”公公说：“你们千万不要养鸡，我们不是这个行业的，根本不懂，你们要把钱投在别的事业上。”人家起初还不相信，还以为自己赚钱了还不让别人加入，后来才明白。有人说他真是一个君子，换作别人，可能会说：“好啊，你们拿钱投资来吧！”然后拿了钱扩大自己的鸡场。
　　

我曾经问我先生：你和父亲养了那么多年鸡，是不是看到鸡肉会怕？奇怪的是，他还是照样喜欢吃鸡肉，鸡蛋他也照样吃。他说小时候在鸡场，鸡蛋一破就破掉上百个，怎么办？婆婆就做蛋糕做煎蛋、卤蛋，什么花样都做。我婆婆手很巧，我先生的姐姐订婚的时候，所有蛋糕都是我婆婆自己做的。
　　

当年，在纽约唐人街，“陈立夫辣椒酱”一度非常有名。因为我公婆都是湖州人，在美国很多朋友来陈家聚会，婆婆很会做菜，大家都觉得她做的辣椒酱非常好吃，先是有人来要一罐两罐，后来三五罐，越来越多，直到有人开始定购。

婆婆后来说，她是盛情难却。因为是真材实料，所以人家的定金还不够她的材料钱。最有趣的是他们后来研究怎么做皮蛋，还做成功了。他们做的湖州粽子也很受欢迎，唯一没“研发”成功的是臭豆腐，因为美国不允许，不然还会出现“陈立夫臭豆腐”。

陈家的这段经历，被很多人评价为“陈立夫在美国很潦倒”。但这只是外人的看法，他们自己过得坦坦荡荡。我的感觉是，公公在那里的几十年虽然辛苦，但过得踏实。

我先生曾回忆，他虽然小小年纪，但也自己学着赶鸡、养鸡，扛饲料。在美国，孩子跟着父母到别人家做客，饭后也一样要帮人家洗碗，所以他是洗碗专家，从来都把碗洗得干干净净的。他在普渡上大学时，也是半工半读的，会有人想象得到，“四大家族”的孩子是这样的吗？
　　

我先生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便是他与父亲一起在农场的时光。美国那个环境很辛苦，他从小就拿着枪跑来跑去防鬣狗或是打黄鼠狼。他说：父亲离开了政坛，而我找到了父亲。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丈夫的回归，一位父亲的回归。
　　

其实私下里，蒋介石还是很关心陈家的生活的。在鸡场起火或出鸡瘟时候，他暗地里通过俞国华——相当于他官邸里一个很重要的管账先生，寄钱过来，帮助陈家渡过难关。所以那段时间，蒋介石与陈立夫的关系维系得很好，并不像外界传说的不合。

▍重返台湾

1965年，陈诚得癌症去世。不久，蒋介石立即发电报到美国，让公公回台湾。当时蒋介石许了他很多职位：全世界巡回“大使”、“考试院院长”、西班牙“大使”等，但都被公公拒绝，他唯一愿意接受的是“文化复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职，因为他做过教育部部长。公公是被请回来的，如果真如许多人而言，是被蒋介石赶出去的，那他怎么会被请回来而且又做“资政”呢？
　　

1975年，蒋介石去世。公公在第一时间前往吊唁，蒋经国见到他，跪下来哭着说：“立夫哥，父亲去世了，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蒋经国当政后，很多事情他还是请教公公。
　　

公公与蒋经国的交情由来已久。他在上海念书的时候，生活费都是从陈果夫那里取的。也正是由于公公背着蒋介石“偷偷”运作，蒋经国才得以顺利由苏联回中国。
　　

蒋经国当年在苏联时，曾写过一封公开信，表示与蒋介石公开决裂。公公写了封信给蒋经国，告诉他：你不能长期在那边，你该回国了。蒋经国说，我把父亲骂成这样子，他怎么可能还会让我回来呢？公公告诉他：“你把信写好，我来处理。”

我们后来问公公：“那你是怎么就让蒋经国回来的呢？”公公说，他事先估计，如果蒋介石看了信，把信撕掉，大骂几声，再气得把椅子拿起来砸掉的话，这件事就彻底没指望了。但是那天，他把蒋经国的悔过信放在蒋介石桌子上后，蒋介石看了一眼，把信扔在桌子上说：“他还知道认错吗？”然后哼了一声，骂了句“这个孽子”之类的。公公就知道还有机会，他赶紧通知蒋经国说：赶快回来吧！
　　

公公对于蒋夫人宋美龄一直很尊重。外界都传宋美龄好权，跟蒋经国争权夺利。但公公说：“如果蒋夫人真的是那种好权好利的女人，那么历史也许还会改写了。”他说，当年在南京开国民大会时，李宗仁穿一身军服出席，蒋介石则穿长袍马褂，大家都觉得很尴尬，因为觉得李宗仁像蒋先生的侍卫官一样。

宋美龄因为长年习惯了给蒋介石做翻译，什么场合她都会出现。蒋先生问她：“你去干什么？”她说：“我们不是要去开国民大会吗？”蒋先生说：“你又不是代表，你为什么要去？”她才恍然大悟：“噢，原来我不是啊。”公公说其实很多人都误解了宋美龄，她跟宋庆龄不一样，宋庆龄因为长期跟随孙中山，处理了很多政务，而宋美龄更像是一个公关加“超级巨星”的角色。

▍走过世纪

回到台湾的公公，开始专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他觉得政治是短暂的，但文化是永久的一个根，所以他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直不遗余力，晚年他写了不少研究孔孟的书，还主持翻译了李约瑟的《中国之科技与文明》。他也喝过洋墨水，他也可以很洋派，但他反而更提倡中国的文化。
　　

公公对中医也很重视，他说中国的医学是生活医学——生活里就含有医学的教育，比如如何滋补、养生、保健等，现代医学成了一门独立的行业，反倒和生活的关系剥离开了。

汪精卫当年要废除中医，就是公公等人在呼吁，把中医保留下来。他在台湾也说，中医西医不要打架，一个是体，一个是用。他说中西医应该像男女一样，要让他们“谈情又说爱”，最终受益的是病人。

重返台湾后，他着手改制台湾第一所中医学校，同时他还带头编纂了历史上第一本《中西医病名对照大辞典》。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是他30年来募资及写墨宝捐款重新建造起来的，另外他又成立了财团法人立夫医药研究文教基金会，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国传统医药和文化。
　　

到了晚年，当年政治的恩恩怨怨已经慢慢淡化，他真心期待看到两岸和谐。1975年，公公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曾向中共方面发出邀请，欢迎毛泽东访问台湾。遗憾的是，大陆正进行文化大革命，他的举动，并没有得到北京的回应。
　　

1988年，公公联合其他一些国民党元老，提出“用中国文化统一中国”。《人民日报》还发表评论，称赞它是“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公公曾提出用外汇储备100亿美元的利息用作两岸交流，可惜没通过，否则今天的两岸情形肯定有所不同。

1994年，公公赠送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一幅字，云：“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至诚。”再次表达了求祖国统一的急切心情。
　　

对于大陆把陈立夫、陈果夫列为“四大家族”的一员，公公当然知道。我先生还曾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是‘四大寇’里最穷的‘寇’，但社会的估价好像很高！”公公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很正常。他常讲，中国敌对的时候常常有，但打归打，毕竟还是一家人嘛。
　　

其实他跟毛泽东、周恩来早年就认识。五四运动发生时，公公还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便知南开有个很活跃的学生叫周恩来。当年国共谈判时，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打交道甚多。毛、周跟蒋介石谈判时，指名要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背书，他们说只有两兄弟背书的话，才算话，不然食言怎么办？家里至今还保存着周恩来在国内谈判时写给公公的一封信，上面说：你们两兄弟对蒋先生最有影响力，也是我们觉得最可以沟通的。
　　

大陆第一个记者团1992年赴台湾采访时，就采访过公公。双方对彼此可能都很好奇，公公觉得以前对他有不少负面报道，他也希望让外界来看看。他很风趣地说：“你看我可以活那么久，就是等你们来看我。”他更想传达一个信息：我们不在大陆的领土上，但我们都是中国人。那次采访后他很愉快，他觉得大家对他的疑惑他可以当面解释。大陆记者对他也很好奇，他们对陈立夫养鸡、陈立夫辣椒酱、陈立夫湖州粽子更感兴趣。
　　

我近期整理很多公公的资料，发现了1992年的一份文件，上面有公公的批示，他写道：最不愿意看到两岸和平统一的人是李总统。

经国先生对我公公很尊敬，凡事都找他商量，而唯一一件他自己决定后再通知公公的事情就是挑选了李登辉。他说：“立夫哥，我已经挑好了副总统。”公公也无话可讲。1992年，还没有几个人能看清李登辉的真实意图，他已经有先见了，那时宋楚瑜、连战还都帮着李登辉呢！
　　

公公晚年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早晨5点起床，然后写毛笔字、看书。他很注意养生保健，每天坚持按摩、坚持三餐后散步按摩45分钟，这或许是他长寿的原因。

其实他早年身体并不好，中年时又患上糖尿病，能活到百岁全靠后来的锻炼和修养。我很少见他发脾气，他自己也说，每次遇到困难，他只怪自己，而不责怪别人，所以也不会发脾气。
　　

公公、婆婆并未留下多少财产。公公总是教导子女们要自食其力，陈家的生活方式跟台湾的普通民众并无两样。公公在台湾天母曾有座房子，买地和造房子的钱均由4个子女通过每月分期付款支付，婆婆过世后，公公将房子卖掉，并把卖房的钱归还给孩子们。
　　

婆婆是90岁那年去世的，她的去世对公公影响很大，作为晚辈，我们对公公的照料自然更加细心。但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次，他要出远门，我头一天替他收拾好所有行李。晚上我偶然发现，他把箱子的东西全部拿出来，自己重新收拾。我很不理解，问他为什么。他温和地笑笑说：我自己能做的，我还是想自己做。原来他担心直接拒绝我的帮助，会让我不高兴，于是只好自己“偷偷”收拾。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老年人，并不要以为替他处理一切事情，便是为他好。
　　

公公重返台湾后，一住就是30年。台湾的政治环境让他一天天无奈，那些旧相识也一个个地离去。公公组织了一个“老人会”，原本80岁的老人才能入会，后来老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公公就将入会标准降低到60岁。只要有走的老人，公公都亲自到殡仪馆去送行。
　　

1997年3月是蒋夫人宋美龄的百岁大寿，因为很多人都想到美国去看她，蒋夫人希望由公公出面组个“祝寿团”去美国参加她的百岁寿宴，但公公决定自己单独去探望她，不去抢那个风头。

他说：“我这一生看得太多了，还是让喜欢做这事的人去做吧！我去看望朋友，我亲自去就代表我的诚意了。”

那一年是我陪公公去美国，在蒋夫人纽约长岛的房子里，坐下后，大家忽然发现公公左边耳朵重听，蒋夫人正好右边耳朵重听，于是赶紧给两位老人调换了个座位。看着两位世纪老人用上海话亲热地交谈，我感慨万千。两个人共同的朋友、有着共同回忆的人基本上都去世了！
　　

2001年2月8日，公公在台中去世。他的一生，为后人留下了不尽的话题。

本文选自《沙盘上的命运》，李菁／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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