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历史更重要的功用在于“启蒙”
1990 年到 1994 年，我在大连的一所大学里读财经专业。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一般都快十一点起床，洗漱完毕后就直奔食堂去吃午饭。当然，不只我一个人如此，我们寝室里的哥们平均旷课率都高达百分之八十。
毕业的那一天，我基本想不起自己学了些什么，虽然曾经得过几次奖学金。但是，大学时光还是值得纪念的。四年里我呆在大连市图书馆的时间比我坐在教室里的时间要多得多。
白云山路幽静山谷里那座巨大而优雅的米黄色建筑在我的记忆中依然清晰。大约 1991 年前后，我在那里读到了这样几本书：
格鲁塞的《草原帝国》、黄仁宇的《万历十五 年》、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史》。
这几本书引起了我对历史的兴趣。伟大的学者们讲述历史的声音听起来那样迷人，看看《草原帝国》的作者是怎样开始他的序言吧：
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他们的名字广为人知。
西方编年史家和中国的或者波斯的编年史家对他们的叙述使他们名扬四海。这些伟大的野蛮人闯入了发达的历史文明地区，几年之内，他们使罗马、伊朗或者中国瞬间化为废墟。
还有《万历十五年》那洋洋洒洒的开头。这种散文式的叙述改变了我对历史的印象。
中学时代，历史是我最讨厌的课程之一。这门本来可以非常有意思的学科被编成了一种单纯用来折磨学生的东西。
干巴巴的事件概述、年份、地名、意义，被用来做填鸭的饲料。这种教育方 式，就像把一盘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好菜冷却、风干，分解成各种原料：维生素、糖、盐、味精，让你一样一样地吃下去。
我想象不出有什么事能比这更愚蠢。而大部分学术著作也好不到哪去。我认为，学问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好玩”。
使我常常奇怪的一件事是，为什么学问到了某些学者手里，就单调呆板，变成了概念、意义、材料的集合；而有些洋鬼子们的学术名著，却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甚至眉飞色舞、神采飞扬。
中国很多学者的研究往往包含了比西方学者多得多的目的：政治、意识形态、职称，可是唯独缺少了一项：兴趣。正因如此，绝大部分读者眼中的历史面目可憎，就让那《二十四史》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并且佶屈聱牙去吧。
无怪乎一提起历史，许多人都敬而远之。然而，大学时代开始读到的那些好书告诉我，历史是个好玩的、多姿多彩的甚至迷人的东西。甚至，我要说，我所看到的历史是一个活着的海洋，而不是一片干枯的标本；是一位性感的姑娘，而不是干瘪的老太婆。
历史是戏剧，是诗，是音乐。如果你机缘巧合，踏进了历史这座旧仓库，你常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有人说，中国历史与其说是一个记录的过程，不如说主要是一个抽毁、遗漏、修改、涂饰和虚构的过程。但是，再高明的修改和涂饰都会留下痕迹，沿着这些痕迹探索，把那些被神化或者鬼化的人物复原为人的面孔，这实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历史比小说更好看，因为即使是最杰出的小说家，也只能活一生，他的经验无疑是有限的。而历史这个壮观的剧场，却给了人性的复杂性以无穷无尽的展示机会。任何一 个作家极尽想象力，也写不出历史这样精彩的剧本。
正是这些好书让我开始从事历史类的写作。有些读者称我的作品为“翻案文章”，称我的写作是“颠覆历史”。我想，他们不过是借用了这个熟悉的名词而已。
事实是，愚蠢的、不近人情的叙述方式过于泛滥，因此，一个稍稍正常的声音听起来也许就更引人注意一些。
如果说“颠覆”，我想，我颠覆的是接近历史的心态。我接近历史中那些“鬼”或者“神”时，并没有心怀恐惧，我坚信他们不过是“人”。
作为一个曾经被历史教课书折磨的学生，我经常站在“普通读者”的立场去考虑我的写作能否在传达见解的同时，给读者带去阅读快感。我一直十分尊重读者们把历史讲得轻松、好玩、有趣的要求。
因此，我的写作过程既是坚持用自己的声音说话的过程，又是千方百计、 殚精竭虑地讨好我的读者的过程。打个比方，历史事件在史书中已经被风干，成了脱水食品。我的努力就是给这些食品浇一壶清水，让它们又一次翠绿可人。
我坚信，面对“普通读者”，并不妨碍我写出有份量的好东西，或者说，更有助于我写出好东西。我在写作中掺杂了小说式、历史报告文学式甚至心理分析式的写法，有意识地强调了情节的大开大合，努力使叙述流畅，使语言富于力度，试图带给人小说式的阅读快感。
“历史比小说更有趣”，我想做到的就是这一点。小说的细节毕竟要靠作者有限的生活经验和有限的想象力，因此站在现世的角度观察人性，只能看到一隅。而历史提供的细节则要丰富传神所多。
可以说，历史就是上帝所写的一部小说，因此，历史所得出的结论无疑会更震撼人心。
几年前，读书界兴起一股“历史热”。这股热应该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培养起来的历史爱好者，对历史的兴趣也许会贯穿他们一生。
在很多国家，历史热是一直存在的，历史类图书经常会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在美国，可以让公众完整地了解过去，但又没有因迎合大众而丧失史学写作的品质和品味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
美国有两个奖项在历史学家圈中影响很大：一个是著名的普利策历史类奖，另一个就是历史悠久的班克劳夫特奖，为美国历史类图书最高奖项。
美国有一种“公共历史学者”，英文称谓是“public historians”。公共历史学者本身也是学院派出身，受过严格和良好的专业学术训练。只不过他们面对的对象是大众和其他专业人士，他们讲的不是所谓的 Popular History (大众史学)，而是正经的、严肃的历史知识。
我想，中国以后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目前，在中国社会，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科班的或者自学成才的大众历史作者还占据着“压倒性的多数”。
目前的大众历史热潮中，存在以下几类作品：
一是我和吴思先生这一类。在目前的大众历史热中，我想我和吴思先生的共同之处可能会多一些，那就是我们都更多地关注历史的“启蒙作用”。
二是当年明月、易中天先生这一类。他们在轻松愉悦中普及历史，功不可没。这一类作品读者极其庞大。
三是借历史热传达负面文化价值的作品。这很令人警惕。比如一系列帝王戏、历史剧，都是将当前现实中百姓关心的各种社会热点问题改头换面移植到剧情中，然后借用明君贤臣的力量将这些问题一个一个解决。
这些作品明显表现出对人治的好感，对权力的崇拜，对帝王权力的信任。希望康熙“再活五百年”，说汉武帝“燃烧自己温暖大地”，这是毫不掩饰的“文化献媚”，我为这些人感到羞耻。
对我来说，历史写作更重要的功用在于“启蒙”。我清楚地知道，大部分读者不仅需要“史实”，更需要“史识”，或者说“思想含量”。这种“史识”不是指史书中那些可以供我们“经世济用”的“权谋”、“方略”、“管理”，而是更深一层的东西。
永远不要低估大众的需求品位，特别是不要低估这种需求的意义。历史是记忆，更是反思，一个不会反思、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由历史塑造的。今天社会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正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是也。如果不读懂中国历史，你永远不会懂得中国现实。
只有与当下结合起来，历史才真正有意义。因为通过阅读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回望来路，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定位我们这个民族的坐标，更清楚地判明民族的前途。
这不仅仅是“肉食者谋”的事，因为只管低头拉车，不用抬头看路的幸福时代已经过去， 每个人都有责任为我们生活的共同体出谋划策。
自从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等书出版以来，我平均每天都要收到两到三封普通读者的来信。这些来信中，不乏认真、成熟的思考，有的思考成果让我深受启发。
由此我认识到，因为历史学术的表述形式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史学家们的思想成果很难为大众所分享，由我们这些“业余写史者”用通俗的方式来传达“史识”就更加重要。
大众历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把埋藏在图书馆和学者书斋中的历史知识转化为可供大众享用的公共文化产品。它应该带给公众一种新的观察历史的角度，激发公众对历史的关注，并在一个广大的、比较的历史背景下来思考中国的现实。
我十分愿意做这样的事。
虽然从事的是通俗历史作品的写作，但是我认为历史写作一定要，或者说要竭尽全力做到提供史料的真实可靠。
我的作品，结论也许让人感觉新鲜、另类， 富于颠覆性，但我所依靠的是可信度经过严格考验的历史材料。
作为“非专业”的历史类读物写作者，许多探索当然是站在他人的研究成果上进行的。幸运的是，这几年来， 我能越来越多地看到有性情、有风骨、有真知灼见的学术作品。
许多优秀的作品对我都有帮助。同时，别人消化过的史料毕竟不能完全适合我的需要，我还不得不大量搜寻使用第一手的原始资料。
中国历史史料的丰富在世界上罕有其匹。特别是大量野史的存在，给作者们使用史料带来了一定难度。所以，我在使用史料时分外小心。
我每写一个人，会尽量收集到所有与他有关的史料，并把多种资料进行对比，从来不会使用那些涉嫌夸张、穿凿的小说化的野史，虽然也许它们对我塑造人物很有用处。
“历史比小说更好看”，张宏杰有资格这么说，其历史书累计销量已超过300万册，影响遍及学术界和文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