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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著名历史学者王学泰先生是中国游民文化问题的专家，“游民文化”与“潜规则”（吴思）、“士文化”（余英时）并称为中国当代三大人文发现。
他认为，游民、游民文化、游民意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以至今天，这种文化与意识几乎仍然存在于每一个中国人身上。李慎之先生称他的研究“发现另一个中国”，并不为过。
▍中国游民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却一直被我们忽视
杜亚泉先生可能是最早关注游民的学者，他在1919年发表的《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中谈到：
我国的知识阶级，向来有两种性质：一种是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于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之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往往同一个人，拂逆时则显游民性质，顺利时则显贵族性质。
鲁迅提出过“三国气、水浒气”的流行，写出了游民的典型阿Q。闻一多先生也曾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但在此后，很少有人再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不引入“游民”这个概念，很多古代文学作品就讲不通
我从80年代中叶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不引入“游民”这个概念，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些大悖人情的描写难以得到完满的解释，它们所反映的社会情态也很难为普通人所认同。
例如，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明成化年间刊刻的《花关索出身传》，一开篇就写到刘备、关羽、张飞三人，一见如故，对天设誓，打算今后干一番大事业。
刘备对关、张二人说：“我独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
关公道：“我坏了老小，共哥哥同去。”张飞道：“你怎下得手杀自家老小？哥哥杀了我家老小，我杀了哥哥家老小。”刘备道：“也说得是。”
于是关、张二人约定互相杀光对方的家属。
张飞跑到关羽老家，杀死了关家大小十八口，只是因为不忍心，才带走了已经长大成人的关羽长子关平，放走了怀有身孕的关羽妻子胡金定，后来胡金定生下小英雄关索。关羽杀了张飞的全家。
办完这些事后，弟兄三个便登程，替天行道作将军。
这个残忍而古怪的故事，大悖于华夏民族自古以来重视家庭的传统观念。如果把它说成是要造反之前的农民的想法，更是难通，因为农民更为重视家庭，追求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与温馨。而且，农民多是聚族而居，不是谁想灭掉自己的全家就可以灭掉的，这是会震动整个宗族的。
这种把家庭看作干“大事业”的累赘，必须清除干净的想法，反映了沉沦在社会底层的游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铤而走险之前的独特的心态。
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是游民出身，他不许与之无关的女人进入其营地。当遇到被包围或其他困难时，先要杀掉老羸妇幼以保存自己。直到民国时期，那些落草为寇的土匪，仍然是蔑视女人，视家庭为累赘，哪怕匪首是女子的也多采取这种态度，完全没有女人对家庭的眷恋。
土匪是个男性世界，女人只是消遣对象。这正像描写解放前上海帮会生活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黑帮老大所说的，“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一样。
元明之间江湖艺人所撰的杂剧《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剧中写到亡命江湖的关羽与卖肉的屠户张飞相识之后，在街头又碰到长相奇异的刘备，于是便邀请他一起饮酒。酒后刘备醉卧，有赤练蛇在他的七窍中穿来穿去。
关羽对张飞说：
兄弟也！你不知道。这是蛇钻七窍，此人将来必贵也。等他醒时，不问年纪大小，拜他为兄，你意下如何？
只是因为刘备“将来必贵”，为了沾点光，也不管他的年龄大小，便拜之为兄的做法，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不论是在有权有钱的人群中，还是在平民百姓当中，都会被认为是丑恶的势利眼的作风。也许有些人持这种想法或实际上这样去做，但他们决不会公开地承认和张扬。
此剧的作者则不仅对此大加张扬，而且让它从后世被尊为“武圣人”的关羽口中说出。
这种思想意识与这样不讲究文饰的作风，是传统社会里具有一定位置的人所不能为或不敢为的；它只能出于在社会秩序中丧失了一切，已经没有了角色位置和角色意识的游民群体。因为，他们当时关心的只是生存。
有些研究者也发觉了这些情节的古怪，但不能对它做出合理解释。只是说民间艺人“常会有些匪夷所思的想法”，而不知道这些艺人的想法是与他们独特的社会地位与生活经历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个道理，虽然人们谈得少了，但它还是万古长新的道理。
▍武侠的流行，也是游民思想的结果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武侠小说风靡全国，特别是金庸的作品。上起高级官员、高级知识分子，下至平民百姓，无不爱不释手。数学家华罗庚把武侠小说誉为“成年人的童话”。此语“一锤定音”，为武侠小说争得了合法的地位。武侠小说流行以后，“江湖”一词便活跃在人们的口头。
如果我们不从游民和游民文化的角度考察这些问题，就会把武侠小说看作是无中生有，看作完全是作家头脑中想象的产物，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
实际上自宋代以后，由于人口的激增，游民群体的形成，游民的生活空间自然而然构成了一个与主流社会相抗衡的隐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也逐渐形成了它所特有的运作规则与行为方式，并且它也与主流社会存在着互动关系，对中国近千年的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如果我们不从游民特性以及他们的生活实际，去考察自《水浒传》到当今的武侠小说中所描写的“江湖”生活，那么就不能恰如其分地评价武侠小说的流行。
自宋代以来，由于话本、小说等通俗文艺作品的普及，游民的思想意识也通过通俗文艺作品散播到一般民众中去，许多不是游民的中国人的灵魂中也活跃着游民思想。它与儒家意识和道家意识构成了中国的思想传统，应该说是极其可悲的。
▍中国游民的代表：从朱元璋、阿Q到韦小宝
朱元璋
朱元璋是个“盗贼圣贤兼而有之皇帝”。他出身于贫苦农民的家庭，当过游丐和游方和尚，应该说是个典型的游民。他经历多，对人间社会的情伪利弊有较深刻的认识，因此，他登上帝位以后，臣民们很难欺骗他，他能够游刃有余地驾御比他英勇果敢、比他有谋略有文化的文臣武将。
从游民到帝王，朱元璋的地位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思想意识却有许多重叠之处。两者都是最关注现实的眼前利益，缺少超越性的关怀。
游民是生活窘迫，万不得已，不关心眼前则不能生存；帝王之位则是众目所瞩，更是明争暗斗的焦点，帝王要时时刻刻看住自己的皇位，他们也不能超脱，只能喜怒无常。正是基于利益的短浅性，游民、帝王所采取的手段都容易趋向极端，并且迷信极端性的手段可以解决问题。
从这个角度，我们便很容易理解朱元璋登基之后采取严刑峻法、极端专制的治国之术，以及他屠功臣、用酷刑的残忍手段。
阿Q
阿Q这个形象的代表性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争论了有数十年之久。从“中国人品性的结晶说”、“人性的普遍的弱点说”到“‘革命的’或‘落后的’雇农说”，几乎各种奇谈怪论都使用过了，而单单遗漏了一种最平实、最符合实际的分析，就是阿Q只是一个流浪于城乡之间的游民的典型形象。
他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确定的住所，没有家庭，更没有宗法，甚至连自己姓什么都拿不准。这不是典型的游民吗?至于他的思想意识为什么具有“国民性”，那是因为游民意识泛滥的结果。
韦小宝
《鹿鼎记》里的韦小宝，是自阿Q之后又一个游民的典型。他的妈妈是扬州丽春院的妓女，不知其父为谁，在扬州妓院长大成人，养成一派游民习气。由于偶然机遇被任命为天地会青木堂香主。
他是一个福将，一生无往而不通。这个单枪匹马的小流氓因为没有任何内在的约束和外在的规范，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干，也可以随着机缘而变，因此，他的成功率极高。那些严谨遵守儒家价值观念的人们却一事无成，哪怕他们有出众的武功和严密的组织团体，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天地会内的英雄好汉、特别是总舵主陈近南受到许多原则的束缚，既有儒家伦理，也有江湖道义。他有所为，也有所不为，这种戴着镣铐的奋斗最终不免要以失败的命运告终；韦小宝生在妓院，长在皇宫，用作者的话说：“妓院皇宫两处，更是天下最虚伪、最奸诈的所在。韦小宝浸身于两地之中，其机巧狡狯早已远胜寻常大人。”
韦小宝克敌制胜，靠的是诸如欺骗说谎、窃听盗窃、哄骗讹诈、撒泼耍赖、溜须拍马、出尔反尔等等流氓手段。这些看似下流，但是它们也如煌煌典籍一样都是专制制度的产物。
当然，它们出现时还是顶着各种美名的。只要这种文化背景存在，韦小宝们还会一代代繁殖生长。
有人说韦小宝是“中国人的镜子”，因为他和阿Q反映了中国人性格的某些本质方面，如缺少原则性和适应环境的能力等。如果说阿Q这个形象诉说的是中国人失败的一面的话，韦小宝这个形象诉说的则是中国人成功的一面，虽然这种成功并不值得今人赞美。
金庸在塑造这个形象时突出了其“可爱”的一面（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等人，感受更多的可能是“可憎”），这反映了作者和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一样，深感所属群体的懦弱，从而看到游民对于主流社会的叛逆乃至于反抗，并由钦佩到羡慕，甚至有鼓励他人群起而仿效之意。作者似乎不太介意游民的手段，殊不知手段的进步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本文摘选自《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山西出版社，2004年1月。著作者王学泰（1942-2018），1942年12月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被划成“反动学生”，劳动考察3年。
1971年被分配到房山教书，因为将一本预言书《推背图》与江青联系起来，被借书的人揭发，1976年7月被判13年徒刑。所幸“四人帮”同年被打倒，他只坐了三年牢就被释放了。在监狱，他看到过最好的人，也看到过最坏的人。“监狱就像进了澡堂子，人的好坏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先学文，后治史，王学泰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读书是他最大的嗜好。他生前不止一次说“平生没有什么嗜好，只是喜欢读书，也可以把读书看成我唯一的嗜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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