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朝鲜战争发动者的问题，目前学术界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这场战争是在苏联的同意、支持和帮助下由朝鲜北方发动的。[1] 现在需要集中讨论的是，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立场是怎样的，面对金日成和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做出了什么决策，是怎样做出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就抱定了实现民族统一的信念，其宪法（第103条）规定的首都不是平壤，而是汉城。[2] 至于统一的方式，虽然宣传上一直讲和平统一，但金日成知道，只有通过军事手段才能实现自己的宏伟大业。1949年3月访问莫斯科时，金日成对此就有所暗示，但斯大林明确指出，统一只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只有在南朝鲜首先发动进攻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反攻。[3] 避免在亚洲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这是斯大林战后的一贯方针。1949年4月底，金日成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中国。根据毛泽东向莫斯科的通报，在这次会谈中，朝鲜人表示担心南方会在美国撤军后，借日本的帮助进攻北方，希望中国提供援助。毛泽东表示，如果日军侵入朝鲜，中国将迅速派出精锐部队援助，但“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因为中国的战事尚未结束，主力部队都在长江以南，无法帮助朝鲜。不过，为了加强朝鲜的防御能力，毛泽东同意让林彪军中的朝鲜族部队去朝鲜加入人民军序列。[4] 几个月后，金日成向苏联人承认，毛泽东当时认为“北方现在不应采取军事行动”，因为“这在政治上不利”，而且“中国朋友正在忙于自己国内的事，不会给他们有力的帮助”。[5]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表示不支持朝鲜采取武力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直接的理由是中国无法提供及时的帮助。
1949年8月，即美军撤出朝鲜半岛两个月后，金日成正式向苏联驻朝大使提出了进攻南朝鲜的问题。[6] 尽管在苏联使馆碰了壁，金日成还是提出了一个夺取瓮津半岛的作战计划，试图先从局部作战开始。[7] 9月2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并通知北朝鲜，否定了他们的军事进攻计划。[8] 金日成并没有灰心，又返回头来找中国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以后，金日成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俄国学者А.М.列多夫斯基告诉笔者，毛泽东把这封信转给了斯大林，并在10月21日的电报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9] 斯大林在回电中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答应“将依照这一精神向朝鲜朋友提出我们的劝告”。[10] 俄国档案显示，直到1949年11月底，苏联领导人反复电令驻朝鲜的大使和军事顾问，要尽量阻止三八线附近的局势复杂化，更不能让朝鲜人挑起事端。[11]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在当天举行的中苏两国领导人会谈中，斯大林和毛泽东一致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只要苏中两国“齐心协力，和平就能够得到保障”。[12] 12月24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举行了第二次正式会谈，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亚洲各国共产党的问题。[13] 尽管在目前中俄两国解密的档案中均未见到关于这次会谈的材料，不过据师哲回忆，斯大林在莫斯科曾对毛泽东说，金日成很年青，也很勇敢，他想对南方采取行动，但他过高地估计了有利因素。毛泽东说，他只听得进打的意见，听不进不打的意见，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帮助小金。[14] 这里所说的“帮助”，并非支持北朝鲜发动进攻。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56年对尤金和米高扬都曾谈起，他在莫斯科时对斯大林说过：朝鲜的情况不是北边进攻南边，而是南边要进攻北边；问题是北边要保持主动，时刻有所准备。斯大林当时表示同意这个看法。[15] 还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外交官告诉笔者，他在去朝鲜赴任前曾到外交部档案馆查阅有关文件，发现了一份文件，是毛泽东访苏时与斯大林谈话的记述，内容大概是毛、斯都对金日成的做法表示不满，斯大林说，这个人太年轻，没有经验；毛泽东提议，是否可以找一位更有经验的同志替代他；斯大林没有同意。笔者判断，这里说的，应该都是12月24日的谈话内容。理由是，毛泽东访苏期间总共与斯大林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其他两次会谈（1949年12月16日和1950年1月22日）的记录均已公布，没有直接谈到朝鲜问题。据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回忆，1950年1月下旬斯大林与毛泽东还有一次小范围的谈话，讨论关于应对艾奇逊演说的问题，也没有涉及朝鲜问题。[16] 此外，即使存在秘密的私人会见，中方也不可能保留文字记述。无论如何，直到1949年底，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一致意见都是不赞同朝鲜发动一场战争。而此时的金日成已经无法按捺心中的郁闷和苦恼，他在1950年1月17日一次小型午宴上，借着酒劲儿向苏联大使什特科夫抱怨莫斯科阻止他实现祖国的统一，并扬言要面见斯大林，如果斯大林不见他，就去北京找毛泽东。什特科夫报告了这件事，但斯大林十几天没有做出反应。[17] 1月30日，斯大林突然电告平壤，他随时准备接见金日成，并愿意帮助他，还提醒说：“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行动，是需要充分准备的”。[18] 2月2日又补充指示：此事不得告诉“任何其他北朝鲜领导人和中国同志”。[19] 在这里，斯大林为了保障苏联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20]，突然改变了主意，准备为朝鲜开放绿灯。
4月8日金日成秘密抵达莫斯科，在大约半个月的时间里，苏朝两国领导人详细讨论了有关对南朝鲜发动进攻的各项事宜，斯大林批准了金日成提出的战略部署和作战计划。最后，斯大林提醒金日成，此事还应该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因为他是亚洲革命的领导人，而且“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必须请求中国“提供所有的帮助”。金日成于4月25日返回平壤后，战争的准备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21]此时，毛泽东还蒙在鼓里。5月3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说，金日成来过莫斯科，会谈的情况“将于日内向您专门通报”。[22] 但苏联并没有做进一步的通报，而是金日成一行于5月13日来到北京。在当晚举行的会谈中，金日成通报了莫斯科之行的结果，说他已经取得斯大林的完全支持，还夸口两三个月就能解决问题，但这件事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毛泽东不相信斯大林会突然转变立场，要求向莫斯科核实。[23] 夜里11点半周恩来赶到苏联使馆，提出毛泽东希望得到斯大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并“请求速速回电”。[24] 第二天下午，苏联大使罗申向毛泽东递交了斯大林的回电：“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苏联领导人“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但“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25] 看过电报后，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在15日与朝鲜领导人的会谈中，毛泽东解释说，他原来打算在解放台湾以后再帮助朝鲜实现统一，但既然朝鲜已决定现在就打，而这又是中朝共同的事业，那么中国同意朝鲜先采取行动，并准备给予必要的帮助。金日成表示感谢，但声明朝鲜不需要中国的帮助。[26]这就是中、苏、朝三国领导人关于发动朝鲜战争大体的决策过程。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朝鲜是最积极主动的，苏联中途改变了立场，而中国是在最后一刻表示支持的。[27]上述史实证明，在发动战争的问题上，是朝鲜和苏联一起绑架了中国，而毛泽东则很不情愿地接受了一个既成事实。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我多次说过，不可以打，应该估计到帝国主义会干涉。但金日成“已经决心打了”，斯大林也同意了。既然两国已经同意，“我坚决反对，也是不行的”。[28]作为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从国家利益出发，自然不愿意朝鲜发动战争，但作为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成员和亚洲革命的负责人，他又不得不遵从莫斯科的意愿，不得不照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利益。对于中国而言，这与其说是自己做出的决策，还不如说是被迫的选择。
注释：
[1]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有详细介绍，参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2] 朝鲜中央通讯社：《朝鲜中央年鉴》，1950年版，第11页。[3] 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1949年8月12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5，д.775，л.102-106，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 годов，Москва：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00，с.30-31。[4]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5日，АПРФ，ф.3，оп.65，д.9，л.51-55；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49年5月18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9-61。[5] 通金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9月14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 059a，оп.5a，п.11，д.3，л.46-53。[6] 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1949年8月12日，АПРФ，ф.3，оп.65，д.775，л.102-106，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с.30-31。[7] 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1949年8月14日，АПРФ，ф.3，оп.65，д.775，л.108-111，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с. 31-32。[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1号记录摘录，1949年9月24日，АПРФ，ф.3，оп.65，д.776，л. 30-32。[9] 笔者1996年7月31日在莫斯科对А.М.列多夫斯基的访谈。[10] 葛罗米柯致科瓦廖夫电，1949年11月5日，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3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藏，2004年，第375-376页。该电报的草稿（10月26日）见АПРФ，ф.45，оп.1，д.332，л.47-48，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92-93。[11]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206-207页。[12]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9-17。[13]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8页。[14] 笔者与在1996-1999年间与陈兼教授的多次谈话，他曾在90年代初住在师哲家中对其进行采访。[15] 尤金致莫斯科电，1956年4月20日，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WICS） Digital Archive Record ID：113651；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个人收藏）[16]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55-457页。[17]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1月19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62-65。另参见Волкогонов Д.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Огонёк，1993，№26，c.28-29[18]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月30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70。[19]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2月2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12，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с.56。[20] 关于斯大林同意朝鲜发动战争的原因，笔者推断与中国要求苏联归还旅顺、大连和中长路有直接关系，因为其结果将使苏联失去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从而破坏斯大林设计的苏联战后远东战略。而如果此时东亚地区出现危急局面，中国按照协定就不得不同意苏联继续使用旅顺港和中长路。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247-252页。[21] 参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214-218页。[22]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年5月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4。[23] 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p.112、263；Sergei N. Goncharov，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46-147.[24] 罗申致外交部电，1950年5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2-53。[2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0年5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5。[26] 参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222-223页。[27] 关于这一点，俄国学者的看法完全相反，他们认为斯大林是在北京和平壤的双重压力下才最终放弃原来的立场的。参见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с.93-94；Самохин А.В.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ланы И.В. Сталина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Власть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на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2010，№ 3，с.104。[28] 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个人收藏）[29] 德·沃尔科格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第2卷，张祖武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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