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杰出人物而不爱惜的民族，是可悲的

kuang 吃果读书 2021-09-14

2016年杨绛先生去世时，关于知识分子的犬儒与公共担当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余波延续至今。

一边以旅美学者徐贲老师为代表，强调知识分子的“公义”。在他看来，知识分子除了智识上的责任之外，更重要的是道义上的责任，即面对不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而不是保持沉默。

另一边以著名历史学者张鸣老师为代表，认为知识分子在恶劣的环境下保持沉默可以理解。张鸣老师写道：“当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以人民的名义讨伐异类的时候，要求知识分子履行抗争的义务，其实根本不现实。”

抗争或是沉默，是那个黑暗时代两类知识分子的写照。除此之外还有两种，一种是追随主流的知识分子，另一种是被迫趋附的知识分子。

抗争的知识分子值得钦佩和铭记，沉默的知识分子也可以理解和同情，但是后两种知识分子却鲜为后人所提起，他们的一些经历虽有无奈，但终究不够光彩。

然而，正是这些“不光彩”的知识分子共同构筑了那段历史的一个侧影，一个我们只能站到阴影中才能看清的历史原貌。

▌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今天问一个中学生：你都读过什么文学作品啊？相信对方能够列举出许多我们听过或者没听过的名字。

但是要问一个1970年代初的中学生都读过什么，他可能只说的出：浩然。

作家：浩然

浩然是那个时代“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中的那个作家，很受重视，他的一些作品也是为了政治需求才完成的。

除了政治意义上的走红，浩然清新的笔触，以及对当时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细腻刻画也赢得很多年轻人的追捧。

作家陈徒手在他的非虚构作品《人有病，天知否》中说道，浩然的文字“浸入我们的筋骨，让我们的贫乏生活有所依傍而不陷入彻底的空洞......三卷本的《艳阳天》和《幼苗集》涂抹了我们头顶可怜的文学天空。”

然而，正因为这样的走红，让浩然在运动后面临政治上的清算，和舆论上的批判与指责。

很多人为认为浩然彼时太过嚣张，太过得意，对那些老资格的作家毫无尊重和敬意，看不上剧作家杜印夫妇，认为端木蕻良历史复杂，还觉得骆宾基“不干净”......

但是陈徒手在爬梳档案和历史，并对亲历者采访后发现，那时的浩然其实是股难得的“清流”。他从不刻意整人，哪怕上头有压力，他也是真真假假跟着吆喝一下了事。而且在运动前，他已经尽力保护很多老作家，比如老舍先生。

在陈徒手看来，浩然只是一个纯粹的作家，他无意往上爬，只是“本分地折腾写作的事情”，“他无意有意间守住了一个做事的底线。”

浩然晚年拒不为自己在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道歉，他说“尽管有些遗憾，但是我从未对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它们真实地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

浩然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人共用的一个符号，每个人都能从他那里找到过去的碎片。陈徒手说：“我们可以批判、可以指责、可以反思，但当年围绕浩然所形成的一个历史场，对人们的熏陶和指引却是难以磨灭的，它是一种能够深入骨髓的东西。”

▌冯友兰：个人挣扎史

陈寅恪先生曾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被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与之相反，“曲学阿世”，却是对一个学人最深的鞭笞。

那个混乱时代，很多知识分子要么为了自己的野心，要么被迫，都走上了“曲学阿世”之路，其中就有中国哲学界泰斗冯友兰。

冯友兰，字芝生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中国哲学史》，哪怕没有读过，也都听说过。这本书是哲学路上无法忽视的著作，也是现在中国哲学史体系的建立基础。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大师，其个人经历，尤其是在政治上的选择，却和他的学术成就完全不相匹配。

冯友兰先生曾因其左倾思想，被国民党逮捕过。他并没有上演一出可歌可泣、宁折不弯的英雄故事，而是很快妥协，甚至多次接受国民党方面的宴请，主动为其写文章歌功颂德。

冯先生是中国“新儒家”的代表，但是却在特殊年代成为了批林批孔的先锋。他登报否定自我，说自己之前的书是错误的，全盘否定了自己之前所有的成果，甚至说自己过去的学术著作都是"没有半点价值的"。变脸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文人本应以笔为刀，为良知而战。冯先生的笔却变成了那个时代政治斗争的枪，大写歌功颂德之词。

冯先生几十年来不知被扣了多少顶“反动”帽子，几番陷入落魄、无援的境地，却还能诚恳检讨之余一再反批评、再三与人“商榷”。

胡适先生痛批冯友兰：“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注：冯友兰，字芝生）

冯友兰做了一辈子“不倒翁”，却终将难以摆脱不堪、悲怆的底色。

面对不容置疑的新时代思想体系，冯友兰先生碰壁多次。比如，他试图用韩非子来表达自己对新思想的理解，结果却被更加革命的年青一代反驳的说不出话，只能一遍又一遍检讨自己。

陈徒手说：“在跟进新时代的潮流时，像冯友兰这些旧式教授很快明白自己无力的处境，在斗争恐惧到来之时，只能是头脑简单地随波逐流，必然要放弃抵抗，欲迎欲合，以求得一份安身立命顾家的生存条件。”

▌脊梁是如何弯曲的

政治哲学学者汉娜·阿伦特曾提出过著名的“平庸之恶”（或恶的平庸性），她认为：不思考使人成为他们那个时代罪大恶极之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浩然和冯友兰这样的文人都可以算作“平庸之恶”。但是在“平庸之恶”背后，操控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却是更大范围的“恶”。

一个人的脊梁若是发生侧弯，从他的体态和走路姿势很容易就能看出来；但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脊梁若是弯了，是很难看出来的。

透过这些老作家、老学者在特殊年代的经历，看到整个社会的病灶，是作家陈徒手的意图，也是我们今天回溯那些痛苦故事的目的。

当然，陈徒手写书的目的并不是为这些老人过去的错误翻案，而是透过更详实的史料，让人们看到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了什么。

同时，在知识分子风骨集体萎缩的年代，陈徒手还想展示他们残存的美好和善良的一面。比如沈从文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厚重书写，比如老舍先生对新时代的昂扬热情。

郁达夫曾说：一个民族没有杰出的人物是可悲的，有了杰出的人物而不知爱惜，更是可悲。

我们总感慨我们出不了能获得诺贝尔奖那样的精英，但若是真出了如此精英，是否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呢？

陈徒手老师做客先知书店签名

为此，吃果读书诚意推荐陈徒手老师的《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

特殊年代的精神札记：真实再现特殊年代中国文坛的真实“剧变”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程，见证荒谬时代和政治对人性的扭曲。

作家王蒙说：“作家的戏剧性经历后隐藏着的是中国社会变迁史，也是人性的证明。陈君的文章就是当代中国的重要的人证。读着读着‘于无声处’听到了惊雷。”
一手档案，真实记录：书中所用史料是陈徒手老师历经数十年在档案馆中徒手抄来的几百万字整理而成，并结合对历史亲历者的访谈和口述记录。

陈徒手老师说：“我文章里95%以上的史料都是不为人知的、经我过手的第一手素材。”
绝版复活，亲笔签名：因史料太过震撼，题材又太过“特殊”，陈徒手老师的这两本书历经多次消失重印，再版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