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明明是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

明明是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

文：熊培云

前不久看到一个笑话：一位苏联人移民去美国，行李箱里放了一张大幅的斯大林肖像。过海关时人问他为什么带这个，他的回答是：“这玩艺是我用来治思乡病的，一看到它我就不想回苏联了。”

生活充满了笑话，但生活从来不像笑话那么简单。说到思乡病，虽然有些内容未收录进来，相信读者还是会从本书中找到某种浓烈的怀旧气息。

有读者可能会问，你为什么没有对“农民素质问题”进行批评，没有对农村生活进行批评，而更多抱以同情的态度，是不是因为某种怀旧情绪而美化了过去的经验？

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我承认，其实我的童年过得一点也不好，我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幸的人。关于这一切，容后再叙。尽管如此，我也不会做出“绝不回故乡”的决定，我还是愿意看到并记住生活中美好的一面。

有人不是说过吗，我们怀念过去不是因为过去有多美好，而是因为我们年轻。在那个时代我们与世界的初恋刚刚开始，我们体会并记住了那一切。人生若只如初恋。

这种同情的态度并没有影响我关于现实的判断。具体到农民素质问题，年少时的农村生活经历告诉我，农民并不愚昧，只是艰辛。而且这种艰辛应该归咎于时代，而非“农民素质”。

小堡村的上一代农民，比如我的父母，由于年轻时没有继续上学的条件，也没有机会在乡下自学成才，他们不得不终日与泥土和粮食打交道。虽然辛苦，但是和许多农民一样，他们将自己的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生养了几个孩子，而且让孩子们都读了书，念了大学。

他们没有机会和能力参与这个国家的管理，但只要他们是自由的，只要政府能把五十年代收走的锅碗瓢盆还给他们，允许他们在家里做饭，只要政府能在八十年代把他们从人民公社里解放出来，准确说是把经营一个家的权利还给他们，他们就能把这个家治理好。而这正是乡村无数父母都做到了的。这样的生活值得嘲笑吗？

生儿育女，让孩子能够读书，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前程，这是许多农民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件事。生活在乡村，条件有限，樊篱重重，在此基础上考虑人生的成败得失，狭隘么？这样的时候，你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精明得像个政治家，去呼吁“一人一票，改变中国”？或谴责他们没有公共精神？

每个人的人生境遇不同，取径不同，对生活的轻重取舍不同，如果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走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便说他们“愚昧”“落后”实在是太不讲情理。更别说，劳动有分工，社会有契约，农民尽自己的本分种好田地，让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不至于饿死，已经是对社会尽了最大贡献与最大责任。

试问这天底下又有几人尽到了对农民的责任了呢？这个国家转型之所以举步维艰，不正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或无政治伦理，或无职业操守，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么？

而且，我的理性也在一次次告诉我，没有必要去讨论什么子虚乌有的农民性或者国民性问题。体现在农民身上的弱点并非农民所有，正如体现在中国人身上的弱点并非中国人所有。如果说自私自利、目光短浅、贪生怕死是农民的弱点，谁又能说这不是全体中国人的弱点，不是全人类的弱点呢？甚至包括我谈到的乡村暴力，在城市乃至各国的外交上，我们见得还少么？

在我着手写这篇后记的时候，看到这样一条微博——“为什么每个人都仇恨腐败，腐败却生生不息？因为我们恨的不是腐败本身，而是恨自己不能腐败，所以政府越腐败越遭骂越不愁招不着人。”

实话实说，对于这个强奸民意的“我们”，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我承认有些人在等腐败的机会，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多数人的心声，更不可能是全体中国人的想法。

我绝不相信“仇恨腐败”的人都想着自己腐败；我绝不相信批评强盗的人都是想自己做强盗；我绝不相信中国大多数人不是想堂堂正正过体面生活的人。正如我们反对暴力拆迁，绝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暴力拆迁；我们反对欺压农民，也绝不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条件欺压农民。

生而为人，总得有些是非观念。明明是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

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当市民不排队，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当一位老人摔倒在街上却没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法院此前的裁决没有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当海选出现混乱，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民主需要持之以恒的训练。

在我眼里，从来没有什么国民性，有的只是人性、观念与权力的作为。为建设一个可期的未来，中国需要民情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当从原因上入手，而非结果上入手。

有个现象值得一提——坚持国民劣根性论者，很少会说自己有劣根性，自己做错什么皆情有可原，皆可就事论事。只有抽象到所谓中国人或者具体到其他人时，这些人才会大谈国民劣根性。

德国人当年谈国民性，是一种种族优越主义。而在中国更倾向一种反向种族主义，即热衷于讨论本国国民如何之低劣。在这里，国民性与其说是一种反思，不如说是一种势利的宿命论。它的作用更在于自我撇清与他者归罪，客观上更为拒绝制度改造者开脱。

而我之所以不承认国民性，还因为一个民族体现于某个时代的特征，既来自古老的人性，如趋利避害；也源于观念之有无，如现代政治伦理，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否则，若国民性成立，为何同代人之间、几代人之间在对政府理解上有如此大不同？

没注意到么？在中国，一些拒绝实质性变革的政府官员会大谈中国特色，而高高在上的社会贤达大谈国民性，二者实为一丘之貉，即都是让中国人的精神矮化于人类的基本价值。所以我说，中国若要进步，现在亟需讨论的是如何搬走这两块观念上的绊脚石，理清历史与现实的脉络。唯其如此，才可能从点滴做起，诚恳应对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文章选自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后记

熊培云老师说：“以独立之志，做合群之事，以思想与良心去担当。”

熊培云老师是南开大学副教授，具备历史学、法学和传播学三重知识背景，又曾任《南风窗》记者与《新京报》首席评论员，坚持20多年，在学界的思想资源与社会舆论之间架设桥梁。

记者的敏锐视角、时事评论家的犀利洞见、思想者的清明理性以及人文知识分子的普shi情怀，共同铸就了熊培云老师自由、明辨、慈悲、温暖的文字风格。

有读者这样评价：“路见一熊，倾心而从。人们爱用“醍醐灌顶”，我不大清楚这四个复杂汉字的意思，于我而言，就是头顶上痒痒的，眼前很明爽。” 

为此，吃果读书力荐熊培云老师最具代表性的四部作品： 

• 《重新发现社会》致力于捕捉近年中国的时代精神，梳理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辨析思想与主义的多重纠葛，重建国家伦理底线，扶正gong民的权益与价值，捍卫常识的尊严。本书曾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与《新周刊》年度图书奖。

• 《自由在高出》出版以来加印三十余次。身处转型期的人们如何超越逆境，盘活自由，拓展生存，积极生活？本书被誉为“一部让年轻人成为自己的启蒙书”。 

•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熊培云老师沉潜数年的心血之作。以小见大，通过一个村庄的历史，反映现代中国百年历史的发展脉络与兴衰。

• 《慈悲与玫瑰》“致敬所有孤军奋战的灵魂”，在审视自我的同时，谈人如何与社会和他者共洽？如何获得幸福感以及生之意义？如何在逆境中自处自救并成功突围？

秦晖老师：思想自由的国度并非尽善尽美，但它恰恰恰是值得理想主义者去追求的，也只有理想主义才能突破“三个和尚无自由”的困境，建成这种“思想国”。另一方面，以实现“尽善尽美的理想”为理由去扼杀思想自由，结果只能是：只准我想，不准你想；既无“思想”，何谈“理想”？—— 熊培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熊培云老师无疑是这个时代清醒而明亮的声音之一。他写作，让思想既不悬浮于空，大而无当，也不让其沉没，而是让其成为每个人重新思考，找到自己的力量。先知书店有幸获得熊培云老师少量签名书，数量有限，感兴趣书友可尽早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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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一个时代的精神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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