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人、驴与中国文化

70年代的王小波

人、驴与中国文化

文：王小波

萧伯纳是个爱尔兰人，有一次，人家约他写个剧本来弘扬爱尔兰民族精神，他写了《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 有个剧中人对爱尔兰人的生活态度做了如下描述：“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块土，一只猪......”不知为什么，我看了这段话，脸上也有点热辣辣。这方面我也有些话要说，萧伯纳的态度很能壮我的胆。

▍插队往事

1973年，我到山东老家去插队。有关这个小山村，从小我姥姥已经给我讲过很多，她说这是1个4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全村有100多头驴。

我姥姥还说，驴在当地很有用，因为那里地势崎岖不平，耕地多在山上，所以假如要往地里送点什么，或者从地里收获点什么，驴子都是最重要的帮手。但是我到村里时，发现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村里不是40户人，而是100多户人，驴子1条都不见了。

村里人告诉我说，我姥姥讲的是20年前的老皇历。这么多年以来，人一直在不停地生出来，至于驴子，在学大寨之前还有几条，后来就没有了。没有驴子以后，人就担负起往地里运输的任务，当然不是用背来驮，而是用小车来推。当地那种独轮车载重比小毛驴驮得还要多些，这样人就比驴有了优越性。

在所有的任务里，最繁重的是要往地里送粪，其实那种粪里上的成分很大——一车粪大概有300多斤到400斤的样子，而地往往在比村子高出300米的地方。这就是说，要把200公斤左右的东西送到80层楼上，而且早上天刚亮到吃早饭之间就要往返10趟。

说实在话，我对这任务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我以为自己长得人高马大，在此之前又插过3年队，别人能干的事，我也该能干，结果才推了几趟，我就满嘴是胆汁的味道。

推了两天，我从城里带来的两双布鞋的后跟都被豁开了，而且小腿上的肌肉总在一刻不停的震颤之中。后来我只好很丢脸地接受了一点照顾，和一些身体不好的人一道在平地上干活。

好在当地人没有因此看不起我，他们还说，像我这样初来乍到的人，能把这种工作坚持到3天之上，实在是不容易。就连他们这些干惯了的人都觉得这种工作太过辛苦，能够歇上一两天，都觉得是莫大的幸福。

前排左二为王小波

▍用人送粪还是用驴送粪的经济学分析

时隔20年，我把这件事仔细考虑了一遍，得到的一个结论是这样的：用人来取代驴子往地里送粪，其实很不上算。因为不管人也好，驴也罢，送粪所做的功都是一样多，我们（人和驴）都需要能量补充，人必须要吃粮食，而驴子可以吃草；草和粮食的价值大不相同。

事实上，一个人在干推粪这种活和干别的活时相比，食量将有一个很可观的增长，这就导致了粮食不够吃，所以不得不吃下一大批白薯干。

白薯干比之正经粮食便宜了很多，但在集市上也要卖到2毛钱1斤；而在集市上，最好的草（可以苫房顶）是3分钱1斤，一般做饲料的草顶多值2分钱。我不认为自己在吃下1斤白薯干之后，可以和吃了10斤干草的驴比赛负重，而且白薯干还异常难吃，噎人，难消化，容易导致胃溃疡。

而驴在吃草时肯定不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在此必须强调指出，此种白薯干是生着切片晾的，假设是煮熟了晾出的那种甜甜的东西，就绝不止2毛钱1斤。

有关白薯干的情况，还可以补充几句，它一进到了食道里就会往上蹦，不管你把它做成发糕还是面条，只要不用大量的粮食来冲淡，都有同等的效果。因此我曾设想改进一下进食的方式，拿着大顶来吃饭，这样它往上一蹦就正好进到胃里，省得我痛苦地向下咽，但是我没有试验过，我怕被别人看到后难以解释。

白薯干原来是猪的口粮，这种可怜的动物后来就改吃人屙的屎。据我在厕所兼猪圈里的观察，它们一遇到吃薯干后出的屎，就表现出愤怒之状，这曾使我在出恭时良心大感痛苦--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为止。

由此可见，我姥姥在村里时，40户人家、100多条驴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当然，我在村里时，100多户人家没有驴，也符合经济规律。前者符合省钱的规律，后者符合就业的规律。只有“一百户人家加一百条驴”不符合经济规律，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事可做。

于是，驴子就消失了。有关这件事，可以举出一件恰当的反例：在英国产业革命前夕，有过一次圈地运动，英国农民认为这是“羊吃人”；而在我的老家则是人吃驴，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吃。村里人说，有一阵子老是吃驴肉，但我去晚了没赶上，只赶上了吃白薯干。当然，在这场人和驴的生存竞争中，我当时坚定地站在人这一方，认为人有吃掉驴子的权利。

▍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就这么着吧

最近我读到布罗代尔先生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才发现这种生存竞争不光是在我老家存在，也不限于在人和驴之间，更不限于本世纪70年代，它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历史事实。

可惜的是，中国史学界没有个年鉴学派，没有人考证一下历史上的物质生活，这实在是一种遗憾--布罗代尔对中国物质生活的描述还是不够详尽——这件事其实很有研究的必要。

在中国人口稠密的地带，根本就见不到风车、水车，这种东西只在边远地方有。我们村里有盘碾子，原来是用驴子拉的，驴没了以后改用人来推。驴拉碾时需要把眼蒙住，以防它头晕。人推时不蒙眼，因为大家觉得这像一头驴，不好意思。其实人也会晕。

我的切身体会是：人只有两条腿，因为这种令人遗憾的事实，所以晕起来站都站不住。我还听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陈永贵大叔在大寨曾和一头驴子比赛负重，驴子摔倒，永贵大叔赢了。

我认为，那头驴多半是个小毛驴，而非关中大叫驴。后一种驴子体态壮硕，恐非人类所能匹敌--不管是哪一种驴，这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证明了就是不借助手推车，人也比驴强。

我虽然没有年鉴学派那样缜密的考证，但我也得出了结论：

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影响到来之前，在物质生活方面有这么一种倾向，不是人来驾驭自然力、兽力，而是以人力取代自然力、兽力；这就要求人能够吃苦、耐劳、本分。当然，这种要求和传统文化对人的教诲甚是合拍，不过孰因孰果很难说明白。

我认为自己在插队时遭遇的一切，是传统社会物质文明发展规律走到极端所致。

在人与兽、人与自然力的竞争中，人这一方的先天条件并不好。如前所述，我们不像驴子那样有四条腿、可以吃草，也不像风和水那样浑然无觉，不知疲倦。好在人还有一种强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能、他的思索能力。假如把它对准自然界，也许人就能过得好一点。

但是我们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发明了种种消极的伦理道德，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劳，“存天理、灭人欲”；而苦和累这两种东西，正如莎翁笔下的爱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两者都是无穷无尽的了！”

这篇文章写到了这里，到了得出结论的时候了。我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不提倡用脑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结果不但是人，连驴和猪都深受其害。

假设一切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意、不方便，都能成为严重的问题，使大家十分关注，恐怕也不至于搞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毕竟是些聪明人。虽然中国人是如此的聪明，但是布罗代尔对十七世纪中国的物质生活做了一番描述之后下结论道：在这一切的背后，“潜在的贫困无处不在”。

我们的祖先怎么就感觉不出来？我的结论是：大概是觉得那么活着就不坏吧。

王小波，一个生动清醒的人，一个极端年代的炼狱幸存者，热烈自由而坚韧真诚地活过、爱过、写过。 普通人眼中的王小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作家，他善用“黑色幽默”的戏谑方式，叙述沉重的话题，却用卡尔维诺般轻盈明亮的笔触落笔。

但鲜为人知的是，出于对年鉴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着迷，王小波的文字在“黑色幽默”的基调上，还多了一份历史学家透彻的观察力。

作家狄马说：“王小波的语言、风格、主题是纯粹中国的，中国的历史、传奇，中国的市井生态和中国式的狡黠与戏谑，他都能不动声色地信手拈来，但他的精神气质又不是纯然中国式的，他明显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尤其经历过文艺复兴、理性和启蒙的洗礼，他的骨架是西方的，血肉是中国的。” 

李银河说：“我常常觉得，王小波就像是《皇Di的新衣》里面那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他就在那个无比庄重的却无比滑稽的场合喊了那么一嗓子，使所有人都吃了一惊，继而露出会心的微笑。后来，这批人把这个孩子当成宠儿，并且把他的名字当成他们互相认出对方的接头暗号。”

欣赏王小波才华的人，一定也认得这暗号，在当下的时代，可以再次捧起他的书，重读王小波。先知书店诚荐王小波最经典全集，李银河唯一独家授权并亲自校勘全稿，含王小波手稿复印信，您可识别下图二维码，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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