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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讲真话,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点击蓝色字体关注 吃果读书 2021-12-15

讲真话,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文:陈徒手  编:木叶
从最初在《读书》杂志发表的第一篇谈老作家的文章《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到后来出版的《故国人民有所思》,陈徒手一直保持他的“史料性风格”。
陈徒手在北京档案馆手抄了数百万字档案,写作的目的就是把真相展现给世人。这些档案,有的人恨不得永远埋起来。
本文选编自2013年秋《南都》记者邵聪对陈徒手老师的采访,从陈老师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位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

第一手素材才见历史之真


1996年的时候《读书》也没这种“口述+档案”的叙述体例,大家都很模糊。当时《读书》的主编汪晖、编辑叶彤跟我说:“你写吧,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发。”
当年我抄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很多想法都憋在肚子里,具体怎么写也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
但有一点特别明确,我既不是正规的学院学者,也不搞专业化研究,所以不像别人写论文论著那样规范,没必要把别人的研究全列出来,因此我很少引用别人著作里面的成果。
比如我写赵树理和郭小川,别人所写的《赵树理传》、《郭小川传》等等全看过,了解一下大致情况,但我不会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
从开始写作此类体例文章至今,我文章里95%以上的史料都是不为人知的、经我过手的第一手素材。

我原来写文章特别花哨,爱用形容词,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大学毕业进了机关总写简报、总结,都是机关八股文,很单调。
直到1993年到《北京青年报》当记者以后,因为职业训练和版面需要,就要掌握写文章如何切入,如何控制布局,特别是文字要力求干净,这才把以前那套的语言习惯慢慢改了。

典型案例呈现思想改造整体面向


档案没有根据人名编排,要像大海捞针一般过手一遍,所以抄档案的时候也是先看名气、知名度。先抄年纪大的,影响力大的,比如冯友兰挺有意思,我就多抄一点。

《故国人民有所思》里写了11位教授。大量的无名教师或者北大以外的学校,我就容易先放过了。而在北京的高校里,北京市委对北大特别重视,需要了解的材料也多,所以北大资料比较完整。


像北大中文系的王瑶,每次中央一开会,一有什么布置,肯定要找他们谈,问这个事情你怎么看?他们成了政治的“消息树”。
这种费力费神的党内系统工作汇报,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有时是在王瑶不知晓的情况下完成的。所以这11位教授里,我写王瑶时,脑子里首先想到的题目就是《文件中的王瑶》,因为资料太完整了。
王瑶这篇,考虑到一些当事者还健在,不少揭发、汇报信我都没写进去。但写周培源的那篇,因为材料抄的太少,后期再想扩写就比较困难了。
11篇个案分析,要大体呈现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整体面向,肯定还不够。2012年我还写了几篇关于梁思成的文章,如果再等一段时间,还能写翦伯赞和季羡林,如果能收进去就更好了。
另一方面,书里呈现的基本还都是右翼人士。如果能写一两个当年搞运动、热心搞批判的积极分子,比如中年的左倾教师就更周到了,就有立体感。这是我当年抄材料时的盲点。

抛弃无价值的材料,在档案中找到真实的思想动态

 我当时跟编辑商量,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外延扩大,借“40年代末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来打通。
因为1951、52年的思想改造的步骤、程序、方法还比较简单,基本是填表、过关……大家说的话、表态都基本上一样,各校的斗争程序大致相同,写起来也就大同小异,比较模式化。
如果把时间再拉到1961年、62年,延展到北大社教运动,就可以打通纵深,把波澜壮阔的斗争景象就可以呈现得更充分更真切。
 《人有病,天知否》更侧重口述材料,《故国人民有所思》这本书里对几个人物专题做了口述,比如冯定这个题目,我采访了北大哲学系20多个老师,后来之所以没用口述材料,主要是想保持整本书运用档案的单一体例。
档案具有官方色彩,而且都是当年秘密的汇报制度,支部向总支汇报,层层递增,到了市委那边,还要汇编,向中央报,是一个设计复杂的党内工作制度。
从那里面可以看出思想动态,组织对知识分子的把控、了解程度。
相比档案,日记的视角则较单一。我看当年的日记里面,很多都写不出那种很复杂、有实际内容的感觉。第一是写得少,第二是不敢写,怕出事。
比如我看到《谭其骧日记》,写1951、52年政治运动的日记内容都特别简单——今天到系里开什么会,谁谁发言,他揭发了谁,或者他斗争了谁。谭先生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一个字都没有,所以那些日记只提供一个线索,即时间和地点,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严格核实档案,只求历史之真


2013年秋,我去北大拜访91岁的中文系老教授吴小如先生(即吴同宝,后调历史系)。谈了新书里俞平伯、王瑶篇章里的史料问题。
他作为当事人,觉得当年系总支向上汇报的材料有不属实、不靠谱的地方,有加工成分。比如俞平伯一章写道:吴同宝则披露:“党内有名单,准备有计划的打击,第一名就是你。”
吴老跟我说:“我不是党员,我怎么知道党内名单呢?”毕竟五十年过去了,他的记忆是不是有差错,我心里也没底。

再比如王瑶一章,我写“北大党委不知从何处断章取义,向上报告称王瑶说:上课马克思,下课牛克思,回家法西斯。”
王瑶先生的夫人杜琇老师说,王瑶不可能说这种话,这肯定就是内部揭发不实,有的时候不跟当事人核实。但这句话在档案中被官方引用的频率很高,当成那个时代的典型言论了,所以我就不得不摘进去了,而且我也强调是“断章取义”。
但这也反证当年党组织的汇报制度严谨性差,有的就是胡乱栽赃。这就给我们后来的学人带来巨大的道德难题:既然党内档案有严重的不靠谱、虚饰、诬陷成分,我们又该怎么分拣、如何核实?汇报和人事制度存在的问题又该怎么对待? 

王瑶

动荡的历史,更需要说真话的人


像傅鹰那一代的学人,从美国学成回国,他们长期受欧美教育的影响,觉得教授治校,天经地义。可能国民党时期也基本上是这样,党团势力还是比较弱的,教师说话还算数。
到五十年代,彻底变样,党外教授们都没有发言权了,全都是年轻的党团干部那个系统说了算。
这个所谓“一竿子插到底”的系统在高校垂直领导,有时效果非常不好,经常出差错或者引发很大的祸害,这个确实给教授们带来了很大的痛苦。
但是每到政策缓和的时候,党内又要说重视知识分子,要调整、缓和知识分子的政策,那个时候又对他们多方安抚。但过一段政策又变回激进,来回折腾。
当时基本上不允许异端,排斥异议,对党外人士打压居多。傅鹰教授曾经提意见说:我们这些人被学生踩到脚底下。
 像俞平伯、贺麟,单位领导不找他们茬了,成了死老虎,平安转型就过关了。在社科学部的文学所、哲学所,相对来说风平浪静,没那么多折腾。
再一个就是冯友兰,折腾一辈子,起起伏伏,也想迎合,也想做点事。我写这本书,也注意写到党的政策的起伏变化,不会始终是斗争,还是有不同的间歇期,1956年提出“向知识进军”,对知识分子还是很看重的。
1960年、61年生活困难时期就比较缓和一点,到1964年马上又翻脸不认人了。这是我觉得那个年代潮夕般涌动的特点,没法把握。你这个时候说的话可能就成为下一场运动要整的材料。
谁也逃脱不了这种残酷斗争的逻辑系统,没办法,人一放松就没有警惕性了,说话不在意,一说话立马就登记在案。

人性的恶比制度本身更加可怕


北京高校党内文件多达数百万字,其中的“北大中文系意见群”尤其庞大。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能都算揭发,档案里大量的手写报告完全是因为工作关系造成的,是组织安排的。
像北大一些年轻党员,又是教授们的助手,他们可以跟教授经常聊,聊了以后就奉命写汇报。在这个位置上已经不是个人的选择,他不得不写,换了谁都一样。
只要汇报是一般性的表态,没有牵涉到人际关系的阴暗面,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可以谅解。 有一大批左的、50年代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斗争性特别强,每次运动都抢在前面。北大化学系、哲学系、中文系都是这样。
像冯友兰的学生斗他,特别放肆,无所顾虑;王瑶到学生宿舍去辅导功课,被学生训;傅鹰写总结,还要让学生支书过目、批准,确实是非常无理的蔑视和歧视。哲学系尤其强悍。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整个时代训练出来的这种冲劲和狼性,官方、学校鼓励他们发挥“思想战斗野性”。

态度好坏跟书记和氛围有关。哪怕同一个班级都有很大差别。
像北大中文系某个年级,90多人分成三个班。三班有个支部书记还有个副书记,特别坏,把三班同学整得一塌糊涂。而一、二班相对来说动荡不那么大。
制度的实施是相通的,但是有的人身上有恶的因素,就会促使群体发生恶变。

在揭露真相的路上,没有后退可言


相对普通人,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应更苛刻一点。但在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为了生存,完全迎合新兴政权的一些要求,相对来说失去了批评、思考的能力。
那代人过得很狼狈,没有主见,也没有一个自由的心态,而且为了自保,完全是自我封闭,不敢说自己的真心话。
当然有一些时期也有异样,譬如六十年代初就是特例,召开各种“神仙会”,鼓励知识分子说话,有的直接批评高层领导,还有那么大胆的一面。但这部分在这本书里体现不够,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做。    我的下一本书还是知识分子专题,想写吴晗、邓拓等一批知识分子高层干部,用档案和口述相结合,写写大家不知道的邓拓、吴晗的另外一面。
还有一个专题我特别喜欢,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北京各行各业的状态,老百姓吃住行的情况。
这个专题花了我将近三四年的时间,我把每个部门这三年间的档案全调出来看了一遍,想拼出一个当年北京市日常生活全景,稍稍偏向社会史,想做得非常细了,比如蔬菜、粮食供应等等。
我还去潘家园买了很多资料,譬如流传出来的1959年到62年的判决书,涉及小偷小摸、杀人犯、强奸犯的。
我想写出当年的方方面面,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动态,他们当年怎么想。我觉得“三年困难时期”是当代史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跟“文革”相通,所以能把它弄清楚的话,对了解当代史有很大帮助的。
陈徒手老师光临先知书店为读者签名

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他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

然而40年代末之后,在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的“洗礼”下,知识分子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硬气”。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

为此,吃果读书诚挚推荐陈徒手老亲笔签名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

其实,陈老师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还有好几本,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能出版的就这两本,并且《人有病,天知否》还颇多波折,属于“漏网之鱼”,最终能与读者见面,实属不易。

陈徒手老师亲笔签名作品,数量非常有限,之前一度售罄,感兴趣的书友可识别下图二维码,抢先收藏。

来源 |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文章选编自2013年秋《南都》记者邵聪对陈徒手老师的采访。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感谢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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