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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农民起义给中国究竟带来了什么

点击蓝色字体关注 吃果读书 2021-12-15



农民起义给中国
究竟带来了什么
文:张宏杰


与其说农民起义“是推动中国历史车轮前进的主要动力,沉重打击了专制统治,部分调整了生产关系,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不如说农民起义与专制统治是维持“中国独特性”的互补的两翼,是同一文化源头生出的孪生兄弟,它们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同葆中国文化数千年一系,继继绳绳。


农民起义带给中国的,无非以下功用:


一是消灭人口,减轻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压力,为新一轮人口增长提供空间。


中国的大型农民起义短则一二年,长则延续到一二十年。少则波及数省,多则席卷帝国。一处揭竿,举国蜂起。秦末、汉末、隋末、唐末、元末、明末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起义军人数都在百万甚至数百万以上。每一次起义,官兵义军双方所过之处,都残破殆尽,赤地千里,血流成河。大的农民起义之后,帝国人口往往下降一半。


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重要战区的户口数大都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冯翊(陕西大荔县)、西河、上郡、北地(甘肃环县)、朔方、定襄五郡的户口数则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和其后的军阀混战,使泱泱中华只剩下五百万人,比今天的上海市还要少一半以上。


隋末农民大起义和改朝换代混战持续了十八年。十八年间,三分之二的人民死于非命,人口从四千六百万锐减到一千六百万。在混战激烈的地区如中原、关中一带,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


太平天国起义只波及长江中下游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区,但使大清减少了整整一亿人口。


由于繁殖力强,人口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致命问题。每个王朝建立不久,人口就会迅速增长,并于王朝中晚期达到在当时生产条件下土地承载力的极限。消灭人口,是农民起义的首要功能,而历朝大型农民起义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从而客观上起到了控制和调节人口的作用。


每次大规模反抗之后,巨大的牺牲多少换来了一些发展自己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有利条件,但由于他们根本没有西欧农民那种“地方性的团结和抵抗的手段”,付出重大牺牲换来的成果,一般总是在几十年之内即丧失殆尽,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起点。


二是文明的毁灭和劣化。


关于农民起义对社会财富的破坏,只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就够了。刘邦即位那一年,竟然选不出四匹纯一色的马来拉御车,宰相只能坐牛车上朝。中国史书有二十四史之多,每代王朝都竭帝国之力,建造辉煌富丽的皇宫,唯一没有被烧毁的,只有北京故宫一座,其原因是清朝并不是灭亡于农民起义。帝王将相遭遇如此,幸存下来的普通百姓的苦难由此可见一斑。


贵族文化在大动荡中一次次受到毁灭性打击,随着刘邦、朱温、朱元璋之类的底层人物一次次由社会最底层上升至社会最高层,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底层文化不断扩散,并逐渐以“厚黑学”为面貌,深深侵入中国文化的肌体,使中国政治越来越趋流氓化。


三是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促进专制统治更加周密严谨,制度监狱更加牢不可破。


中国的正统文化当然包含了全部专制制度的意图和基因,然而它与底层文化的区别在于,它以王道和大同为面目,包装得比较得体,而底层文化却是对专制赤裸裸的欢呼和肯定。其实,农民从来不是专制统治的异己因素。


他们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具皇权意识,更崇拜权威。他们甚至比上层社会的成员更认同专制体制。或者说,农民们的专制性格往往比统治者还要鲜明和强烈。他们最豪迈的宣言不过是“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他们的家长制作风、权威主义倾向,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比统治阶级更甚,而他们的统治技术,更为粗犷。


这就决定了,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对阶级兄弟往往更为残忍,他们的统治手法往往更为暴虐残酷,他们的政权自私性更强。洪秀全建立的政权,其等级制度之森严为中国历朝之冠。


更为可笑的是,在太平天国这个农民自己的政权中,对官员和军人的惩罚措施居然有一条是“罚做农民”。而由底层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是专制程度最深的一个王朝。朱元璋的用人行政,带有明显的目光短浅、实用主义、愚昧落后的农民特征。


那些为历朝历史研究者所乐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义要求,和摧富益贫的口号,追其源头,这些思想观念最初却是由儒家的创始人首先提出来的,而不是由造反的农民发明的。所有的农民起义口号,都没有超出封建宗法制度的范畴。


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养,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


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就设计得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是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上的进一步退化。从汉到清,这一规律至为明显。



有人说:没有宗教的地方,历史往往代替了宗教。历朝历代的“官修史书”被写成“帝王家谱”,不正是“谁掌握了现在,谁控制了历史”这句话最好的脚注吗?在“历史热”,各式各样的史书充斥中国社会的今天,选择好的中国历史作品,有哪些参考标准呢?
 
●要有历史的智识:历史学家钱穆评价中国人最缺乏“国史智识”,所谓“智识”,其实正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历史是在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只有将终极追求与生存现状做亲切的联结,才能贯通古往今来一切历史变化的脉络。
 
●要有问题意识:传统史观不会反思结构性问题,比如从秦朝到清朝,封建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统治逻辑从未改变,而不反思结构与逻辑的后果,正是中国历史不停循环反复的根源。
 
●要有他者的眼光:传统历史讲述仅仅局限在历史本身,导致中国史学家不能将历史的兴亡放到大的时空背景之下审视,中国人惯于使用“中国中心论”看待中国史,从世界看中国,恰恰是他者的眼光的意义。
 
这三条参考标准看似简单,但能同时符合的中国史读物实际上少之又少。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张宏杰作品集”,他的书堪称学术与通俗相结合的典范,既有智识与问题意识,更从整个世界历史出发带着他者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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