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总部前祈祷和平的雕塑
对普通人而言
战争没有胜利者，只有牺牲或幸存
文：沥泉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中国抗日战争随即全面爆发。
关于抗战开始的具体时间，至少有三种说法：从“九一八事变”开始计算的“十四年抗战”，从“七七事变”开始计算的“八年抗战”，以及从1941年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开始计算的“四年抗战”。
而“四年抗战”，既讽刺，却又有着更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决定抗战开始和结局的，居然和美国对日宣战以及美国对日贸易制裁/对华援助等等因素相关。
日本侵华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造成了远比今天欧洲声势浩大的“难民危机”。大量东北难民逃离家园，赴关内求生。美国学者萧邦齐在《苦海求生》中，以一个“外人”的视角，描述那些难民颠沛流离的生活：“来到故土之外的陌生的世界，在一个没有关系、只有危险与威胁的地方，成为可怜的‘客人’。”在难民眼中，抗战是十四年，因为1931年的“九一八”后他们就已被卷入了战争。然而，张学良的二十万东北军，在一万多日军的入侵中，未开一枪就选择了撤出东北。对国民政府来说，战争在此时并未开始，而是始于六年后。而在这六年的时间里，民众在战争中的苦难被抹掉了，政府的功能也是缺位的——并未尽到保护民众的责任。对日本来说，也同样如此。冯学荣在《日本为什么侵华》一书中，透过史料指出：日本一直有对华的温和派，在战前甚至占据了上风，“九一八事变”是一场意外的军队独走事件，日本国内对此的反对声音很大。比如日本当时的首相犬养毅，就对军队非常不满，有传闻说他曾暗示中国军队，面对日本军方的挑衅要予以还击，还主张“把东北还给中国”、“不承认满洲国”等等。但犬养毅却最终被日本军人刺杀，其死前的最后一句话竟是：“把那凶手叫过来，我要和他辩论！”犬养毅至死都没明白，也许在日本政府眼中，战争并未开始；可在狂热好战的军国主义者眼中，战争已经开始，战争只有暴力，没有道理，根本无从辩论。而民众则无从选择，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命令，被国家机器彻底地裹挟而加入战争。在强大的军国主义势力面前，个人的善恶和良知过于渺小。这种处境被犹太思想家阿伦特总结为“平庸之恶”；但在阿伦特眼中，平庸之恶也是不可饶恕的恶。1936年“2.28兵变”，军国主义者开始绑架日本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对日正式宣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呢？我们都知道，日军在“七七事变”后几个月就攻陷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然而，在首都沦陷四年多后，中国政府才选择宣战，这是为什么？原来，为了抑制日本的入侵，美国在这一年对日本发起了贸易封锁和石油禁运。尽管日本将自己视为一个复兴的强大帝国，狂热地挑战世界秩序，但在贸易封锁面前却彻底原形毕露，出现经济危机，只好铤而走险，向美国主动挑起战争。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并对美宣战；8日，美国对日宣战；9日，中国国民政府对日宣战。自此，国际法意义上的中日战争才正式开始。之前十年里战争带给民众的巨大苦难，之前四年里诸多战士的浴血奋战，在法理上居然是不存在的。这个事实既讽刺，却又十分重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誓言抗战
作为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代表，美国在二战时GDP占全球的40%，工业占全球一半，在极短的时间内生产了150艘航母、30万架飞机、10万辆坦克和装甲车，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三分之二的军事装备和物资都是美国生产的。所以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要说：“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可以认为，美国的经济实力和道义优势，决定了它的参战将直接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结局。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尽管在军事上不算成功，但却因为这个明智的选择而搭上了便车，在死守中等来了日本的失败，成为了二战胜利国，进而跻身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中。抗日战争究竟是多少年，背后揭示了一个秘密，即政府和民众对一场战争的理解是不同的。无论胜负，民众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当我们讨论一场战争的胜利与失败时，必须要讲清楚一个事实——战争的胜败，意义更多在于政府，而非人民。中国等来了最终胜利，却付出了3000万民众的伤亡，以及后来的历史动荡。曾经昂首挺胸、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吞下了战败的苦果，众多对国家忠贞的军人在天皇宣布投降时切腹自杀。而他们被迫低头的子孙，却在一个被美国接管的日本埋头发展，迎来了经济繁荣和战后复兴，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文明的一群人。历史的吊诡之处，莫过于此。不过，这绝非粉饰日本失败的理由，日本作家小熊英二在《活着回来的男人》中，讲述了他的父亲——一位普通的前侵华士兵的一生。这位父亲在国家机器的强制下毫无选择，为国出征，却又被国家出卖，作为战败的“赔偿”而在苏军战俘营做苦力，这让他失去了一个肺，而日本经济的恶性通胀又让他失去了全部积蓄，堕入社会“下层的下层”。于是，他成了积极的反战者，替受害者声讨日本政府——无论他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个故事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人。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战争中的普通人，不仅因为普通人是最大的受害者，还因为普通人有着最普遍的意义。一个普通人的遭遇，可能所有人都会经历；一个普通人的行动，可能是所有人都会采取的行动。对于普通人来说，战争没有浪漫，没有胜利者，战争永远只有牺牲者。
伤口触目惊心。然而更可怕的是，太多人会去逃避真正的反思，他们会选择两种方式去美化下一次战争：一是对战争的浪漫想象，将战争赋予某种或“宏大”或“神圣”的意义；二是受害者意识，针对曾经的“屈辱”，最希望的是报复甚至复仇。当年的日本正是如此。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在《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中的日本社会有两大神话，一是“战争受害者”神话，二是“废墟上的浪漫”，他们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英勇抵抗的受害者，领导着全亚洲的黄种人奋起反抗西方殖民主义。这种想象建立了旧日本的国家认同，也让他们走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为什么我们拒绝美化战争？因为真正的尊重与敬畏，是正视战争的丑陋和罪恶，以及它带来的创伤与苦难。我们凝视深渊，是为了让自己不会成为恶魔。历史的真相从来不是只有一面。先知书店从“战争中的难民”“沦陷区的'灰色地带'”以及“日德如何反思战争”等角度，策划了一个“反思抗战”书单，推荐给大家，理由有四：Ⅰ 内容真。多国视角还原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历史真相。Ⅱ 视角高。跳出宏大叙事的泥潭，以普通人的视角解读、反思这场战争之殇。Ⅲ 主题新。一反控诉战争的惯用主题，回归人性，理解战时人们在面临道德和求生困境中的抉择。Ⅳ 作者牛、版本佳。精选欧美日等国名家大作，其中《秩序的沦陷》出自著名汉学家卜正民之手，商务印书馆出品；《活着回来的男人》和《罪孽的报应》则属于著名的理想国M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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