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科前沿|彭铭刚：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基于广州的实证调查
【摘 要】现有的研究普遍认为，目前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观绩效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但学界也认为政治参与行为和政治文化价值观对政治信任有显著的影响。本研究以广州青年中间阶层为研究对象，对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结果发现:政治参与行为以及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在统计上并不影响青年中间阶层的政治信任，而后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和政治文化价值观认同对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有显著的影响，政治文化价值观认同比后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具有更加强烈的影响力。这些发现显示政府目前以发展经济为主来获取政治信任的管治方式在青年中间阶层已奏效不大，青年中间阶层的政治信任已超越了物质性的维度。随着社会多元利益诉求的增多，如何处理依法办事、实现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放慢之间的张力是政府需要关注的课题。
【关键词】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政治参与；主观绩效；政治文化价值观；
一、问题的提出
在研究民众的各种政治态度中，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是一项关键的指标。政治信任一般被定义为民众对于政府或者政治系统能够产出和他们预期结果的一致的信念或信心。这项政治态度在概念上描述了民众对于特定的政治对象(如政府机构、领导人和政治制度等)具有信任的感受与认知，在心理情感上能多大程度把政治体系与民众联系起来。不少学者认为，政治信任可以折射出民众对政府、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支持程度。一般而言，政治信任度越高，人们认为政权和政治体制的正当性也越高，因而其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政治信任能够使政府无需利用强制的手段获取民众的认可并作出政策决定；而较低的政治信任则可能使政府无法形成有效的管治。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民众政治信任下降的趋势与“民主赤字”的现象。相比而言，在人口众多的中国，政府及其政治体系一直拥有较高的政治信任，民众普遍具有相当高的政治信任，社会大众对于政权的支持度较高。随着研究层次和范围的不断拓展，不少学者发现民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并非“铁板一块”，对不同政治层级的政治信任呈现不同的信任程度，并出现“差序信任”的格局。相关研究开始观察特定群体的政治信任，如某些地区的农民、大学生等，为中国的政治信任研究拓展了空间。关于农民政治信任的研究认为，当前农民群体对于中央层面的政治信任较强，对于地方政府的政治信任较弱。农民群体相信中央的政策意图，但对中央政策在地方的执行持一定程度上的怀疑态度；青年学生在抽象层面的国家和政府方面表现出极高的政治信任，而对于具体的制度运行、官员行为以及政府政策制定方面，其信任度却不高。然而青年学生对政府经济绩效方面却表现出极高的信任度。对于新兴中产阶级的研究发现，他们对中国民主建设现状的认可度很高，对民主核心价值也表示出极大的认同。
青年中间阶层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政治和社会的稳定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在社会经济发展层面上承担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将会是家庭维系、社会发展以及有效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准确地把握该群体的政治态度，特别是政治信任，分析其影响因素，对于政府未来的合法性维持、政权的稳定以及特定群体的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然而现有学界对于青年群体的研究仅仅局限于青年学生群体，对于步入社会工作的青年中间阶层关注甚少。因此，基于特定群体的学术关注及其政治信任的重要研究意义，本文将研究步入社会工作后的青年中间阶层及其政治信任，探索哪些因素影响该群体的政治信任?哪种因素影响更大?
二、文献回顾和分析框架
对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竞争性理论解释路径:第一种是以制度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解释，即理性选择路径；第二种是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文化理论解释，也即社会文化路径；第三种是基于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理论解释路径。
(一)制度理论解释下的政治信任研究
从制度理论角度来看，政治信任是内生的，被解释为公众对物质利益的计算，即对政府行为的关注，它来自于个人对于制度表现的评价。因此，个人对政府绩效感知和评价决定了民众政治信任的程度，而政府绩效包括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绩效。政治绩效包括很多方面，如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政治制度合理性、自由、社会公平、政治透明度、腐败程度等方面。经济绩效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国家的宏观经济绩效，二是个人的经济状况。
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持相关的理论解释。奈(Nye)等人认为公民的政治信任受到国家的经济绩效和个人对其评价的影响，较差的经济表现会降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而国家经济绩效和政治能力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的经济状况所影响，继而影响对政府的绩效进行感知和评价，并影响政治信任程度。达米科(Damico)等人认为，公民对于重大的政治事件或者丑闻的反应能够解释公民的政治不信任。米舍和罗斯对于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研究发现，制度理论对政治信任的解释力度强。韩国学者使用了1995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韩国数据发现对财富的平等分配和公平对待显著影响韩国人的政治态度。尤斯拉纳也发现在非共产转型的国家中，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显著降低了该地区政治信任水平。财富的公平分配能够使公民变得更为乐观，也能够缩减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对于公民而言，制度及其规则为他们提供了规避信任风险的保障措施。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也支持相关的理论解释。史天健在台湾地区的研究发现，政治信任显著地与政府绩效相关联。胡荣等人在厦门的调查数据分析显示，民众对于政府绩效的满意度显著增加政治信任度。孟天广和杨明运用全国性的调查数据也发现，经济增长、民生福利以及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观评价有利于政治信任的增加。在民营企业家的研究中也发现，对政治支持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对生活状况的主观满意度和政府的绩效表现。
(二)文化理论解释下的政治信任研究
文化理论解释基本假定人的政治价值观和信念是从学习得来，是政治社会化推进的结果。文化理论认为政治信任是外生的，信任被假设潜藏在文化系统里面，这套系统在人的早期成长和社会化阶段就产生影响，因此政治信任被视为人际信任推广到政治系统的一种表现。个体价值观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完成的。文化理论的解释路径并不否认短期的物质利益计算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强调相关的刺激反应并不是直接形成，中间还会通过具体文化价值的调节机制。由于相关的调节趋向各有不同，因而所产生的刺激反应也不尽相同。尤斯拉纳的研究发现，早期社会化过程与政治信任之间相互联系。他认为早期社会化过程对政治信任有着重要的影响。史天健运用1993年在中国和台湾两地的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发现，制度因素对于政治信任存在显著影响，文化因素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也依然显著。马德勇运用亚洲民主调查(2001~2003年)进行数据分析也发现，在亚洲的8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信任构成中，威权主义的价值观对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有显著的影响，而在威权制度下的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对政治信任有影响。文化理论的解释同时也认为，人际间的信任、社会普遍信任和社会资本同样影响政治信任。一般而言，如果民众不能信任其他人，那么一般也不会信任政治职位上有权力诱惑的人，但是相关的实证研究依然不能很好地揭示内在影响的机理，甚至出现对相关解释的质疑。
(三)政治参与理论解释下的政治信任研究
在中国的相关研究中，政治参与行为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主要以制度性与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研究为主，其中以选举投票、与官员的联系以及抗争性行为研究居多。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制度性的政治参与主要集中在村镇级的农村选举以及基层人大选举为主。在城市的研究中，关于基层人大选举的参与行为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依然处于争论之中。史天健在研究城市的选举时发现，虽然现有的选举形式不是完全竞争性的，但是市民依然可以通过选票表达利益诉求，参与投票并不能解读为对政权的支持，只是想借助选举的机会对滥权或者腐败的官员进行惩罚。然而陈洁和钟扬的结论则完全相反，他们的研究认为那些支持政权的民众才有可能去投票。在乡村的研究中，墨宁(Manion)发现村民参与选举的政治策略能够促进村民对于领导者的信任。谭青山和辛秋水也发现公平公正的村镇选举有助于村民对于村镇领导者的信任。除了投票，与政权联系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场化改革中民营企业家与政府的联系。王达伟在厦门的调研中发现，市场化改革并没有使得民营企业家与政府官员有直接的联系和纽带，因为纽带关系可以促进彼此的信任，使得双方行为更加具有可预期性，同时可以降低中央政策的变动在地方政策执行时的影响。
转型时期的非制度化参与研究主要涉及抗争性行为。欧博文(O’Brien)和李连江称之为“依法抗争”的非制度化行为虽然对政府权威有一定挑战，但是通常不具有政治性。蔡永顺认为，在缺乏制度化渠道表达利益诉求和解决纠纷的情况下，集体上访依然被认为是处理纠纷最常用的途径。而非抗争性行为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更多取决于抗争后所达成的结果。李连江认为，如果上访者向中央信访取得满意结果或者一定效果，他们很可能相信中央看重上访者，正面的上访结果有助于肯定和维持上访者原有的信任。但是如果上访者受到地方政府的滋扰和压制，便会降低对中央的信任。在城市随着经济的急速发展，一系列的环境避邻事件时有发生，引发十分激烈的集体行动，例如厦门的“反PX”散步事件、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抗争以及启东和什邡事件等。正如英格哈特(Inglehart)所描述的，物质需求的不断满足，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政治参与技巧的获得，可能改变民众对政治机构管制的需求，使之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并由此降低对政府的信任。
(四)本文的分析框架
根据上述对已有文献的回顾，本文将应用制度理论、文化理论和政治参与理论，寻找影响我国青年中间阶层的政治信任的因素，并试图比较三种理论对于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的解释力。在一些专门群体的研究中发现，国家经济状况、政治制度的运作效率和对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主观满意度是对政治信任最有影响力的变量，而政府当前以发展经济为主，兼顾提高社会福利和解决民生能力的管治方式，是依然有效和理性的。但是相关的结论是否适用于青年中间阶层还有待检验。
本文将构建五个模型量化考察影响我国青年中间阶层的政治信任因素，并比较三种解释理论对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的解释力度。在操作层面上，制度理论的解释将采用主观绩效评价的维度来检验，文化理论解释将采用对于政治文化价值观的维度来检验，而政治参与理论将采用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来检验(见图1)具体操作如下:
1.在已有的研究中，主观绩效评价越高，对于政府的政治信任也越高，而主观绩效的评价包含经济绩效、解决社会问题能力的绩效等。本文将进一步推进相关的研究，把主观绩效评价分为物质主义取向和后物质主义取向的主观绩效评价。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主要包括传统的经济绩效和解决具体民生问题的主观评价，而后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则包括对于社会公平、依法行政等维度的主观评价。
2.在已有的研究中，政治文化对政治认同的塑造仍处于争论，本文将青年中间阶层对于政治文化价值观认同度作为操作化的指标，对文化理论解释进行检验，并假设对政治文化价值观认同度越高，政治信任度也就越高。
3.对于政治参与行为理论的解释，将采用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结合的方式进行。因为在具体的政治参与行为中，诸如与政府联系、参加听证会、参加选举等制度化参与以及诸如抗争性行为和上访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均会出现，进而影响政治信任。对于政治参与行为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学界一直处于争论中，特别是其正面和负面效应均被学界捕捉到。本文也通过数据检验的方式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分析。
三、数据和变量的描述及其度量
(一)数据及因变量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对广州青年中间阶层的抽样调查，调查时间为2014年6~10月。根据中间阶层的概念定义，调查选取了三类最具有典型性的青年中间阶层职业群体:高校青年教师、青年公务员以及青年企业白领。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高校青年教师样本中包含了市属、省属、部属大学的在职青年教师；在青年公务员样本中力求包含不同级别的公务员；在青年企业白领样本中也涉及到国企、私企及外企等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白领。调查的内容涉及社会阶层信息、社会阶层认同状况、住房和经济条件状况、社会参与度、政治态度以及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样本的取得方式主要采取目的抽样结合滚雪球抽样的方式进行，并收集到有效问卷635份，其中青年白领占有效问卷数量38.7%、青年教师占27.8%、青年公务员占33.5%。
(二)因变量及自变量的操作化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青年中间阶层的政治信任。对政治信任的衡量通过以下的问题来获得:“您对以下机关、机构、组织和人士的看法是?”具体而言，青年中间阶层对政治机构和官员的信任程度呈现“钟型”分布，回答“完全不信任”与“完全信任”的观察值占最少的比例，而回答“不好说”的观察值占最多的比例。这5个选项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25。本文通过主成分因子法(principle component factoring)简化为一个因子，称之为政治信任因子。
本文的自变量包括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其中，根据一些相关的研究，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家庭经济状况、对政治信息的关注程度，这些变量可能与政治信任存在相关关系。解释变量包括三个方面(参见表1):
1.制度解释理论主要衡量绩效的主观评价的维度。民众对于政府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也是绩效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影响到民众对于政府的评价。本文采取包括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经济绩效和社会服务绩效评价)以及后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社会公平评价和依法行政评价)。
2.文化解释理论的自变量主要是对于政治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度。对于中国而言，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因此对于共产主义的态度是很好检验政治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度。
3.政治参与理论的自变量包括制度化政治参与以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行为包括参加基层人大选举、担任人大、政协以及党代表、参加听证会，等等。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行为包括参与过集体上访、抗议等行为。
相关解释变量在问卷中的回答情况见表2。
四、研究发现
为了分析和比较主观绩效、政治文化认同以及政治参与行为对于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五个统计分析模型。在控制变量方面，模型1~4的结果显示，性别、政党属性、家庭收入以及对政治信息的关注度均对政治信任没有统计上的影响。
模型1考虑控制变量后，关注绩效评价和政治文化价值观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所有被考虑的主观绩效评价中，后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依法办事”和“实现社会公平”)与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关系，具系数分别为-0.316与-0.076，这意味着对政府后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越高，对政府的政治信任也越高。现有理论普遍关注的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发展经济”和“提供医疗服务”)在本文统计模型上并不显著。由此可以推断出，青年中间阶层对于政府的评价维度已经从“物质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方向，进而影响其政治信任的高低。同时，青年中间阶层对于政治文化价值观认同显著地影响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其系数为0.305，由此可以推断青年中间阶层政治文化对于政府的政治信任具有强大的塑造作用。模型2关注主观绩效评价和政治参与行为。结果显示，无论是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还是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在统计上均对政治信任影响不显著。模型3关注政治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参与行为的理论解释。与模型1类似，政治文化价值观显著影响着政治信任，其系数为0.316，这意味着越认同“共产主义总有一天会实现”的政治文化价值，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度越高。同时在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和政治信任的关系上，只有“参加听证会”这一途径影响着青年中间阶层对政府的政治信任，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均无发现统计上的显著。模型4把主观绩效评价、政治文化价值观以及政治参与行为三个自变量都放入模型，研究其对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是制度化或是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均对政府的政治信任没有显著的影响，政治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依然显著，而主观绩效评价的影响，只有在后物质主义的评价维度显著(“依法办事”与“实现社会公平”)，而物质主义的评价维度则不显著。在模型5中，本文使用逐步去除的处理方式，对变量进行筛选，保留显著性小于0.1(p<0.1)的变量，进行模型5的方程估计。结果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时候，政治参与行为对于政治信任统计上并不显著，而政治文化认同、后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依法办事”与“实现社会公平”)均显著影响政治信任，其系数分别为-0.317与-0.118。由于本文回归分析采用了系数标准化的方式进行处理，因此进行统计显著变量横向比较时发现，政治文化认同对政治信任变化的解释力度最强(系数为0.337)，其次为“依法办事”(系数为-0.317)，最后为“实现社会公平”(系数为-0.118)。可见在青年中间阶层中，政治社会化所带来的政治文化洗礼认同对于政治信任的塑造最具影响力。而在主观绩效评价中，对于后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是青年中间阶层关注和重视的，而现有文献较为关注的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以及各类的政治参与行为均在统计上不显著。
五、结论和讨论
主观绩效评价、政治文化价值观与政治参与行为，对青年中间阶层的政治信任是否具有影响?本文运用了青年中间阶层综合状况调查数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数据分析，发现政治文化价值观以及主观绩效评价中后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具有明显的影响。本文同时发现，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如“发展经济”和“提供优质医疗服务”评价)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这与现有文献的预期存在一定的距离。现有文献普遍认为，目前的政治信任来源主要是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观绩效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赵鼎新认为，中国绩效合法性的维持主要靠管治绩效来获得，然而一旦经济绩效下降或者承诺无法兑现的时候，合法性就会受到直接的挑战。个体层面公民对政府在经济增长、民生福利、纯公共产品方面治理绩效的回顾性和前瞻性积极评价都显著地促进着政治信任的提高。但本文的发现则推进相关的研究，随着经济增长以及物质生活的不断提升，青年中间阶层已经从物质维度转为更高的评价要求，如果政府一直沿用以强调维持经济绩效和物质公共产品(教育、医疗和社保)治理的方式来处理由于社会发展带来的需求和怨气，对于青年中间阶层而言也许会事与愿违。经济绩效和物质公共产品对于青年中间阶层的“影响力”不及其他群体，也不及过往的历史时期，青年中间阶层的政治信任来源已超越了务实性的维度。随着社会多元利益的诉求增多，如何处理依法办事、实现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放慢之间的张力是政府需要关注的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分析模型即便在控制了各种政治参与行为以及主观绩效评价后，依然发现政治文化价值观对于政治信任具有强大的塑造作用，并且比后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影响力还要强。青年中间阶层比其他群体接受更为良好的教育以及更为规范的政治社会化训练，因此对于政治文化的认同也比其他群体更为深刻和全面，进而显著影响了其政治信任的塑造和强化，这对于政府管理者而言也许是个好消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结论推断出维持青年中间阶层对政府政治信任不仅来自于后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还有政治文化认同的因素。随着社会多元化的不断推进，信息和意识形态的不断复杂化，主流政治文化价值观日渐受到腐蚀，民众对现有的政治文化价值观的认同感也相应下降，政治信任也会受到冲击。政府如何在确保其后物质主义维度的执政能力提高的同时，又要避免由于主流政治文化价值观认同度下降所带来的政治信任降低，是党和政府未来需要重视的课题。我们现在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对于未来步入社会的青年群体——学生群体而言，其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文化认同的塑造将更加“纷繁复杂”，其政治文化的塑造可能更趋于分散以及“去系统化”，因此对于学生群体而言，政治文化的认同塑造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话题。
【注：限于公众号的篇幅限制，省略了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影响读者理解原文】
原载于：《青年探索》2016年第5期，第15-24页
本文作者：彭铭刚，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本期编辑：靳佑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