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老师的最高境界，据说是帝师。修齐治平，自古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若能当上皇帝的老师，那就等于实现了大跃进。比如，康有为就是这么想的。但他头脑混乱，戊戌变法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其弟康广仁说他“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有人劝他先办教育再变法，康答：局势严重，来不及了。他的底气在于，“变法三年可以自立，一反掌间，欧美之新文明皆在我矣。”文人涉政无可厚非，但喜欢上天入地的文人，其浪漫主义往往容易转化为巫婆神棍。看不到光绪缺乏实权，看不到宫廷里的运作套路，缺乏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最终，战友丢命、光绪囚禁、帝国搁浅，中国一场大好的翻身机会被活活葬送！康有为还算逃过一条命去，比他惨的帝师，比比皆是。
商鞅用20年时间两次变法，户籍、军功、土地、税收等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使秦国从落后变得强大。商鞅的目标是如何实现的？“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用严刑峻法整治人民，此即商鞅的改革内涵。商鞅的改革目标，是为了实现霸业而建立军国主义国家，真正的底蕴是“弱民强国”。得罪人民，对商鞅来说并不足惧，但“刑无等级”，却得罪了官僚阶层。有人会说，革命就不能怕“得罪人”，难免要有牺牲，但商鞅的“牺牲”不可避免：他虽主张刑必上大夫，却又认为刑不上君主。跳不过君主专制门槛，其法制仍是人治，导致孝公死后，秦惠王听信他人诬陷，而商鞅根本无能为力，最后举家被灭。然而，考虑到“国家利益”，秦惠王报了私仇后，政策还是商鞅这一套。惨死的商鞅，岂非一个货色十足的牺牲品？商鞅遭到的祸殃，百姓遭到的祸殃，源自他所建立的政法体制中的君主专权。刘军宁先生说：“为天下不必为帝王，为帝王不等于为天下”，而在商鞅的理念中，帝王就等于天下，所谓的大公无私，其实是集天下之公于一人之私。当法治成为人治，这样一个“大公无私”的人物，其悲剧下场已经注定。
今人如此，何论古人？前368年，与商鞅同时期的柏拉图，开始了第二次叙拉古之行。上一次，他的哲学王梦想受到老狄奥尼修斯的践踏，所幸捡回一条命。这一次，他把希望寄托在小狄身上。小狄具有老暴君不同的潜质，喜欢思辨，爱好哲学。但事后证明，暴君就是暴君，无论他爱好文学还是哲学。小狄很快对柏拉图表示了厌倦，甚至欲取其性命，幸好一场突如其来的内战救了柏拉图。柏拉图被允许暂回雅典，但要保证战争平息后回到叙拉古。前361年，白发苍苍的柏拉图再赴叙拉古，狄二世已全然没有了当年的青涩，愈发傲慢无礼。柏拉图教给他的哲学，没有让他贤明起来，反而朝着僭主方向大踏一步。他还写起了书，空洞无物，充斥着独断和专制。柏拉图这一次的待遇是被卖为奴。老天垂怜，他被学生斐多用金币赎回。三次叙拉古之行，柏拉图竭尽智商，然而正如刘俊宁先生所说：历史上许多怀揣帝师梦的人，都试过“策略”之路，用帝王爱听的话把自己的主张包装起来，“但是，帝王不是傻瓜，定把糖衣全盘吃下，炮弹完整退回。”柏拉图的宏伟蓝图彻底流产。此后，叙拉古之行成为知识分子寄生的隐喻。
有几人能如老子，觉出这其中的寄生味道？相反，儒家最喜欢标榜的就是风骨。风骨是好东西，但帝师若讲风骨就要了亲命！
朱棣从北平出发时，心腹姚广孝说，“南京城攻下之日，有一人一定不投降，希望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灭绝了。”朱棣应承。
1402年7月，朱棣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的哭声震彻大殿。朱棣说：“先生不要自取忧苦，我只是想仿效周公辅佐成王。”方孝孺道：“周成王在哪里？”朱棣答：“自焚而死。”方孝孺道：“为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答：“国家有赖成年君王。”方孝孺道：“为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答：“这是我们朱家的事。”
早已不耐烦了的朱棣，示意侍者拿来纸笔，道：“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大怒，命将方孝孺车裂于街市，并株连九族。方孝孺大放厥词：“莫说九族，十族何妨！”十族一说本来没有，然而燕王正怒发冲冠，任何不可能都化为可能，遂把朋友门生也列为一族，合为十族，共杀873人，充军、流放超过千人！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效忠建文，不惜得罪朱棣，但江山属于建文家还是朱棣家，有何区别？
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
征服了皇帝的帝师，也不见得就飞黄腾达：违逆正义，也是帝师躲不过去的宿命。1934年，海德格尔结束他可耻的弗莱堡大学校长之旅，重返讲台。有同事道：“君从叙拉古来？”海德格尔明白这个书袋有多刻薄：柏拉图当年的难堪，就是他今天的处境。学者马克·里拉道：“如果哲学家试图当国王，要么哲学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还有一种，两者都被败坏。”海德格尔就是哲学被败坏的明证。担任纳粹校长那一年，他干了太多让人跌破眼镜的事：加入纳粹，与犹太籍导师胡塞尔断绝关系，写信告发同事与学生，在每次讲座结束时高呼“希特勒万岁！”雅斯贝尔斯曾为之辩护：海德格尔不谙政治，就像一个不小心将手指插入历史车轮的小孩。让人瞠目的是，这个小孩在私下里也任性地宣称：除非希特勒来向他道歉，他才会为自己的纳粹历史道歉。言下之意，他并非纳粹同路人，而是受害者——他期待自己的哲学可以改造国家社会主义，但希特勒欺骗了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说，“人们不仅依靠真理生活，也需要谎言。”很多知识分子，善于一方面制造真理，一方面制造谎言。纳粹完了，海德格尔还在赌气，好像自己被蒙蔽了，本应有人拭泪才是。但这之后，没人知道海德格尔怎样应对“君从叙拉古来”的讥讽，此后的岁月，海德格尔对纳粹问题永保缄默，直到死去。希特勒无法向他道歉了，因为早他而死。海德格尔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了。但大清帝师翁同龢有。
翁同龢比海德格尔幸运在于，一，他的学生光绪还在；二，光绪给他机会辩护。但他亲手断送了良机。
光绪24年4月27日，翁同龢68岁生日。凌晨，下起了小雨，翁大人以为好兆头。早朝时，他与各位大臣准备进入会议大厅，突然宫中主管宣布翁同龢不要进来。一小时后，一份上谕宣告了他政治生涯的戛然而止。新政第四天就被开缺，还是他的生日，曾待之如祖父的光绪，为何如今弃之如敝屣？1898年5月26日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天，光绪索要康有为的著作，翁同龢说自己不与康往来，光绪大为吃惊---极力举荐康的正是翁同龢。第二天，光绪再度索要，翁同龢依然如昨：康居心叵测，可能是政治小人，老臣与他没有什么往来。奇怪？不奇怪。5月26日、27日，正是恭亲王奕䜣弥留之日，慈禧和光绪几次探视，恭亲王希望光绪勿受小人挑拨，更不要将权力交给翁同龢这样的人。大清确应改革，但只能是旧体制的完善，翁同龢在康有为的鼓动下“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则是废我军机，另起炉灶。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康的傀儡。恭亲王最后强调，翁同龢“居心叵测，并及怙权”，若不对其防制，一旦与康联手，祸及大清。这话虽只对慈禧和光绪说，但在当时算不得机密，作为当红的军机大臣，翁同龢不会不知道。可见，翁同龢被罢官，虽然有政敌的报复及自身的失误，但根本原因是慈禧与光绪为了大清利益作出的抉择！此前，甲午战败，光绪对翁同龢已有了不同看法。光绪涕泗交流下了罪己诏，翁同龢也拟了折子请求处分，心情异常沉痛：“臣于敌势军情焉不谀，遂使全权之使再出，而和议于是遂成。”并自认“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甲午海战日本司令官伊东佑亨说，大清所以败，不是某一人的罪过，而是墨守成规的结果。光绪在开缺老师后“涕泪千行，竟日不食”，也明白委屈了师傅。然而，翁同龢终究成了帝国失败的替罪羊，上谕口气毫无情面：“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话说回来，开罪天子，能有如此结局也算不错了。全家甚至全族被屠的案例，俯拾皆是，商鞅和方孝孺都是。同样悲惨但却更加耐人寻味的帝师遭遇，则是张居正。
万历10年6月20夜，北京大明相府哭声震天。张居正死了。
朝野流传，“在其位谋其政，为官当学张居正”。张居正想不到，自己刚死不足月余，就成了言官口中的巨奸，“擅专独断，专横跋扈”。从股肱之臣到“社稷毒瘤”，变化的突然让人咋舌。
谁不知道，从万历元年始，张居正新政经万历帝下令实施，对巩固大明朝廷立下头功！然而，万历11年3月，同样是万历帝，下令追夺张居正一切荣衔，家产全部抄光，子孙被关在屋子里饿死十几个，惨状朝野惊悸！万历12年8月，万历下诏宣布张居正罪状，其活着的子弟统统发配边疆。
时光倒流，因果不难寻觅。万历登基后，张居正感觉时机到来，改变积弊以延续国祚，在他看来是天授之命。为此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实施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二是培养接班人，这两件事既让他名冠天下，也为明日埋下了祸根：
前者，撼动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导致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张居正一直处在群起而攻之的态势中；
后者中的“接班人”就是万历。张居正将政治理想寄予万历，亲自编写教材给他。但除了爱，更多的是严厉，其最常强调的一句话是，你是皇上，一言一行都要有帝王风范，切不可自降于凡人。按理严师出高徒，但张居正忽略了，他教的不仅是一个学生，更是九五至尊，授课时是先生，更多时候你是臣子。严格的管束，使万历对他从尊敬到畏惧，近乎野蛮的强硬，更是伤了小皇帝的心，慢慢又从敬畏转变为怨恨。
两股仇恨交织，张居正在劫难逃。万历12年，明神宗朱翊钧终于逃出老师给他的心理阴影，用实际行动交了一份答卷：这就叫说一不二的帝王风范。
我们不妨再深入思考一层：正值可以有番作为的年轻皇帝，要想掌握充足的话语权，必须走出张居正的阴影---任何一个政策的推出都是承上启下的，在别人看来都会是张居正的功劳。只有把张搞臭，聚光灯才会重回万历身上。反张派的嚣张声势、张居正的私德不堪，其实，无非是万历的借口。
清人说，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明只一相，张居正。尽管张居正对大明有再造之功，然而，用自家几十口人的生命来交换，这样的代价不是沉重，而是根本划不来。张居正如果真能看透，当初李太后让小万历去读《霍光传》时，他就应该能预判到自己的明天！
也有人说，如果张居正身为清官，万历就算想倒张，也没有借口了，那么，张居正必将成为史上最成功的帝师。
清官就一定会善始善终？未必。比如下面这位蒋介石的御用文胆。
1927年是陈布雷生命的分界线。此前，三十几岁的陈布雷已誉满报界，被称为“如椽巨笔，横扫千军”。此后他开始追随蒋介石，号称领袖“文胆”，更是实际的国民党军机大臣。蒋介石对他向来尊重，进言多有采纳。抗战时期，陈布雷起草的文告传颂一时，蒋介石那篇“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民众皆有守卫国土之责”的著名演讲，就出自陈布雷。
然而，为蒋捉刀的二十多年，一种隐痛一直折磨着陈布雷。
1937年，为写《西安半月记》，陈布雷不知戳断多少毛笔，心情烦躁到无以复加。
1948年10月下旬的一天，陈布雷精神颓丧，头发蓬乱，形容枯槁，语音低微，哀叹着对儿子说：“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总体战》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
笔在他的手中，说的却不是自己想说的话，他无一日不想着退出，但终于退不出。这当中，包含着他对蒋的知遇之恩的感激，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他身上有浓重的“士为知己者死”观念，正如他在写给王芸生的信中说，“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
1948年，在感叹“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之后，结局向他大踏步走来。
1948年11月2日，陈布雷建议国共之间应停止战斗，和平谈判，被蒋介石在党部会议上严斥。陈布雷回来后紧锁眉头，一根接一根猛抽烟，来回踱步，长嘘短叹。
此时的蒋介石，对经济形势不满，对军事形势不满，对外交不满，对陈布雷的宣传工作也极为不满。
此前，因推荐翁文灏任行政院长而随后发生金圆券垮台，国民党经济体系整体崩溃，作为举荐人，陈布雷的心理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1948年11月12日，深夜，陈布雷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15日，陈布雷遗体在南京大殓，殡仪馆中央，高悬蒋介石亲书匾额“当代完人”。
陈布雷一生清正廉洁，生活极其简单。1947年，国民党强迫民众把真金白银换成金圆券，他和夫人把仅有的一公斤金银全部兑换，不久就成了一堆只能买几斤面粉的废纸。陈布雷死后，连这样的金圆券，身边也仅有700元。
然而，人品与人格是两个概念。著名报人王芸生评价陈布雷：“他的‘忠’，并非‘忠’于国家，更非‘忠’于人民，也非‘忠’于他的党，而是‘忠’于蒋介石一个人，这样的‘忠’是‘妾妇之忠’。”“士为知己者死”，59岁的陈布雷自觉油尽灯枯，对恩主再无用途，欲退隐而不得，更不便尸位素餐，只好一死了之。刻薄一点说，这岂非就是“愚忠”？
公元前208年，秦始皇的爱卿、大秦帝国的“法制奠基者”、丞相李斯被判腰斩。在奔赴刑场的路上，73岁的李斯，回头对同判死刑的二儿子李由说：“我真想，和你再牵着咱们家的大黄狗，去上蔡东门外追野兔。但是，还能吗？”贵为“帝师”，究竟是一种“高大上”的风光生涯，还是所谓“伴君如伴虎”的江湖险路？读完本文，答案显而易见。
所幸，人类历史上还有两个大师云集的时代——轴心时代和启蒙时代。这两个时代，群星闪耀，思想涌现，中国诸子百家，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三大宗教都诞生于轴心时代。孟德斯鸠、康德、卢梭、伏尔泰等思想家开启了启蒙时代。然而，我们又不大可能去阅读这两个时代每一位思想家的原著。为此，先知书店诚意推荐英国著名学者凯伦·阿姆斯特朗的《轴心时代》和美国史学巨匠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三卷本）——两本书告诉我们这两个时代最伟大的头脑都在思考什么？怎样思考？这些思考对今天我们有哪些价值？
阿姆斯特朗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为我们重现轴心时代的伟大历史。秘鲁前总统加西亚·佩雷斯评价这本书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阅读的佳作。盖伊的《启蒙时代》全面涵盖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行动。邓晓芒教授评价它“进入了历史记忆的深处，感受启蒙思想融入我们的血液”。识别下图二维码，直抵“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500年”，汲取真正的大师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