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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对欧洲历史的四大误解

千字君 李强好书伴读 2019-10-30


国人对欧洲历史的四大误解
文:千字君 编:先知书店店长李强

以前的很多误解,是因为坐井观天;现在,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背上这口井。


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覆灭、文艺复兴开始,这一段历史对应着“中国辉煌灿烂的古文明”,被称为欧洲的“中世纪”,也曾被普遍称为“黑暗1000年”。


受意大利“人文主义之父”彼得拉克影响,长期以来,很多人对这一时期的印象都是“黑暗时代”:封建割据带来频繁战争,经济文化停滞不前、政教合一、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然而,这些印象有几分是可靠的呢?

 中世纪战乱频仍,经济文化停滞不前


首先,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其战争规模、人口损失、对经济社会的破坏程度,都无法与同时期的中国相比。当然,这与人口基数有很大关系。但即使单从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的比例来看,欧洲也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


究其原因,当时的战争主要由封建领主发起,骑士和雇佣兵是主力,很难形成全国性规模。即是说,基本上是贵族之间的争端,很少波及百姓。


事实上,欧洲中世纪早中期,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和商业、手工业的发展,经济和人口都在持续增长,自由市场带来了城市的极大繁荣。

水城威尼斯,始建于5世纪


当时有法律规定:农奴只要逃到自由城邦住满一年,即可获得自由人的身份。可见在中世纪欧洲,商业文明就已经开始促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换。对此,19世纪以来的诸多史料和考古研究,都给出了有力的证明。


造成中世纪欧洲人口锐减、经济停滞的最大原因,在于瘟疫和饥荒。14世纪初,欧洲人口达到顶峰,耕地不堪重负,加上数年气候异常,1315~1322年间,欧洲爆发了史上最大的饥荒,造成至少十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亡。


1347年底,黑死病随着归来的十字军从意大利南部登陆,大瘟疫七年之内席卷欧洲,造成2500万人死亡,占欧洲总人口三分之一。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就描述了这末日般的恐怖景象。

关于十字军和宗教裁判所


中世纪教会最臭名昭著的两大劣迹,莫过于十字军和宗教裁判所。


公正地说,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对基督教世界的战争几乎都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圣城耶路撒冷和伊比利亚半岛都曾被阿拉伯人据为己有。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世界采取自卫完全理所应当。


1096~1291近两百年间,在罗马教廷的准许甚至号召下,欧洲的封建领主、底层骑士、无业游民,对地中海东岸前后共发动了8次战争,史称“十字军东征”。


但是,“为了夺回被异教徒侵占的土地和人口,东征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这样的理由虽然漂亮,却不能称为残害无辜、抢劫私产的借口。战事一起,战争双方就不怎么顾忌文明法则的限制了。

君士坦丁堡,又名伊斯坦布尔(意为“这就是城市”)

十字军的矛头起初的确是指向阿拉伯侵略者,但是后来高尚的宗教口号逐渐成为无差别滥杀和掠夺的遮羞布,例如,第四次东征针对不是异教徒,而是自己的弟兄东罗马帝国。


至于教廷设立的宗教法庭,初衷的确是为了制止滥杀无辜。在黑死病流行的年代,数以万计的“女巫”和犹太人被杀害,因为他们被认为就是疾病蔓延的罪魁祸首。但是,由于宗教裁判所权力的膨胀,该机构时常沦为教会钳制思想、言论的工具。


由此也可以看出:政教分离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它消除了宗教的暴力,让信仰更加纯粹——哪怕认定别的教派是异端、邪教,也无法利用国家暴力实施压迫。

中世纪欧洲实行政教合一的体制


伽利略在宗教裁判所接受审判


十字军与宗教裁判所,真的能够说明当时欧洲是政教合一吗?事实上,早期的罗马帝国一向主张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万神殿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但基督教因为坚持其他所有宗教都是淫邪,绝不宽容,于是基督教遭禁。这个时期的基督教连合法性都不曾获得,何来政教合一呢?

直到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颁布《米兰赦令》(313年)后,基督教正式获得合法地位。君士坦丁不仅信仰基督,并且将基督教列为国教。罗马帝国分裂之后,东罗马帝国继承了大一统和政教合一体制。


而西欧的分裂则带来另一番景象,这是下文重点论述的内容。

封建割据导致频繁战争


“封建”一词的本意是“分封建制”,指中央王朝把王畿之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向中央称臣纳贡,且在自己封地内有相当的自主权。符合这一定义的,如欧洲的中世纪、中国的西周。

9世纪欧洲的封建割据,使分权制衡成为可能


5世纪末,在日耳曼人打击之下,西罗马帝国走向崩溃,此后西欧再也无法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

以法兰克王朝为例:日耳曼蛮族建立了国家,却无力延续罗马法的效用,不得不倚仗罗马教会来治理国家;没有稳固的长子继承制,国王死后由众子平分土地,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合并的反复状态;国王把领土分封给大领主,大领主再把土地分封给小领主,于是国王只对大领主有管辖权,对小领主无权干涉(即“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国王的世俗统治必须得到道德和智力权威——教会的认可;国王、诸侯之间,形成了经济和暴力平衡,而王权、诸侯和教会三者之间又形成了微妙的分权制衡——三者都无法一家独大,地方自治成为可能;中央政权无法对封建领主实现过多的干涉,契约精神、私产制度和自由市场逐步壮大。


这种政治格局下,国民由此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尤其是财产权和经济自由)。以女性的财产自由为例,为了鼓励单身、富有的女性(尤其是富有的寡妇)向教会捐赠财产,教会曾极力主张并以法律保护女性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女性由此“顺便”获得了婚姻自由、经济独立。

1215年《大宪章》: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王在法下”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诸侯面对暴虐国王时敢于捍卫自己的权益,这带来了全新的国家理念。英国贵族有足够的经济、军事实力,逼迫英王约翰在《大宪章》上盖下自己的印章。


由此,“以限政契约保障私有财产、国民自由”的新的国家形式得以产生,“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人人平等”的限政伦理,取代了“暴力最强者为王”的丛林逻辑——这直接催生了以洛克《政府论》为代表的现代国家理念。

政教分立的格局,则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带来契机。1518年8月7日,路德接到罗马传票,要他在60天内到罗马出庭,回应异端和抗命的控告。路德所在的萨克森领主腓特烈政治实力丰厚、信仰真诚,他竭尽全力为路德申辩。在腓特烈的斡旋下,路德与教皇的特使达成停火协议:路德不再发表辩论和文章,如果他的对手也如此的话。


另外,印刷术的普及,使路德的小册子迅速传遍欧洲——在他被送上火刑台之前。基督新教由此产生,“因信称义”破除了教廷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信仰自由得以实现。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先驱


长期以来,很多人对中世纪的印象都是“黑暗时代”:封建割据,战争频繁,经济文化停滞、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然而,这些印象有几分是可靠的呢?


近些年,一些颠倒、漠视人类个体尊严的史观大行其道,欧洲史尤其如此。这既影响了我们了解历史真相,也成了我们透过历史定位中国的认知瓶颈。为此李强好书伴读为大家追寻到一部欧洲必读史《企鹅欧洲史》。更是一套被誉为“迄今最好看的欧洲通史”。


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到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直到今天4000多年西方文明的精髓被尽收其中。它将欧洲近四千年形成、兴起、衰落、变革、分裂、融合,化成一段完整而详细的历史进程。史学作家劳伦斯·里斯:一百年后还会有人读的史学著作不多,这很可能是其中一部


这套书每一个主题,都由该领域的宗师级史学家执笔。他们分别任教于牛津、剑桥、谢菲尔德、普林斯顿大学等知名学府,其中多位还具有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的身份。出版方更是全球最著名的图书出版公司之一“企鹅兰登”,在读书人眼中,“兰登”就是“高品质”的代名词。《企鹅欧洲史》,是企鹅兰登的镇社之宝 在国内,本书上市不到1个月,销量2万册。堪称权威史书的现象级销量识别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注:目前中文世界只翻译完成1—3卷,5—8卷;第4卷和第9卷还未译出,预计2021年出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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