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之踵：君主立宪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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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之踵：君主立宪之殇

文：那兰编：Kuange、李强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软禁了光绪皇帝，废除了实施不久的“新政”，大肆抓捕维新党人，史称“戊戌政变”。

7天后，六位维新志士被推上刑场。人们引颈以望，等待一场砍头大戏的上演。

当六辆囚车混杂着锁链的碰撞声隆隆驶来时，人群沸腾了。他们一面咒骂“乱臣贼子”，一面将手里的烂菜叶、臭鸡蛋丢向囚车。

囚车最终在监斩台前停下，一名囚犯昂首走下囚车，他质问监斩官：“革新变法有何罪过？为何不审而斩？”

监斩官却一声大喝：“尔等乱臣贼子，还用辩解吗？死有余辜！”然后用力投去杀头的令箭，刽子手们持刀急忙上前……

这六位志士人头落地时，耳边最后响起的是围观者的一片叫好声。

“戊戌六君子”的这个结局让人十分唏嘘，他们所图之事本是利民，却得不到普通民众的理解和尊重。

对此，后人嘲之以“民智未开”，进而延伸为国民性的溃烂，官方更是以维新派“脱离人民群众”轻飘飘地盖棺定论。

这种看法，将维新派与当时的民众放在了进步与落后，前卫与守旧，民粹与民主的对立面上，但是维新党人就一定是进步的代表吗？

康有为的“教主梦”

过去很长时间，后人都以为康有为等人是提倡西方体制的进步文人。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著述不予余力地肯定西式君主立宪政体，强调对君权的约束，让人们误以为戊戌变法的目标是君主立宪。

然而近年来，学者们翻阅清廷的原始档案时却发现，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给光绪帝的奏章中，只字未提限制君权。而他倡议成立的所谓咨议局，不过是另一个军机处，只是皇帝的顾问班子，与西方的议会有着天壤之别。康有为甚至旗帜鲜明地反对开设议院。

那么，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高举“西学”大旗发动变法，为何却排斥西方政治制度中最基本的“立宪”与“议会”？

因为所谓的“维新”，和过去的洋务运动一样，不过是又一场“新瓶装旧酒”的闹剧，康有和他所鄙夷的民众一样，都是“智未开”者。

著名学者茅海建老师指出，康有为思想中形似西方民主的东西，与其说是从西方学来的，不如说他自己的“中国式幻想”。在他的理论中，西方民主不过其“大同三世说”的注脚。

“大同三世”简单来说就是：人类的历史，按照“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交替发展。所谓据乱世，多君世，尚无文明；所谓升平世，一君世，小康之道，行礼运，削臣权；所谓太平世，民主世，大同之道，行仁运，削君权。

需注意的是，仅就字面意义来看，有人会以为康有为的“太平民主”，与西式民主是平行的“殊途同归”。这就大大低估了康有为的雄心，因为康有为最终的目标是，消亡国家，实现世界大同。

据梁启超回忆，康有为曾对学生们述说自己的政治抱负：“地球数千年来，凡二大变，一为春秋时，一为今时，皆人才蔚起，创制立教。”

教主人选是谁，不言而喻。

除了“大同三世说”，康有为的“教主梦”在他的心态上也表现得很明显。

羽戈老师在《激进之踵》一书中指出，康有为是一个非常相信命运的人，他曾历经“十一难而不死”。由此，他将自己的存在看作是“神迹”和“天命”。

羽戈老师将康有为这种“天命所归”的心态用一句话形容为：“天生康有为，专为救中国，康圣人不死，中国不亡，大道未绝。”

由此可见，康有为并不满足于传播现代西学的观念，或者说他提倡变法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中国带来现代文明，他想要做“国士”，通过变法进入权力中心。羽戈老师将康有为形容为“造势之人”，可见一斑。

这可以解释为何康有为会将变法的希望寄托在毫无实权的光绪帝身上，还有为何他会在后期，变成一个坚定的“保皇派”，拥戴皇权复辟。

“造势之人”康有为的致命自负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曾评价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

作为站在那个时代最前沿的知识精英，康有为为何如此狂妄自大？

归根究底，还是康氏的观念和思维太过于狭隘。他是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过渡的典型人物，虽有心学习西方，然而传统的专制思想和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却严重阻碍了他的视野。

在传统专制思想的框架下，所谓国家，是一家一姓的国家；而所谓政治，即辅佐君王。于是读书人终身奋斗的目标，就成了出将入相，做帝师。

康梁二人与光绪帝合照，后经证实为伪造

而另一方面，又由于“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未除，康有为这样的“知识精英”，不但身未出国门，心也未出国门。他们无法正视西方文明，真正了解世界大势。于是，才只好从上古经传中发掘“微言大义”，穿凿附会，比附西学！

可以说，像康有为一样的晚清知识分子，“看世界”的眼睛背后，是“守旧”的视神经；进步书生的面皮下，是帝师的根骨。

在狭隘、落后的观念引导下，康有为一步步失措，走向激进。羽戈老师借用梁启超的话评价康有为：“他渐渐沦为历史的反作用力，他的不死，其实阻碍了历史，要是死了，反而可能会助推历史。”

激进之踵

时至今日，戊戌变法已经过去了120多年，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早已作古，但是他们的思考和质疑并没有随着时光逝去而褪色。

羽戈老师说：“中与西之争、旧与新之争、渐进与激进之争、文化与制度之争等等，这些120年前的老问题，怎么困惑先人，便怎么困惑我们。”

那么，“老问题”如何与“新时代”对接？反思戊戌变法，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先知书店诚意推荐羽戈老师的《激进之踵》。这本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读戊戌变法的几位重要人物，理解他们的观念转向和错位。羽戈老师指出，这本书意在表达“人与时代”的关系，更好的“知人”，才能更清晰地“识史”。识图扫码，一键收藏。（还可在“规格”中选购更多解读中国近代史的深度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