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一旦变为现实，信任支柱便被抽离

谎言一旦变为现实

信任支柱便被抽离

文：网摘 编辑：Kuange、李强

英语中有个词叫做“white lie”，谎言即为白色，自然充满了温情和善意。慈眉善目的圣诞老人扛着一大堆礼物限时专送，仁心仁术的医生隐瞒绝症患者的病情，老和尚告诫小和尚山下的女人是老虎，莫不是此类白色谎言的代表。

当“white lie”上升到国家的层面，为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那就有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名唤“noble lie”，谎言竟然都可以是高贵的，那是因为它不仅立意高远，而且大爱无疆。

有时候，“忽悠”确实是可以成为“护佑”的。
　　
相比“高贵的谎言”所具有的古典意蕴、贵气逼人，“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天然带有机械时代的冷酷无情。19世纪初，法国思想家德·特雷西批判启蒙运动时创造“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并定义为关于观念及其起源的科学。

不过现在我们不再用“科学”这样的字眼去形容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真理，而在于政治；不在于知识，而在于信念。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说，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以行动为导向的信念系统”。

换言之，意识形态的宗旨不是去探究客观事实，而恰恰就是通过再造和扭曲事实，去激发和维持群众做某些事情或不做某些事情的信念。

有趣的是，当大多数人都认定所谓“意识形态”信念系统已濒于破产的时候，捷克哲学家齐泽克却在2010年5月的上海，讲述了另一个故事：

“在欧洲，我们有长着长胡子的圣诞老人，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相信圣诞老人吗？孩子会说：不，我没那么愚蠢，我只是假装相信，从他那儿获得礼物。

如果你问父母，他们会说：当然不信，我们假装相信，是为了让孩子得到礼物——事实是，没有人相信圣诞老人，但是他却发挥作用。现在大家都在说我不再相信意识形态了，但是我的观点是，即使你不相信意识形态，它还是在起作用，而且意识形态正是在人们不相信它的情况下，才起作用。”

齐泽克的意思是，无论高贵的谎言还是冷酷的意识形态，都不必费劲维持它表面的光鲜亮丽，一个不再被人们认可或相信的意识形态，仍旧可以继续发挥政治和社会价值分配的功能，只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它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才是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在某种意义上，这样更可怕，因为它不再是少数人处心积虑地说谎，而是所有人心照不宣地共同维护那个公开的谎言。

在一个充满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国度里，正在上演的更可能是下面这个充满了温情的场景：

午后的幼儿园里，静得连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见，阿姨在小床边巡视，孩子们假装发出沉沉入睡的呼吸，小脑袋里想的是一个小时后冰爽可口的绿豆汤。时钟滴滴答答地走，有些孩子没心没肺倒头便睡，有些孩子装啊装啊就真的睡着了。当然，或许有更多的孩子一直在装睡，他们在起床铃响前的半小时，就时刻准备着从床上一骨碌地爬起来……
　　
这个景象如此美好，以至于我们甚至希望它可以“永劫轮回”地继续下去。一个永远都不会醒来的大梦，难道不就是现实本身吗？

但我怀疑很少有人能够一辈子——从摇篮到坟墓——都能在梦醒时分喝到绿豆汤。那些最终进入梦乡的孩子不会有心焦的悲剧，可对于始终在装睡的孩子来说，却必须时时按捺住这个让他崩盘的念头，在百爪挠心中等待被叫醒。

谎言一旦变得赤裸裸，信任支柱便被抽离。此时支撑谎言继续运转的动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谎言不再承担造梦功能，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个人继续生存在一个虚假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大伙儿集体装睡。

可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

在一个社会我们要选择继续生活在谎言里，还是决定生活在真实中？在一个普遍不正义的社会里，我为什么要做一个正义的人？这是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曾发问：“如果谎言对一个人有利，为什么还要说真话。”我们无法向他一样倾其一生搜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至少可以从内省和自我反思中，一步步唤醒自己。

周濂老师说：“只有经历了内在变化，你才会和自己停战，才能够学会‘不自负、不迟疑、也不骄慢’地与世界媾和，小至个体，大到国家，概莫能外。”

为此先知书店诚荐著名哲学学者周濂老师的《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这本书是周濂老师十年以来思想和情感变化的记录，他试图通过回溯这些点滴，给读者提供内省的视角。

周濂老师以敏锐的洞察，生花的妙笔，通过对公正、民主、自由、道德、幸福等问题的哲学思考，把深邃的哲学拉回到粗糙的地面。这本书上市后销量五十万册。刘苏里评价本书说：周镰以专业这把快刀，辅以对现实问题的敏锐洞察。每每出手，必着痛处。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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