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11日，面对盟国倒戈、军队哗变、国王流亡的窘境，内外交困的德国宣布投降。1/10的世界人口卷入战争，1500万人丧生——对于“从未见识过大规模坑杀”的欧洲人而言，这的确是“万万不可想象的惨烈场面”。更匪夷所思的是，一战爆发前的人们根本不相信，欧洲会发生什么大规模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一百年了。然而，与这场战争对人类历史、对中国的影响相比，我们的反思还远远不够。在世界格局出现新的变数的今天，反思或许才刚刚开始。2014年，《经济学人》发布专栏文章：当前这个时代，和“一战”前惊人地相似。一战前世界文明的中心是英国，它以《大宪章》、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塑造了一套现代政治秩序，是海洋商业文明的象征。在英国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下，世界进入了较为和平的几十年，经济蓬勃发展，电话，蒸汽船，火车等新技术应运而生。然而在当时的世界，所有后发国家想要学习的，几乎都是“德国道路”：· 德国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普法战争中打败了欧洲超级大国法国，成为落后民族崛起的榜样。· 德国以普鲁士式的集体主义为基础，以民族复兴为使命，是欧洲大陆文明的象征。· 独立之后的德国，想尽一切办法吸收全世界的先进技术，但却压制启蒙思想，试图用权力之手控制自由市场。
“德国道路”对弱国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日本和清朝，均以德国为师，伊藤博文和李鸿章，都曾被认为是本国的俾斯麦。在欧洲，德国的迅速崛起，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英国秩序挑战者”的角色。文明边缘地区的德国，向文明中心的英国发起挑战——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一再发生，在国际关系中，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从雅典和斯巴达的历史中发现了一个秘密——当一个崛起的大国挑战既有的霸主时，最终几乎都会走向战争。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19世纪末的德国人，都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典型。是韬光养晦、和平发展，还是挑战英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态度大相径庭。“铁血首相”俾斯麦认为，德国不应挑战当前秩序，应该在国际体系下发展。在他执政的三十年间，大力引进英美技术，发展工业，秘密推行产业政策，“德国制造”杀进各国市场，德国GDP超越了英国。然而当年轻气盛的威廉二世登上皇位后，就走了回头路。威廉二世迷信自己的绝对权威和实力，并以强硬的国家形象示人，四处出击挑衅。德国的强势崛起引起了欧洲的警觉，一张针对德国的包围网形成了，最终使德国陷入孤立，并一步步走向战争。历史学家、《世界文明史》作者威尔·杜兰特认为：人类文明的进退，在于两种传统的拉锯战，一种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商业个人主义传统，一种是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农业集体主义传统。因此，一战不仅是国家间的对抗，也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种传统之间的对抗。以赛亚·伯林说，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一种“发炎红肿”的状态，它的起因往往是创伤感、集体的耻辱感。德国人是第一批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一直处在西欧伟大复兴的边缘，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而言，这都是一种最具伤害性的体验。
德国人提供了最佳的例证：民族主义就像“压弯的树枝”，自尊心越受挫，报复性的反弹也就越强烈。充满幻想的热血青年们迫切希望为国出征，甚至为开战而举杯欢庆。当德国投入战争时，群众聚集在街头，表现出如痴如狂的热情，向出征的军队投掷鲜花。征兵处排起了长队，在狂欢中走向战场。
英国学者霍华德也这样评价当时的思潮：国家不再被认为是王室的“财产”，而成为那些献身于“自由”、“民族”、“革命”等抽象概念的威力巨大的工具。因此，大多数民众把国家看作是某种绝对“好”的化身，为了把国家争取到手，任何代价也不为高，任何牺牲也不为大。
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宗教已经让位于爱国主义宣传。在公立学校里，孩子们被灌输对“敌人”的仇恨，以及不惜一切打赢战争的渴望。为战争服役成为了公民的绝对义务，逃避兵役将受到万人唾骂，并送上法庭。民族主义，是暴力的思想；战争，是暴力的工具。当两种暴力结合时，一个怪胎诞生了，这就是军国主义：国家的使命就是打赢战争，全社会都要为战争不惜一切的牺牲，男人都要上战场，妇女和孩子要去参加劳动，私人财产可以随时被征用，企业要去生产武器。法国将军福煦说：“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个民族主义战争的时代。这种战争是疯狂的，因为它注定会把国家的一切资源都耗尽……也就把每一个人的私人利益与财产都当成了赌注。”
当热血青年们怀着英雄幻梦，走上憧憬中的战场上时，他们被惊呆了。在战争的第一次冲锋中，就有6万英国人在机枪扫射中倒下。消息传回英国，一所贵族女校的老师告诉学生们:“你们未来的丈夫都沤在弗莱芒的烂泥里了。”一线作战的官兵很少有人能活着走出战场，索姆河会战的5个月中，130万人丧生。凡尔登战役被称为“绞肉机”，100多万条生命被绞杀。“一战”绝非什么建功立业的英雄时代，士兵不过是炮灰和草芥。几十万人的战死，甚至都不会让战线向前推进一公里，而各国战争统帅的下一个反应则是发电报给国内，再征用几十万年轻人上来。热血没有任何价值，激昂的爱国热情到了后期只剩下恐惧和麻木。英国学者富勒这样描述战场，“生命都被当成廉价之物……世界回到了部落时代的野蛮主义境地。”这场席卷人类的巨大浩劫，在战场上并没有决出胜负，却在观念的崩溃中结束。对无数底层士兵来说，胜败的感受并不是那么深，因为“狗娘养的战争”终于结束了。但是对于狂热的爱国者来说，战败的耻辱都是卖国贼造成的。沙皇俄国没挨到战争结束就亡国了。后方的军队拒绝上战场，随后发生了兵变，沙皇被废黜，布尔什维克不承认选举失败，演变成乌托邦暴力革命——苏维埃在一战的夹缝中诞生了。接下来，奥匈、奥斯曼帝国都垮台了。德国扛到了最后，基尔港的水兵起义演变全国的大动乱，威廉二世被迫流亡海外，德意志帝国变成了共和国，一个名为阿道夫·希特勒的下士痛哭流涕。一战之前的150多年，欧洲在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中，在哲学、科学、经济、艺术等领域，都达到了在人类文明的高峰。而当战争结束时，这个当时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沦为一片废墟，四年战争造成三千多万人的死伤，毁灭了四个古老王朝。欧洲经济全面衰落，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蔓延，一百多年来欧洲全面支配全世界的时代结束了。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惨痛教训，欧洲要为他的愚蠢和残暴付出代价。整个十九世纪，西方人活在对理性主义的乐观想象中，深信人性是善良的，认为科学、技术和工业会引领人类的前进，让人类走出贫穷和愚昧。然而，这种幻觉伴随着一战被打碎了。一战证明：人性中的恶无穷无尽，当正确的观念无法普及时，科学和工业会成为杀人的工具，先进的生产力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恶。在欧洲，贵族有在战场上带头冲锋的传统。然而，一战中，贵族大规模死在战场上。伊顿公学的校园内，至今留有一块一战纪念碑，5650人参军服役，2624人伤亡。一个充满文化教养和社会担当的阶层瓦解了，世界回到了大众的时代，民粹的时代。民粹的崛起，为更大的世界灾难埋下隐患。
一战带来的贫困和动乱，导致了大量民众和知识分子接受左翼思想。乌托邦主义迅速兴起，并最终从欧洲蔓延到远东。第一阵营是自由主义的美国、英国。未受战火蹂躏的美国，迅速崛起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第二阵营是民族主义的德国，他们在二十多年后再次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并败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才宣告了民族主义在西方的彻底瓦解。第三阵营是代表乌托邦主义的苏联。一战之后，苏联开始崛起，二战之后，成为和美国争霸的超级大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乌托邦主义遭受挫折，却至今并未终结。放宽历史的视野，才能突破认知的盲区；理清历史的脉络，有助看清未来的走向。
“一战”结束已经一百年了，一战的三大产物——自由主义的美国、乌托邦主义的苏联、民族主义的纳粹德国，奠定了20世纪的历史基调，并影响至今。
一百年过去了，历史见证了纳粹的覆灭，见证了苏东的巨变。作为战争的余烬，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陆续灰飞烟灭。世界秩序似乎形成了一个以英美为中心，向外围辐射的大趋势。一百年后的今天，遭遇新的挑战的世界秩序，又将何去何从？思考如此重要的问题，既需要大量的史实，更需要正确的史观。如果只有海量史实，但却没有正确史观，难免沦为历史的“流水账”；相反，只有史观，缺乏史料，难逃政治说教嫌疑。放眼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作品，能拿捏好这个分寸的更是少之又少，丘吉尔的作品无疑属于其中的凤毛麟角。
为此，先知书店力荐“一战”亲历者，“二战”三巨头之一的丘吉尔的史学巨著《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详尽记载了丘吉尔亲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不仅是记录真实历史的作品，也是充满反思的史诗般的著作。作为亲历战争的政治家，丘吉尔比一般历史学家可查阅更机密的历史资料，以及有更丰富第一手体验。《二战回忆录》则是他获得诺奖的作品，六本未写完就已获得诺奖。还有《英语民族史》丘吉尔用了将近30年才完成。是一部不逊于诺奖的作品。撒切尔夫人曾说：“20世纪人类历史的主要灾难，欧陆国家是制造者，英语民族国家是终结者。”那么，英语民族能否向20世纪一样继续影响历史？答案就隐含在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之中。
但丘吉尔的书版本繁多，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没有翻译完整，有的翻译水平总被书友指责，有的装帧缺乏美感。先知书店诚荐今年6月，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最新修订典藏版，中山大学教授李国庆领衔翻译，忠实还原本书原貌。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赞赏小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