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熊彼德(J.A. Schumpeter)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考,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点道理。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另外,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什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各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兹将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者“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有些人认为弗里德曼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弗里德曼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时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遇到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有一次,当弗里德曼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弗里德曼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
谈起货币理论,他问:“什么是货币?为什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阿尔钦问:“什么是功用?什么是量度?我们用什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阿尔钦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长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分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生产下降。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应减少了,为什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大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什么?”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什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什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弗里德曼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抹煞了,以致什么也想不到。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他们都胸有实学,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及方法论的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有一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实在是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科学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Malthus),他的推理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海耶克及舒尔兹(T. Schultz),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这可见的见解(Idea)是首要,逻辑次之。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就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嘉素(R. Kessel)是我们行内知名的预感奇才。在1974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几个月,能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嘉素有一条座右铭:“无论一个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它总要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他又强调:“若无半点见解在手,那你就什么辩驳也赢不了。”在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哪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是非试走一下不可的。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好的预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清楚,到后来就豁然贯通。任何思考上的问题,是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的,换言之,同样的问题,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在这方面,我认识的高手都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转换角度有如下的效能。茅塞(Mental Block)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是每个人都常有的。浅而重要的发现,往往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但若将思想的角度稍为转变一下,可能就茅塞顿开。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因为过于湛深,而是因为所用的角度是难以看到浅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胜枚举。一间工厂为了生产,对邻近的物业造成污染而有所损害。历久以来,经济学者都建议政府用几种办法去压制工厂的生产,从而减少邻近物业的损失。这个老问题到了科斯的手上,他就将角度倒转了:“压制工厂生产,就等于邻近的业主对工厂有所损害,究竟要被压制的应是哪一方?”科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近十多年来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Corporate Finance)。这门学问其中的一个创始人沙尔波(W.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首次在原理上断定了资产的市价。虽然这原理是有着明显的缺点,但对一个在当时是高手云集而不可解决的重要问题,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驰名遐迩。沙尔波的“破案”出发点,就是将一条当时众所周知的曲线倒转了来划。
答案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一个角度却可能是错了。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衡量。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我们就可对答案增加信心。在思考的过程中,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难的见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尽弃。但在大要上是对了的思想,细节的补充只是时间的问题,就算是错了细节也往往无伤大雅。在这方面的思考困难,就是若完全不顾细节,我们会很难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细节,准确性就高得多了。思想一集中,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重视细节,这是一般的习惯。因此,善于思考的人会时不时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推理时可用例子,也可用符号;有些人两样都不用,只是照事论事,随意加点假设,就算是推理。后者是茶余饭后不经心的辩论,算不上是认真的思考。数学是以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语言;严格来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符号。画面是没有符号的,但也是表达的一种方式。用大量的字来表达画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证实抽象思想的正确性,数学就大有用途,因为它是最严谨的语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却是要将抽象现实化。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现实,因此较容易记;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远胜用符号了。少用数学而善于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应手;而有些学者只是用符号或少用例子的,但有重要发现的却是少见。中国人天份之高举世知名,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较弱了。这一点我实在不明白。以我之见,韩非子还算过得去,但孟子及孙中山所用的例子就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他们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难了解的。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几个基本的法门,能否善用就要看个人的想象力了。现试将这些法门分列如下:以例子辅助推理,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内。通常的办法就是将例子内的枝节删去,使重点突出,务求在重点上例子与理论有平行的对比。简化例子要有胆量,也要有想像力。在经济学历史上,简化例子最有本领的是李嘉图。所以李嘉图的经济模型的广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项背。那就是说,例子简化得越厉害,复杂的理论就越容易处理。以严格的准则来衡量,没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楼阁,其非真实性与简化无关;另一类例子,却是因事实简化而变为非真实--我们称后者为“实例”。纯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为贴切,是可帮助推理的。但要有实际应用的理论,就必须有实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先从假例子人手,其后再找实例辅助;实证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这一步。经验对思考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实例知得多。
众所周知的例子不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较新奇的例子会较容易触发新奇的思想。工厂污染邻居的例子,庇古用时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启发力就减弱。科斯在同一问题上作分析,采用了牙医工具的声浪扰及邻居、大厦的阴影减少了隔邻泳池的阳光。这些比较新奇的例子,都启发了一点新的见解。这一点,中国人是特别弱的,事实不可以解释事实;太多理论就等于没有理论。将每个例子分开处理,理论及见解就变得复杂,各自成理。无意中变成了将事实解释事实。将多个不同的例子归纳为同类,加以一般化,是寻求一般性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在另一个极端,过于一般性的理论,因为没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没有解释的功能。有实用的理论是必须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之故,例子既要归纳,也要分类。分类的方法就是要撇开细节,集中在重点上不同例子之间难以共存的地方。将一个例子分开来处理,我们也应该找寻跟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证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证就要试找反证的例子了。史德拉(G. Stigler)、贝加(G. Becker)等高手,在辩论时就喜用反证。可靠的理论,是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证例子的。但若反证的是实例,理论就被推翻了。人的脑子是有着难以捉摸的机能,拼命想某事时想不到,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是常有的事。
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以前想得越深,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会就越大。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间并没有白费。将问题搁置一旁,过些时日再想,可有奇效。我的价格管制文章写了3年。公司原理写了12年,玉器市场研究了9年仍未动笔……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来起码有百多年!不是言过其实,而是搁置着等时机成熟而已。贝加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高斯有几篇等了30多年的文章:他今年74岁了,等不到是经济学上的大损失。但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科学上的思考是一门专业。跟其他专业一样,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无论问题看来是如何的深奥,好的答案往往会比想象中的浅的。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与其直接告诉人们答案,出现左耳进右耳出的尴尬局面,还不如告诉他们如何探寻、获得并验证答案,这就是有效的思考的实用价值。正如张五常老师所说,要获得有效的思考,天赋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不断学习和训练。我们能与卓越人物面对面学习的机会不多,因此,需要更多的阅读,了解他们凝结于书中的实用思考方式。为此,我们准备了一份有效思考养成的精选书单,共7本书,它们:●专业权威的作者:思维界顶尖大师,物理和哲学学界知名学者,商业媒体资深运营,理查德·保罗、尼尔·布朗、殷海光凝结多年研究心血;●极佳的口碑:激发各知识领域大咖创作灵感,巴菲特、芒格、韦尔奇等一致采用的思维策略;●经久不衰的影响力:翻译为十几种语言,多次再版,长期占据多国畅销排行榜首。扫描下图二维码,一键收藏,进阶学习有效思考方式,成为思维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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